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对中国传统感兴趣、有所涉猎的朋友，都会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中国传统太玄乎了。有一次我在上海财经大学做了一场演讲。有个研究经济学的朋友就跟我说：何老师您讲的都很好，有一个问题是，你们传统的思想听起来都很不错，但是，缺乏科学性，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做到像科学一样，可以用公式来描述。这个倒也是确实，虽然我并不认为中国思想不科学，但能用公式来表达，确实不是中国思想的基本特征。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用公式来表达？极其抽象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东西大概可以以公式的形式来表现，但这个时候，它很大意义上也就是一种知识。

而中国传统强调的是智慧，智慧是关乎个体生命的，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关心得更多的是个体的自我完善。成为自己，这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我早期主要研究魏晋时期，那个阶段有一个故事我特别喜欢。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世说新语·品藻》）

桓温年轻的时候就与殷浩齐名，所以常常有竞争之心。后来桓温的势力不断壮大，威胁到东晋存亡，朝野就抬出殷浩试图牵制桓温，很不幸的是，殷浩北伐失败，桓温趁机将其贬为庶人。在这个背景下，桓温问殷浩：“你和我相比，谁强些？”这个问话在当时的情形，多少有些挑衅，让殷浩有些尴尬。但是，殷浩毕竟是殷浩，作为名士，他直接回答说：“我已经和自己打交道很久了，宁愿做我！”也就是说，我的存在只是因为我是我，我并不需要和你比较，并不需要以你的状态来衡量我自己，我就是我自己。这大概就是成就自己的一种最为直接的表达，也是我觉得，中国传统的思想可能给今天的人带来更多帮助的地方。今天我们生活的精神世界其实相对来说是有些混乱的，而诸如躺平、摆烂等词汇的流行，反映出来的就是内心精神世界某种程度上的错乱。而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要让每个人成为自己，这对于当下来说，是极有意义。

王阳明的《咏良知四首示诸生·其三》，也有类似的意思，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

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成为自己，就意味着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定盘针”，成了自己生命的主人，而不是一味向着身外求索，最终迷失在无穷无尽的欲望之中。

成就自己，就使得中国哲学特别重视个体差异性。我们通常都会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是这个道理。每个个体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所以，我们不能以抽象的方式来对待，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因此，中国人通常都会说，适合的才是好的。这就充分地表达出对于个体差异性的尊重。也只有尊重个体差异性，才能真正成为自己。

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洋哲学来说，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质，在我看来，这种特质可以归纳为时间性和个体性两个重要的层面。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哲学与关注形而上的、纯粹思辨的西洋哲学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也正是因为如此，中西方在哲学的意义上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发展理路，具有不同的思维样态。

就时间性来说，我们可以在《周易》中得到最为直观的表达，《周易》以六爻的方式，充分展现出时间对于个体存在及其行为方式的意义。我们都说《周易》是关于变化的书，或者说变化是《周易》最核心的观念，而对于变化来说，时间是其最为明显的表达形式。对此，方东美先生曾概括道：

中国人之时间观念，莫或违乎《易》，《系辞传》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易》之卦爻，存时以示变，《易》之精义，趋时而应变者也……趣时以言《易》，《易》之妙可极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之一义。时间之真性寓诸变，时间之条理会于通，时间之效能存乎久。[12]

也就是说，如果《周易》最基本的作用就是“推天道以明人事”[13]的话，那么对于天道来说，变化就是其最根本的意义，而人事对于天道的遵从，就是对于变化的把握，所谓“趋时而应变者”。毫无疑问，对于个体的行为来说，时间成了最重要的因素。

如果我们以实践性作为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的话，那么所有的实践毫无疑问都是个体在时间里展开的一种行为方式。由此，对于个体的重视，在中国传统中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孟子曾经说过一段话：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14]（《孟子·离娄下》）

对于“自得之”的要求，很明显就是对于个体性的一种期待，即道只有在个体身上得到落实的时候，才是真正有效的。所谓“左右逢其原”，就是对于道之落实于个体效果的一种非常直接的描述，由此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中国传统对于个体差异性的重视。

当我们以时间性和个体性作为中国哲学最为重要的两个特征来考虑的时候，我们发现另外一个很特殊的词进入了我们考察的视线，这个词就是“玩”。就我们经验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玩”的行为都是个体在某一个具体的时间状态之中展开的，离开了时间性和个体性，“玩”的行为就无法成立。当然，“玩”在传统的语境中一直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15]（《易传·系辞传上》）

在这段描述中，“玩”毫无疑问是一个中心的词，正是建立在对于爻辞和占筮的“玩”的基础上，君子才从《周易》中获得了重要的人生指示，由此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那么，为什么是玩辞、玩占呢？很显然，就一个行为的事实来说，当个体面对《周易》的时候，他所需要获得的指导意义，是具有时间性和个体性的，即我们诉诸《周易》的要求，是具体的实践需求。在这个意义上，“玩”登场了，简单地说，它以一种超越功利的态度，让个体获得某种心灵上的启示，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智慧。

当然，从我们今天语词的角度来看，“玩”似乎是一个不太“庄重”“严肃”的词，但是，从前引《易传·系辞传上》的说法来看，古人并不认为“玩”是一个否定性的词，相反，它表达的是中国人独特的生存智慧。而我们在文章中试图揭示的是，中国哲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玩”的哲学，“玩”是基于好奇的，也是超越功利的。说它是基于好奇的，乃是因为一旦我们试图去玩，我们对于玩的对象有着重要的好奇，这种好奇是我们玩的行为的根本驱动。说它是超越功利的，乃是说我们之所以投入某一种玩的行为，是因为一种对对象的纯粹喜好，无关其他功利性目的，它就是一种单纯的、指向快乐的、简单的行为方式。而在我们一般对于哲学的讨论中，好奇和超越功利，无疑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点。好奇被视为一切哲学的起源，而超越功利则是哲学作为一种纯粹理论形式的旨趣。而中国哲学，如前所言，恰恰是在玩的层面，做了极为重要的阐释，因此，我们称中国哲学为玩的哲学，也是可以成立的。

作为一种玩的哲学，中国哲学在此意义上具有非常明显的特征。首先，中国哲学是关于动态过程的揭示。毫无疑问，玩的行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非对于事物的纯粹静止的把握；而建立在玩的基础上的中国哲学，同样关心的是动态的过程，我们通常会以实践性来概括中国哲学的特质[16]。所谓的实践，也就是在一个具体的时空中动态展开的过程。其次，中国哲学是彻上彻下的圆融，这实际上也是对实践性的进一步申说，按照程伊川先生的说法，那就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17]。如果说，在西方传统哲学中有本体和现象的两分的话，那么，在中国的传统中，这种两分是不存在的，中国哲学是即体即用的。

如果这么去看中国哲学，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更多有趣的现象。比如，对于中国人来说，“玩玩而已”这样的话头是经常出现的，这并不表明我们对世界或者人生采取了一种消极的态度，相反，我们是以一种更为超然的方式来面对现实，由此而获得自我心灵的完善，从而成就自我。其实，当我们能感受小孩子玩游戏时那种投入的状态，以及所获得的那种满足感，我们大概就可以直观地理解中国人对于“玩”的这种特殊倾向。“玩”不只是玩物丧志，而是有着一种非常明显的精神境界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