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①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②、少游③者，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④矣。此亦文学升降⑤之一关键也。

【注释】

①羔雁，小羊和大雁，古代用为卿、大夫的贽礼，亦用作征召、婚聘、晋谒时的礼物，后泛指应酬礼物。这里指诗中的酬唱、投赠、应制之篇。

②永叔，欧阳修，字永叔。

③少游，秦观，字少游。

④替，指从整体上看，南宋之词稍衰于五代、北宋。

⑤升降，犹言“盛衰”。

【赏析】

王国维以为，一种文体通行既久，则自成习套，诗至于唐中叶以后，便失却其“真”，而作美刺投赠之篇，为隶事之句，用粉饰之字。至于五代、北宋，则难再于诗中别出新意、自出真意，故佳作绝少，因此另作他体，以求解脱，可谓诗敝而有词。若以人来比拟文体，则诗“阅世”已深而失去真性情，词“初生”而不失其赤子之心，所以佳作颇多。即便诗词兼擅者，因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其词亦远胜于诗。至于南宋以后，词亦流于习套，成羔雁之具，而真切自然之作渐少，故南宋之词亦终不若五代、北宋之词。随着一种文体所承载者之真性情的丧失与减少，这种文体由始之盛走向终之衰，此乃文学升降变迁的一大关键。

诗词之盛在乎“真”，当它被附加上本不属于它的文体功能时，便被迫“异化”，失却了区别于他物的本质特征，失却了其生命的根本魅力，而当这种情况有着时代社会的普遍性时，诗词便走向衰亡。

胡适于《词选》中也有具体的说明：“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向都是处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文人的参加，自有他们的好处，浅薄的内容变丰富了；幼稚的技术变高明了；平凡的意境变高超了，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学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术，而丢掉了创作的精神。天才堕落而为匠手，创作堕落而为机械。生气剥丧了，只剩下一点小技巧，一堆烂书袋，一套滥调子，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完结了。文学的生命又必须另向民间去寻新方向去了。”此与王国维之论是相互辉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