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很多人谈到《周易》的时候，会将它直接跟算命联系在一起，前面也说《易》原本就是卜筮之书，可是我们也说过，要了解中国哲学，必须从《周易》开始。那么《周易》到底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呢？关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存在分歧，有人主张《周易》是一部筮书，有人主张《周易》是一部历史书，也有人主张《周易》是一部哲学书，等等。对《周易》一书性质的看法，实际上跟人们诠释《周易》的方式密切相关。如何定义《周易》一书的性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在动态变化着的问题，不能以偏概全，应当客观地、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随着政治社会变迁，理论需求以及自身地位变化，人们对《周易》一书性质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从总体上来说，历史上对《周易》性质的理解是具有二重性的：占筮的应用以及大道的体认。

从《周易》的产生以及早期应用看，《周易》是一本卜筮书。早期中国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先民们无法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自身的生理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因而产生了对神的崇拜，认为在事物背后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帝（或者神）存在，它支配着世界上的一切。这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无论东西方传统中，都是相当普遍的状态，也是人类出于自身生存安全感需要而做的一种努力。当人们遭受天灾人祸等的打击之后，出于更好地应对自我生存的目的，就萌发出借助于神意来预知这突如其来的状况的想法，从而趋利避害。基于此，人们在长期的实践经验中发明了种种沟通人神的预测方法，占卜也是其中一种形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周易》完全是为了满足当时人们生产和生活预测需要而出现的，或者说，是早期人们预测实践的一种经验总结（记录）。

《周易》在其产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也是用于占筮的，据统计，《左传》和《国语》中就记载了22个运用《周易》（或者其他筮书）占筮的事例[5]。如在《左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东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三之《大过》。史皆曰：“吉。”示陈文子，文子曰：“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济也。据于蒺藜，所恃伤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当之矣。”遂取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齐棠公死了，崔武子去吊丧，见其遗孀美貌，想纳为妾，但心中没有底，故用《周易》占了一卦，得《困》之《大过》（即《困》卦六三爻变）。史官们认为这个占筮是吉的、可行的，也有人根据爻辞“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断定，此女不可娶。而崔武子不相信，认为一个无夫之妇无害，若有害早已让先夫（齐棠公）带走了，故纳之为妾。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时期，《周易》主要用于筮占，其目的主要就是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指南。

因此，《易经》本身的占筮功用是非常明显的。在《易传》中，这种占筮的功能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保留。从《易传》对《易经》的解说来看，《易传》注重《周易》的筮占功能，反复强调学好《周易》可以知死生之说、幽明之故、鬼神之情，可以断天下之疑、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并且明确地告诉人们《周易》是使人们顺从天意，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易传·系辞传上》）同时，在《易经》中包含了比较完整的《周易》占筮的方法——大衍筮法（见《易传·系辞传上》）。但是，到了汉以后，《周易》的性质有所变化。一方面它原有占筮的性质被保留下来，并且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易学家们克服了大衍法的种种局限，创立了比较完备的新筮法。焦延寿作《易林》创立焦氏筮法，其弟子京房则更胜老师一筹，对筮法进行了彻底变革，创立了纳甲法，筮法在汉代趋向完备，这种现实层面的运用，其影响也是不可小视的。另一方面，《周易》也有了新的功能，因为包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尤其经过《易传》的解释和发挥，其哲理化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周易》遂成为一部博大精深的哲学书籍。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周易》得到了汉代统治者的青睐，由原来的卜筮之书变成了官方安邦治国、修身养性的哲学之书，成为五经之首、大道之源。作为揭示大道的书，《周易》成为中国古人对天地之理体认的基础。

由此来看，历史上对《周易》性质的看法，有明显的两重性：对占筮的使用和对大道的揭示。虽然这种两重性跟《易经》和《易传》的不同形式有关系，但也不完全是由《易经》和《易传》的特点所决定的。如前所言，《易传》中就有很明显的占筮功能的保留和阐发。自汉代以来，《周易》中所包含的二重性质，在社会现实生活以及思想构建的层面，满足着人们的需求，并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