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有兴趣去读一读《孟子》，就需要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即孟子和齐宣王的关系。孟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见过很多诸侯王，比如，《孟子》的第一章写的是见梁惠王。在战国时期，梁惠王还是非常重要的，梁惠王就是魏惠王，战国始于三家分晋。战国初期最强大的就是魏国，魏文侯、魏武侯两代君王的奋发努力，使得魏在战国初期成为最有影响力的诸侯国。而魏惠王则是魏国由盛转衰的开始，这也影响到整个战国局势的改变，即秦不断东扩，最终统一。如果对战国时期历史感兴趣，你就会发现，很多当时的著名人物，比如孟子、庄子、杨朱、惠施等，都跟梁惠王有关系。这充分说明，此人在这个时期具有重要意义（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孟子见过梁惠王，他与梁惠王的这段话在《孟子》的开篇：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

战国是一个极为功利化的时代，这主要跟战国之际诸侯国之间不断兼并的事实密切相关，追求利益是战国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所以，当孟子去见梁惠王的时候，梁惠王的第一反应就是：老先生您那么大老远到我们国家来，应该能给我们国家带来什么好处吧？在当时的背景之下，这是极为自然的提问方式。可是孟子对此断然否定：“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因为孟子关心的是道德的立场，而非现实的、眼前的利益，对于孟子来说，这是需要严辩清楚的。以义为先，还是以利为先，这是一个价值立场的问题，所以，孟子对于梁惠王的说法，非常不满意。孟子也见过梁惠王的儿子梁襄王，对他的评价颇为一般：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孟子·梁惠王上》）

这段话非常有趣。如果说，对于梁惠王，孟子不满意的是他首要关注的点在于利益而非仁义的话，那么，对于他的儿子梁襄王，孟子几乎是全面否定的。孟子拜见了梁襄王，退出来后跟别人说，这个梁襄王，从远处看就不像个国君，走到跟前看也看不出他的威严所在。

但孟子对齐宣王的态度可不是如此，他对齐宣王谆谆教诲，极具耐心，《孟子》中对此有非常精彩的记述。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

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

…………

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跟齐宣王在一起，教之以仁义道德，对于齐宣王来说，这些也并不是他感兴趣的，所以，他对孟子教诲的回应方式也颇为有趣。他承认孟子说的有道理，但是，他也很直白地说，“寡人有疾”，意思是：老先生您讲的都对，但是，我有病怎么办？我好勇、好货、好色，该怎么办呢？齐宣王的问题，比前面梁惠王的要严重多了。梁惠王无非在意孟子能带给他什么好处，而齐宣王则是要解决好勇、好货、好色三大毛病，而针对这些问题，孟子非但没有勃然大怒，反倒循循善诱。他告诉齐宣王说：这些毛病都没有问题，只要把你的喜好之心扩充出去，不是自己一个人喜好，而是让天底下的人都有所喜好，就是大好事一桩！

可见孟子对于齐宣王可谓是充满仁慈，总是以道德的价值来启发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在孟子眼中，齐宣王不是一般的人物，孟子第一次见齐宣王的时候，齐宣王所问的问题跟梁惠王完全不一样：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孟子·梁惠王上》）

齐宣王第一次见到孟子的时候，问的可是“齐桓、晋文之事”，什么意思？齐桓就是齐桓公，晋文就是晋文公，他们是谁？是春秋五霸。这说明什么？说明年轻的齐宣王有着远大的理想，他想要称霸，再次实现霸业。当然，孟子主张的是以仁义为基础的王道，而不是以武力为支撑的霸道，但是，齐宣王这么问，表明他也非等闲之辈。这也是让孟子感到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梁惠王只是关心眼前的、短暂的利益，而齐宣王却胸有大志。当然，这个目标跟孟子的目标是不一致的，所以，孟子很直接地拒绝了齐宣王，并且宣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这是对齐宣王目标的否定，但不是对齐宣王这个人的否定，孟子希望借此把齐宣王引导到王道上去，在他看来，齐宣王实际上就是可以实现王道的那个王者。而王者必须是有仁爱之心的，在孟子看来，齐宣王必然是符合的，孟子用“以羊易牛”的经典故事来说明这一点。

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举的例子是说：有一次齐宣王在朝堂上，看见仆人牵着一头牛，他感觉到牛在颤抖，于心不忍，就问仆人，这头牛是要干吗用的。仆人说要把牛杀了衅钟（礼仪的一种，用牛血涂在钟上进行祭祀）。齐宣王觉得这头牛太可怜了，没有犯什么错，却要被无辜杀掉，仆人问他是否取消这个祭祀的仪式，这在齐宣王看来也不妥，于是他就说，用羊来代替牛吧。在很多齐国的百姓看来，这件事说明齐宣王比较吝啬，因为他用比较小的羊代替了牛！这让齐宣王也觉得非常无辜，因为按照他的想法，牛是无辜的（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么羊又何尝不是呢？），所以他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并不是出于对现实利益的计较。对于这件事，孟子的解释是，这体现了齐宣王的仁爱之心。在牛和羊的选择之中，齐宣王以羊易牛的做法之所以可以理解，是因为一个人的仁爱之心其实是需要被触发的。在当时的情况下，牛触发了齐宣王的仁爱之心，而羊没有，所以，孟子说“见牛未见羊也”。由这个事情，孟子进一步推论到儒家所认为的正确处理人与禽兽（动物）关系的原则，所谓“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也就是说，当一种生命的价值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重要的是保证这种价值，维系我们的仁爱之心，所以见与不见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差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孟子主张“君子远庖厨”。这并不是男人为了不做饭而找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是说庖厨之中的杀戮行为，对于人的那些本来就很少（“几希”）的仁爱之心是一种极大的破坏，为了保存仁爱之心，必当远离这种破坏性的环境。

孟子认为齐宣王是有仁爱之心的（当然，在孟子看来，其实每个人都有仁爱之心），所以，孟子对于齐宣王还是充满着期待的，于是乎就常常教之以仁义道德。当然，对于齐宣王来说，跟孟子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内心也会比较痛苦。因为从本质上来说，这些教诲可能并非齐宣王想要的。《孟子》中有一个故事非常有趣，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的这种相处状态。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在孟子的谆谆教诲下，齐宣王也只能勉强听着、学着。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齐宣王还是一个不错的君主。有一天齐宣王忽然发现了一个可以难倒孟子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解释商汤流放夏桀、武王伐纣。这一事件如果简单概括就是汤武革命。齐宣王关注的焦点是，无论是商汤还是周武王，当时都是臣子，儒家思想既然讲的是仁义道德，那么这种臣子推翻君主的情形是否符合仁义呢？在提出问题的那一刻，齐宣王内心肯定无比欢快，因为他觉得，这下肯定可以难倒孟子了，这样自己也就不用天天挨训了！可是，孟子并没有因此感到为难，在他看来，无论是夏桀还是商纣，在某种意义上都不具备做君主的基本要求。因为对于儒家来说，成为君主有道德上的要求，既然他们已经不符合君主的要求了，那么被推翻也是极其正常的事情，就不存在弑君这么严重的问题了。一句“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很直接地表达出儒家对待这个问题的基本立场。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家的思想还是比较积极的，它并非盲目地维系君主的地位，而是强调君主应该有一个君主的样子（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正名”）。如果君主失格，那么推翻君主的“革命”自然就是名正言顺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只有齐宣王才能够帮助孟子实现他的理想，而齐宣王的理想也只有在孟子的帮助下才能实现。孟子和齐宣王之间本质上的差异，在进攻燕国的问题上得以显露，孟子也因此被迫离开齐国，因为价值立场上的明显差异决定了他们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我常常觉得，《孟子》中写得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孟子离开齐国一事。

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客不悦曰：“弟子齐宿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曰：“坐。我明语子。昔者鲁穆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穆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孟子去齐，居休。公孙丑问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曰：“非也。于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于齐，非我志也。”（《孟子·公孙丑下》）

对于孟子来说，离开齐国是无奈的选择，他内心深处还是对齐宣王抱有期待的，所以他离开齐国的时候，走得很慢，也很忧伤。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意思就是五百年会出现一个王者。可是从周代的混乱到今天已经七百多年了，那个救世的王者却还没有出现。这个人必然是要出现的，孟子对此深信不疑，甚至认为齐宣王就应该是那个王者，所以孟子和齐宣王相处的时候，都用王者之道来教育齐宣王。在这里，孟子还说了一句非常具有震撼力的话：“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在孟子看来，如果有王者出世的话，他必然不能一个人干活，必须有人能够辅佐王者，这样的人，在这个时代，只有他自己！这种气概，古今几人能有呢？在孟子身上，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一种与众不同的精神力量，这恰恰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