在我的观念中，孟子是一个非常可爱且有点固执的老头儿，他锋芒毕露，有自己严格的、坚定的立场，有非常强烈的自我操守，这在今天看来是很难得的！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不断地迷失自己，而孟子却在不断地提醒我们回归本心。孟子在《孟子·告子上》中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不行仁义者，不由路，不求心者也，可哀悯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这是《孟子》中非常经典的话语，语意也比较直接、清楚。在孟子看来，仁，就是人的心，义，就是人要走的路。放弃了正路而不走，丧失了善心而不去找，都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啊！所以，孟子说，人这种动物，有时候很奇怪，有鸡或者狗走失了的时候，肯定会想去找回来（就像今天的我们，如果手机丢了，那可是一定要找回来的，否则就会寝食难安）；而善心丧失了的时候，竟然不知道去寻找回来。因此，在孟子看来，学问之道其实很简单，就是把那丢失掉了的善心找回来而已。如前文所说，中国哲学的真精神就是成就自己，那么，回归本心毫无疑问也是极为关键的一步。孟子的理论对于中国哲学精神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既然每个人的内心都可以自我完满，那在这一点上，圣人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是孟子给每个人的精神生命所提供的巨大的空间——无论是平等的意识还是自由的意识，在这里都可以非常清楚地被感受，这也是孟子在他的那个时代非常难能可贵的发现。由此，孟子也非常直接地肯定了民（人民、普通人）的价值。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

孟子认为，在整个社会结构中，老百姓是最重要的，社稷之神次于百姓，君主的地位相比较来说就要轻了。所以得到许多老百姓的拥护才能做天子，得到天子的信任才能做诸侯，得到诸侯的信任才能做大夫。诸侯危害了社稷之神，那就改立诸侯。祭祀用的牲畜是肥壮的，谷物是清洁的，又是按时祭祀的，然而还是干旱水涝，那就改立社稷之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啻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口号，尤其是在孟子所处的那个时代。毕竟就算是约1700年之后的明太祖朱元璋，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也极为震怒。当然，《孟子》中让朱元璋震怒的话，不止于此，比如“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根据《明史》的记载，孟子的言说，让朱元璋感觉到非常不舒服。

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明史·钱唐传》）

按照全祖望的说法，朱元璋读《孟子》，勃然大怒，然后说：“要是这老小子今天还活着，看他怎么逃过惩罚？”[（上读《孟子》，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时将丁祭，遂命罢配享。（《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由此，他把孟子赶出了孔庙，甚至编撰了《孟子节文》。所谓节文，大概就是把《孟子》书中那些“不太适合的”话语删除。这个工作主要是由翰林学士刘三吾领衔完成的，他对此事有非常明确的说明。

又《孟子》一书，中间词气之间，抑扬太过者八十五条，其余一百七十余条，悉颁之中外校官，俾读是书者，知所本旨。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壹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则高不至于抗，卑不至于谄矣。（《＜孟子节文＞题辞》）

因为朱元璋对于孟子的言论感到不满，所以产生了对于《孟子》文本进行删改的行为，这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当然，对于朱元璋来说，这样做的结果是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干净”的《孟子》版本，因为在他的时代要让《孟子》完全消失，已然是不可能的了。可是，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很少有人能够知道《孟子节文》的全貌，而《孟子》依旧流传甚广。这说明在时间的长河中，历史自会做出公允的选择。

回到“民贵君轻”来说，这个观念无论如何都是值得重视的。虽然在中国传统中也有“民惟邦本”（《尚书·五子之歌》）这样的观念，但是毕竟还是比较口号式的说法。在《孟子》中，“民贵君轻”确实得到了自觉的重视。虽然这不一定是一种民主的观念，毕竟它和现代民主的立场是不同的，但是这种对民的重视和认同的观念，在早期中国哲学史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如前文所言，我们强调的是个体的自我成就，自我成就只有落实在民（大众）的意义上，才真正具有哲学的立场和价值。这是孟子带给我们的开阔的精神境界，而非一种限制性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