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奈特医生在离开的第四天早上才回来。在这段可怕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儿,不过不能让露西知道的,他都一一隐瞒了,因此,很久之后当她已经远离法国,才得悉一千一百名手无寸铁的囚犯,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全都死在了那些平民的手下。这恐怖的行径一直持续了四天四夜,天地都为之变色,连她周围的空气都被这场杀戮污染了。但在当时,她只知道有人袭击了监狱,所有的政治犯都处于危险之中,有些还被群众拖出去杀死了。
曼奈特医生先要劳里先生保密(其实他不必有此要求)才告诉他,那些平民带他去拉弗尔斯监狱的路上经过了很多大屠杀现场一样的地方。来到监狱后,他看到一个自封的法庭正在开庭,囚犯们被逐个带到法庭前,由法庭迅速做出裁决,他们有的被处死,有的被释放,还有极少数被送回了牢房。曼奈特医生就被带到了这个法庭里,他报上了自己的姓名和职业,说他未经审判,就被秘密关进巴士底狱长达十八年之久,坐在审判席上的一个人站起来,认出了他,这个人就是德法奇。
随即他翻阅桌上的花名册,确定医生女婿的名字在囚犯之列,而且还活着,便极力恳求法庭饶他不死,放他自由。而组成法庭的成员有的睡着了;有的醒着;有的参与过屠杀,双手沾满了鲜血;还有的很干净,没杀过人;有的没喝酒;有的烂醉如泥。一开始,因为曼奈特医生是被推翻的旧制度的受害者,令人尊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人们还同意把查尔斯·达尔奈带上这个无法无天的法庭受审。然而,就在达尔奈快要被释放的时候,对他有利的形势突然莫名其妙出现了逆转(医生不明所以),法庭里的人秘密商量了一会儿。接着,首席大法官告知曼奈特医生,犯人必须继续关押,但看在他的面子上,囚犯在关押期间很安全,不会受到伤害。大法官说完一摆手,犯人立刻被押回了监狱。曼奈特医生强烈地请求留下来,以确定女婿不会遭遇恶意陷害,或是时运不济,被交送给门外那些大呼小叫、杀气冲天的人。他得到了许可,一直在血染的大厅里待到危机结束。
他在那里偶尔吃点儿东西,打个盹儿,至于在那里的所见所闻,都将就此略过,不为外人道。有时候,因为囚犯获救,人们欣喜若狂;还有时候,人们极其残忍,会把犯人大卸八块,这两种情况都让医生深感震惊。他说,那儿有个犯人本来已经获释,走到街上后,一个野蛮人认错了人,用长矛捅了他一下。人们便恳求医生去给那个犯人包扎伤口,于是医生从同一道大门来到街上,只见犯人被一群好心人抱在怀里,而这群好心人则坐在其他受害者的尸体上。此情此景前后矛盾,如同可怕的噩梦中才会发生的骇人听闻之事。他们协助曼奈特医生做了治疗,还温和地慰问伤员,为他制作了一副担架,小心翼翼地护送他离开现场,之后,他们再次抓起武器,重新投入那场可怕的屠杀中,医生惊骇之下用手蒙住眼睛,昏了过去。
劳里先生听着这些机密的事儿,望着如今已六十二岁高龄的朋友的脸,心中产生了一种疑虑,担心如此可怕的经历会导致他旧病复发。不过,他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朋友像现在这样,也不清楚他的性格还有这一面。医生现在第一次感到,昔日所受的苦难给了他力量,也给了他影响力。他第一次感到,在那熊熊的烈焰中,他已经慢慢地锻造出钢铁,可以打破他女儿丈夫的监狱大门,把他救出来。“事情会有好的结果,我的朋友。我过去受了罪,却不是白白浪费了光阴,白白吃苦。正如我心爱的孩子帮助我重拾自我,我现在也要帮助她找回她最亲爱的人。上帝保佑,我一定要做成这件事儿!”曼奈特医生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语。贾维斯·劳里先生望着医生那双发亮的眼睛,坚定的脸孔,平静坚强的表情和态度,在他看来,医生的生命本来如同钟表一样停止了那么多年,现在却又重新开始转动,在搁置期间蛰伏着的能量也发挥了出来。
即便出现比曼奈特医生此时面对的麻烦还要棘手的难题,在他那不屈不挠的意志面前,也必将迎刃而解。他是一位医生,出于工作需要,他要接触不同阶层的人,有的被关押在监狱里,有的是自由之身,有富人,也有穷人,有好人,也有坏人,他很聪明地运用了他的个人影响力,不久便开始为三所监狱里的病人诊病,其中就包括拉弗尔斯监狱。他现在可以向露西保证,她的丈夫不再是单独关押,而是和囚犯们关在一起。他每周都能见到她的丈夫,将他充满爱意的口信捎给她。有时她丈夫会写信给她(不过不是由医生转交),但她不被允许给他写信。因为人们总是无端地猜疑监狱里的囚犯耍阴谋诡计,而最荒唐的怀疑全都指向据说在海外有朋友或其他长期联系的逃亡贵族。
曼奈特医生在这种新生活里无疑要时时提心吊胆,然而,睿智的劳里先生却看出医生怀有一种全新而源源不绝的骄傲。这种骄傲不存在丝毫不适宜之处,反而自然而然,值得尊敬。劳里先生觉得这堪称一大奇事。曼奈特医生很清楚,到目前为止,在他女儿和朋友的心中,他的入狱是一切的根源,导致他痛苦不堪,失去了一切,身体也变得十分孱弱。现在情况变了。他知道自己因为昔日的苦难而得到了力量,他女儿和朋友都盼望他运用这种力量,最终将查尔斯安全救出。这个变化出现后,他极为兴奋,成了领头人,指引方向,要求他们以弱者的身份去信任他,视他为强者。他和露西以前所处的位置现在发生了逆转,但只有最强烈的感激和爱才能实现这种颠倒,露西为他付出了那么多,他若是不能帮她点儿忙,他也就没什么可骄傲的了。“这件事儿看起来太奇怪了,”和蔼而又精明的劳里先生心想,“却又那么自然而合理。所以,我亲爱的朋友,就由你来领头吧,坚持住吧。再好不过了。”
但是,尽管曼奈特医生竭尽了全力,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努力,想让查尔斯·达尔奈获释,或者至少让他接受审判,但当时的社会潮流发展得太迅猛,并非他可以左右。新的时代开始了。国王受审,被宣判死刑,脑袋和身体分了家。“不实现自由、平等、博爱毋宁死的共和国”宣布以武力与世界决一死战。黑旗日夜在巴黎圣母院的高塔上飘扬。三十万人应召起来反对世界各地的暴君,他们从法国各地揭竿而起,如同遍地播种的龙牙[2],在山川和平原上,在砾石和冲积的泥土里,在南方明媚的蓝天下和北方层层的乌云下,在山岗和森林里,在葡萄园和橄榄园里,在割过的草地和谷物茬之间,在大江大河肥沃的河岸上,在海边的沙滩上,都结出了同样的果实。在自由元年的凶猛洪流面前,有多少个人私情能抵挡得住?这场洪水自地下涌出,并非从天上落下,而天堂的窗户是关着的,不曾打开!
没有停顿,没有怜悯,没有安宁,没有短暂的缓和,亦没有时间的计量。虽然白天和黑夜依然如天地初开之际轮番交替,自由元年的第一日虽也有白昼和夜晚,却没有了其他计算时间的方式。一个民族陷入了汹涌的狂热中,就如同一个发烧的病人,便会失去对时间的把握。时而,刽子手举起国王的头颅给民众看,就此打破了全城异乎寻常的寂静;时而,几乎就在同时,他那美丽妻子的脑袋也被拿出来示众。她死前在狱中度过了八个月,不仅变成了寡妇,还受了很多苦,头发已经花白了。
但是,按照从所有类似情况引申出来的奇特而又矛盾的规律,时间一方面显得极为漫长,另一方面却也在飞快地流逝。首都有一个革命法庭,全国分布着四五万个革命委员会。一部处置嫌疑犯的律法出台了,剥夺了自由和生命的一切保障,把善良和无辜的人交到坏人和有罪之人的手上,任凭处理。监狱里挤满了并未犯罪却无处申诉的人。这些情形成了既定的规则,成了约定俗成的道理,虽然只存在了几个礼拜,就好似古已有之。最重要的是,有一个丑恶的形象逐渐为大众熟知,仿佛它从创世之初便已出现在人前,便是那个叫断头台的厉害女人。
它是人们谈笑时喜欢的话题,它是治头痛的最佳良方,还可以百无一漏地防止华发丛生。它能使皮肤具有一种特殊的细腻感,它如同一把国民剃刀,可以将一切都剃得一干二净。任谁亲吻那个叫断头台的女人,只消把头探出小窗口,脑袋就会掉进下方口袋里。它是人类复兴的标志,取代了十字架。人们将十字架从胸前扯去,戴上它的模型。凡是否定十字架的地方,人们就向它朝拜,奉它为信仰。
它砍掉了那么多的脑袋,以至于它本身以及受污染最严重的地面,都变成了腐烂的红色。它如同小魔鬼的玩具拼图,不用时拆成碎片,有需要时重新拼在一起。它剥夺了雄辩者的声音,将强者击垮,摧毁了美与善。二十二名声名显赫的朋友,二十一个活着的,一个死了的,在一个早晨的二十来分钟里,通通被它砍掉了脑袋。《圣经》中那个大力士[3]的名字已经落到了负责操作断头台的官员头上。不过他全副武装,比他那同名人更强壮,也更盲目,每天都在撕裂上帝圣殿的大门。
在这些恐怖的环境中以及处在恐怖环境的人之间,曼奈特医生昂首挺立,来回周旋。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谨慎地坚持自己的目标,从不怀疑他最终会救下露西的丈夫。然而,时代的潮流汹涌而过,如此强烈,如此深邃,以势不可当之势卷走了时间,医生虽然如此坚定和自信,查尔斯还是在监狱里被关了一年零三个月。到了那年的十二月,革命变得更加邪恶,更加混乱,夜间被溺死的人的尸体堵塞了南方的河流,在南方冬日的阳光下,犯人们被排成一排排或方阵,倒在枪口之下。然而,医生仍然昂首阔步地走在恐怖之中。当时在巴黎,没有人比他更有名,也没有人比他所处的环境更奇异。他沉默寡言,为人仁厚,医院和监狱都少不了他,他将自己视为一个局外人,对杀人者和受害者一视同仁,使用他的医术为他们诊病。在行医治病的过程中,由于曾被关押在巴士底狱,这段经历使他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没有人怀疑他,也没有人盘问他,就好像十八年前的他复活了,或者说,他其实是一个圣灵,前来解救人间的疾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