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读过的所有的东西，都充满着基督教的思想、人道主义的思想和要悲天悯人的呼吁，关于这一切，当时我所知道的一些优秀人物，早已经讲得天花乱坠、口干舌燥了。
我亲眼目睹的种种情况，跟仁慈与对人们的关爱几乎毫无共同之处。展现在我面前的生活，像一条无尽的锁链，上面的仇恨、残忍比比皆是；又像一场为了区区小事而打不完的肮脏的斗争。我个人所需要的只有书籍，其他一切在我的心目中都没有意义。
只要走出家门，在门口待上一会儿，你就会明白：所有这些马车夫、看门人、工人、官员、商人——他们与我和我所喜欢的人，生活得全然不同，想法愿望各异，志趣道路也不同；那些我所敬仰和信赖的人——他们都异常的孤僻，与人合不来，在大多数人中间，在蚂蚁般辛勤构筑自己生活巢穴的苟且生涯中，显得非常多余。这种生活在我看来绝对是愚蠢的，极其乏味的。而且，我常常发现人们只是在口头上讲仁慈，谈博爱，实际上却在不知不觉中完全听命于生活的总的秩序。
当时，我感到非常之难。
兽医拉夫罗夫由于浮肿，人变得又黄又胖。有一次，他气喘吁吁地跟我说：“必须加大残忍的力度，一直加大到人人都感到精疲力竭，劳顿不堪，十分厌倦，就跟讨厌这该死的秋天一样！”
秋天来得很早，老是下雨，天气寒冷，生病和自杀的人很多。拉夫罗夫不愿眼看着浮肿病把自己折磨致死，所以也服氰化钾自杀了。
“他本来是给牲口治病的，结果却像牲口一样一命呜呼了！”拉夫罗夫的房东——裁缝梅德尼科夫——在给兽医送葬的时候说，这位房东人长得又瘦又小，笃信宗教，他能把颂扬圣母的赞美诗背得滚瓜烂熟。他经常打自己的孩子——七岁的女儿和上中学的十一岁的儿子，用三股皮条拧成的鞭子打，而他打老婆时用的是细竹条，专打她的小腿肚，还常常抱怨说：
“民事法官指责我，说我好像是从亚洲人那里学来的这一套，然而我这辈子从来都没见过亚洲人，只是在招贴画上和图片上看见过。”
他的一名工人——一个罗圈腿，整天无精打采，外号叫“冬妮娅老公”——谈到自己的老板时说：
“我很害怕这种笃信宗教、性格温和的人！脾气暴躁的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总能想办法躲开他，可是性格温和的人看不出来，他像草丛中阴险狡诈的毒蛇，悄悄地向你爬过来，冷不丁地突然在你**的胸口上咬上一口。我害怕性格温和的人……”
“冬妮娅老公”就是个性格温和的人，他生性狡猾，爱在背后说人坏话，很受梅德尼科夫赏识。他的这番话不无道理。
有时候我倒是觉得，性格温和的人很像是地上长的苔藓，它能够疏松地表，软化生活中铁石心肠的人，使其变得较为温和、于人有益一些，但更为经常的是，我看到很多性格温和的人——他们很善于看风使舵，跟一些卑鄙下流的人同流合污，朝三暮四，变化无常，像蚊子似的围着你嗡嗡乱叫——我感到自己像是一匹被绳索缠着了腿的马，陷入了牛虻的重重包围之中。
我从老岗警那里出来的时候，心里就是这样想的。
风呼呼地直吹，像大喘气似的，路灯在大风中摇曳不定，仿佛暗灰色的天空也在随风摇动，向大地上洒下尘埃般细润的十月秋雨。一名全身被打湿了的妓女，拖着一个醉汉，往街的上坡走去；她挽着他一只胳膊，一直往上推他，嘴里嘟嘟哝哝，还不时地小声抽泣。这女人疲惫不堪地低声说：
“你这是命该如此……”
“这不，”我想，“我不是也在被人拖着走吗？一直在把我往令人作呕的角落里推，把我领到一些龌龊不堪、让人伤心的地方，见一些莫名其妙、花里胡哨的人。这一切我看都看腻味了。”
也许我在思考的时候用的不是这些言语，但我脑子里闪现出来的却正是这样的想法，也正是在这个可悲的晚上，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内心的疲惫和情绪的沮丧。从这一时刻起，我感到自己的心情越来越坏，我开始以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用冷静的、别人的和敌对的目光来审视自己。
我发现，几乎每个人的身上都错综复杂地存在着许多矛盾，这些矛盾，不仅言行方面有，感情方面也有，他们这种一意孤行的游戏使我感到特别难受。这种游戏，我在自己身上也有所发现，这就更加糟糕了。方方面面都在吸引着我——女人、书、工人、快乐的大学生等，但是哪个方面我都不成功，成天“东跑西颠”，转来转去，像一只陀螺，被一只无形但强有力的手，用看不见的鞭子，一个劲儿地在抽打我。
听说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躺进了医院，我便去看他，但那里有一个嘴歪眼斜的胖女人——戴一副眼镜和一顶白色的护士帽，帽子下面垂着两个仿佛煮熟了的通红的耳朵——冷冰冰地说：“死了。”
当时，她看我还不走，一声不吭地站在她面前，便忽然发起火了，吼叫道：
“怎么？你还想干什么？”
这时我也火了，对她说：
“您是个浑蛋。”
“尼古拉，快把他赶走！”
尼古拉正在用抹布擦洗一些铜条，他清了清嗓子，用一根铜条在我背上抽了一下。这时我一把将他抱住，顺势拖到街上，把他按在医院门口的一个水坑里。他对此倒有些处变不惊，一声不响地在水坑里坐了一会儿，瞪大眼睛看着我，然后站起身来，说：“你呀，这个狗东西！”
我去了杰尔查文[129]公园，坐在诗人纪念碑旁边的长凳上。我有一股强烈的愿望，想寻衅滋事，无事生非，这样就会有许多人来干涉我，我也就有理由把他们痛打一顿了。但是，虽说是节日，公园里却空空****，周围没什么人，只有秋风在驱赶着干枯的树叶，路灯柱子上的广告与海报，被吹得沙沙作响。
暮色降临，公园上空清澈湛蓝的傍晚景色，有些寒气袭人。一座巨大的青铜雕像，伫立在我的面前，我望着它，心里想：世上有过一个叫雅科夫的人，他孤身一人，生前曾全身心地反对过上帝，最后像普通人一样地死去了。一切都是那么普通。这事想来让人感到有些沉重，太冤了。
“然而，尼古拉是个白痴，他应该跟我打斗一番，或者叫警察来，把我送进分局……”
我去找鲁布佐夫，他正坐在他那间斗室里的桌子旁边，面对一盏小灯，在缝补上衣。
“雅科夫死了。”
老人抬起拿针线的那只手，看来是想画个十字，但是他只是挥了一下手，线头被什么东西挂住了，他随口低声骂了一句。
然后，他嘴里嘟哝道：“其实我们大家都会死的，我们就是有这么个愚蠢的习惯，没错，老弟！这不，他已经死了，可这里还有一个铜匠，孤身一人，他也跑不了，肯定要被清除掉。上个星期天，宪兵把他抓走了。是古里介绍我认识他的。一个头脑非常聪明的铜匠！他跟大学生们有些往来。你听说大学生们要暴动的事了吗？是真的吗？来，你帮我缝一下这件上衣，我什么都看不清……”
他递给我一些破布和针线，自己两手往背后一抄，在屋子里踱起步来，一边咳嗽，一边唠叨地说：
“一会儿是这里，一会儿是那里，不断地迸发出火花，可是魔鬼很快就把它熄灭了，于是，又是一片沉寂！这座城市真是倒霉。趁轮船还在开通，我一定要离开这里。
他停下来，搔着脑袋，问道：“可是到哪儿去呢？哪儿都去过了。是的，到处都去过了。没有地方我没有去过。”
他吐了口唾沫，补充说：“唉，这就是生活，他妈的！活来活去，也没活出个人样来，灵魂、肉体，一无所获……”
他顿了一下，站在门边的屋角，好像在倾听什么，然后，毅然决然地向我走过来，一屁股坐在桌子边上。
“跟你说吧，列克谢，我的好马克西梅奇，雅科夫把自己的心思全都花在上帝身上算是白费了。无论是上帝，还是沙皇，他们决不会因为我不承认他们，因此就会变得更好一些，人们自己应该怪自己，应该抛弃自己非人的生活，这样做就对了！唉，我老了，赶不上趟了，很快我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可悲呀，老弟！缝好了吗？谢谢……咱们去小酒店里喝杯茶……”
去小酒店的路上，我们在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着，他紧紧抓住我的肩膀，嘴里嘟囔着说：
“记住我的话，人们不会永远忍耐下去的，到时候，他们会勃然变色，暴跳如雷的，他们会摧毁一切，把自己的盆盆罐罐打得稀巴烂！他们的忍耐是有限的……”
小酒店没有去成，因为我们恰巧遇上众多水手正在围攻一座妓院——阿拉富佐夫工厂的工人们在守卫着妓院的大门。
“每逢节假日这里就会聚众斗殴！”鲁布佐夫一面摘下眼镜，一面很赞赏地说。这时，他发现守卫妓院大门的人中有自己的同事，便立即冲上去，投入了战斗，并且煽风点火地指点大伙说：
“工厂一定要坚持住！打死这帮癞蛤蟆！把这群臭鱼烂虾打他个晕头转向！嗨，大家冲啊！”
这事看起来既可笑，又令人纳闷：这位聪明的老人行动起来是那么投入和麻利，他冲进一群水手中，挡开他们的拳头，用自己的肩膀撞击他们，把他们一个个撞得人仰马翻。他们这样打斗并无恶意，还觉得挺高兴的；他们的身体强壮剽悍，精力过剩。黑压压的一群人拥在大门口，把工人们逼得身子紧靠着妓院的大门；大门被挤得咯吱咯吱响，人群里发出好斗的喊叫声：
“打那个领头的秃脑袋！”
这时，有两个人爬上妓院的屋顶，欢快地、有板有眼地唱道：
我们不是小偷，不是骗子，也不是绿林强盗，
我们是船上的小伙子，是一群专门打鱼的人！
警笛响了起来。在黑暗中，警察身上的铜纽扣，闪闪发光，脚下的泥巴，被踩得扑哧扑哧直响，而这时屋顶上又传来了歌声：
我们向岸上广为撒网，
专网那些巨商富豪、货栈粮仓……
“住手！倒下的人就不要再打了……”
“老爷子，要坚持住啊！”
后来，鲁布佐夫和我，还有四五个人，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被带往警察分局。深秋寂静的夜晚，一片漆黑，欢快的歌声一直在为我们送行：
哎哟哟，
我们抓到了狗鱼四十条，
用来做皮大衣刚刚好！[130]
“伏尔加河畔的老百姓是多么好啊！”鲁布佐夫赞叹地说。他不住地擤鼻涕，吐唾沫，还悄悄地对我说：
“你逃跑吧！瞅准机会，一跑了之！何必要往局子里钻呢？”
于是，我，还有一个跟在我身后的高个子水手，我们撒腿便跑，钻进一条胡同，翻过一道围墙，又翻过一道围墙，而且打从这天夜里起，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既可爱又聪明的尼基塔·鲁布佐夫了。
我的周围变得空****。大学生们开始闹起了学潮，什么用意我不明白，原因也不清楚。只看见人来人往，非常热闹，感觉不到这里会有什么悲剧发生，因此，我想，为了有幸能到大学里学习，即使被严刑拷打一顿也在所不惜。如果有人建议我说：“去大学里学习吧，不过，这样每逢星期日，在尼古拉广场，我们都会用棍棒揍你一顿的！”我想，我大概会接受这个条件的。
走进谢苗诺夫的面包作坊，我听说，面包工人们正准备到大学里去殴打学生们呢。
“咱们用秤砣狠狠地砸他们！”工人们恶狠狠地打哈哈说。
我开始跟他们争辩，责骂他们，但是突然，我几乎吃惊地发现，我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言辞来为大学生们辩解。
记得我离开地下室的时候，好像是被人打得五劳七伤似的，心里苦恼极了，简直没法形容。
夜里，我坐在卡斑河岸，往黑乎乎的河水里扔石头，心里就想着一句话，而且想过来，想过去，没完没了：
“我该怎么办呢？”
由于心里苦闷，我开始学习拉小提琴，每天夜里都在店里拉，吵得更夫和老鼠都不得安宁。我喜爱音乐，于是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学习，但是，我的老师——剧院乐团的一位小提琴手——上课时趁我出去一会儿的工夫，打开了我没有上锁的钱匣子，等我回到课堂上时恰好看见他正在把里面的钱往自己的口袋里装。他见我就站在门口，于是，把脖子往前一伸，将自己那张刮得很干净的木呆呆的脸凑了过来，低声说：
“喏，你打吧！”
他的嘴唇瑟瑟发抖，两眼无光，浑浊的泪水夺眶而出，奇怪的是，泪珠子特别大。
我真想把这位小提琴手暴打一顿，为了不这样做，我坐在地板上，把紧握拳头的两只手压在身下，同时命令他把钱放回到我的钱匣子里去。他把装进兜里的钱掏出来后，向门口走去，但中间他突然又站住了，用高得出奇的、吓人的声音说：
“请给我十个卢布！”
钱，我是给他了，但学拉小提琴的事也就吹了。
十二月份，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131]。事情的原因，我试图在短篇小说《马卡尔生平一事》[132]中加以描述。但这件事我没有做好，小说写得很糟糕，看了令人很不愉快，缺乏内在的真实。我觉得小说的长处恰恰就在于它完全没有这种真实。事情是真实的，但对事情的描述好像不是我做的，因而小说里讲的并不是我。如果不谈这篇小说的文学价值，对我来说，它有某种令人欣慰的东西，那就是我好像已经超越了我自己。
我从市场上买了一把鼓手用的左轮手枪，装了四发子弹，自己朝自己的胸部开了枪，心想它能够击中心脏，但谁知它只是伤及了肺部，因此，一个月后，我感到非常尴尬，觉得自己真是愚蠢透顶，重新又回到面包店里工作[133]。
然而，时间不长，三月底的一天晚上，我从面包作坊来到店里，看见霍霍尔在女售货员的房间里。他坐在窗边的椅子上，若有所思地抽着一支粗大的烟卷，聚精会神地看着自己吐出的烟雾。
“您有时间吗？”他问道，也不跟我打个招呼。
“有二十分钟。”
“坐下来，咱们谈谈。”
跟往常一样，他身上穿一件“鬼晓得是什么皮”做的紧身卡萨金外套[134]，浅色的大胡子飘落在他宽阔的胸前，倔强的额头上伫立着剪得很短的硬发，脚上是一双农民穿的笨重的靴子，散发出一股浓重的焦油气味。
“您看，”他平心静气地说，声音不高，“您愿不愿意到我那儿去？我住在克拉斯诺维多夫村——在伏尔加河下游，约四十五俄里处，我在那里开了一间铺子[135]，您可以帮助我经营，这花不了您多少时间，我有很多好书，可以帮助您学习。您同意吗？”
“同意。”
“那请您星期五早上六点钟，到库尔巴托多码头去，打听一下从克拉斯诺维多夫村来的一艘平底小木船在哪儿，船老板叫瓦西里·潘科夫。对了，到时候我就在那里，会看到您的。回头见！”
他站起身，向我伸出一只大手，另一只手则从怀里掏出一块沉甸甸的银壳怀表，并且说：
“我们用六分钟时间就谈妥了！对了，我的名字叫米哈伊洛·安东诺夫，姓罗马斯。就这样吧。”
他头也不回，扬长而去，坚定地迈开双脚，轻松地挪动着他那五大三粗、笨重结实的身躯。
两天后，我搭船去了克拉斯诺维多夫村。
伏尔加河刚刚解冻，一块块易碎的灰色浮冰，顺着浑浊的水面，摇摇晃晃，漂流而下，一艘平底小木船穿梭其中，与浮冰擦肩而过，一旦浮冰碰上船体，便被撞得四散开来，变成棱角分明的结晶体，同时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从上游刮过来的河风，不断地将波浪推向岸边；太阳发出耀眼的光芒，照在像蓝色玻璃似的冰块上，反射出一束束明亮的光。小木船满载着木桶、麻袋和箱子，吃力地扬帆前进，掌舵的是一个叫潘科夫的年轻农民，他的衣着很是考究，上身穿一件羊皮短外套，胸口用彩线绣了许多花纹。
他脸部的表情很沉稳，眼神冷冷的，寡言少语，不太像个农民。潘科夫雇的船工库库什金，站在船头上，叉开双腿，两手握着船篙。他也是个农民，但是蓬头垢面，穿一件破旧的粗呢上衣，腰里扎一根绳子，头戴一顶皱里吧唧的神父帽，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他用长篙拨开浮冰，不以为然地骂道：
“一边待着去……往哪儿钻……”
我和罗马斯肩并肩地坐在船帆下面的木箱子上，他小声对我说：
“农民们不喜欢我，特别是有钱的农民！您也会尝到这不友好的滋味的。”
库库什金将船篙横放在船头，搁在自己脚边，把他那张伤痕累累的脸转向我们，赞叹地说：
“特别是你，安东内奇[136]，神父不会喜欢……”
“这倒是真的。”潘科夫证实道。
“对于他这个麻脸狗杂种来说，你无异于眼中钉、肉中刺！”
“不过我也有自己的朋友，您也会有的。”我听见霍霍尔的声音。
天气很冷。三月的阳光，乍暖还寒。河岸上，树叶掉光了的黑压压的枝头，在不住地摇晃，一堆堆天鹅绒般的积雪，还残留在岩石的夹缝和岸边的灌木丛里。河面上到处都是浮冰，像一群正在放牧的绵羊。我感到自己像是在做梦。
库库什金一面往烟斗里装烟丝，一面大发议论：
“打比方说，你并不是神父的老婆，可是，按照他的身份，他必须得像书里写的那样，关爱各种各样的生灵。”
“是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了？”罗马斯笑着问道。
“是这么回事，是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大概是几个流氓恶棍。”库库什金很不以为然地说。然后，他很自豪地说：“没错，有好几个炮兵打我一个人，这事儿千真万确！我简直弄不明白我是怎么活过来的。”
“他们因为什么打你？”潘科夫问道。
“你是问昨天？还是那些炮兵们？”
“喏，昨天为什么要打你？”
“唉，难道说得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打我吗？我们这儿的人，就跟山羊一样，动不动就顶起来！他们认为打架是自己的天职！”
“我想，”罗马斯说，“是因为你这张嘴才打你的吧，你说话太不谨慎了……”
“兴许是这样！我这个人生性好奇，总喜欢问东问西。对于我来说，打听新鲜事是我的一大乐趣。”
小木船的船头重重地撞在了浮冰上，船舷发出一声巨响，库库什金身子一晃，赶紧抓起船篙，潘科夫有点责备地说：
“你要瞧着点船呀，斯捷潘！”
“你就别老跟我说话啦！”库库什金将浮冰撑开，嘴里边嘟囔着说，“我总不能一方面恪尽职守，一方面陪你说话呀……”
他们争论着，双方都无恶意，而罗马斯则对我说：
“这里的土地比我们乌克兰的要差，可是人却比较好，非常能干！”
我仔细地听他讲，也相信他说的话。我喜欢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和舒缓平和的谈话，简单明了，掷地有声。看得出，这个人深明事理，待人接物也很有分寸。我特别高兴的是，他从不问我为什么要自杀？要是换成别人，处在他的位置上，早就会问了，而我特别讨厌别人问我这个问题。因为很难回答。鬼知道我为什么要自杀，如果霍霍尔问我，我的回答可能会很长，而且很愚蠢。总之，我压根儿不想提这档子事儿，伏尔加河上是多么好啊，自由、舒畅！
小木船沿右岸航行，左边是宽阔的河面，河水一直延伸到长满水草的沙土岸边。眼瞅见水涨水落，浪花飞溅，冲击着沿岸的灌木丛；春汛已至，晶莹清澈的涓涓细流正从地下的沟壑与缝隙里潺潺流出，融入河道。太阳露出了笑脸，黄嘴鸦乌黑贼亮的羽毛，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它们嘎嘎地叫个不停，正在忙着筑巢。鲜嫩的草丛，迎着阳光，从地表下破土而出，含青吐绿，令人感动。我身上感到阵阵寒意，可是我心里却怀着一种暗暗的喜悦，萌生出了美好希望的稚嫩幼芽。大地的春天真是令人感到非常舒服。
中午时分，我们的船到了克拉斯诺维多夫村。在一座高高的、陡峭的山岗上，有一座蓝色圆顶的教堂，从那里沿山坡往下去，是一间间结实漂亮的小木屋、黄色的木头屋顶和绸缎似的小草房，它们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看上去既简朴又漂亮。
每当我乘船从这里经过时，总不免要好好欣赏一下这个村子的自然风光。
我和库库什金开始从小木船上往下卸东西时，罗马斯一面从船舷上将麻袋递给我，一面对我说：
“没想到你还挺有力气的！”
然后，他也不看我，问道：
“胸口不疼吗？”
“一点都不疼。”
我对他这样委婉的问话很是感动，我特别不愿意让农民们知道我曾经想自杀的事。
“可以说，你是有把子力气的，比你应该有的力气还要大，”库库什金随口说，“小伙子，你是哪个省的？下诺夫戈罗德的吗？有人说你们是靠水吃水。可是还有一个说法：‘要随时注意海鸥是从哪儿飞来的。’[137]这句话也是说你们的。”
一个农民，从山坡上，踏着松软的泥土走了下来；他高高的个子，削瘦的身材，一头浓密的褐发，留着卷曲的大胡子，下面打着赤脚，只穿一件衬衣和一条衬裤，在银光闪闪的小溪间，摇摇晃晃、跌跌撞撞，信马由缰地一路走来。
他走到岸边，声音洪亮而亲切地说道：
“欢迎你们到来。”
他环顾四周，捡起两根粗木头，把它们搭到船舷上，然后轻轻一跳，便跳上了木船，接着便指挥了起来：
“用脚踩紧木头的那一端，别让它们从船舷上滑下来，然后，接好木桶。小伙子，过来搭把手。”
他人长得很帅，像画出来似的，看上去也很强壮有力。红润的脸上长着一只端正方直的大鼻子，两只浅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
“你这样会感冒的，伊佐特。”罗马斯说。
“我吗？别担心。”
大伙推着煤油桶，把它滚到了岸上。伊佐特用眼睛打量我一下，问道：
“是店里的伙计吗？”
“跟他较量一下。”库库什金建议说。
“你的脸怎么又被打伤了？”
“对他们有什么办法呢？”
“是谁打的？”
“就那些人打的呗……”
“哎，我说你呀！”伊佐特说着，叹了口气，然后转身对罗马斯说：“大车一会儿就过来。我打老远就看见你们了，看见你们的船在航行，走得很平稳。安东内奇[138]，你去吧，这儿有我守着。”
看得出，这个人对罗马斯十分友好，也非常关心，甚至处处在呵护着他，虽说罗马斯比他年长差不多十岁。
过了半个小时，我已经坐在一座新木屋里一间干净而舒适的房间里了，房间墙壁上的松香和麻刀的气味还没有散掉。一个动作麻利、目光严厉的女人正在往桌子上端菜，准备吃午饭。霍霍尔从箱子里挑了几本书，把它们放到炉旁的书架上。
“您的房间在阁楼上。”他说。
从阁楼窗口可以看到部分村庄和木屋对面的峡谷，峡谷的灌木丛中露出一个个浴室的屋顶。峡谷的对面是一片果园和黑黝黝的田野；它们连绵不断，一直延伸到黑压压的森林边缘，消失在远方的地平线上。一个穿蓝衣服的农民坐在一个浴室的屋顶上，他一手拿着一把斧子，另一只手手搭凉棚，正在朝下面的伏尔加河极目眺望。大车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拉车的母牛累得哞哞直叫，溪水在哗哗地流淌。有一个身穿黑衣服的老太婆从小木屋的门里走了出来，但她马上又转过身去，冲着门内，恶狠狠地说：
“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
两个小孩非常麻利地用石头和泥巴在拦截小溪的流水，一听见老太婆在骂他们，便赶快跑开了，而她则从地上捡起一块木片，朝上面吐了口唾沫，扔进小溪里。然后，她用一只穿着男式靴子的脚把孩子们的工程完全毁掉后，向下面的河边一路走去。
我该怎样在这儿生活呢？
有人喊我去吃午饭。伊佐特坐在楼下的桌子旁，腿伸得老长，两只脚红通通的，嘴里正在说什么，但一看见我下来便立马不说了。
“怎么啦，你？”罗马斯沉着脸说，“说呀。”
“其实也没什么，都说完了。就是说，事情就这么定了：我们自己能够对付。你出门时随身要带上手枪，要不带一根大木棍也行。当着巴里诺夫的面可不能口无遮拦，什么话都讲；还有库库什金——他们那嘴，跟长舌妇的一样。小伙子，你喜欢钓鱼吗？”
“不。”
罗马斯说，必须把农民和小果园主们组织起来，让他们摆脱收购商们的控制。伊佐特认真地听他讲完后说：
“这帮吸血鬼绝不会让你的日子好过的。”
“咱们走着瞧吧。”
“肯定是这样！”
我看着伊佐特，心里想：
“大概卡罗宁[139]和兹拉托夫拉茨基[140]的短篇小说就是以这些农民为原型的……”
难道我真的够干一番大事，今后要和真正干事业的人一块儿工作了吗？
伊佐特吃过午饭后，说：
“你呀，米哈伊洛·安东诺夫，不用着急，好事多磨嘛。要耐着性子，慢慢来！”
他走后，米·罗马斯若有所思地说：
“伊佐特人很聪明，也很正直。可惜没有多少文化，勉强识几个字。不过他学习很努力。这不，在这方面可要帮助帮助他！”
一直到晚上，他都在向我介绍店里各种商品的价格。他说：
“我卖的东西比村里另外两家店主卖的都要便宜，不用说，他们对这一点很不高兴。他们故意跟我找碴儿，想揍我一顿。我之所以待在这里，并不是因为我在生意上很顺心，或者是有钱可赚，而是另有原因，这一点，跟你们面包店的情况差不多……”
我说，这一点我已经猜到了。
“是啊……应该教人们学会明辨是非，通情达理。你说是不是？”
店铺已经关门，我们手里拿着灯，在店里随便走了走；街上也有人在不时地走动，他们小心翼翼地踩着泥巴，脚下发出啪唧啪唧的响声，有时候，又听见他们脚步沉重地走到店铺的台阶上来。
“喏，听见了吗？有人在走动！这是米贡，一个无业游民，一头凶恶的畜生，净喜欢干坏事，就像漂亮的娘儿们喜欢卖弄**一样。跟他说话你可要当心点儿，跟其他人也一样……”
然后，他在屋里抽起了烟斗，将宽大的后背靠在炉壁上，眯缝着两眼，从嘴里喷出一团团的烟雾，同时慢慢掂量着词句，把话说得明白一些，他说他早已发现我是在虚度自己的青春年华。
“您是个很能干的人，生性执着，很有主见，而且看得出，您有良好的抱负。您应该学习，是的，只是不要让书蒙住了人们的眼睛。有一个教派的信徒——一位老人——说得非常好：‘任何教育都来自人。’人们的训教是很痛苦的——他们的教育方式很粗暴——但是他们所教的科学知识会记得更牢固。”
他给我讲了些我早已知道的道理，说首先应该唤起村民的思想觉悟。不过，从这些老生常谈中，我还是感受到了对我来说更深一层的新的含义。
“你们那里的大学生们总爱侈谈对人民的爱，而我要对他们说的是：人民是不能够爱的。对人民的爱，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他嘿嘿一笑，用探寻的目光瞧着我，开始在房间踱着步子，继续铿锵有力、意味深长地说：
“爱，就意味着要赞同，要宽容，要视而不见，要大度包容，略迹原情。对女人就必须这样。可是，对人民的愚昧无知，难道可以视而不见吗？对他们思想上的误入歧途，难道可以默许赞同吗？对他们的种种劣迹和野蛮行为，难道可以原谅与宽容吗？不可以吧？”
“不可以。”
“这不就结了！在你们那儿，大家都在朗读涅克拉索夫[141]的诗，喏，要知道，光靠读涅克拉索夫的诗，可是远远不够的呀！应该对农民们说：‘老兄，你这个人虽然本身不坏，但日子过得却很糟糕，想过得轻松一些、美好一些吧，可又想不出办法，一筹莫展。连野兽都比你更会照料自己，保护自己。而你们农民当中也产生过各种各样的人物——贵族、神父、学者、沙皇，他们原来也都是农民。瞧见了吗？懂吗？喏，要学会生活，不能让别人老欺侮你……”
他走进厨房，吩咐厨娘把茶炊生起来，然后开始让我看他的书籍——几乎都是些学术性著作，有巴克尔[142]、莱伊尔[143]、哈特波尔·勒启[144]、拉布克[145]、泰罗[146]、穆勒[147]、斯宾塞[148]、达尔文[149]的著作，而俄国学者中则有皮萨烈夫[150]、杜勃罗留波夫[151]、车尔尼雪夫斯基[152]、普希金[153]、涅克拉索夫等人的作品和冈察洛夫[154]的旅行随笔《战舰巴拉达号》等。
他用宽大的手掌，抚摸着这些书，爱护备至，像抚摸一群小猫似的，嘴里嘟嘟哝哝，充满了感情：
“多好的书啊！这一本，可是稀世珍品：书报检察机关把它给烧了。想知道国家是什么吗？那就读读这一本吧！”
他递给我一本霍布斯[155]的《列维坦》。
“这本书也是谈论国家的，但读起来更轻松、更有趣一些！”
马基雅弗利[156]的《君主论》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
喝茶的时候，他简短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本是切尔尼戈夫市[157]一个铁匠的儿子，在基辅火车站干过给火车加油的工作；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些革命者，组织工人成立一个自学小组，后来被捕，坐了两年牢，之后被流放到雅库特地区，一待就是十年。
“起初，我在那儿跟雅库特人待在一起，住在乌卢斯，我想，这下我算完了。那儿，冬天那个冷呀，真他妈的见鬼，简直没法说，人的脑子都冻僵了。哪有可能去想事情。后来我发现，时不时地有俄罗斯人常来这里，人虽不多，可毕竟是有哇！这不，为了不使他们感到寂寞，不断有新的人补充到这里来。他们都是些好人。有一个大学生，叫弗拉基米尔·柯罗连科[158]——他现在也已经回去了。我和他相处得很好，后来就分手了。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很相像，但是相像并不一定能成为好朋友。他这个人严肃认真，性格执着，能胜任各种各样的工作，甚至会画圣像，这一点我不大喜欢。现在，据说他常在杂志上写东西，写得挺好。”
他讲了很长时间，一直讲到半夜，好像恨不得一下子把我变成和他一样的人。我头一次这样跟别人相处得如此之好。自从打算自杀那件事后，我就非常瞧不起我自己，感到自己非常渺小，觉得对不起别人，无颜再活在世上。罗马斯想必了解我的这种心情，于是，他坦诚地、与人为善地在我面前打开通向自己生活的大门，让我振作了起来。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
星期天，做完午祷，我们的小店一开门，农民们便立刻拥到我们门前的台阶上。站在最前面的就是马特维·巴里诺夫，他邋里邋遢，蓬头垢面，两条胳膊长得像猴子的双臂一样长，两只女人般的漂亮眼睛流露出漫不经心的目光。
“从城里听到什么了吗？”他打过招呼后，问道，不等对方回答，他便又朝迎面走过来的库库什金喊道：
“斯捷潘！你的那些猫又把一只公鸡给吃了！”
随后便马上接着说，省长从喀山到彼得堡去觐见沙皇，请求把所有的鞑靼人都迁到高加索和突厥斯坦去。沙皇夸奖省长说：
“你是个聪明人！知道自己的事情该怎么处理……”
“这都是你自己编出来的吧。”罗马斯不慌不忙地说。
“我自己编的？什么时候？”
“不知道……”
“瞧，你怎么这样不相信人呀，安东内奇，”巴里诺夫遗憾地摇摇头，有点责怪地说，“而我，只是同情那些鞑靼人。高加索这个地方是需要慢慢习惯的。”
这时，一个又瘦又小的人，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他穿一件别人的破旧外套，不时地抽搐，使他那张颜色发灰的脸变得十分难看，他咧着发黑的大嘴，露出一副病态的微笑；他那目光锐利的左眼眨巴个没完，被伤疤分为两截的灰白眉毛不停地在抖动。
“你好哇，米贡！”巴里诺夫冷嘲热讽地说，“夜里偷了什么啦？”
“偷了你的钱呗。”米贡用男高音的嗓子清脆地回答说，同时向罗马斯脱帽致意。
我们的房东潘科夫——他也是我们的邻居——从院子里走了出来；他穿一件西服外套，脖子上系一条红围巾，脚下穿一双胶皮套鞋，胸前挂一条像缰绳一样长的银链子。他气鼓鼓地用眼睛打量一下米贡，说：
“要是你这个老东西再往我园子里钻，我非打断你的腿不可！”
“你这套老生常谈又来了，”米贡不慌不忙地说，然后，他叹了口气，补充道，“要是不打人，你的日子怎么过呀？”
潘科夫开始对他破口大骂，而他则接着说：
“我怎么能算老呢？我只有四十六岁……”
“圣诞节的时候你已经五十三岁了，”巴里诺夫叫道，“是你自己说的——五十三岁！你为什么要撒谎？”
一个身材魁梧、留着大胡子的老人苏斯洛夫[159]和渔民伊佐特走了过来，这样，加在一起有十来个人。霍霍尔坐在店门口的台阶上，抽着烟斗，一声不吭地在听农民们谈话；农民们则各自一边，分别坐在店铺前的台阶和长凳上。
当时气候很冷，天空光怪陆离，五色斑斓；云彩在寒冬的蓝天上迅速移动着，阳光和云影的斑点在小溪和洼地的水面上时隐时现，有时使人感到有些眼花缭乱，有时又让人感到像天鹅绒般的柔和与温暖。衣着华丽的姑娘们像一只只孔雀，沿着大街，飘然而下，向伏尔加河边一路奔去，她们撩起裙子的下摆，露出铁青色的皮靴，一个个从洼地上跨越而过；男孩子们肩上扛着长长的鱼竿，一路狂跑；农民们从店铺前大摇大摆走过去的时候斜着眼睛望着我们店里的这些人，默默地脱下便帽和毡帽，表示问候。
米贡和库库什金心平气和地在讨论一个搞不清楚的问题：到底是谁的心更狠一些——是商人，还是地主老爷？库库什金说是商人，米贡说是地主老爷。他那响亮的男高音压过了库库什金语无伦次的声音。
“芬格罗夫先生的爸爸，一把扽住了拿破仑·波拿巴的胡子。而芬格罗夫这时使劲揪住他们两人脑后的羊皮领子，先是双手往两边一拉，接着用力将他们的脑门儿往一块儿一撞——得！两个人躺在地上一动都不动了。”
“要是这样撞，你也得倒下！”库库什金赞同地说，但他补充说：“不过，商人可比地主老爷能吃……”
坐在台阶最上边一阶的、仪表堂堂的苏斯洛夫则抱怨说：
“现在农民种地可有些靠不住了，米哈伊洛·安东诺夫。以前在老爷手下干活的时候是不允许吃白饭的，各人都有各人的事情……”
“那你就呈文请求再恢复农奴制吧。”伊佐特回答他说。罗马斯默默地看了他一眼，开始在台阶的栏杆上磕自己的烟斗。
我等着，看他到底什么时候说话，于是，我一面仔细倾听农民们前言不搭后语的谈话，一面努力想象着霍霍尔究竟会说些什么。我觉得，他已经错过了加入农民谈话的许多大好机会。但是他无动于衷，一句话也不说，木呆呆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睛一直盯住看风如何在水洼里掀起层层涟漪，看大风怎样在追逐一块块的云彩，将它们聚拢成大团的乌云。河上传来了轮船的汽笛声，下面是姑娘们尖细的歌声，以及手风琴的伴奏声。一个醉鬼正沿着大街向下面走去，他一面打着饱嗝，一面不停地嚷嚷，同时挥动两只胳膊，步履蹒跚地一路歪斜，不时跌倒在水洼里。农民们谈话的语速越来越慢，他们言谈中流露出一种沮丧的情绪，这时我也感到有些忧伤，因为寒冷的天空眼看就要下雨，我想起了没完没了的城市喧闹声，想起了它那各种各样的杂音，街上川流不息的人们，以及他们的高谈阔论和发人深省的生动语言。
晚上喝茶的时候，我问霍霍尔：“他打算什么时候跟农民们谈谈呢？”
“谈什么呀？”
“啊，”他仔细听我讲完之后说，“喏，要知道，如果我跟他们谈这个内容，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那我准会再次被发配到雅库特去……”
他往烟斗里装些烟丝，抽了起来，周围立刻一片烟雾缭绕。他不慌不忙、如数家珍似的讲了起来，他说：“农民是那种谨小慎微的人，不轻易相信人。他们害怕自己，害怕邻居，特别是害怕一切外人。他们获得自由还不到三十年[160]，每一个四十岁的农民，生下来的时候还是奴隶，这一点他们都记忆犹新。什么叫自由，很难弄明白。他们的理解非常简单——自由，就是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但是到处都是当官的，他们一直在妨碍人们生活。沙皇从地主那里抢走了农民，于是，沙皇如今就成了全体农民唯一的老爷。再说了，究竟什么叫自由？突然，有一天，沙皇会解释什么叫自由的。农民非常信任沙皇——他是所有土地和财富的唯一的老爷。他把农民从地主手里夺了过来，他也可以把轮船和店铺从商人手里夺过来。农民信任沙皇，他们明白，老爷多了不好，一个最好。他们期待着，有朝一日，沙皇会向他们解释自由的含义。到那个时候，谁想要什么，就可以拿什么。大家都希望能有这么一天，可是每个人又非常害怕，人人心里都在打鼓——可不要错过这个谁想要什么就拿什么的关键日子。而且他们自己对自己也感到担心：想要的东西很多，并且也有东西可拿，可是怎么个拿法呢？大家摩拳擦掌，盯住同一件东西。何况，还有数不清的官员，他们显然是仇视农民的，对沙皇也不待见。但是没有当官的也不行，那样大家将你争我夺，彼此会打起来。”
狂风在怒吼，它把淅沥的春雨泼洒在窗户的玻璃上。街上是灰蒙蒙的一片，我的心情也有些灰暗，感到索然乏味，百无聊赖。一个嗓门不高、平心静气的声音若有所思地对我说：
“要告诉农民，他们应该逐渐学会把权力从沙皇手里夺过来；告诉他们，人民有权从自己中间推选各级官员——警察局长、省长和沙皇……”
“这事还得一百年！”
“您以为三圣节[161]之前就能做到这一切吗？”霍霍尔很严肃地问。
晚上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十一点钟的时候，我听到街上传来一声枪响，就在附近什么地方。我黑灯瞎火地冒雨跑了出去，看见米哈伊尔·安东诺维奇正朝大门口走来，他慢腾腾、小心翼翼地绕开地上的横流，看上去，人显得十分高大，黑乎乎的。
“您跑出来干吗？是我开的枪……”
“对谁开的枪？”
“有几个人，手持木棍，向我冲了过来。我说‘站住，不然我要开枪了’，可是他们不听。喏，于是我便朝天鸣放了一枪，反正天是打不坏的……”
他站在过道里，脱去外衣，一只手捋着湿漉漉的大胡子，同时像马一样，一个劲地打着响鼻。
“我这双靴子真是糟糕透了！该换一双了。您会擦手枪吗？帮我擦一擦，不然会生锈的。给抹点火油……”
他坚定不移、沉着冷静，两只灰色眼睛透出平和、执着的目光，对此，我非常赞赏。他在屋内对着镜子梳理着自己的胡子，同时警告我说：
“您在村子里走动可要倍加小心，特别是在节假日和晚上，很可能有人也要打你。不过您随身不要带木棍，这样会刺激那些想寻衅滋事的人，还会让他们觉得您害怕他们。用不着害怕他们！他们自己才是胆小鬼呢……”
我生活得很愉快，每天都有新的、重要的收获。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罗马斯开导我说：
“这一点，马克西梅奇，你首先，而且最好要了解清楚，人类最优秀的人才，都投身于一门科学。”
伊佐特每周有三个晚上到这里来，我教他读书识字。起初他对我不大信任，带有几分嘲笑的意味，但是上了几堂课后，他友好地对我说：
“你讲得很好！你呀，小伙子，应该当老师……”
这时，他突然提议说：
“你好像很有力气，喏，要不，咱们拿根棍子拔一拔，比试一下？”
我们从厨房找来一根粗木棍，然后往地板上一坐，两人脚掌对着脚掌，相互用力，使劲往自己这边拉，僵持好长时间，一心想把对方从地板上拉起来，霍霍尔则在一旁嘿嘿地笑着，给我们打气：
“喏，怎么？加油呀！”
伊佐特把我拉了起来，这件事好像使他进一步对我有了好感。
“行啊，你身体挺不错的！”他安慰我说。“可惜你不喜欢捕鱼，要不你跟我到伏尔加河捕鱼去。夜里的伏尔加河呀，天堂一般！”
他学习很努力，成绩也相当好，这连他自己都感到非常惊讶。有时候，正在上课，他突然站起来，从书架上拿起一本书，扬起眉毛，磕磕巴巴地念上两三行诗，然后红着脸，望着我，惊讶地说：
“我这不是会朗读了吗？真他妈的！”
于是他闭上眼睛，重新又朗读一遍：
鹬鸟在凄凉的原野上哀伤悲鸣，
宛若母亲在儿子的墓前泣不成声……[162]
“你看见过吗？”
有几次，他压低声音，小心地问我：
“你倒是给我解释一下，老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人，看着这一个个的鬼符号，它们怎么就联结成词汇了，而且我认识它们——那都是我们嘴边常说的话呀！我是怎么认识它们的？谁也没有悄悄地告诉我。如果它们是一些画，喏，那自然就非常明白。而这里印出来的好像是思想本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能怎么回答他呢？如果我说“不知道”，这会使他非常失望的。
“简直是魔术！”他一面叹道，一面对着亮光，翻看着书页。
他身上有一种人见人爱的稚气，天真纯洁，令人感动；他越来越让我想起书中描写的可爱的农民。他几乎和所有的渔民一样，具有诗人的气质；他爱伏尔加河，喜欢寂静的夜晚，对一人独处和静谧的生活，情有独钟。
他仰望着群星，问道：
“霍霍尔说，很可能有什么人生活在那里，跟我们差不多。你是怎么想的，是真的吗？要能给他们发个信息就好了，问问他们生活得怎么样，兴许比我们过得要好，更快活……”
其实他对自己的生活也很满意。他是个孤儿，房无片瓦，地无一垄，全靠打鱼为生；他喜欢这种平静的生活，谁也不依赖。但是他很讨厌农民，他警告我说：
“你别看他们对人挺亲热的，他们可狡猾了，虚伪得很，可不能相信他们！现在他们对你是一个样子，明天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他们每个人只盯住自己鼻子尖下的那点利益，认为社会公共事业是一种苦役。”
一个心肠软得出奇的人，一谈到“土豪劣绅”，马上便恨得咬牙切齿：
“他们为什么比别人富有？因为他们更聪明。你小子要是聪明的话，那就请你记住：农民们应该联合起来，团结起来，这样才会有力量！可是他们却把村子搞得四分五裂，就像把一根木头劈成许多碎片似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他们自己在跟自己过不去。这样的人太可恶了。这不，为了他们，霍霍尔整天忙得焦头烂额……”
他长得一表人才，身体强壮，深得女人们的欢心，她们也确实降着了他。
“当然，在这方面我是被宠坏了，”他真诚地忏悔说，“对于做丈夫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奇耻大辱，换了我，我也会非常生气的。然而，又不能不同情这些女人，女人就好比是你的第二生命。她们活在世上没有节假日，没有爱情，成天像牛马一样地干活，别的什么都谈不上。当丈夫的没有时间去爱她们，可我是个单身男人。她们有许多人，婚后第一年就尝到了丈夫拳头的滋味。不错，在这方面，我是有罪的，我常和她们一块儿厮混，逢场作戏。我只有一点请求：希望你们——这些女人——不要相互抱怨，我可以满足你们大家的要求！你们彼此不要妒忌，对于我来说，你们全都一样，都值得同情……”
这时，他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接下去说：
“我差一点和一位太太搭上了关系，她是从城里到别墅来度假的。她长得很漂亮，皮肤洁白，像牛奶一样，头发是亚麻色的，一双浅蓝色的眼睛非常善良。我经常卖给她鱼，有时老盯住她看。
“‘你有什么事吗？’她问我。
“您自己心里明白，我说。
“‘那好，’她说，‘我今夜去找你，等着我！’
“她还真是说到做到！她真的来了。只是蚊子给她带来了很大困扰，把她叮得够呛，得，结果我们什么事情也没搞成。
“‘不行，’她说，‘蚊子叮得太厉害了，’她差一点哭出声来。一天后，她丈夫——一个什么法官——来了。没错，这些夫人太太们就是这个德行。”
他带着忧伤与责怪的口吻最后说：“蚊子打扰了他们生活……”
伊佐特非常欣赏库库什金，夸他说：
“喏，要是仔细观察一下这个农民，你就会发现他的心灵有多么善良！大家不喜欢他，唉，真是不应该！当然，他有些多嘴多舌，可是，要知道，每一头牲口都有自己的花色啊！”
库库什金没有土地，娶了一个嗜酒如命的女仆为妻，这女人个子虽然矮小，但是身体强壮，动作麻利，而且非常凶狠。库库什金把自己的小屋租给了一个铁匠，自己则住在浴室里，在潘科夫那里干活。他非常喜欢收集新闻，没有新闻时，他便自己编造各种各样的故事，而且总要把它们一个个串联起来。
“米哈伊洛·安东诺夫，你听说了吗？京科夫地区的一名警察辞职不干了，说要出家为僧去，他说：‘我不愿再殴打农民了。够了！’”
霍霍尔神情严肃地说：
“如果这样，所有当官的都得从你们的身边跑开。”
库库什金一面把麦秸、干草和鸡毛从乱蓬蓬的褐色头发中拣出来，一面说：
“全都跑开是不会的，跑开的只是那些有良心的官员，当然，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也很难办。你呀，安东内奇，我看你是不相信良心的。可是，要知道，不讲良心，就是有很高的聪明才智，日子也是很难过的！你现在听我来讲一件事……”
接着，他讲了一个“绝顶聪明的”女地主的故事。
“有这样一个非常厉害的女人，连省长这样位高权重的官员也必须到她那里登门拜访。省长说：‘夫人，您应该小心谨慎，以防万一。关于您坏事做尽的流言蜚语甚至已经传到了彼得堡！’当然，她用果子露酒款待了他，然后说：‘请回去吧，祝您一路顺风，我的性格是无法改变的！’三年零一个月过去了，她突然把农民们召集到一起，说：‘现在我把我的全部土地都交还给你们，再见了，请原谅我，而我……’”
“她进了修道院。”霍霍尔提醒说。
“没错，当了修道院的院长！这么说，你也听说过她的故事？”
“我从没有听说过。”
“那你从哪儿知道的？”
“因为我了解你。”
这个喜欢幻想的人，一面摇着头，一面嘟嘟哝哝地说：
“你为什么总不相信别人……”
而且，经常是这样：他故事里的坏人、恶棍，一旦坏事做绝，便“逃之夭夭，销声匿迹”，但更多的情况是，库库什金像“处理垃圾”似的把他们都送进修道院。
他常常出人意料地忽发奇想，眉头突然一皱，宣称：
“我们打败鞑靼人，真是多此一举——鞑靼人比我们要优秀！”
可这时并没有人议论鞑靼人的事，大家正在谈论有关成立果农合作社的事。
罗马斯正在介绍西伯利亚的情况，讲西伯利亚的农民多么富裕，但是突然，库库什金若有所思地喃喃自语道：
“如果两三年内不去捕捞鲱鱼，这种鱼就会大量繁殖，海水就会漫过堤岸，淹没众人。鲱鱼是一种繁殖速度极快的鱼！”
村里人认为库库什金是个无足轻重的人，根本没把他当回事，可是他的故事和种种奇怪的想法，却使农民们感到很受刺激，常常引起他们的斥骂和讥笑，但是听他讲起来却又感到津津有味，非常专注，很想从他的胡诌八扯中发现一点真理。
“瞎话篓子”，正儿八经的人都这样叫他，只有那个喜欢打扮的潘科夫态度严肃地说：
“斯捷潘，一个难以捉摸的人……”
库库什金是个非常能干的人，他会箍木桶，修炉灶，懂得养蜂，教妇女们饲养家禽，木工活也非常在行，什么活都会干，尽管他干起活来慢腾腾，死样活气的。他喜欢猫，浴室里喂了十几只养得肥肥胖胖的大猫和小猫，他拿乌鸦和寒鸦喂它们，而且教这些猫捕食家禽，结果加大了人们对他的不满：他的猫经常咬死小鸡和母鸡，妇女们经常去追赶斯捷潘的猫，逮住了就是一通狠揍。在库库什金的浴室附近，时常能够听见愤怒女主人们的尖声叫骂，但这并没有让库库什金感到不安。
“臭娘儿们，猫本是一种会捕猎的动物，它们比狗要灵敏。我要教会它们捕捉飞禽，养上几百只，然后将这些猫出售，收入全都给你们这些臭娘儿们！”
他原先识字，但是后来都忘了；再捡起来，他又不愿意。他天资聪明，比谁都能更快地从霍霍尔的故事中抓住要害。
“啊，是这么回事，”他眉头一皱，像小孩子吃了苦药似的说，“就是说，对小老百姓而言，那伊万雷帝是无害的了……”
他、伊佐特和潘科夫，他们时常晚上到我们这里来，往往一坐就是半夜，听霍霍尔介绍世界的情况，讲外国的生活和各族人民风起云涌的革命故事。潘科夫很喜欢法国革命。
“这才是地道的生活大转折。”他称赞道。
潘科夫的父亲是个富裕的农民，因甲状腺肥大，长了个大粗脖子，两个眼珠子突出，看上去怪吓人的。两年前，他从父亲那里分了出来，“通过恋爱”，娶了伊佐特的侄女——一个孤儿为妻，婚后他对她严加管束，但却让她穿得像城里人似的。父亲大骂儿子固执任性，每当他从儿子的新房屋面前经过时，总要冲它愤愤地吐上一口唾沫。潘科夫不顾村里有钱人的反对，把房子租给了罗马斯，而且紧挨着这房子又开了一家小店，因此这里的人非常恨他，他呢，表面上对他们表现得无所谓，不感兴趣，可谈起他们时，一脸的不屑，而跟他们打交道时——则态度粗暴，而且冷嘲热讽。农村的生活使他感到非常苦恼：
“要是我有手艺，我也会住在城里……”
他仪表堂堂，一向穿得又非常整洁，举止庄重典雅，有很强的自尊心；他为人小心谨慎，不轻易相信他人。
“这件事，你是感情用事，还是有所考虑？”他问罗马斯。
“那你是怎么想的？”
“不，还是你来说吧。”
“依你看，哪样更好一些呢？”
“不知道！那依你看呢？”
霍霍尔一个劲儿地追问，终于使这个农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当然，最好是有所考虑！考虑，就少不了从利益方面着想，而哪儿有利益，那里的事情就比较牢靠。随心所欲可不是我们的好参谋。随心所欲，我就会鲁莽从事，闯下大祸！我肯定会把神父活活烧死，免得他到处管闲事！”
神父，这个长得贼眉鼠眼的可恶的小老头儿，净给潘科夫添堵，他老在潘科夫和父亲的争吵中插上一脚。
起初，潘科夫对我很不友好，几乎是抱着敌视的态度，简直像主子对下人似的，对我大喊大叫，但是很快他就不这样了，尽管我感到他内心里对我还是不信任。其实，我对潘科夫也没有好感。
最令我难忘的是有几天晚上所发生的事。在一间很干净的小房间内，房子的墙壁是用圆木搭建的，窗子的防护板关得严严实实，屋角的桌子上点着一盏灯，灯后坐着一个人——大锛儿头，脑袋剃得光光的，留着一把大胡子，他说：
“生活的本质在于人和动物的距离越来越远……”
三个农民认真地听着，他们一个个耳聪目明，一脸足智多谋的样子。伊佐特总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在倾听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听到的来自很远地方的声音。库库什金好像受到蚊虫的骚扰，一直抓耳挠腮，坐卧不宁，而潘科夫一边捻着浅褐色的唇髭，一边心里暗暗思忖：
“就是说，还是得把人分为不同的阶层。”
潘科夫跟自己的雇工库库什金说话时态度从来都不粗暴，而是非常认真地听取这位幻想家杜撰出来的可笑故事，这一点，我非常喜欢。
谈话快结束时，我回到自己的阁楼上，坐在打开的窗子前面，望着已经沉睡了的村庄和田野，那里是一片沉寂，悄无声息。漆黑的夜幕下，点点星光距离地面仿佛越来越近，而离我则越来越远了。夜阑人静，万籁俱寂，这使我的心情备受压抑，而我的思想，已经飞向那浩瀚无垠的空间，于是，我看到了千千万万个村落，它们默默无闻地匍匐在平坦的大地上，像我们这里的村庄一样，紧贴着地面，一动不动，悄无声息。
空旷的夜晚亲切地拥抱着我，它好像千万条看不见的蚂蟥在吸吮我的灵魂，我渐渐感到困倦无力，一种模糊不清的焦虑情绪使我深感不安。我感到自己在这片土地上是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
我面前的农村生活，毫无乐趣可言。我多次听说，而且在书中也看到，说农村人比城里人活得更健康，人也比较真诚。但是，我眼见农民们整天处于连续不断的苦役般的劳动之中，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身体并不健康，被工作累得五劳七伤，几乎从来看不到他们有个笑脸。城里的手艺人和工人，他们的工作并不轻松，但他们的日子过得比农村人要愉快一些，也没有那么单调乏味，不像村里的这些人，成天愁眉苦脸的，对生活一肚子牢骚。在我看来，农民的生活并不那么简单，它需要对土地进行精心的呵护；为人处世，方方面面都得机智灵活，随机应变。因此，这种缺乏理智的生活并不让人感到亲切，看得出，全村的人都像瞎子一样，在摸索中生活，大家都有所顾忌，互相不信任，只怕他们当中有狼心狗肺之人。
我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一直不喜欢霍霍尔、潘科夫和一切“我们这样”希望理智生活的人。
我清楚地看到城市的优越性，看到城市渴望幸福，大胆开动脑筋，为自己提出各种各样的目标和任务。而且，每逢这样的夜晚，我总是想到下面两个城里人：
弗·卡卢金和兹·涅别伊
钟表匠，兼修各种仪表、外科手
术器械、缝纫机、各类八音盒等
这块牌子就挂在小店狭窄的门上，门两边是两扇落满灰尘的窗子。弗·卡卢金坐在一个窗口前面，他是个谢顶头，发黄的脑袋上长了个鼓包，一只眼睛上戴了个放大镜。他有一张圆圆的脸，人长得很结实，他用细小的镊子在摆弄钟表机件时，几乎总是不停地在微笑；要不就是张着隐藏在灰白唇髭下的圆嘴，在唱着什么。兹·涅别伊坐在另一个窗口前，他长了一头卷发，皮肤很黑，有一只长歪了的大鼻子，两只像李子般大小的眼睛和一小撮山羊胡子，他的模样干瘪消瘦，活像个魔鬼。他也在拆修一些精密的零件，时不时地会用他那男低音突然喊一嗓子：
“特拉——塔——塔姆，塔姆，塔姆！”
他们的背后都是些箱子、器械、轮子、八音盒、地球仪，堆得乱七八糟，到处都是，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金属构件，墙上挂了许多壁钟，钟摆不停地来回晃动。我打算拿出一整天的时间，看看这些人是如何工作的，可是，我高大的身躯挡住了他们的光线，他们向我做出一副可怕的鬼脸，冲我挥挥手，让我走开。我离开时满心羡慕地想：
“要什么都会做该多么幸福啊！”
我崇敬这些人，相信他们深谙一切机器和工具的奥妙，世上所有的东西他们都会修。他们这才叫人啊！
可是我不喜欢农村，农民都是些莫名其妙的人。妇女们经常抱怨自己有病，她们总是说“心里乱扑腾”“胸口堵得慌”“肚子里绞着疼”。关于这些情况，每逢节假日，她们坐在自己的小屋前或伏尔加河的岸边，乐此不疲地讲个没完。这些人非常容易发火，骂起人来简直不要命。常常因为打碎一个价值十二个卢布的瓦罐，三家人能棍棒相加，大打出手，老太婆的胳膊被打断，小伙子的脑袋被打破。这种邻里打斗，几乎每个星期都发生。
小伙子对姑娘们表现得肆无忌惮，厚颜无耻，他们公然搞恶作剧，捉弄她们：他们在田野里逮住她们，把她们的裙子撩起来，然后用裙子下摆将她们的脑袋紧紧包住，用树皮扎紧。他们管这叫“姑娘开花”。下身**的姑娘们在尖声喊叫，破口大骂，但看来她们对这种游戏还是很乐意玩的，因为很明显，她们本来是可以迅速解开被扎住的裙子的，可是她们却尽可能地往后拖延时间。在教堂里通宵做祷告时，小伙子们经常会拧姑娘们的屁股，看来，她们好像是专门为让小伙子们拧一下才来教堂的。星期日，神父站在讲经台上说：
“畜生！你们这种伤风败俗的行为，难道就不能换个别的地方吗？”
“在乌克兰，人们对待宗教的态度，好像更富有诗意一些，”罗马斯说，“可是在这里，在相信上帝的幌子下，我看到的只是恐惧和贪婪的最粗野的本能。要知道，那种对上帝的真诚的爱，对上帝的美德和威力的赞颂，在这里的人们的心目中压根儿就不存在。也许这是件好事，因为这样摆脱宗教的束缚会更容易一些，因为——我告诉你们吧——宗教是一种极其有害的偏见！”
村里的小伙子们都喜欢吹牛，但是他们胆小如鼠。他们已经有三次夜间把我堵在街上，想痛打我一顿，但是都没有得逞，只有一次，他们在我腿上打了一棍子。当然，这件事我没有告诉罗马斯，不过他发现我走路有点跛，也就猜到了是怎么回事。
“唉，你终归还是收到了他们的礼物，是不是？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嘛！”
尽管他劝我夜晚不要出去，但我有时候还是沿着菜园子来到伏尔加河岸，坐在河边的白柳树下，透过清澈晶莹的夜幕，向下面张望，向河对岸的草原眺望。伏尔加河的河水在缓缓地流动，庄严而肃穆，已经看不见的太阳余晖，在昏暗的月亮的映照下，在河面上反射出一道道金色的光芒。我不喜欢月亮，因为它有一种不祥之兆，而且，就像对于狗那样，它会引起我的悲伤，直想悲怆凄厉地吼叫上几声。当我得知月亮本身不会发光，它是死的，它上面没有，也不可能有生命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高兴。在这以前，我想象着它上面住的都是些铜制的人，他们是由三角铁构成的，走动起来像圆规似的，叮里咣当，像斋戒日的洪钟，震耳欲聋。月亮上面的一切全都是铜质的，植物、动物——所有的东西都铿然有声，穿云裂石，沸天震地，与地球为敌，嫁祸于它。当我知道天上的月亮不过是空空如也时，我感到非常欣慰，但我仍然希望能有一颗大流星重重地坠落在月球上，由于它的撞击而使它大放光芒，这样月亮就可以用自身的光芒照亮地球了。
望着来自遥远地方的伏尔加河的流水——宛如一块闪闪发光的波动的丝绸，晃晃悠悠地消失在河岸山崖的阴影里——我感到自己的思想变得更加活跃与敏锐了。脑子里很容易涌现出一些难以言表的、不同于白天所感受的想法。伏尔加河的主河道几乎没有任何声音，像一只巨大怪鸟的轮船，身上披着火红的羽翼，在宽阔的黑乎乎的航道上缓缓行进，身后留下些许轻微的噗噗声，像是怪鸟在拍打自己沉重的翅膀。在绿草如茵的岸边，一盏盏灯火，游弋不定，它们在河面上映照出一片耀眼的红光——这是渔民们在灯光照耀下用鱼叉在叉鱼。有人会想，这可能是天上一颗无家可归的星星坠落了下来，像一朵朵火花在河面上来回游动。
从书中读来的东西，现在都变成了莫名其妙的幻想，想象正不知疲倦地绘制出一幅幅美丽无比的图画，此时此刻，你就好像紧跟在河流的后面，遨游在柔和的夜空里。
伊佐特找到了我，在夜色下，他好像显得更加高大，也更加可爱了。
“你怎么又到这儿来了？”他问道，同时在我身边坐了下来。他一句话也不说，沉默了很长时间，看着河面，望着天空，一直抚摸着他那金黄的、细如蚕丝的胡须。
后来，他幻想道：
“等我学成了，书读够了，我就沿着所有的河流一路走下去，我会把一切都搞懂的！我要去教别人！没错。老弟，要和别人促膝谈心，那该有多好！即使是一些老娘儿们，只要能够和她们推心置腹地交谈，她们也会明白过来的。不久前，有一个妇女坐在我的小船上问我，‘我们死后会怎么样？’她说，‘我既不相信有地狱，也不相信有另一个世界。’瞧见了吗？老弟，她们同样……”
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句，停了一会儿，最后补充说：
“都是些活生生的人……”
伊佐特是个夜猫子，喜欢晚间活动。他对美的感受非常敏锐，他能够像一个富于幻想的儿童那样，用朴素的语言谈论美的事物。他相信上帝，并不感到畏惧，虽然他也像在教堂里那样，把上帝想象成为一位高大、端庄的老者，一位聪明善良的世界主宰。他之所以未能战胜邪恶，那是因为“他实在顾不过来，繁衍生息的人太多了。不过，没关系，他一定会除恶务尽的，等着瞧吧！至于耶稣基督，那我就无法理解了，怎么也弄不明白！他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上帝也就行了。然而这里却又来了一个！据说是他的儿子。是儿子又怎么样？何况上帝并没有死……”
但伊佐特经常是不说话，坐在那里想着心事，只是偶尔叹口气说：
“是啊，原来是这样……”
“什么这样？”
“我只是自己随便一说……”
于是，又叹了口气，眼睛望着迷茫的远方。
“生活可真好啊！”
我表示赞同，说：
“是啊，的确很好！”
像天鹅绒似的雄浑强劲的伏尔加河水，黑压压一片，奔流不息；一条弯弯的银河，横空出世，展现在河流的上空，硕大的星星，像一只只金色的云雀，闪烁其间，照得人们眼花缭乱，而我的心却在低声吟唱自己关于生活奥秘的荒唐想法。
远处，在草地的上空，阳光透过粉红色的云彩，露出了笑脸，这不，瞧呀，太阳终于像孔雀开屏似的，在天上大放光芒了。
“太阳真是奇妙极了！”伊佐特喃喃说道，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
苹果树正在开花，村里到处是粉红色的花朵和苦涩的芳香，这种香味无处不在，完全盖过了焦油和粪肥臭气。千百棵鲜花盛开的苹果树，披着用花瓣织成的绸缎似的粉红色的节日盛装，一排排，一行行，井然有序地从村里一直伸延到田野。每当夜晚，明月当空，微风习习，一朵朵像小蝴蝶似的苹果花摇晃不定，发出勉强能够听得见的轻微的簌簌声，这时，整个村庄仿佛都被金光闪闪的淡蓝色巨浪淹没了。夜莺在尽情地歌唱，从不知疲倦；而白天，椋鸟放开歌喉，一个劲儿地欢唱；看不见的云雀，把那委婉动听的歌声不断地撒向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