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作为传统经典之一，其书名的含义究竟为何？这也是我们在学习《周易》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基础问题。从历史脉络和意义梳理的不同角度来说，《周易》的书名有两种基本含义。

首先，从历史脉络来看，《连山》《归藏》以及《周易》这三种易分别对应三个不同时代的占筮，即夏代是《连山》，商代是《归藏》，周代是《周易》。从这个角度来说，“周”就是时代的含义，如同《周礼》《周书》一样，都是用来指称周代的，而“易”就是占筮的意思。也就是说，《周易》指的就是总结周代占筮的书，朱熹称：“周，代名也。易，书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画，有交易、变易之义，故谓之易。其辞则文王、周公所系，故系之周。”（《周易本义》卷一）朱熹的这个说法，也是从作为一个时代的意义上来理解“周”的，即从历史脉络的角度来看待《周易》一书。

其次，如果从意义梳理来看，“周”除了时代的含义，还有周普、普遍的意思。程颐言“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程氏易传》序），或者是四库馆臣所说的“《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一》）等，实际上都是从普遍、周普的意义上来理解“周”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周易》就是一本揭示天地之间普遍法则的书。因其具有普遍性，所以超越了具体时代的限制，而成为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真理，所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就是这样一种普遍化的结果。从历史上来看，这样的解读方式相较于历史性判定（即周代）来说，是更为广泛的。这也表明人们对学习《易》之理的一种基本立场，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意思上来说，希望对《易》的学习能够切实作用于当下的生活事实。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朱熹也曾说“《易》之卦爻，所以该尽天下之理。一爻不止于一事，而天下之理莫不具备，不要拘执着。今学者涉世未广，见理未尽，揍他底不着，所以未得他受用”（《朱子语类》卷六十七），很显然，注重对《易》所包含之理的体认，才能够使人真正“受用”。

当然，谈到《周易》这个书名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不关注一下在西方世界中这一书名的翻译问题，这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周易》经典的翻译是188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英国传教士理雅各[2]翻译的I Ching: Book of Changes。这个书名翻译的形式，也影响了后来很多著名译本，比如卫礼贤（Richaid Wilhelm）的德文版和贝恩斯（Cary F.Baynes）的英文版[3]。但是，这个英文的翻译，其实并不是对《周易》最准确的把握。因为Book of Changes实际上注重的是变化本身，这当然是《周易》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正如前面对“三易”的解释中所指出的那样，“易”在《周易》中有简易、变易以及不易三个层面的含义，而变化则仅仅是变易的一面而已。

所以，从我们对《周易》书名的分析来看，前面所谈到的两种理解方式，实际上是有内在关联的。历史语境中出现的《周易》特指周代的占卜之书，这是从其功能性意义来说的，它就是周代占卜实践的总结。而作为一种义理的传递，《周易》是一本谈论“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书，它所揭示的乃是天地的基本法则，重视的是人对天地法则的遵从。作为历史时代含义的《周易》是整个易学史得以建立的前提，也是对《周易》最原初功能的一种揭示。而作为普遍义理的《周易》则是易学史能够延续至今的保障，也是《周易》对当下现实人生和社会仍然具有影响的关键所在。所以，作为时代特色的《周易》和作为普遍意义的《周易》对易学的学习来说是同样重要的。

经、传是中国古代经典传统的一个基本特色。经就是核心经典；传，包括疏、论、说等，都是对经典的解释形式。这些解释形式和经典本身构成一个整体，后人理解经典就是以经典本身以及前人的注疏为基础的。每一种经典在中国的传统中，都有其典型的（权威的）注疏。比如《周易》有收入十三经注疏系统的《周易正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王弼、韩康伯的注，以及孔颖达的疏，都是在《周易》文本流传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威注疏。

有经有传，这是儒家经典的一个基本特色，《周易》也不例外。目前我们所看到的通行本《周易》是一本书，实际上它也是由经和传两个部分组成的，分别称为易经和易传。

易经即易古经，由符号和文字两个部分组成。符号系统是易经独具特色的部分，也是易经图画系统的基础。易经的符号有三层架构。第一层次是最为基础的阴（?）、阳（?）两种符号，我们通常称之为阴爻和阳爻，也是整个易经结构的基础，但是在易经中并没有出现阴爻和阳爻的说法。这两种符号，可以看作古人理解和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古人的经验中，世界就是由阴、阳两种对立的性质组成的。第二层次的符号是八卦，即乾（?）、震（?）、坎（?）、艮（?）、坤（?）、巽（?）、离（?）、兑（?）。这是古人对天地万物的一种分类形式，或者说是八种基本物象。第三层次的符号是六十四卦，是我们在易经中所直观看到的符号。六十四卦是由八卦两两重合而成的，比如乾卦（?）就是由两个乾（?）重合而成，履卦（?）由乾（?）和兑（?）重合而成。如果八卦是八种基本物象的话，那么六十四卦就是古人用来描述整个生活世界的符号，即整个生活经验世界的反映。

《易经》的文字部分，包括卦辞和爻辞。以《易经》第一个卦乾（?）为例，“乾：元、亨、利、贞”为卦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为爻辞。《易经》部分有六十四个卦，每个卦有六个爻。卦辞和爻辞，是《易经》的文字表达部分，作为辞，它们都是对前面所提及的符号的说明。卦辞是对卦的整体意义的说明，爻辞是对每条爻的意义的说明。无论是卦辞还是爻辞，其对意义的说明，都是从卦的符号组合特点而来的。这是《易经》的基本结构，整个经文部分六十四卦，分成上下两部分，称为上下经，其中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

《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在《周易》中《易传》有七类十篇，称“十翼”。《易传》实际上就是针对《易经》的一种系统化、理论化梳理和解说，这对《周易》成为一个经典文本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说《周易》起源于占筮，但是所有的占卜行为事实上都是经验性的行为，是具体的、暂时的和散乱的，因此，如果没有《易传》所做的系统化、理论化的努力，这种占卜实践就无法超越经验的限制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理论系统。从这个角度来说，《易传》对《周易》而言具有特殊且重要的意义。《易传》是研究《易经》的重要津梁，是《周易》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

关于《易经》和《易传》的作者是谁、产生于哪个年代等问题，历史上也是充满争论。按照班固的说法，“《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说明《周易》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早期文明的重要结晶。所谓三圣，指的是伏羲、文王和孔子，他们对《周易》的贡献分别是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孔子作《易传》。而所谓的三古，就是对伏羲、文王和孔子所生活的时代的判定，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近古。这种说法也是在传统文献中，被普遍接受的一种观点。当然，上述贡献是否一定来自伏羲、文王和孔子？这很难断言。但是我们可以判断的是，《易经》大概是殷周之际的产物，而《易传》大概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完成的，至于《周易》的作者也不是某一个人，《周易》本身可以被视为一种集体创作，是集体经验的总结，《易经》和《易传》，都是如此。

《易经》和《易传》原本都是单独流行的，当然《易传》的流行肯定是晚于《易经》的。在流传的过程中，为了阅读和传播的方便，《易传》作为解释《易经》的文字，逐渐并入《易经》，二者合一。如今的《周易》通行本便是经传合一的形式，这种形式大概是从东汉末（即郑玄的时代）开始的。

易学自先秦以来，吸引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关注，相关著作层出不穷，可谓汗牛充栋。民国学者严灵峰曾编撰《无求备斋易经集成》[4]，收录历代易学作品三百六十二种，合计一千六百一十四卷。从上述数据中，我们可以对历代易学作品的状况有一个大概的印象。近十几年来，山东大学刘大钧先生主持编撰了《百年易学菁华集成》，并建设易学古籍数据库，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易学研究领域的浩瀚和成果的丰硕。

当然，由于《易经》文本形式的特点（既有符号、图画，又有文字），各家对《易经》的阐释会有不同的偏重，并由此产生不同的解释流派，这就构成了易学史的丰富脉络。关于这一点，四库馆臣就曾指出：

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一》）

《周易》原本的意义就是推演天地自然之道来指导人的生活规律，《左传》里面记载的占例，大概还是古代太史占筮的传统方法。到了汉朝，经学大师都用象数来说明道理，这与古代的传统更为接近。象数派传到京房、焦延寿，摇身一变成为说明占验征兆的书。传到宋朝的陈抟、邵雍，《周易》再一变成为探究天地奥秘的书，于是《周易》就不切民用了。三国时期曹魏的王弼把象数全部扫**无余，用老庄的思想来解释《周易》，于是出现义理一派。到宋朝的胡瑗、程颐，义理派开始用儒家的思想来阐明易理；再到李光、杨万里时，又用历史事实考证它的卦爻辞，于是就出现了争论。再加上《周易》本身无所不包，可以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音韵学、算术，以至于道家用炉火炼丹都可引《周易》来说，所以解释《周易》的说法就更加繁杂了，当然这些都可以被认为是附《周易》而产生的，很多术数等学说也是类似的情形。

四库馆臣的这段概括，可以说是一部简单凝练的易学史，其中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两派六宗，这是易学史流变的基本状况。所谓两派，就是象数派和义理派，着重从阴阳奇偶之数和卦爻象以及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说《周易》经传文义的，称为象数派；义理派则主要从卦名的含义和卦的性质来解释《周易》的经传文，注重阐发卦爻象和卦爻辞的义理。象数派和义理派，是易学解释的两大基本派别，它们的差异实际上源于对《周易》理解的不同侧重，在《易传》中就存在着取象说和取义说，取象说是取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释《易经》中卦爻象和卦爻辞，取义说则是取八卦和六十四卦卦名的含义来解释卦爻象和卦爻辞。由取象说而来的是象数派，由取义说而来的则是义理派。所谓六宗，则是在象数派和义理派的脉络中发展出来的关于易学解释的六家——一为占卜宗（太卜遗法），二为禨祥宗（京房、焦延寿），三为造化宗（陈抟、邵雍），四为老庄宗（王弼），五为儒理宗（胡瑗、程颐），六为史事宗（李光、杨万里）。而六宗实际上可归于上述两派之中，占卜、禨祥、造化三宗可归于象数派，老庄、儒理、史事三宗可归于义理派。

从思想史来看，无论是象数派还是义理派，都对《周易》的阐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丰富了易学史的内涵。从总体上来说，象数派注重的是对象和数的阐发，在保持古易占筮特质的基础上，偏重于向“术”的方向发展，在应用方面有很多突破；义理派偏重于对《周易》精微义理的阐发，对“学”的方向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传统中，两派的发展构成了对整个易学史发展脉络的完善，但是，其间的相互攻讦，也表明了易学内部的复杂。随着时代的推移，近代以来，由于整个社会格局以及学科设置的巨大变化，对易学的研究和阐发也有了不同的发展面向，比如考古易学、科学易学等，都说明，古老的《周易》正在与新时代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