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所谓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有没有哲学，这里根本的区别在于如何来看待哲学。无论是从前文黑格尔的说法还是德里达的说法来看，他们之所以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就是因为中国缺乏他们所认可的那种思维方式、思辨形式。而自近代以来的近百年中，我们的前辈学者之所以认为中国乃是有哲学的，也是从西方所认定的哲学概念出发来审视中国自身的传统。比如，冯友兰先生在强调中国有哲学的时候，一个主要论据就是所谓“形式上的系统”与“实质上的系统”的区分。按照冯先生的看法，“所谓系统有二：即形式上的系统与实质上的系统。此两者并无连带的关系。中国哲学家的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但如谓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无实质上的系统，则即等于谓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不成东西，中国无哲学”[6]。联系前文以黑格尔和德里达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家的观念，他们大概是从形式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思想的，这样在冯先生看来是明显不妥的，所以他主张，“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7]。所以，冯先生主张从哲学的实质来判定有无哲学，而不是从形式来说。因为很显然，从形式上来说，西方哲学的严密的逻辑形式、思辨方式跟中国传统有着比较清楚的差异。从这个意思来说，要谈论中国哲学，就必须着眼于实质，而非形式。[8]

当然，如果从形式和实质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也还是比较复杂的，金岳霖先生在给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作的审查报告中就指出：

哲学有实质也有形式，有问题也有方法。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均与普遍哲学的实质与形式相同，那种思想当然是哲学。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都异于普遍哲学，那种思想是否是一种哲学颇是一问题。有哲学的实质而无哲学的形式，或有哲学的形式而无哲学的实质的思想，都给哲学史家一种困难。“中国哲学”这个名称就有这个困难问题。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9]

按照金岳霖先生的观点，我们在使用“哲学”一词的时候，其实面临着一种非常尴尬的现实，那就是无论是从形式还是从实质的角度来说，我们都无法避免该学科的合法性问题，这也是古今中西冲突对立的一种直接表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谈论“在中国”的哲学，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思考的是究竟什么是哲学，以及哲学的意义何在。这样可能使得我们更加接近对于哲学本身的理解，而超越形式或者实质的争议。哲学原本是爱智慧之学。古希腊管它叫“爱智慧”。为什么是爱智慧而不叫它爱知识呢？知识和智慧有什么差别呢？作为一门爱智慧的课程，哲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如果按照课本上写的那样，哲学就是一套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结合，固然没问题，但我更倾向于把哲学解释成分析、判断和选择的能力。

分析、判断、选择，这几个词理解起来都不复杂，越是简单的词说明它距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越近，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做分析、判断以及选择。要进行分析和判断，必须先要有自己的立场，有我们思想的出发点，这就类似“世界观”的意思，你的世界观决定了你怎么分析一个东西，判断一个事物。一个境界高、有智慧的人，在分析和判断时就更能看清问题的本质，可以用严密的哲学分析，尤其是用逻辑思维进行有效的判断。分析、判断好了，接着就是选择，做出正确或者至少符合自己偏好的决策，这是我们每个人所期待的，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方法论”。

然而很多时候，我更倾向于把哲学理解成分析——判断——选择，而不用传统世界观、方法论的提法。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提法，太过抽象和生硬，很难与琐碎日常结合，而哲学既然作为一种智慧，那么它必然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是流淌在我们生命之中的鲜活的思想印记。而且，分析——判断——选择的动态过程，能呈现出一个人的智慧。这和“知识”是不一样的，掌握很多的知识，也许可以帮你分析和判断，但却难以指导你最后一步的选择，因为选择是主观的你在与客观世界的交互之中才会用到的。明白、理解，做好分析、判断是一回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跟知识相关的。而能否做到准确地选择，就又是另一回事了。所以“选择”和个体自身的心性、行事风格有着紧密的联系，而这种专属自身的特质，是一个人的“智慧”而不是“知识”的表现。

如果说哲学就是分析——判断——选择的能力，那么，它显然是一种智慧而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而这种分析——判断——选择的能力，则是人类理性最为普遍的特征，也是最具有一般意义的形式。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就可以非常直接地理解为什么在历史上哲学是如此之重要。我们再来看一下，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的说法：

个体的精神认识到它自己的存在是有普遍性的，这种普遍性就是自己与自己相关联。自我的自在性、人格性和无限性构成精神的存在。精神的本质就是这样，它不能是别的样子。一个民族之所以存在即在于它自己知道自己是自由的，是有普遍性的；自由和普遍性就是一个民族整个伦理生活和其余生活的原则。[10]

这种自由、普遍和无限的精神，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一种品质呢？而每一个传统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种智慧倾向？2018年8月13日——20日，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主题是“学以成人”，这表明，哲学的学习必须关注个体的完善。我们通常说“做一个大写的人”，其实就是从人格精神完善的意义上来说，这就是成人的内在含义。而成就一个人，除了知识，更为重要的是智慧，而且只有智慧才能最终造就一个完善的个体。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传统中，哲学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为它直接跟人的完善相关。

如果作为一种分析——判断——选择的模式，它应当是人类最为本质的特征，每一个传统（包括中国的在内），都在不断地形成自己的智慧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哲学应当没有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差别，只有“好”的哲学与“坏”的哲学的区分。所谓“好”的哲学，就是它坚持作为一种智慧的本质，强调对于生命的切实关怀和指引，最终能够成就个体的精神世界。而所谓“坏”的哲学，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知识（可能甚至连知识也算不上），它只注重语言和思维的精致程度，而忘记了哲学最终是要作用于现实生命的。

中国或者西方，只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它并不能对智慧本身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而成就和完善自己，则是所有智慧的共同指向。当然，正如黑格尔指出的那样，“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11]。而我们恰好生活在中国社会这一时空之中，因此，我们理解自身的传统，学习自己的哲学，也就成了一个必要的选项。也就是说，并不是哲学有中西的区别，而是对于我们来说，从中国自身的传统出发，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智慧形式，这就是中国哲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