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我们认为中国古代传统最大的特色就是对于人的重视，其根本就是对于人的生存的关注。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重大转变，也是直接由人的生存问题所激发的。士基于生存需求而展开的再就业选择，引发了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重要的变革。

如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任何人的再就业都和他自身所具有的知识和能力密切关联，知识和能力的基础决定了你可以做怎样的选择。对于当初从政权结构中游离出来的士来说，其实也是如此。那么，士所具有的知识和能力又是什么呢？这就跟士的身份特点有关系。我们前面曾经说过，士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早期政权结构中的低级贵族。贵族这一身份决定了他们是早期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员，这是他们所具有的知识和能力基础。

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中国早期的教育制度非常完备，《礼记·学记》中很清楚地概述了这种教育体制：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4]

当然，这样的教育侧重于对贵族统治人才的培养，以有利于“化民易俗”。可以说，一直到周代为止，传统的教育体制是由政府所掌控的，贵族垄断了知识，成为各级官员，有具体而又明确的分工，教育被限制在贵族的系统之内，这也就是传统所谓的王官之学。王官之学，因其事实的需要有着不同的层次。乡里（夏：校；殷：庠；周：序），为地方教育，供普通低级贵族子弟上学。在诸侯一级则称“泮宫”，而天子一级称“辟雍”。王官之学的教育以六艺为中心，培养的是贵族的六种基本政治素养，严格来说，有小学六艺和大学六艺之差异（小学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大学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其教育体系的基本特征是学在官府，王官之学官师合一。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对于士来说，再就业显然是以他们在官学系统中所习得的知识（即六艺）为基础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六艺”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意义。马一浮先生曾主张以六艺统摄中国传统学问，即“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5]。这说明，士作为早期的知识承担者，显然具有知识基础的同源性。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中国思想、中国哲学的语境之中，绝对对立、冲突的现象是很少的，大体上都有着融合的基本特征和包容的基本事实。这种包容性的特征，实际上跟知识的同源性有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