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礼崩乐坏的事实，士被迫从政权结构中游离出来，这是春秋战国时代最为典型的特征，也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第一次重大转折的社会基础。士需要在一个混乱的时代生存，就要面临再就业的挑战。士再就业的事实，对于中国早期社会思想史来说，具有重要的影响。

首先，它带来的是社会阶层的流动。如果说在周代所设定的礼乐制度之下，社会基本上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那么权威的解体、士的游离，则给整个社会阶层带来了变化的可能，《管子》中有一段很直接的描述：

是故农之子常为农，朴野而不慝，（注：农人之子朴质而野，不为奸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注：农人之子，有秀异之材可为士者，即所谓生而知之、不习而成者也。故其贤足可赖也。）[6]

“农之子常为农”（同样，士之子常为士、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是在正常的礼乐制度下的安排，但是，这里也很清楚地说明，农之子中优秀的人可以成为士。这表明，阶层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农可以成为士，士自然也可以变成农。这种流动性对于士来说，自然意味着生存压力的增大，但从总体上来说，它为整个社会的自由和活力提供了重要的空间。正是因为如此，士才能在这个时代获得更多的思想和社会空间。

其次，这种变动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私学的兴起。如前所言，学在官府的状态被打破，有知识的士从政权中游离出来，对于他们来说，其再就业的直接选择就是以他们从官学系统中所习得的知识出发，通过传授自身的知识从而再就业。这就催生了中国教育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现象，私学首次进入了中国社会的舞台，并且深刻影响了中国思想传统。孔夫子在《论语》中，曾经很直接地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7]。我们通常把孔子视为中国的第一位老师，这也是就私学的意义来说的。其实对于先秦诸子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呢？从本质上来说，面对再就业的压力，诸子百家必须不断地坚持并强化自身思想的特点，才能够吸引更多的追随者，才能够在生存竞争中占得优势地位。如果以私学为中心来考察先秦诸子百家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那就是先秦诸子思想的繁荣是以私学的兴起为开端的，也是以私学的废除为尾声的。这样的事实，多少提醒我们在考察思想形态的时候，应当给予教育制度本身更多的关注，毕竟思想就是教育的产物。

最后，再就业的精神实质，就是多元思想的涌现。这种多元的思想，对于早期中国思想史来说，就是轴心时代中国思想的突破。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私学的兴起，同样也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社会性特征的形成和发展。先秦诸子出于现实生存状态的需要，其思想的基本要求是必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唯其如此，才能获得更多的现实支持和发展。于是，现实问题、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几乎成了诸子百家时期中国思想关注的焦点，这也与私学的现实存在状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礼崩乐坏导致士产生再就业需求，从而促进私学的兴盛。无论是后世诸子百家的称谓，还是九流十家的说法，都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的丰富性。中国思想由此实现了突破，并因而确立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精神价值，从而塑造了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在这个背景下被不断地塑造成型。

[1] 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267页。

[2] 司马迁：《史记》（第一册），中华书局，2020年，第148页。

[3]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栾保群、吕宗力点校，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336页。

[4] 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年，第514页。

[5] 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马一浮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页。

[6] 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第401页。

[7]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