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中国哲学的历史脉络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说，先秦诸子、汉唐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这样的说法，大体上也不错，因为它很清晰地表达出了各个主要历史阶段中国哲学内容中的重点。

但是，这一说法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割裂了精神世界的连贯性。这种时间性的划分，太过于抽象，以至于除了列出一条抽象的时间线索，我们无法很好地理解中国哲学本身发展的基本脉络。比如说，我们说魏晋玄学的时候，儒学存在吗？当我们说隋唐佛学的时候，儒学和道学存不存在呢？当我们说宋明理学的时候，佛学和道学又存不存在呢？很明显，这样的提法只是一个抽象的说明，它无法呈现中国哲学在这个时段的发展事实，无法体现出中国传统精神的丰富性和统一性。

中国哲学精神的基本价值源自“六经”（又叫“六艺”），这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在中西文化冲击的背景下，马一浮先生曾经提出著名的“六艺论”，其主旨为，儒家六艺之学皆从一心所发，是中外一切学术的源头和发脉处，中外一切学术都是六艺的支流，人类各种学术思想的展开，最终必将以中国儒家六艺思想精神为旨归。这里的六艺不是礼、乐、射、御、书、数（这叫作小学六艺），而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当然，《乐》本无经，故实为五经）。“六经”能不能涵盖古今中西一切学术有待商榷，但是，“六经”作为中国文化的共同源头是毋庸置疑的结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能把儒家只看作诸子百家之一，这其实是对儒家的降格。

“六经”虽然有不同的内容和精神指向，但是，对于中国古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生活经验的总结，也是古人应对现实的智慧表达。这种智慧后来在儒家的传统中得到了最为直接的表达（或者说传承），当然，这种特殊性是在历史进程影响下形成的，由此我们也经常看到，很多场合中儒家思想似乎就代表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立场。这种经由儒家传递出来的哲学精神，大概有三个主要方面的内涵：乐观向上的精神、道德的基本立场以及和谐的社会理想。乐观向上的精神，乃是对于个人自我来说的。道德的基本立场是个人面向他人（以及政治社会）的基本方式，而和谐的社会理想则是中国人的最高向往，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礼记》里所说的“天下大同”。这三个层面，其实也可以概括为“内圣外王”，即既关注内在自我精神生命的完善，也注重在现实生活世界中建功立业，由内而外，内外通达。这可以说是在轴心时代所形成的中国自由精神，这种精神虽然主要是从儒家的角度来完整表现的，但也被先秦诸子百家共同接受。内圣而外王，由内圣而推及外王，这是中国哲学的基本价值立场。在这个说法中，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作为一种生存智慧，中国哲学所具有的鲜明特点。

由此，我们可以把自先秦至今日的中国哲学史，看作中国哲学精神的自我完善和展开的过程，也就是内圣外王的基本内涵不断拓展的过程，而非如前所言的几个非常抽象的时间和观念的组合。中国哲学精神在任一时间的具体展开，都是基于内圣外王这一基本立场而形成的，尤其是表达为内圣层面的不断圆融、完善，从而为外王提供更多的选择路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无论是经学、玄学、佛学、道学以及理学等不同的称呼，还是不同精神倾向的内涵特质，无非都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个体自我完善的需要，为个体的自我完善提供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而中国思想在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包容性，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于不同思想资源的整合，这恰恰是为了更好地成就个体，使个体成为一个完善的自我。即便是今日，中国哲学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1840年以来，思想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如果从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角度来看待，事实上在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和传统上的问题是一致的，即如何才能更好地成就自己，也就是更好地由内圣而外王。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我们所具备的思想资源，可能比传统时代多了很多，但是，如果站在完善自我的角度上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话，所有的思想资源，无非都是为了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而存在的。这样一来，我们的基本思想方式，还是中国哲学基本脉络的延续。

[1]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6、97页。

[2] 王元化：《关于中西哲学与文化的对话》，《文史哲》， 2002年第2期，第6页。

[3] 张颐，字真如，又名唯识，四川省叙永县人。先后留学美国、英国、德国十余年，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以及德国埃尔朗根大学学习，于1923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以《黑氏伦理探究》（英文版）作为博士论文，通过牛津大学审查，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有“东方黑格尔”之誉。

[4]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5页。

[5] 张汝伦：《人类轴心时代的哲学——人类的基本思维跟动物是一样的？》，https://xw.qq.com/cmsid/20211217A0BO9T00。

[6]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第13页。

[7]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第14页。

[8]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过去近百年的中国哲学史的阐释中，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在实质上，都明显受到西方的影响，削足适履的情形非常严重，这大概是很多人主张回到中国传统本身的原因。

[9] 金岳霖：《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附录。

[10]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7页。

[11]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页。

[12] 方东美：《生生之德：哲学论文集》，中华书局，2013年，第106页。

[13] 皮锡瑞：《皮锡瑞儒学论集》，潘斌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4页。

[1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92页。

[15]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76、377页。

[16] 这种实践性的概括，在对中国传统的理解中是非常普遍的，老一辈的学者如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冯契、张岱年、牟宗三等，虽然对中国哲学的具体阐释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对于实践性的基本立场，没有太多的疑议。有意思的是，在很多海外学者那里，他们对于中国哲学性质的判断，也是基于实践性这个特点的，详情可以参阅《实践的哲学：美国学界对中国哲学的一种认知》（张淼，《南京社会科学》， 2019年第7期，第40—46页）。

[17] 程颐：《周易程氏传》，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16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