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中，儒家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儒家思想代表了传统中国人的基本精神价值和行为准则。如前文所言，对于中国哲学来说，也是如此。尤其是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学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从而影响了传统教育和候补文官的培养与选拔，这使得儒家的教化通过现实政治利益和政治需求而得到强化，成为整个社会价值和行为的基础。学术与政治的联姻，对于儒学和中国传统政治来说，是双方互惠的一种自然选择。由此，政治有儒家伦理规范的理论基础，而儒家则获得了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从而掌控了思想文化的主导话语权。这样的发展结果就是，当我们讨论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的时候，就不可能回避儒家思想的重要影响。同样，当我们在讨论儒家思想的时候，也绝不能离开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环境这一基本事实。

儒家/儒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基本上是不存在争议的，历史的事实毋庸置疑地表明了这一点。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尤其是近代以来，对于什么是儒却有着非常持久且复杂的争论。当然，如果我们仔细去考察一下，其实会发现古人对于儒的看法并不相同。《淮南子·要略》称“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史记·太史公自序》则说“儒者以六艺为法”；《汉书·艺文志》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儒，柔也。术士之称”。这些解释侧重的角度不同，或者从起源，或者从含义，或者从功能，但是都试图解释儒家/儒学这样一种社会现象/思想形态，基本的概念指向大体都与孔子和仁义道德密切相关。在传统社会中，这样的解释并没有太多的争论，虽然在事实上这些解释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传统不太重视对概念本身进行明确界定，而更重视在现实的日常行为中实践伦理、道德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在日常行为中坚持人伦道德、实践道德理想，就是坚持了儒家的仁义之道，也即是坚持了儒学的精神。儒家/儒学主要是通过人的具体行为方式表达出来的，而不是通过概念的诠释来呈现的。

但是，近代以来，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巨变，以及由此而来的学术思想系统的变迁，西方知识系统进入中国，并且占据了主导地位。西方思想体系与中国传统思想系统最大的差异乃在于前者是建立在逻辑论证的基础之上的，而后者则依靠经验直觉。建立在逻辑论证的基础之上，则必然要求概念清晰、论证严密；而建立在经验直觉的基础之上，则无须推理论证，只需依靠个体的直觉体悟，当下呈现。反过来，西方思想体系既然强调逻辑论证，就必须建立在清晰明确的基础之上，而对于清晰明确来说，概念本身的清晰自然是不可或缺的。当西方知识系统传入并主导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时候，一些在传统话语系统中并不那么重要的问题，就因为具体情境的改变而受到较为集中的关注。由于学术近代化的需要，也出于与西方学术对话的需要，对于传统的学术进行近代的研究（以西方知识系统来研究中国的传统）也成了新的时代下的必然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传统概念的重新审视、讨论，也成为必然。而近代学者对于“儒”的关注，也大致与这种学术转移的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于是，我们在考察近代以来的思想学术史时就会发现，儒的定义有了很多近代化的、概念化的解释。从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儒》）开始，傅斯年、钱穆、胡适、冯友兰、郭沫若等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大家们，对于儒的内涵问题都有相关诠释，尤其是胡适（《说儒》）与郭沫若（《驳说儒》）之间的论争，更是成为关于儒的讨论的**。在中国哲学史中，儒家思想有着根本性的意义，而这种根本性的意义，恰好是从孔子才真正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