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作为“大道之源”，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基本思维方式，以及中国人对天道、人事的基本理解，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经典形态；离开《周易》的话语和思维方式，我们就很难想象出一种典型的中国哲学、中国思想的表达。从这个角度来说，《周易》是中国哲学的源头。《易经》独特的符号系统和丰富的图像表达，都可以展开更深入的哲学阐释；而《易传》中，很多内容就是哲理的表达，比如《系辞传》，这些表述也成为后来中国哲学发展的活的源头。

《周易》为中国哲学发展提供了至少三个层面的内容：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宇宙论以及一种价值观。从思维方式上来说，主要就是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观物取象对《周易》本身具有直接的意义，而在后来的中国传统中，重视生命经验以及具象思维的模式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依据。从宇宙论上来说，《周易》以阴阳为基础对天地万物的运动及其宇宙论图式的描述，对后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比如我们在周敦颐通过《太极图说》所构架的宇宙论框式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周易》所具有的深刻影响。从价值观念的角度来说，《周易》乾卦所代表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坤卦所表达的厚德载物的气度，都是中国人价值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内涵，而《易传》中所表达的伦理观念则构成了中国人生活世界的基本规范。

《周易》中的哲学观念对于今天学习中国哲学、试图领悟中国哲学智慧的人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也是成就自我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周易》所表达出来的哲学内涵极其丰富，大概包含了阴阳和合、变易通达、生生之道、忧患意识、自强不息以及厚德载物等方面，涉及宇宙、人生以及思维方式等诸层面的基本内涵。我们将围绕这几个方面，对《周易》的哲学精神略作阐发，以揭示这种哲学精神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

（一）阴阳和合

“阴阳”应该是最具典型意义的中国传统词语，无论在思想的构建上还是在实践的运用上，阴阳都起了基础性的作用。而《周易》的阴阳观念，在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对阴阳的理解中，是具有代表性的。就思想层面来说，《周易》中的阴阳观念是古人用来描述天地之道的，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他们的宇宙论基础，也是中国式思维方式的基础。《周易》中的阴阳观念，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含义，即阴阳对立、阴阳相生以及阴阳和合。

阴阳对立是阴阳观念最为粗浅的、最表层的含义，也是古人认识和判断世界的基础。阴阳是古人对两种相对的现象的描述，诸如天地、阴晴、寒暑、上下等，在古人的经验世界中，任何一种事物或者现象都有与其相对立的另一面存在，这是经验世界在古人观念中理论化、系统化的开始。换言之，阴阳观念的产生是古人判断和区别事物及现象的开始。经验世界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存在，而是可以通过观念（阴阳）来分析和把握的，这可以说是人类理性化的开始，对中国思想来说，也是其基础认识系统的确立。《周易》中“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易传·序卦传下》）的说法，就很直接地表明了古人对天地万物的一种认识和判断的形式。这种两分的模式，是《周易》的基本框架，也是中国人思维的基本结构。正是因为如此，类似“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易传·系辞传上》）的描述，成为在中国传统中最为典型的区分方式。《周易》是用来模拟天地万物的，所以，在《周易》中阴阳成了最为基本的概念，表现为阴爻和阳爻的符号形式，“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传·系辞传上》），由此，建立在阴阳观念基础上的宇宙图景（认识图式）才有可能形成。在《周易》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这种阴阳两分对立的情形，阴爻和阳爻的表现形式以及对阳的推崇和对阴的贬抑（比如以阳代表君子之道，以阴代表小人之道等）皆如是。这种阴阳对立的观念，是对二者关系认识的基础，也是所有思想建构的基础。

阴阳相生是《周易》表达的第二层意义。相生意味着作为对立观念的二者，阴阳之间并非截然区分的状态，而是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关系。在《周易》中，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整个《周易》就是建立在变化的基础之上的。而《周易》所强调的变化中，最根本的就是阴阳的变化，即太阳和月亮之间的交互转换，从而构成了昼夜的变化，于是就有了时的观念，所谓“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则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成岁焉”（《易传·系辞传下》）。如果说所有的变化，都是随着时而改变的话，即所谓“与时偕行”（《易传·文言传》），那么时的变化，则很清楚的是一种阴阳之间的转化。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易数、爻位以及卦象的角度，得到非常直观的理解。《周易》取象于天，所以易数取六和九分别代表阴和阳之数，而六和九代表老阴和老阳，皆为可变之数，即阴可以变阳、阳可以变阴，这就是对转换的一种最为直接的表达。而就爻位来说，我们知道从初爻到上爻，表达的是一个过程的实现，也是变化之意最为明显的表征。初爻意味着发展的开始阶段，是阳（或者阴）比较薄弱的阶段；而到了上爻的时候，则是发展到极盛的状态，也意味着转变必将发生（阴变为阳、阳变为阴）。《周易》中的乾坤两卦最为细致地揭示了阴或者阳发展以及变化的全过程。从卦象的角度来看，《周易》中的六十四个卦，除了乾坤两卦，都是阴阳共存的一种状态，这说明在现实中阴阳并存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易》的乾卦和坤卦并不是对一种事实状态的揭示，因为在现实中并没有纯粹的阳或者纯粹的阴。乾坤两卦实际上是对《周易》系统中基本原则（阴和阳）的确定和描述，揭示的是纯粹的阴和阳的性质及其发展状态，而其余六十二卦则是对阴阳共生变化的一种基本事实的描述，这才是真正的现实状况。这就是说，在我们的经验现实中，阴阳是一种相互并存、相互转化的状态，这种转化是随时发生的，也造就了我们生活事实的丰富性。

阴阳的和合，是对二者关系的最高揭示，也是对一种理想境界的塑造。我们通常都说“孤阴不长，独阳不生”，阴阳的共同作用，才造就了我们这个世界以及万物，所以《老子》也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就说明万物由阴阳而来，其最为理想的状态就是“和”，这可以说是宇宙法则。这种“和”就是阴阳之间的平衡、和谐状态，天地产生万物，均是以“和”来化生的，只是万物在具体的事实中，其“和”是很容易被破坏的，由此表现为各种不完善的情形。所以，对“和”的追求，实际上就是对阴阳二者之间关系的理想状态的回归，也就是阴阳的和合。在《周易》中，对阴阳的这种和合，有非常典型的说明，即“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所谓“太和”，是极为和谐的状态，是对阴阳和合协调的一种描述，就万物来说，它们都是从阴阳二气而来的，“太和”就是其最为理想的状态。在《周易》中，阴、阳都是处在消长变化之中的，因此，对这种和谐的追求，必然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中的平衡，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平衡。这一点在《周易》的六爻变化中，有非常直观的表达。所以，阴阳两分是《周易》对万物描述的一个基础，但是，对阴阳和合这种动态和谐过程的追求，则是《周易》的目标，也是对天道遵从的内在要求。

因此，从阴阳对立、阴阳相生到阴阳和合，构成了《周易》对阴阳问题的一个基本架构。阴阳对立（区分）是前提，是基础，是正确认识和把握阴阳之道（天地之道）的开始；阴阳相生（转化）是关键，是事实状态，是天地之道在万物和人类身上的具体落实；阴阳和合是原则，是目标，是对阴阳之道的最高把握。

这样的一种阴阳观念，对于我们今日的生活来说，也是可以有很多的启示的，即我们不要用“绝对对立”（非阴即阳）来看待问题，而是要用“动态的平衡”（阴阳的和合）来看待事情，可能事情的本身远远要比我们想象的丰富，我们不能因为自身的思维限制而否定了这个多元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都存在换个角度来看待世界的可能，因为世界的丰富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二）变易通达

变易，或者说变化，是《周易》的核心观念，也是《周易》哲学的集中表达。“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成其变化”（《易传·系辞传上》），这段话清晰地描述了《周易》的基本意旨以及圣人作《易》的缘由。在作者看来，《周易》是对天地万物之道的符号化、动态化的描述，用来表达变化是《周易》的基本意蕴。为什么古人需要用《周易》来特别揭示变化之理呢？“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易传·系辞传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变化就是天地之道的本质特征，《周易》是对天地之道的模仿，那必然也是对变化之道的呈现，所以，用《周易》来表达变化之道是十分自然的结果。也正是因为如此，“《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易传·系辞传下》），变化是《周易》所传递的唯一真理。

那么，《周易》是以怎样的形式来传递变化这个核心观念的呢？《周易》是通过爻和时来表达变化的，爻是基本的符号形式，时是爻所反映的本质内容。所谓的爻，如前所言，在《周易》中是最为基础的符号，整个《周易》的符号化是建立在爻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符号系统虽然简单，但是内容极为丰富，《周易》就是用三百八十四爻来呈现整个天地万物的。而就《周易》中的爻来说，其根本的意义是用来表达变化的，所谓“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易传·系辞传下》），《周易》中这种对天地万物之动的描述，都是用六爻成一卦来揭示的。所以，爻虽然只有阴阳两种，但是其含义是随着卦和爻位而变化的，处在不同的卦、不同爻位，都是对不同状态的具体描述。爻居于不同的卦，呈现出来的就是卦时的不同；爻在一个卦中处于不同的位置，就是爻时（爻位）的不同。王弼曾经做过一个精要的概括，“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从这个角度来说，爻所传递的就是时的观念，所谓“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易传·系辞传下》）。当然，在易经中，“时”仅在归妹卦的九四爻爻辞中出现过一次，即“归妹愆期，迟归有时”。这里的“时”很显然就是时间、时期的意思，但是这种通过卦爻象的表达形式所透露出来的关于时的观念，则是极为丰富的。而在易传中，对时的观念有更为频繁和集中的描述，这类描述有57处之多，这表明易传的解释非常关注时这个概念。[10]

如果说《周易》中最核心的观念是变化的话，那么其最为重要的概念应该就是时。时，首先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具体的、特定的时刻，这是面对变化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说对当下的、特定的状态的理解和把握，是面对变化的起点，也是所有行为的起点，对此时的准确判断，是人能够妥善应对变化的前提。所以，在理解《周易》的卦爻时，我们更多注重的是这个卦的具体描述（卦辞）以及某个爻的具体呈现（爻辞），这就是对当下之时的具体判断。此外，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事实，这也就是孔子所感叹的“逝者如斯夫”（《论语·子罕》）。时是一个流逝的过程，是对变化的最为直接的描述，针对这样的时，人能够做的就是准确地判断并采取符合时的行为方式。所谓“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承天而时行”“应乎天而时行”“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等说法，都非常直接地表达出了这种意义，这也是在《周易》中对时的观念所强调的重点所在，即要求人的行为能够做到随时变化。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爻是《周易》的基本骨架，时是《周易》的血肉，是其生命力所在。

通过变化，《周易》所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呢？那就是通达，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传·系辞传下》），通达就是《周易》所要追求的目标。从《周易》的产生来说，易源于占卜，而占卜的形式虽然各异，但是其功能却是一致的。所谓“卜以决疑”，就是希望通过某种具体的形式来解决在日常经验中所遭遇到的种种疑惑，从而使得自己在现实的境遇中能够通达无碍。从《周易》的语词使用来看，其对通达的强调（追求）也是非常直接的。在卦爻辞的断语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亨”字，其意即为亨通、通达，这也表明通达作为一种状态，对人的生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再比如，我们都非常喜欢的泰卦（?），实际上表达的就是通达的意思，“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天地交泰，万物通达，这不正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状态吗？最后，象征是《周易》最为基本的表达形式，而阴、阳（阴阳二气）是最为基本的一个意象，二气“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正是一种通达的象征，也是对生命所具有的勃勃生机的直接表达。由此可见，《周易》对变化的强调，是为了让人的现实生活能够达到通达的状态，这也是人对天地之道效法的结果。我们可以说，《周易》就是一种通达的智慧。

所以变化的哲学就是时的哲学，其根本的要义就在于使人的行为合乎时变，从而达到通达的目的。“夫时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辞有险易。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对，而爻亦皆变。是故用无常道，事无轨度，动静屈伸，唯变所适。故名其卦，则吉凶从其类；存其时，则动静应其用。寻名以观其吉凶，举时以观其动静，则一体之变，由斯见矣”（《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王弼的这段讨论，可以说是对时变哲学的直接揭示。其实，从我们日常的生活经验来说，应对变化、做出恰当的选择，这正是我们所迫切需要的，而变化的哲学恰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更好地满足我们的需要。

（三）生生之道

如果要对中国哲学（或者中国思想）做一番定性的话，很多人都会认为中国哲学是生命哲学，或者说，人（生命）是中国哲学话语的核心，“生的观念是中国哲学的根本观念，这一点在《周易》中有明显的表现，说明《周易》哲学代表中国哲学的精神，构成中国哲学的主干”[11]。

《周易》对生命的关注，其内容十分丰富，大概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即生命的来源、生命事实以及生命的价值。就来源而论，生命源于天地的阴阳和合。《易经》上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乾坤两卦就是天地的象征，万物就是从乾坤（阴阳）而来的，阳是生命的开始，阴则是对生命的滋养。《周易》以乾坤为首，实际上就是对整个生命序列的一种揭示以及对生命本原的重视。“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物之始生也”“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这些都是对天地万物生成序列的描述，即对生命创生的一种确认。

就《周易》的描述来说，生命源于天地，代表着天地之道，这表明从源头来说，生命是有尊严的、神圣的。就生命的事实来说，《周易》强调的是“生生”，所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易传·系辞传上》），这是对生命事实的直接描述，生命就是日新的、生生的。对“生生之谓易”，孔颖达认为“生生，不绝之辞。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前后之生，变化改易。生必有死，易主劝戒，奖人为善，故云生不云死也”（《周易正义》卷七），生死流转、万物恒生构成了对生生的最根本的描述，生的原因即在于禀之于天地的阴阳二气，二气的流转变化，就构成了生生不绝的基本事实。所以，在《周易》中，生命既是日新的（基于变化而来），又是永恒的，这就是生命的事实状态。最后，生命不仅是一种变化恒在的事实，还是一种具有价值的事实，这种价值是源于天地的，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易传·系辞传下》）。孔颖达认为，“言天地之盛德，在乎无常生，故言曰生。若不常生，则德之不大。以其常生万物，故云大德也”（《周易正义》卷八）。将天地的大德视为生，这是生命本身与天地之道的一种关联，生命本身的尊严和价值在这里得到了呈现。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周易》中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生命事实，而这就是我们所最应当重视和关注的。立足于生命，强调生生之德，这是《周易》的一种核心精神。对于我们当下来说，这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种观念。

（四）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从中国思想史中提炼出来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人文精神，可以说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活的源泉。中华民族正是在忧患意识的基础上，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从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文化也由此成为具有代表性且影响深远的文化形态。作为一种学理的概括，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徐复观先生首先使用“忧患意识”一词来概括中国早期的思想传统。徐复观在研究西周文明的精神时，提出了“忧患意识”说，他认为“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12]，忧患意识是人的精神自觉、成熟的直接表现，具体到描述中国早期思想，就是殷周变革[13]，从而在中国思想传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徐复观在考察西周文明的时候认为，与殷商相比，西周人的精神发生了重要转变：“在以信仰为中心的宗教氛围之下，人感到由信仰而得救；把一切问题的责任交给神，此时不会发生忧患意识；而此时的信心，乃是对神的信心。只有自己担当起责任时，才有忧患意识”，“在忧患意识跃动下，人的信心的根据，渐由神而转向自己本身行为的谨慎与努力。这种谨慎与努力，在周初是表现在‘敬’‘敬德’‘明德’等观念里面”[14]。也就是说，忧患意识作为一种精神价值，从殷周变革以来，在西周的文化传统中得到了非常直接的表达，也由此成了西周人文精神的重要方面。如果说后来中国文化的传统是继承自周代的话，那么，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最核心的精神价值，在中国文化中也得到了普遍的延续。

将忧患意识作为一个观念来使用，是从徐复观先生开始的，但事实上忧患意识也广泛存在于中国传统经典中。在中国传统经典中，最早将“忧患”两字连用的是《周易》。《易传》所谓“《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王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始终，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这两段描述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忧患意识是《周易》的一种核心精神，《周易》之创作就基于此；其次，忧患意识的萌发是在殷周变革之际，这种忧患意识对殷商之际的变革有非常重要的、直接的作用。所以，孔颖达在疏解《周易》的时候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者，若无忧患，何思何虑，不须营作。今既作《易》，故知有忧患也。身既患忧，须垂法以示于后，以防忧患之事，故系之以文辞，明其失得与吉凶也”（《周易正义》卷八）。殷周制度变革，小邦周之所以灭掉大邑商，其中起直接作用的因素就是“忧患意识”。如果说《周易》是一种变化之书，其所讨论的核心议题就是“变”的话，那么世界上的一切现象无不处于变化之中，为了更好地应对这种永恒的变化，随时保持警惕，以忧患意识来应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可知的变化，也是自然而然的选择。正是如此，《周易》对人的现实行为具有更为直接和永恒的指导意义，是当之无愧的“大道之源”“群经之首”。

《周易》中随处可见这种忧患意识。我们通常都说谦逊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周易》中的“谦卦”即是对此的最好描述，谦卦的卦辞曰：“谦：亨。君子有终。”孔颖达对此的疏解为：

谦者，屈躬下物，先人后己，以此待物，则所在皆通，故曰亨。而小人行谦则不能长久，惟君子有终也。然案谦卦之象，“谦”为诸行之善，是善之最极，而不言元与利、贞及吉者，元是物首也，利、贞是干正也。于人既为谦退，何可为之首也？以谦下人，何以干正于物？故不云元与利、贞也。谦必获吉，其吉可知，故不言之。况《易经》之体有吉理可知而不言吉者，即此谦卦之繇及乾之九五“利见大人”，是吉理分明，故不云“吉”也。（《周易正义》卷二）

“谦”成了人类行为的基本要求，也是君子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确保其行为善始善终的基本保证。当然，这种谦是直接源于对天命的敬，因为天命对现实生活有着根本的决定意义，人不能不敬天。由此，对个体行为的谦逊以及谨慎的强调也是自然而然的，正所谓“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雅·小旻》）。既然我们所面临的未来是不可测的，也是充满着变化的，那么随时保持谦逊的态度，也是对时变的有效适应。

（五）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可以说是《周易》对中国人现实生活影响最大的一种精神力量。这种刚健向上的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斗志，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极为成功的理想人物。

自强不息，出自《周易》对乾卦（?）卦象的解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是以六个阳爻的特殊形式呈现的，表达的就是阳这种品质的基本特性，在《周易》中是天的象征。孔颖达在解读“天行健”时明确指出，“‘天行健’者，行者运动之称，健者强壮之名，‘乾’是众健之训。今《大象》不取余健为释，偏说‘天’者，万物壮健，皆有衰怠，唯天运动日过一度，盖运转混没，未曾休息，故云‘天行健’”（《周易正义》卷一）。也就是说，虽然能够代表健之意的物象有很多，但是这些所谓的健都是有限制性的，即都存在衰怠的可能，而只有天的健是永无止息的健，这才是对健的意义的最好表达。《周易》以天道运行永无怠息的健来强化一种刚健的精神，遵循“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基本原则，“此以人事法天所行，言君子之人，用此卦象，自强勉力，不有止息”（《周易正义》卷一）。换言之，人应该效法天道，刚健向上，自强不息，这就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

自强不息本身至少包含两层意义。首先是自强。强是一种具有外向性的行为表达方式，往往是以战胜他者作为标准的；而这里所言的自强，不在于跟他人相比较，而是一种对自我的完善，是建立在自我反省意义上的强。实际上强的意象是君子效法天道而获得的，这种效法的目的自然是用来完善自己的。朱熹曾经说“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传》又自是程氏之《易》也。故学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读本爻，则自见本旨矣”（《朱子语类》卷六十七）。无论是孔子、文王、伏羲还是程颐的《易》，都只是他们自己的《易》，因为这是在他们自己的立场上成就出来的，而我们每个人去读《周易》的时候，获得的也是我们自己对《易》的理解，即易理是落实在自我身上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周易》的学习应当是“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说道理，于自家所处地位合是如何”（《朱子语类》卷六十五）。因此，从天道刚健中所体会出来的强，也只有落实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强，所谓“盖天是个至刚至阳之物，自然如此运转不息。所以如此，必有为之主宰者。这样处要人自见得，非语言所能尽”（《朱子语类》卷六十八）。

其次，这种自强是以不息为特征的，“天之性情则是一个健。健，故不息。惟健乃能不息，其理是自然如此。使天有一时息，则地须落下去，人都坠死。缘他运转周流，无一时息，故局得这地在中间。今只于地信得他是断然不息”（《朱子语类》卷六十八）。反过来说，若天之行是有止息的，那它也就不是真正的刚健。这种不息即恒久，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品质，我们说做事情要坚持不懈，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意思。《周易》中有恒卦（?），《论语》中也说“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语·子路》），这种恒的德行，在《周易》恒卦中称“恒，久也。……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恒久不息之道，也就是天地之道，是值得推崇的一种品性。

在《周易》中，古人通过对天道的观察，提炼出自强不息的精神价值。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侧重在个体对自我的完善以及对德性的一贯坚持，唯其如此，人才能够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君子（或者说人格完善的个体）。

（六）厚德载物

从俗语的流行程度和接纳程度来说，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应该是《周易》文字中最受世人广泛传诵和认可的，后来还成了清华大学的校训。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就曾在多个场合将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可见这两个词在中国传统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如果说自强不息主要是在个体自我完善的意义上来强调一种刚健不息的特质的话，那么厚德载物则不仅是对自我的要求，也是面向他者的一种行为方式的确定。

厚德载物，见于“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大象》），这是对坤卦（?）所蕴含的意象的一种分析。坤象征地，地的特点是厚而能载物。“君子用此地之厚德容载万物。言君子者，亦包公卿诸侯之等，但厚德载物，随分多少，非如至圣载物之极也”（《周易正义》卷一），按照孔颖达的意思，君子效法地道，其德性越厚，载物越多，圣人则是德性的完善，亦是载物的极致，因为德不同，这是对君子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德性要求。所以明代的林希元解释说“地势坤，言地势顺也，于此就见其厚，故君子以厚德载物，盖坤之象为地，重之又得坤焉。则是地之形势，高下相因，顿伏相仍，地势之顺，亦唯其厚耳。不厚则高下相因便倾陷了，安得如此之顺。唯其厚，故能无不持载，故君子厚德以承载天下之物。夫天下之物多矣，君子以一身任天下之责。群黎百姓，倚我以为安。鸟兽昆虫草木，亦倚我以为命。使褊心凉德，其何以济，而天下之望于我者亦孤矣”（《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一）。从这个角度来说，厚德与载物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厚德实际上就是君子对自我德性的修养和完善，孔颖达所言“随分多少”实际上指的就是修养和完善的程度的问题，那么君子的德性所指为何？诚然，我们可以宽泛地说，君子之德就是一切美好的品性，而若就坤卦来说，这种德性可能更侧重于谦、柔、顺和不争等，这是跟阴的属性和地的特点密切相关的，是对内敛、含蓄的品性的强调。载物则强调的是君子对天下道义的担当，即林希元所言的“君子以一身任天下之责”。这种责任意识和担当的精神，在中国的传统中是极为重要的，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这就是君子对天下的责任，“群黎百姓，倚我以为安。鸟兽昆虫草木，亦倚我以为命”。当然，君子想要更好地承担这种责任，前提就是要努力完善自己，让自己的德性日益深厚。由此，厚德载物的说法，既强调了君子自我德性的完善，也强调了君子对天下承载的责任。厚德是基础，载物是目的，二者的结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君子形象。

[1] 王风在《朱熹易学散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12月）一书中认为，朱熹的这个说法包含两层含义，在判定《周易》性质的同时也说明读《易》之法。详见该书第10—17页相关讨论。

[2] 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曾任香港英华书院校长，伦敦布道会传教士。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出。理雅各前后用了五十余年的时间，架起了一座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他的一生是由传教士走向汉学家的一生，他生平的活动，开始于向东方宣扬基督教义，然而却显赫于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至今虽逾百年，理雅各的译本仍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

[3] 当然，贝恩斯的英文版是从卫礼贤的德文版翻译的，其书名为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这一英文版影响巨大，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称为“在西方，无与伦比的译本”。

[4] 严灵峰编：《无求备斋易经集成》，成文出版社，1976年。

[5] 关于早期文献如《左传》《国语》等出现的筮例问题，因为跟《周易》的早期演变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学界对此有比较多的讨论，比如李镜池先生的《周易探源》、高亨先生的《周易杂论》以及尚秉和先生的《周易古筮考》等，均有所涉及，可以参考。

[6] 日本学者浅野裕一的《儒家对〈易〉的经典化》（《周易研究》， 2009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综合考察，认为《周易》的经典化开始的时间在春秋末战国初，即公元前400年左右。

[7] 胡秉虔：《汉西京博士考·序》，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8] 金身佳《武帝时代五经博士人物考》（《湘潭师范学院学报》， 1991年8月，第62—66页）一文对汉武帝时代五经博士有比较详细的考证，可以参考。

[9]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10] 黄黎星先生的《与时偕行趣时变通——〈周易〉“时”之观念析》（《周易研究》， 2004年第4期）一文，对《周易》中时的观念有比较详细的分析，可以参考。

[11] 蒙培元：《〈周易〉哲学的生命意义》，《周易研究》， 2014年第4期，第7页。

[12]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9页。

[13] 关于殷周变革，王国维先生的《殷周制度论》是这个方面研究的典范，后来此说法也成了中国早期思想研究的一个共识。

[14]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