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简单地了解一下中国古代读书人的阅读书目，就会发现，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而读书，《周易》大概都是必读书目，《周易》在传统读书人心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我们都知道，《周易》有“大道之源”“群经之首”的美称，它是如何获得这种特殊地位的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两个部分，即《周易》的经典化以及《周易》特殊地位的确定。这两个问题都和儒家经典在中国传统中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经学传统的确立是这个过程完成的最终标志，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殊性得以确立的基础。

《周易》经典化的过程，与春秋战国之际整个思想界的变革，尤其是六经（五经）的形成密切相关。从传世文献的角度来看，这个经典系统在《庄子·天下》中已经比较成熟了：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这里很明显地提到了六经的名字，以及它们各自的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说法里，六经在整个传统中是具有经典性地位的，因为它们“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涵盖了天地万物以及其间的道理，是古人生活经验的总结、生活智慧的概括。从产生的时间来看，《天下》篇的创作时间不会晚于战国晚期，《庄子》的另外一处也提到过六经的名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庄子·天运》）。也就是说，在战国时代，六经的概念已经确定，并且得到了认可。[6]

当然，《周易》被经典化以及被视为“群经之首”是先后相关的两个过程，后者大概是在两汉之际完成的，“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汉书·艺文志》）。当然，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源于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汉成帝时期，刘向、刘歆等人开始大规模整理文献典籍，不仅将《六艺略》提升至诸类典籍书目编排之首位，而且在《六艺略》中，又将《易》列于《书》《诗》《礼》《乐》《春秋》之前。也就是说，《周易》的独特地位的确立，跟刘向、刘歆父子密切相关，大概在西汉末开始，这成了一个基本结论。

如果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具有如此特殊地位的是《周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首先，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汉书·武帝纪》），儒家（尤其是六经）获得了特殊的地位，以掌握候补文官教育的形式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所谓“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史记·儒林列传》）。在这个背景下，经学正式产生，《周易》作为六经之一，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五经博士的设立，是这个制度的重要象征，“博士之官，昭于周末，而莫盛于汉之西京。初设官时，不过取通古今备顾问而已，自武帝罢黜百家，专置五经，于是博士之选严，而博士之品日益尊”[7]，五经博士自然也是包括《周易》博士在内的，据考证，汉武帝时所设立的易经博士先后为杨何、田王孙[8]。其次，《易经》原本是卜筮之书，这种占筮功能使得《易经》在汉代的思想氛围中可以广泛流传。自董仲舒以来，汉代思想以天人感应的谶纬迷信为基础，“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汉书·董仲舒传》）。这种天人感应的思维方式所指向的乃是对天意的把握，而《周易》作为占筮之书，其原本的功能就是用来预测天意的，谶纬迷信的氛围进一步促进了《周易》的影响。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编撰了《纬书集成》一书，全书共分六卷八册，其中跟《周易》相关的，就有《易》类一卷（上下两册），还有河图、洛书一卷[9]，这个数量也反映了谶纬迷信的氛围对《周易》的重要影响。最后，《周易》尤其是《易传》中以道德教化为基调的解释方式，是后来《周易》被特别推崇，以至于享有至高无上的经典地位的关键。但是如果只是占卜的话，无法使《周易》具有后来如是重要而又特殊的地位。从占卜向道德的转变，这是《周易》在流变过程中非常关键的转折，《易传》的出现是重要的节点。传统观点认为是孔子作“十翼”，这表明孔子在《周易》性质的这种转变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关于这一点，在帛书《易传·要》中有更为清晰的表述：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亓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亓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亓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亓后乎！”

这段话的信息量极大，它至少说明了以下几个事情。首先，孔子晚年和《易》的关系非常密切，可谓学《易》不辍；其次，孔子对占卜极为熟悉，并且占卜实践效果很好，所谓“百占而七十当”；最后，孔子认为对《易》来说，德义重于占筮，对道德仁义的强调是孔子给《易》确定的基点，这跟《易传》中所呈现出来的思路也基本一致。

所以，《易》原本就以预测天意为目的（所谓“推天道以明人事”），强调道德价值（尤其是通过孔子的方式确立出来），以上两点使得《周易》超越其他经典而成为“群经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