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女人在默默摊她的纸牌，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她的鼻子很尖，像鸟的嘴似的，两只一动不动的大眼睛给她的容貌增添不少光彩。她用少女般的两只手拢起自己那像假发似的蓬松的白发，然后小声，但清晰地问道：
“乔治，你看见了米沙没有？”
乔治推开我，迅速坐了起来，连忙说：
“他不是去基辅了吗……”
“没错，是去基辅了。”那女人重复着说，眼睛并未离开纸牌，而且我注意到，她说话的声音非常单调，不带任何感情。
“他很快就会回来……”
“是吗？”
“啊，是的！很快。”
“是吗？”那女人又问一遍。
脱了一半衣服的乔治一下子跳到地上，连蹦带跳地来到那女人跟前，扑通一声跪了下来，跟她用法语讲了些什么。
“我是很放心的。”那女人用俄语回答说。
“我——迷了路，知道吗？大雪纷飞，狂风怒吼，我想，我肯定是要被冻僵了。”乔治抚摸着她放在膝盖上的一只手，心急火燎地讲着。乔治，四十岁左右，红脸膛，厚嘴唇，留着黑色的小胡子，看上去好像有些惶惑不安，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一个劲儿地在胡噜自己圆脑袋上硬邦邦的白头发，而且，说话时头脑也越来越清醒了。
“我们明天去基辅。”那女人说，不知她是在发问，还是在做出决断。
“好，就明天吧！现在你也应该休息了。你为什么不躺下呢？时间已经很晚了……”
“米沙他今天不会回来吗？”
“噢，不会！这样大的风雪……走吧，该去睡了……”
他端起桌上的灯，把她领进书橱后面的一扇小门里。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什么也不想，只听见他那有点嘶哑的细语声。风雪像毛茸茸的爪子在玻璃窗上划出沙沙的响声。蜡烛的火苗映照在融雪的水洼里，闪烁不定，忽明忽暗。屋里放满了东西，有一种奇怪的暖洋洋的气息，让人思想松懈，直想犯困。
正在这个时候，乔治摇摇晃晃地来了，他手里端着一盏灯，灯罩不停地碰着灯上的玻璃。
“她已经躺下了。”
他将灯放在桌子上，若有所思地站在屋子中间，也不看我，就说：
“喏，怎么说呢？要不是你，可能我已经被冻死了……谢谢！你是干什么的？”
他歪着脑袋，仔细倾听隔壁房间里窸窸窣窣的声音，浑身哆里哆嗦，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
“她是您的妻子？”我小声问道。
“是我的妻子。我的一切。我的全部生命！”他眼睛看着地板，声音不高，但却一字一板地说道。这时他又开始用手掌使劲胡噜自己的头发。
“要喝茶吗——啊？”
他心不在焉地向门口走去，但是又站了下来，因为他忽然想起女仆由于鱼吃得太多，被送到医院里去了。
我提议把茶炊生起来，他点头表示同意。不过他显然忘记了自己的衣服还没有穿好，便光着脚，吧嗒吧嗒地在湿地板上走着，把我领到狭小的厨房。在厨房里，他背靠着炉灶，又重复一遍地说：
“要不是你，我可能就被冻僵了，谢谢！”
这时，他突然打了个激灵，瞪着一双大眼睛，惊恐不安地盯住我。
“要是那样的话，她该怎么办呢？噢，我的上帝……”
他望着黑乎乎的狭窄的门口，急切地小声说：
“你都看见了——她有病。她的儿子是个音乐家，在莫斯科自杀了，可她一直还在等待他，这不，已经差不多等了两年了……”
后来，我们在一起喝茶的时候，他前言不搭后语，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跟我说，这女人是个地主，而他则是一位历史教师，是她儿子的辅导老师，结果爱上了她。她离开了丈夫——一个德国男爵——去演唱歌剧，他们生活得很美满，尽管她的第一个丈夫千方百计地想破坏她的生活。
他讲话的时候眯缝着眼睛，一门心思地紧盯着厨房的一个什么东西，厨房很脏，光线又很暗，炉灶旁边的地板都已经腐烂了。他喝了口茶，嘴被烫了一下，脸马上一皱，两只眼睛瞪得滚圆，吓得他直眨巴眼睛。
“你——究竟是干什么的？”他再一次问我，“对了，是做小甜面包的工人，真是怪了，不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的话听起来有些惴惴不安，他用一种怀疑的、受骗上当者的目光看着我。
我简要地谈了自己的情况。
“原来是这样呀？”他轻声叫道，“啊，原来是这样……”
这时他忽然活跃起来，问道：
“你知道《丑小鸭》[59]的故事吗？读过吗？”
他的脸忽然变得非常难看，他开始愤怒地，用高得令我吃惊的、很不自然的尖细、嘶哑的声音讲了起来。
“这篇童话故事非常吸引人！在你这个年纪，我也曾经想过我是不是一只天鹅？可是，你瞧……我本应该去神学院，可是却上了大学。我父亲是一位神父，和我断绝了关系。我在巴黎钻研人类不幸的历史——人类进步史。我写过东西，没错。噢，这一切又能怎样……”
他跳到椅子上，仔细听了听，然后对我说：
“进步，这是人们为安慰自己而杜撰出来的说辞！生活是非理性的，毫无意义。没有奴役便没有进步；没有多数人服从少数人，人类在自己发展的道路上便会停滞不前。我们希望减轻我们的生活负担，减轻我们的劳动，结果只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使我们的劳动更加繁重。工厂和机器为的是要不断生产出更多的机器，这是非常愚蠢的！工人越来越多，可是社会需要的只是农民——生产粮食的人。粮食就是一切，它是需要用劳动向大自然索取的。一个人需要的东西越少，他就越幸福；他的愿望越多，他的自由就越少。”
也许，问题不在于这些言辞，但恰恰是这些振聋发聩的思想，是我生平头一次所听到的，而且是通过这种尖锐的、**裸的方式听到的。由于兴奋，他尖叫一声，诚惶诚恐地把目光盯住通向内室的门口，屏息静听了片刻，见没什么声音，才又小声说起来——几乎是咬牙切齿：
“要知道，每个男人需要的东西并不多，一块面包，一个女人……”
他讲起女人的时候，轻声细语，显得很神秘；用的词我从未听说过，援引的诗，我也从未读过——他突然变得很像小偷巴什金了。
“贝雅特里齐[60]、菲娅美达[61]、劳拉[62]、妮农[63]，”他一口气小声地给我叫出一些我不知道的人名，并且讲了一些坠入爱河的国王和诗人们的故事，朗读了一些法国人写的诗歌，同时用他那一直光到肘腕子的纤细的胳膊打着节拍。
“爱情和饥饿主宰着世界。”[64]我听见这热切的低语声，想起了这句话曾经作为一本革命小册子《饥饿王》的标题，因此它在我的心目中便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65]。
“人们寻求的是遗忘和安慰，而不是知识！”
这种想法使我感到万分惊讶。
我是一大早就离开厨房的——墙上的小时钟刚指到六点零几分。我踏着积雪，在茫茫的晨雾中向前走去，耳边是暴风雪的吼叫声。这时，我想起了那个备受煎熬者的愤怒的尖叫声，觉得他的话语好像就卡在我的喉咙，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不想回到面包作坊去，不愿见任何人，于是，我身上披着厚厚的积雪，沿着鞑靼镇的街道，向前走去，一直走到天空放亮，在大雪飞舞中开始看到市民的身影为止。
后来我再也没有遇见过那位历史教师，我也不想再见到他了。但我却不止一次地听到人们说生活没有意义、劳动没有用处的话——说这种话的人，有大字不识一个的云游派教徒[66]，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托尔斯泰主义者”[67]和文化素质很高的人；此外，还有东正教的修士司祭、神学硕士、制造炸药的化学家、新活力论[68]生物学家等许多人。但是，这些思想对于我已经不像第一次接触到时那样吃惊了。
只是在大约两年以前——从头一次谈论这个话题起，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我突然从一个工人老朋友嘴里听到了几乎是同样的话，同样的思想。
有一次，我跟这个工人老朋友“谈心”，他苦笑着称自己是个“政治油子”，他用那种好像只有俄国人才有的襟怀坦白的态度对我说：
“阿列克谢·马克西梅奇，亲爱的，我什么都不需要，什么学院、科学、飞机，统统都没用，完全多余！我只需要一个安静的角落，还有一个娘儿们，想亲的时候就亲她一下，而她对于我，应该忠贞不渝，全身心地回报我，这就可以了！您按照知识分子的方式考虑问题，和我们毕竟不一样，您是中了毒的人，对于您来说，思想比人更重要，您考虑问题时是不是跟犹太人一样，即人是为安息日[69]而设立的呢？[70]”
“犹太人可不这么想……”
“鬼晓得他们是如何想的，一个愚昧的族群。”他一面回答，一面把烟头扔向河里，看着它往下落。
我们坐在涅瓦河岸边的石头凳子上，那是一个秋天的夜晚，明月当空；白天我们俩净瞎忙活了，千方百计地想做点好事，但是事与愿违，最后弄得自己非常疲惫。
“您和我们总在一块儿，但您不是我们的人，这就是我要说的话，”他若有所思地轻声说，“知识分子爱动，不那么安分，自古以来他们就常常聚众造反，就像耶稣基督那样，作为空想家，为了形而上的目标，便起来造反——所有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为了乌托邦[71]理想而聚众造反。一个空想家起来造反，而各种废物、流氓无赖、社会渣滓也跟着来了，都是出于一种愤恨的情绪，因为他们发现生活中根本没有他们的位置。工人们起义是为了革命，他们必须争取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合理分配的权利。一旦他们最后夺取了政权，您以为他们会去管理国家吗？绝对不会！大家将一哄而散，各奔东西，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着想，营造自己的安乐窝……”
“您是说机器设备吗？它只会把我们脖子上的套索拉得更紧，把我们勒得更狠。不行，必须摆脱不必要的劳动。人需要安宁。工厂和科学都不能给人以安宁。一个人所需要的东西并不多。当我只需要一间小房子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建造一座城市呢？人们聚居的地方，自来水、下水道、电气设备，一应俱全。可是，请设想一下，要是没有这些东西，生活将是多么轻松！不，我们有许多东西都是完全多余的，而且这一切东西，都是知识分子们搞出来的，因此，我要说：知识分子是个有害的阶层。”
我说过，谁也不会像我们俄国人那样，把生活搞得完全没有意义，彻头彻尾的没有意义。
“俄国人是精神最自由的人，”我的交谈者嘿嘿一笑，“不过，您千万别生气，我敢说，我们成千上万的人都是这样想的，只是不会表达罢了……生活，应该过得简单一些，那样人们就会感到更惬意一些……”
此人从来都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也没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他的思想发展，我是知根知底的。
跟他谈过后，我不禁想：怎么，千百万俄国人，为革命历尽千辛万苦，难道心灵深处真的只是为了摆脱劳动吗？最少的劳动，最大的享受，这是很有**力的，它像一切难以实现的乌托邦幻想一样，非常吸引人。
这时，我想起了亨利·易卜生[72]的诗句：
我是保守者吗？噢，不！
我一如既往，依然故我——
我不喜欢调换棋子，
我要把整个棋局推翻。
我只记得一次革命——
它比后来的都要英明，
它本可以摧毁一切——
自然，我是指世界洪水大泛滥。
须知，挪亚成了主宰[73]。
但那次魔王还是受到了愚弄！
啊，如果此事能办得诚实一些，
我自当助上一臂之力——
您来呼风唤雨，大发洪水，
我呢，在方舟下放置一枚鱼雷——
何乐而不为！
安德烈·杰连科夫的小杂货店收入微薄，可是需要物质帮助的人和“事儿”却越来越多。
“必须得想个办法。”安德烈愁眉苦脸地摸了摸胡子，心里有些内疚地微笑道，然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觉得他这个人自己总是认为应该一辈子帮助他人，这是他命中注定的一件苦差事，虽然他自认为应该受这份累，但有时候仍不免为此感到苦恼万分。
我不止一次变着法儿地问他：
“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好像没听懂我问话的意思，回答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时，话说得文绉绉的，用一种含糊不清的语言谈到人民生活之疾苦和让人民受教育、增长知识的必要。
“可是人们愿意吗？他们渴望得到知识吗？”
“咳，怎么不愿意呢！当然愿意啦！您不是也愿意吗？”
是的，我是愿意。但我想起了历史老师说的话：
“人们寻求的是遗忘和安慰，而不是知识。”
与刚满十七岁的人谈论这样尖锐的思想问题是非常有害的；这种谈论会使人们的思想变得麻木迟钝，大家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我觉得我看到的总是同一种现象：人们喜欢听有趣的故事，那只是因为，这些故事能够帮助他们暂时忘掉痛苦的，但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故事中“杜撰的成分”越多，他们就越爱听。他们觉得最有意思的是那种有许多美丽“谎言”的书。简单说吧，我好像是坠入了五里云雾之中了。
安德烈·杰连科夫想开一间面包店[74]。记得我们曾经详细地算过一笔账，估计开业后每投入一个卢布，就可以赚取不少于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润。作为“自己人”，我当然是面包师的“助手”，负责监督，不许他暗中偷盗面粉、鸡蛋、黄油和烤好的面包。
这样我便从又脏又大的地下室搬进一间比较干净些的小一点的地下室——这里的卫生工作由我负责。和四十个人的作坊不同，这里我面对的只有面包师一个人。他两鬓斑白，留一撮山羊胡，面孔干巴消瘦，一双黑眼睛总是若有所思的样子，嘴巴的样子怪怪的：像鲈鱼的嘴那样小，嘴唇肥肥厚厚的，噘得好像要跟人接吻似的。眼睛深处透出某种嘲讽的意味。
当然，他会偷东西。工作的头一天夜晚，他就把十来个鸡蛋、三俄磅面粉和一大块黄油搁到一边去了。
“这些东西——是打算做什么用的？”
“给一个女孩子，”他和颜悦色地说，然后皱皱鼻子，补充说，“一个很好的姑娘！”
我试图说服他，说偷东西是一种犯罪行为。但不知是我缺乏口才，还是我自己也不大相信我说的话，反正，我的话没有起什么作用。
面包师躺在放面团的柜台上，望着窗外的星星，惊讶地嘟哝着说：
“他竟教训起我来了！头一次见面就一本正经地教训起人来了！自己的年龄比我小两三倍！这也太可笑了……”
他看完星星，问道：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你在谁那儿干过活？在谢苗诺夫那儿？发生暴动的那个地方[75]？是这样啊。喏，就是说，我在梦里见到过你……”
几天后，我发现这个人特别能睡，不管什么姿势，想睡就睡，甚至站在那里，扶着铁锹把也能睡着。睡的时候，两道眉毛微微抬起，脸的模样有点变形，怪里怪气，露出一种惊讶、讥讽的表情。他最喜欢讲述有关宝藏和梦的故事。他深信不疑地说：
“我能看到地下的东西，整个大地就像一个大馅饼，下面尽是宝藏，一罐罐、一箱箱的钱币，到处埋藏的都是生铁。常常有这样的事，我梦见一个我熟悉的地方，比如说，浴室，浴室的墙角下埋藏有银器。醒来后，我连夜就去挖，往下挖一俄尺深，打眼一看，是一些煤渣和一副狗的头盖骨。这就是我所找到的东西！突然间，哗啦一声！窗子被打得粉碎，一个女人拼命地在喊叫：‘来人啊，有贼啦！’当然，我赶紧逃跑了，不然我会被打一顿的。这太可笑了。”
我常常听到“这太可笑了”这句话！不过伊万·科兹米奇·卢托宁并不笑，他只是喜滋滋地眯缝起眼睛，皱着鼻子，张大两个鼻孔。
他做的梦没有多大意思，跟现实生活一样，枯燥乏味，无聊透顶，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他谈起自己的梦来竟然那么津津乐道，而谈起周围人的生活时却很不情愿？[76]
一个有钱茶商的女儿被迫出嫁，婚礼结束后回家便开枪自杀了——消息轰动了全城[77]。数以千计的青年人为她送葬，大学生们在她的墓前发表演说，警察一再地驱赶他们。在邻近面包作坊的一家小店里，人们都在谈论这场悲剧，店铺后面的一个房间里挤满了大学生，他们激昂慷慨的声音和犀利的言辞，一直传到了我们的地下室。
“这个姑娘呀，平时管教得太少了，”卢托宁说，然后他又对我说：
“我好像是在池塘里摸鲫鱼，突然，一个警察喊道：‘住手，你怎么竟敢在这里摸鱼？’逃是无处可逃了，我便一头扎进了水里，于是便醒了过来……”
尽管卢托宁对现实生活不太留意，但他很快还是感觉到面包店的情况有点非同寻常：卖面包的两个姑娘，不熟悉业务，老在看书；她们一个是老板的妹妹，一个是她妹妹的女友——高高的个子，红红的脸蛋，长着一双和蔼可亲的眼睛[78]。大学生们常到这里来，他们在面包店旁边那间屋子里一坐就是很久，不知为什么事，要么大声争吵，要么窃窃私语。店老板很少到店里来，而我这个当“帮手”的，倒好像是这个小店的掌柜。
“你跟老板是亲戚吗？”卢托宁问我，“兴许他想让你做他的妹夫吧，是不是？这太可笑了。大学生们为什么老在这儿窜来窜去？是为了这些姑娘……没错。喏，很有可能……虽然这两个姑娘的长相并不怎么样，没有那么大的魅力……这些大学生与其说是来看这两位小姐，还不如说是为面包而来……”
几乎每天早上五六点钟的时候，总有一个短腿姑娘出现在面包作坊窗外的街上。她好像是用大小不等的半球组成的，整个身子就像是一个装满西瓜的口袋。她的两条腿伸到地下室窗外的洼坑里，一面打着哈欠，一面喊道：
“瓦尼亚！”[79]
她头上包一块花头巾，头巾下露出浅色的卷发，打旋的卷发垂落在她那红扑扑、圆鼓鼓的脸上和低低的额头上，蹭得两只惺忪的睡眼直有些痒痒。她伸出两只小手，懒洋洋地将头发从脸上撩开，她的手指像新生婴儿的那样，一个个都分开伸着，非常好玩儿。有意思的是，跟这样一个姑娘能谈些什么呢？我叫醒面包师，他问她：
“你来啦？”
“你不都看见了。”
“睡得好吗？”
“喏，还能怎么样！”
“你梦见什么了？”
“不记得了……”
城里一片寂静。其实已经能够听见有的地方有扫街的沙沙声了；刚睡醒的小麻雀，已经开始在叽叽喳喳地叫了。冉冉升起的太阳将温暖的阳光照射在玻璃窗上。我非常喜欢这发人深思的早晨的时光。面包师把一只毛茸茸的手伸出窗外，抚摸着姑娘一双光腿，姑娘满不在乎地任其抚摸，眼睛像绵羊似的眨巴着，没有任何笑意。
“彼什科夫，到时候了，奶油鸡蛋面包该出炉啦！”
我把铁烤盘从炉子里取出来，面包师伸手从里面抓了十来个奶油小面包、酥皮点心和菱形面包，扔到姑娘张开的裙子下摆里；烫手的面包在姑娘的手掌里来回倒腾扔来扔去，她用那绵羊般发黄的牙齿不时地啃咬着，烫疼了便像牛似的气得哞哞直叫。
面包师颇为欣赏地望着她，说：
“把裙子放下来，真不知道害臊……”
她走的时候，面包师在我面前夸耀说：
“看见了吗？像只小羊羔，一头卷毛。我这个人呀，老弟，生来爱干净，从不跟婆娘们厮混，只找年轻姑娘玩。她是我的第十三个相好！是尼基福雷奇的教女。”
看着他那得意洋洋的样子，我想：
“我也要过这样的生活吗？”
我把按重量销售的白面包从炉子里取出来，把十个白面包和十二个大圆面包放在一块长木板上，急忙送到安德烈·杰连科夫的店里去；回来后，又满满装了一篮子小白面包和鸡蛋奶油面包——足有两普特重——一路小跑地送到神学院，以便赶上大学生们吃早餐。在那里，我站在大饭厅门口，将面包递给大学生们，有的是“记账”，有的是收“现钱”，我站在那里，听着他们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争论。神学院有个叫古谢夫的教授，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死对头[80]。有时候我在面包篮子底下放几本小册子，不声不响地塞给这个或那个大学生；有时候大学生们把一些小册子和字条藏在我的篮子里。
每周有那么一次，我跑去的地方更远——到“疯人院”去，精神病学家别赫捷列夫[81]在那里拿患者做病例，给学生们上课。有一次，他让大学生们观摩一个患妄想狂症的病人：这位患者的个子很高，穿一身白衣服，戴一顶和长筒袜差不多一样的圆形软帽。当他在教室门口出现时，我不由得笑了，不过他在我身边只是停了一下，朝我看了一眼，我赶紧闪到了一边，仿佛他那阴沉、灼热的锐利的目光刺疼了我的心。当别赫捷列夫捋着胡子郑重其事地和病人谈话的时候，我一直在悄悄地用手抚摸着我的脸，好像我自己的脸被灼热的灰尘烫伤了似的。
那患者说话的声音非常低沉，他提出了一个什么要求，很威严地将一只长手臂从病号服的袖口里伸了出来，长长的手指头，看上去怪吓人的。我觉得他的整个身躯长得有些反常，一个劲儿地直往上长，即使站在那里不动，他那只黑黢黢的手就能够抓到我，掐住我的喉咙。他的一双黑眼睛眼窝深陷，目光锐利，在瘦骨嶙峋的脸上闪闪发光，看上去威风凛凛，很有些咄咄逼人的样子。二十来个大学生看着这个戴一顶怪里怪气的尖顶帽的人，有的人露出了微笑，但大多数人都在凝神静思，黯然神伤，他们的眼神和这位患者那火辣辣的目光相比，显得极为平常。他的样子很是吓人，身上有一种恢宏大度的东西——没错，是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气势！
大学生们一片寂静，鸦雀无声，只听见别赫捷列夫教授铿锵有力的声音，他的每一个问题都引起一个低沉声音的严厉的回应，这声音仿佛是来自地下，来自死一般寂静的白色墙壁的后面，患者身体的动作俨然一位高僧似的舒缓迟延，稳健庄重。
夜里，我写了一首关于狂躁症患者的诗，称他是“大权在握，独占鳌头，是上帝的幕僚与挚友”；他的形象长时间地萦绕在我的心头，影响着我的生活。
我从下午六点钟开始工作，差不多一直要干到第二天中午，白天我要睡觉，所以只有在揉完一个面团，等待另一个面团完全发起来，或者把面包送进炉子烘烤的时候，我才能够抓紧时间看点书。当我逐渐掌握了做面包的窍门后，面包师要干的活儿就越来越少了，他感到有点惊讶，亲切地“教导”我说：
“你工作很能干，再过一两年，你就能成为一个面包师了。这太可笑了。你还年轻，人们不会听你的话，也不会尊重你……”
他对我喜欢读书这件事很不以为然：
“有读书那工夫，还不如去睡会儿觉。”他关心地劝我说。但他从来不问我读的都是些什么书。
他满脑子想的就是他的那些梦，那些关于宝藏的幻想和那个圆滚滚的矮个子姑娘。那姑娘往往夜里来，因此，他要么把她领到过道里堆放面粉袋的地方，要么——如果天气冷的话——他就皱着鼻子跟我说：
“你出去一会儿吧！”
我走开的时候心里想：“这种爱情跟书里写的一点也不像……”
老板的妹妹住在店铺后面的一间小屋内，我一直给她的茶炊生火，但我尽量避免跟她见面，因为我看到她时会感到很不自在。她那双孩子般的眼睛看我时的目光，仍然像头几次见面时那样，令人无法忍受，我总怀疑她眼睛深处蕴含着一种微笑，觉得她在嘲笑我。
我身强力壮，但行动笨拙，面包师看我能搬运五普特重的面袋子，不无惋惜地对我说：
“你的力量——能顶三个人，可是缺乏灵活性！尽管你个头很大，可依然是一头笨牛……”
虽然我读了不少书，又喜欢朗诵诗，自己还学着写诗，但我说话仍然用“自己的词汇”。我知道，这些词汇非常粗俗难懂，而且语义尖刻，但我觉得，只有它们才能够表现我思想深处混乱的状态。而有时候我故意用些粗鲁的词句，以抗议那些让我感到格格不入、使我非常恼恨的东西。
我的一位学数学的大学生老师责备我说：
“鬼晓得您是怎么说话的。您不是用词汇在表达，而是用一个个秤砣在砸！”
一般地说，我也不喜欢我自己，就像半大孩子们常有的那样，认为自己非常可笑，很粗野。我的脸型像卡尔梅克人[82]，颧骨突出，嗓子也不听我使唤。
可是老板的妹妹行动敏捷，步履轻盈，像凌空的燕子。我觉得，她轻盈的动作与她那圆鼓鼓的柔软的身段不大协调。她的动作和走路的姿势，总是有点不对劲，像是故意做出来给人看的。她说话的声音乐呵呵的，常常发笑，听着她快乐的笑声，我在想：她是希望我能够忘记我头一次看见她时的样子。可是我却不愿意忘记这件事，我很珍惜这一非同寻常的际遇，我很想知道那些可能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
有时候她问我：
“您在读些什么书？”
我的回答很简短，而且我想反问她：
“您为什么要打听这个？”
有一次，面包师想和他那个短腿姑娘亲热一番，用喝醉了酒的腔调跟我说：
“请你出去一会儿。哎，你可以到老板的妹妹那里去，有什么好犹豫的？要知道，大学生们……”
我说，要是再说这种话，我可要用秤砣砸他的脑袋了。然后我就向过道里堆放面粉袋的地方走去。透过关得不怎么严实的门缝，我听到了卢托宁的说话声：
“为什么我要生他的气？他成天埋头读书，像个疯子……”
过道里，老鼠横行，吱吱乱叫；面包坊里，那姑娘哼哼哧哧，呻吟声不断。我来到院子里，外面细雨蒙蒙，几乎听不到一点声音，但还是令人有些透不过气来，空气里充满了一股烟熏味——森林着火了。已经是后半夜了。面包店对面的房子窗户大开，灯光昏暗，屋子里有人唱道：
圣徒瓦尔拉米[83]本人，
头戴金色的光环，
笑容满面地……
俯看着她们。
我想象着让玛丽亚·杰连科娃躺在我的膝盖上——就像面包师的那个姑娘躺在他的膝盖上那样——可我打骨子里感到这是不可能的，简直太可怕了。
他通宵达旦，从未间断，
一边喝酒，一边唱歌，
还干着那——哎哟！
不言自明的勾当……
合唱中一个男低音的“哎哟”二字，显得特别突出。我弯着腰，两手撑着膝盖，向窗子里张望着，透过窗帘的花边，我看到一间方方正正的地下室，浅蓝色的灯罩下，一盏小灯照耀着四周灰色的墙壁；一个姑娘坐在灯下，面对窗户在写着什么。现在她抬起了头，用红色的笔杆把耷拉在鬓角上的一绺头发撩了上去。她眯缝起眼睛，脸上现出了微笑。她慢慢地把信纸折叠起来，装进信封，用舌头在信封口上舔了舔，然后把信扔到桌子上，用比我的小手指还要小的手指头，恶狠狠地指了指它。但是她马上又拿起了信，眉头紧皱，打开信封，读了一遍，装入另外一个信封，写好地址，躬着腰，把信举得像一面白旗，在桌子上空摇晃着。她旋转着身子，拍着双手，向放着她床铺的屋角走去，然后又回转过来，脱去短上衣，露出那圆鼓鼓、肉乎乎的双肩，她从桌上端起了灯，消失在屋角里了。当你观察一个人孤身独处的时候，他的举止就像是一个疯子。我在院子里走动的时候，心里一直在想：这姑娘孤身一人，独居斗室，她的生活有多怪呀。
可是，当一个长着浅红色头发的大学生前来找她，压低嗓门，差不多像说悄悄话似的跟她说什么的时候，她被吓得全身缩作一团，样子变得更娇小了。她怯生生地看着他，双手放在背后，或藏在桌子下面。我不喜欢这个红头发大学生。非常不喜欢。
那个矮墩墩的姑娘身上裹着一块方头巾，踉踉跄跄地走过来，嘴里嘟囔着说：
“回面包坊去吧……”
面包师一面把面团从柜子里往外掏，一面跟我说，他这个小情人如何令人销魂，如何不知疲倦，而我却在想：
“以后我会怎么样呢？”
这时，我觉得，就在不远处的某个地方，一个什么犄角旮旯，倒霉的事情正在等待着我呢。
面包店的生意非常红火，以至于安德烈·杰连科夫打算另外再开一间更大的面包作坊，而且决定再雇一名帮手。这事太好了，我一个人工作太忙，累得我简直晕头转向。
“在新开的面包作坊里，你就是大帮厨了，”面包师答应我说，“我会跟老板说，让他们把你的工资提到每月十个卢布。没错。”
我知道，把我提升为大帮厨，这对他非常有利。他这个人不喜欢干活，而我则很乐意干活，累一点对我有好处，劳累可以消愁解闷，抑制强烈的性冲动。不过这却使我没法读书了。
“好哇，你终于读不成书啦，让老鼠去啃它们吧！”面包师说，“可是你难道就没做过梦吗？恐怕做过，只是不愿意说而已！这太可笑了。要知道，说梦最安全了，用不着担惊受怕……”
他对我的态度十分亲切，甚至好像非常尊敬。也许是因为我是老板的眼线，他有点怕我，尽管这丝毫不妨碍他盗窃货物，一切照偷不误。
外婆去世了[84]。我是在她安葬七周后，才得知她去世的消息的，是我一个表兄弟写信告诉我的。他在那封简短的信里——没有标点符号——说，我外婆在教堂门口讨饭时跌了一跤，摔断了一条腿；第八天时“转成了坏疽病”[85]。后来我听说，我的两个表兄弟和一个表姐，还有他们的孩子们——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一直全靠我外婆用乞讨来的东西养活他们。他们根本没想到要请个医生来给她瞧瞧。
信里说：
她被安葬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基墓地我们大家给她在那里送的葬那些以乞讨为生的人他们都很爱她而且都哭了爷爷也哭了他把我们撵走后自己一个人留在墓地我们从旁边的灌木丛里看着他在哭他也活不了多久啦
我没有哭，只记得当时冷风嗖嗖，直向我袭来。夜晚，我坐在院子里的劈柴堆上，我有一种强烈的、想对什么人讲讲我外婆的事的迫切愿望，讲讲她有多么聪明、贤惠，她对所有的人都像母亲对孩子一样。但是我没有人可以诉说，就这样，长期压在心头，时间久了，便烟消云散，渐渐地淡忘了。
许多年后，我读了契诃夫[86]的一篇讲一个马车夫对一匹马诉说自己儿子死亡的极其真实的故事后，我回想起了那段日子。遗憾的是，在那极度悲伤的日子里，我身边连一匹马、一条狗也没有，我没有想到可以跟老鼠去分担痛苦——面包作坊里它们倒是不少，而且我和它们和平共处，相安无事。
城里的警察尼基弗雷奇像老鹰似的，开始在我的身边打转。他身材匀称，体格健壮，留一头银色的短发，经过精心修饰的胡子又宽又密；他一面津津有味地咂巴着嘴，一面瞅着我，仿佛在察看一只圣诞节前要宰杀的鹅一样。
“我听说，你很喜欢读书，是吗？”他问道，“说说看，你都看些什么书？比如是圣徒传呢，还是圣经？”
“圣经我读，月书[87]我也读。”这使尼基弗雷奇大为惊讶，看上去，这下可把他给搞糊涂了。
“是吗？读书可是件好事，没得说！那托尔斯泰伯爵的书，想必你也有所涉猎吧？”
托尔斯泰的书我也读过，不过，我读的那些书，并不是警察感兴趣的作品。
“这么说吧，它们都是些很一般的书，人人都在写，据说，他的有些书是反对神父的，不妨找来读一读！”
“有些”[88]胶版印刷的书我也读过，但我觉得它们写得都非常枯燥，而且，我知道不应该跟警察谈论这些书。
我们在街上边走边谈，谈过几次后，这老头儿决定邀请我到他那里去坐坐。
“请到我值班岗亭里来坐吧，喝杯茶。”
我当然知道他想从我这儿得到点什么，但我确实也想到他那里去看看。我跟一些脑子聪明的人商量过后，认为，我若谢绝这位巡警的盛情邀请，定会增加他对我们面包作坊的怀疑。
于是，我就到尼基弗雷奇那里做客去了。那是一个小小的岗亭，俄式壁炉占去了三分之一的空间；另外三分之一的地方摆放着一张挂着印花布帐子的双人床，**有许多带红枕套的枕头；剩下的地方，摆放着一个装厨具的柜子，一张桌子，两把椅子，靠窗放了一条长凳。尼基弗雷奇解开制服扣子，坐到长凳上，身子完全挡住了亭内唯一的一小扇窗子，他的妻子坐在我的旁边，是个面色红润、胸部丰满的二十来岁的小娘儿们，两只灰色的眼睛狡猾、凶狠，非常奇特；鲜红的嘴唇任性地向上噘着，说起话来气鼓鼓的，语气非常生硬。
“我知道，”这位巡警说，“我的教女谢克列捷娅常到你们面包作坊里去，她是个行为**的下贱姑娘。我看所有的娘儿们都是下贱货。”
“所有的？”他的妻子问道。
“无一例外！”尼基弗雷奇坚决地说，同时把胸前的奖章晃得叮当作响，就像马甩动马具似的。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兴致勃勃地重申道：
“从最下贱的街头妓女……一直到女王，全都是些**下流的东西！示巴女王[89]穿越荒漠，跋涉两千俄里，去找所罗门王，为的就是要过荒**无耻的生活。同样，叶卡捷琳娜女皇[90]也是这样，尽管她号称大帝……”
尼基弗雷奇详细地讲述了一个锅炉工的故事，这个锅炉工跟女皇过了一夜，从此平步青云，从军士一直干到将军，什么官都当了。他妻子认真地听着，不时地舔着嘴唇，同时一只脚在桌子下老是碰我的脚。尼基弗雷奇讲起来滔滔不绝，妙语连珠，不知怎么搞的，不知不觉中，他便转变了话题：
“比如说，这里有个一年级大学生，叫普列特尼奥夫。”
他老婆叹了口气，插话道：
“人长得不怎么样，然而是个好人！”
“谁？”
“普列特尼奥夫先生。”
“第一，他现在还不是什么先生，等他学成之后，才能成为先生，眼下他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大学生，这样的人我们这里数以千计。第二，什么叫作好人？”
“乐观，年轻。”
“第一，戏班子里的小丑也很乐观……”
“小丑是为了赚钱才逗人乐的。”
“嘘！第二，大狗都是从小狗过来的……”
“小丑就好比猴子……”
“嘘，这我已经说过了！你没听见吗？”
“喏，听见了。”
“这不就结了……”
尼基弗雷奇把妻子压下去后，对我说：
“好，请你和普列特尼奥夫认识一下，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大概他不止一次在街上看见我和普列特尼奥夫待在一起，所以，我说：“我们认识。”
“是吗？原来是这样……”
听得出，他的话中有些懊恼。他猛一转身，胸前的各种奖章发出叮当的响声。而我则提高了警惕，因为我知道，普列特尼奥夫正在用胶版印刷某种传单[91]。
那女人一面暗中用脚碰我，一面存心在逗老爷子，而老爷子则像孔雀开屏似的，一再炫耀自己口若悬河的语言才能。他老婆的瞎捣乱使我没法儿好好听下去。不经意间，我又发现尼基弗雷奇改变了语气，声音变低了，更富于感染力了。
“有一条看不见的线，你明白吗？”他瞪大眼睛看着我的脸说，好像被什么吓了一跳似的。“你可以把皇帝陛下当成一只蜘蛛……”
“哎呀，你这是什么话！”那女人惊叫道。
“你给我闭嘴！蠢货，这样说是为了明白易懂，不是存心骂人。真是木头脑袋！把茶炊拿走……”
他把眉毛一皱，眯缝起眼睛，然后一本正经地说：
“有一条看不见的线，跟蜘蛛网一样，以皇帝陛下亚历山大三世[92]为中心，透过各部大臣、各省总督大人及各级官员，一直到我，甚至到最基层的士兵，联结在一起。这条线把一切都联系了起来，把一切都网罗在一块儿，构筑成一座看不见的城堡，以确保皇帝的王国千秋万代，永世长存。而那些被狡猾的英国女王收买了的波兰佬、犹太佬和俄国人，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扯断这条线，好像他们是在为人民着想似的！”
他隔着桌子向我探过身来，态度严厉地低声问我：
“明白了吗？对，对。为什么我要跟你说呢？因为你们的面包师总是夸你，说你是个好小伙子，既聪明，又老实，独自一人生活。可那些大学生们经常去你们面包店里闲逛，整夜整夜地待在安德烈·杰连科夫老婆那儿。要是只有一个人，这很容易理解。但若是许多人呢？啊？我绝不是反对大学生们——今天他是大学生，明天他可能就是位副检察长。大学生们都是好人，他们只不过是想急着发挥作用，而沙皇的敌人们却在教唆他们！懂吗？再说了……”
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往下说，忽然门被打开了；一个红鼻子小老头，卷曲的头发上扎着一条细皮带，手里拿着一瓶伏特加酒，醉醺醺地走了进来。
“咱们下盘跳棋怎么样？”他兴冲冲地问道，接着就是一连串的俏皮话，显得十分活跃。
“这是我岳父，我妻子的父亲。”尼基弗雷奇愁眉苦脸地说。
过了一会儿，我便告辞而去，这时，那狡猾的女人在我身后随手关上岗亭门的时候，使劲捏了我一把，说：
“你看这云彩多么红呀，简直像一团火！”
天空里有一小块金灿灿的云彩正在慢慢地消失。
我并不想得罪我的那些老师们，但我毕竟得说，这位岗警在向我解释国家机器构成的时候讲得比他们要更透彻、更直观。一只大蜘蛛端坐在某个地方，从它那里开始，“有一条看不见的线”把全部生活都紧紧联结起来，严密控制起来。很快，我到处都感受到了由这条线编织起来的牢固的环节。
晚上，关了店门之后，女主人把我叫到她那里，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她是受委派来了解情况的：岗警跟我谈了些什么？
“哎呀，我的天哪！”听了我的详细报告后，她惴惴不安地惊叫一声，立刻像耗子似的在屋子里窜来窜去，一个劲儿地直摇晃脑袋。“怎么，面包师什么都没有问您吗？要知道，他那个情人可是尼基弗雷奇的亲戚呀，难道不是吗？必须得把他赶走。”
我站在那里，靠着门框，斜眼望着她。不知怎么搞的，她张口便说出“情人”这个词，这未免太随便了——我很不喜欢。我也不喜欢她要赶走面包师的主意。
“您要当心点。”她说。像往常一样，她直勾勾的眼神使我感到有些窘迫；它好像在探询什么我无法理解的东西。她就站在我的面前，背抄着双手。
“你为什么老是这样愁眉苦脸的？”
“我外婆刚去世不久。”
她觉得这很滑稽，便笑着问我说：
“您很爱她吗？”
“是的。您还需要了解什么吗？”
“不需要了。”
我走了。当夜，我写了一首诗，记得诗中老出现这样一个句子：
您——装得并不像。
于是决定，以后大学生们尽量少到面包店里来。见不到他们，我在书中遇到不懂的问题几乎就无人可以请教了，于是我把我感兴趣的问题都记在笔记本上[93]。可是，有一次，我实在是累了，趴在本子上就睡着了。面包师看了我的笔记本，叫醒了我，问道：
“你写的这是什么呀？‘为什么说加里波第[94]没有把国王赶走？’加里波第是什么人？再说了，难道国王是可以赶走的吗？”
他气呼呼地把笔记本往柜台上一扔，随即跳进炉前的浅坑里，嘴里嘟囔着说：“请说说看，他要赶走国王，有那个必要吗？这太可笑了。你还是丢掉这种想法吧。什么读者？五年前，在萨拉托夫[95]，宪兵队像逮老鼠似的抓捕过这样的读者，千真万确。现在没有这种事，可是尼基弗雷奇也已经盯上你了。你就别再去赶跑什么国王了，对于你来说，国王可不是鸽子啊！”
他说这话对我是一番好意，可我却不能怎么想就怎么说，以回报他的这番情意，因为人们不允许我跟面包师谈这种“危险的话题”。
城里正流传着一本炙手可热的小册子，人们竞相阅读，争论不休。我请求兽医拉夫罗夫把这本书给我搞来看看，可他却无奈地说：“唉呀，不行，老弟，很难指望！不过好像最近有人要在一个地方朗读这本书，不然，到时候我带你去……”
圣母升天节[96]那天夜里，我沿着阿尔斯基田野，跟在拉夫罗夫身后，黑灯瞎火地一路向前走去，他走在前面约五十俄丈远[97]的地方。田野里空无一人，可我还是根据拉夫罗夫的建议，采取了“预防措施”——边走边吹着口哨，哼着小曲，“装作是喝醉酒的工人师傅”。我头上的一块块乌云在慢慢地移动，月亮在乌云间像一个金色的皮球缓缓地滚动，云层的阴影覆盖着大地，一汪汪水洼银光闪闪，泛出一片片铁青色。背后，是城市愤怒的喧闹声。
我的引路人走到神学院后面一个园子的围墙边站了下来，我急忙赶了过去。我们悄悄地翻过围墙，穿过杂草丛生的园子，一碰到树枝，就有大滴大滴的水珠洒落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站在一幢房子的墙边，轻轻敲了敲紧闭着的窗户的护板——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人打开窗子，我看见他的背后是一片漆黑，听不见任何声音。
“谁呀？”
“从雅科夫那儿来的。”
“翻进来吧。”
黑咕隆咚的屋子里好像有许多人，听得见衣服和脚步的沙沙声，人们轻轻地咳嗽着，小声地交谈着。有人划着了一根火柴，照亮了我的面孔。我看见墙边地板上有几个黑的人影。
“来齐了吗？”
“来齐了。”
“把窗帘拉上，别让人看见护窗板缝隙里透出去的光线。”
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拉大嗓门说：
“是哪个聪明人想出的主意，把我们叫到这样一间空无一人的房子里来的？”
“小声点！”
有人点亮了屋角的一盏小灯。房间里空空****，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两只箱子，箱子上放着一块木板，木板上——像寒鸦落在围墙上似的——坐着五个人。那盏小灯也在“竖着”的一只箱子上放着。墙边的地板上还有三个人，窗台上有一个人——是一个蓄着长头发的青年，人长得身单力薄，面色苍白。除了他和大胡子外，别的人我全都认识。大胡子瓮声瓮气地说，他要给大家朗读一本叫《我们的意见分歧》的小册子，作者是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98]“原民意党人。”[99]
黑暗中，地板上有人吼了一嗓子：
“我们知道！”
周围的神秘气氛让我感到兴奋和激动，神秘的诗才是最崇高的诗。我感到自己像是一名在教堂里做早祷的信徒，不禁想起了古罗马最早的基督徒在地下避难所里的晨祷仪式。房间里一片瓮声瓮气的男低音，但言谈话语，清晰可辨。
“胡扯淡。”屋角又传来一声吼叫。
黑暗中有一件什么铜器在闪闪发光，显得很神秘，但又不太明亮，很像是一顶古罗马武士戴的头盔。我猜想可能是火炉的透气罩。
人们在屋子里低声交谈，一片嘈杂，其间夹杂着一些激烈的言辞，很难听明白谁在说什么。有人从窗台上越过我的头顶，用嘲笑的口气大声问道：
“咱们还读不读了呀？”
问话的是那个脸色苍白的长头发青年。这时大家都静了下来，只听见朗读者低沉的声音。有人划着了火柴，点着了烟卷，红色的火苗，映照出正在深思的人们，他们有的眯缝着眼睛，有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朗读持续了很长时间，听得让人昏昏欲睡，十分疲惫，尽管我很喜欢那些唇枪舌剑的言辞和激昂慷慨的话语，它们很容易地就变成了令人信服的思想和道理。
不知为什么，突然间，朗读者的声音一下子停住了，屋子里马上响起了愤怒的喊叫声：
“叛徒！”
“花言巧语，口是心非！”[100]
“这是对英雄所洒鲜血的亵渎。”
“格涅拉洛夫[101]和乌里扬诺夫[102]被绞死后……”
这时，窗台上又传来那个青年的声音：
“先生们，咱们能不能不破口大骂，而就问题的实质，进行严肃认真的争论呢？”
我不喜欢争论，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我很难听明白别人变幻莫测而又自以为是的激进思想；争论双方那种**裸的自我欣赏、死要面子的态度总让我感到十分反感。
那位青年从窗台上俯下身子问我道：
“您是面包师彼什科夫吗？我叫费多谢耶夫[103]。咱们应该相互认识一下。老实说，这里没有什么事情可干，这样吵吵嚷嚷已经很久了，可是毫无用处。咱们出去走走，好不好？”
关于费多谢耶夫，我已经听说过很多，他组织了一个很严肃的青年学习小组。我很喜欢他那张有点神经质的苍白的面孔和一双深陷的眼睛。
我们在田野里走着，他问我工人中我有没有熟人，我在读些什么，空闲时间多不多，还说：
“我听说过你们这个面包店，奇怪的是，您竟然会干这种没意思的工作。您干吗干这种工作呢？”
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我没必要干这种工作，这个想法，我对他说了。我的话使他非常高兴，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他对我说，后天他要出一趟门，得两三个星期，回来后他再通知我：我们怎样再见面，在什么地方见面。
面包店的生意相当不错，可是我自己的事情却每况愈下。搬到新的面包房后，我的工作量越来越大。我要在面包房里干活，还得挨家挨户地去送面包，去神学院和“贵族女子学校”[104]送面包。姑娘们从我的篮子里挑选奶油鸡蛋面包的时候，常常顺手塞给我一些便条，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从这些漂亮的便条上往往能够看到一些笔迹稚嫩但恬不知耻的话语。我直感到纳闷：当一群穿得干干净净、眉清目秀、欢蹦乱跳的贵族小姐，围着我的篮子，做着鬼脸，伸出粉红色的小爪子，翻来覆去挑选面包的时候——我看着她们，尽量去猜想——到底是谁给我塞的那些没羞没臊的便条？难道她们不知道这些便条上写的话有伤风化吗？于是，我回想起了那些污浊不堪的“花街柳巷”，心里想：
“难道这种花街柳巷里也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吗？”
有一个梳着大辫子、胸脯丰满、黑头发的姑娘，在走廊里把我叫住，她急匆匆地小声对我说：
“你把这个便条按上面的地址送去，我给你十个卢布。”
她望着我，紧咬着嘴唇，亲切温柔的黑眼睛含满了泪水，面颊和耳朵涨得通红。我谢绝了她的十个卢布，接过便条，把它送交给高等法院一位法官的儿子——一个面带红晕、患有肺结核的高个子大学生。他说要给我五十个卢布，然后默默地、一门心思地在数着零钱，当我说不用给我钱时，他便把这些零钱往自己的裤子口袋里装，但是没有装好，钱被撒落了一地。
看着这些五戈比、七戈比的硬币满地乱滚，他一时没了主意，急得一个劲儿地直搓手，搓得指关节嘎嘎直响，他吃力地喘着气，嘴里嘟囔着说：
“这该怎么办呢？喏，再见！我得想一想……”
我不知道他想了些什么，但我替那位小姐感到非常惋惜。她很快便从学校里消失了，十五年后我遇见了她，当时她在克里米亚一所中学里教书，患了肺结核，而且饱受世态炎凉之苦，所以一谈到人间世事，沧海桑田，她就恨得咬牙切齿，气不打一处来。
送完面包，我便躺下睡觉，晚上还要在面包作坊里干活，这样半夜以前我就能够将烤制好的奶油鸡蛋面包送到面包店里——面包店就坐落在市剧院的旁边，因此，演出一结束，观众就会到我们店里来享用热腾腾的酥皮面包。然后我再去按分量揉制大的面包和法式小面包，两只手要揉制十五到二十普特的面粉——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然后再睡上两三个小时，接着再去送面包。
就这样，天天如此。
可这时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愿望，一心想传播某种“合理、善良、永恒的东西”[105]。我善于和人交往，很会讲故事；我的想象力来自我的亲身经历和我所读过的书。对于我来说，将一件寻常的事编成一个有趣的故事，不用费多大劲儿；故事绕来绕去，归根结底，总离不开那“一条看不见的线”。我认识克列斯托夫尼科夫的和阿拉富佐夫的工厂的工人们[106]，特别是跟老纺织工人尼基塔·鲁布佐夫的关系非常亲密，他差不多在俄国所有的纺织厂里都干过，人非常活跃，而且聪明能干。
“列克谢，我的马克西梅奇[107]，你还年轻，我的流浪儿，新的机灵鬼！我在世上已经混了五十七个年头了！”他压低着声音说道，一双有疾患的灰色眼睛在墨镜后面露出了微笑。这副墨镜是他自己用铜丝制作的，因此，在他的鼻梁和耳后都染上了绿色铜锈的斑点。纺织工人们都叫他德国佬，因为他在刮掉大胡子时上嘴唇上留了浓密的唇髭，下嘴唇上蓄着一撮花白的山羊胡。他身材适中，宽胸膛，生性欢乐，又有几分忧伤。
“我喜欢看马戏，”他说，同时将疙里疙瘩的秃脑袋歪到左肩上，“那些原本是牲口的马，是怎样训练出来的，啊？简直太奇妙了。看着这些个牲口，真让人佩服。我想，喏，这就是说，也可以教人们去用脑子思考。马戏团的人用白糖来驯化牲口，而我们，当然，可以到小店里购买这种糖。我们的心灵也需要糖，而这种糖，就是关爱！就是说，一个小伙子，为人处世，要学会关爱人，不能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动不动就棍棒相加，是不是？”
他自己对人的态度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关爱，说话带刺儿，瞧不起人，争论时，语言简单生硬，常常大喊大叫，显然是想激怒对方。我是在啤酒店里认识他的，当时有人就要打他，而且已经打过他两次，是我站出来劝阻，把他给拉走了。
“打疼您了吗？”我一面问他，一面和他在黑暗中走着，这时，头上正下着蒙蒙的秋雨。
“喏，哪有他们这种打法？”他满不在乎地说。“等一下，你为什么跟我称呼起‘您’来了？”
从此，我们就算认识了。起初，他常常笑话我，说话风趣幽默，机智灵活，但当我告诉他那根“看不见的线”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什么作用时，他若有所思地感叹道：
“你这个人并不笨，一点也不笨！真行啊？你……”从此以后，他对我，就像父亲似的，关怀备至，甚至正儿八经地称呼起我的名字和父称来[108]。
“你的想法呀，我的列克谢·马克西梅奇，我亲爱的小锥子，都是对的，只不过是没有人相信你，划不来……”
“您相信吗？”
“我是一条秃尾巴的丧家犬，民众则是用链条锁着的一群狗，每条狗的尾巴上都带有许多牛蒡之类的累赘：老婆、孩子、手风琴、套鞋等；而且，每条狗都很留恋自己原来的那个窝。他们不会相信你的。我们那儿——莫罗佐夫的厂子里——就出过事儿[109]！谁牵头，走在前面，谁的脑门子上准会挨人揍，而脑门子可不是屁股，够你吃不了兜着走了。”
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是一名钳工，是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厂的工人，患有肺结核，会弹吉他，精通《圣经》。自打和这位钳工认识后，鲁布佐夫说话就有点不一样了，雅科夫断然否定上帝存在的态度，使他大为惊讶。他一面随地吐着从肺里咳出来的血痰，一面坚定、动情地证明说：
“第一，我完全不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110]造出来的，我一无所知，什么也不会，而且，我不是一个善良的人，不，我不是一个善良的人！第二，上帝不知道我有多么困难，或许知道，但是他无能为力，再不就是他能够帮助，但是，他不愿意。第三，上帝也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慈悲为怀的，简单说吧，他根本就不存在！这都是臆造出来的，全都是凭空想象，整个生活也是假想出来的，然而，这骗不了我！”
鲁布佐夫惊讶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然后他怒不可遏，破口大骂起来，但是雅科夫援引《圣经》中的一段话，用庄重严肃的语言，解除了他的武装，使他无言以对，待在一边仔细想事儿去了。
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说起话来几乎有些令人生畏。他的脸又黑又瘦，一头黑色卷发，跟茨冈人似的，发青的嘴唇间露着狼一般的牙齿。他那双黑眼睛死死盯着对方的脸，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咄咄逼人的目光，实在让人承受不了，它使我想起了妄想狂患者的眼睛。
鲁布佐夫和我从雅科夫那儿出来后，路上他情绪低沉地对我说：
“还没有人当着我的面反对过上帝。这样的话我闻所未闻。什么样的话我都听到过，可这样的话从未听说过。当然，这个人活不了多久了。唉，他也够可怜的了！人都快烧干了……真有意思，老弟，非常有意思。”
鲁布佐夫很快便和雅科夫变成了好朋友，而且整个人好像疯了似的，感情激动得不得了，时不时地总是用手指头擦拭两只有病的眼睛。
“是这样，”他扬扬自得地说，“就是说，上帝也该退位了，是不是？哈哈！至于沙皇，我的好先生，我有自己的看法：沙皇碍不着我的事。关键不在于沙皇，而在于老板。随便哪一位沙皇我都不在乎，哪怕是伊万雷帝[111]呢？好，当你的沙皇吧，就由你来统治好了，只要你乐意，只不过你要给我管住老板的权力，这就行了！你给我这个权力，我就用金锁链把老板锁在沙皇的宝座上，我会为你祈祷的……”
读完《饥饿王》后，他说：
“写的都是通常的事，完全正确！”
他头一次看到这种石印的小册子，问我道：
“这是什么人给你写的？写得很准确。你告诉他——谢谢了[112]。”
鲁布佐夫的求知欲永无止境。他以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倾听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大骂上帝的话，常常一连几个小时听我讲书里的故事，听得他前俯后仰，哈哈大笑，昂着头，赞不绝口地说：“人的脑瓜儿就是机灵，哎呀，实在是机灵！”
他自己看书很费劲，因为眼睛有病，影响视力，但他知道的事情也不少，常常令我感到非常吃惊：
“德国有一个绝顶聪明的细木匠，国王时常亲自请他去进行咨询。”
经我一再追问，原来他讲的就是倍倍尔[113]。
“这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他一面简短地回答，一面用小手指搔了搔自己那疙里疙瘩的脑袋。
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对艰难繁重的乱糟糟的生活不感兴趣，他一心只想着消灭上帝，嘲笑教会里的神父，对修士之类的，尤其恨之入骨。
有一次，鲁布佐夫和颜悦色地问他：
“怎么啦，雅科夫，为什么你张口闭口地总是在反对上帝？”
这时他恶狠狠地喊叫得更凶了：
“除了上帝，还有谁在妨碍我呢，啊？我信奉他差不多有二十年了，在他面前，我一直在战战兢兢地过日子。我一忍再忍。争辩是不可以的。一切都由上面来定。被生活捆住了手脚。我对《圣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发现一切都是臆造的！是杜撰出来的，尼基塔！”
他挥动着一只手，像要把那条“看不见的线”扯断似的，他几乎哭着说：
“瞧吧，为此我会过早死去的！”
我还有几个很要好的朋友：我常到谢苗诺夫的面包作坊去看望老同事，他们非常欢迎我，很愿意听我给他们讲故事。但是，鲁布佐夫住在船厂区，而沙波什尼科夫住在靼鞑区，在卡班河对面很远的地方，彼此相距约五俄里，我很少能看见他们。可是他们到我这里来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没地方接待客人，何况新来的面包师是个退伍兵，常与宪兵们来往。宪兵队队部的后院就挨着我们的院子，因此，那些神气活现的“穿蓝制服的人”，经常翻过围墙，到我们这边来为汉加尔特上校[114]买小白面包，也为自己买些主食面包。再说了，已经有人劝我不要太“抛头露面”，以免引起别人对面包店不必要的注意。
我认为，我的工作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有人不顾店里营业的情况，随便从柜上支取现款，弄得店里有时候连买面粉的钱都拿不出来。安德烈·杰连科夫常常捋着胡子垂头丧气地苦笑道：
“我们快要破产了。”
他的日子也很不好过，一头棕色卷发的娜斯佳已经“身怀六甲”，还凶得像只恶猫，龇牙咧嘴的，嗷嗷直叫，气鼓鼓地瞪着一双绿眼睛，对一切人和一切事都瞧不顺眼。
她走起路来，旁若无人，直接往安德烈身上撞；安德烈像做错了事一样，一面赔着笑脸，给她让路，一面唉声叹气。
有时候，他向我诉苦说：
“一直都这样随便。大家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没一点章法。我给自己买了半打袜子，转眼间，全不翼而飞了！”
袜子的事是可笑的，但是我笑不出来，因为我眼看着这个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人一心想把事情办好，而周围的人对这件事却不管不问，熟视无睹，甚至进行破坏。安德烈·杰连科夫并不指望得到他所照顾的这些人的感谢，但他有权得到这些人对他更多的关心和友谊，而不应该是现在的这种态度。他的家庭很快遭到了破坏，父亲由于宗教的原因得了忧郁症；弟弟开始酗酒，整天和姑娘们鬼混；妹妹表现得形同外人，看来她和那个红头发大学生的爱情进行得很不顺心，我常常看到她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因此我对那个大学生也恨之入骨。
我觉得，我已经爱上了玛丽亚·杰连科娃。同样，我也爱上了我们店里的女售货员娜杰日达·谢尔巴托娃——一个人高马大、面色红润的姑娘，鲜红的嘴唇上总是挂着亲切的微笑。一般地说，我是个多情种子。年龄、个性和我没有规律的生活，都要求我和女人交往，而且，这方面与其说我是过早成熟，还不如说是为时已晚。我需要女人的爱抚，哪怕是女人的友好情谊也好；我需要坦率地剖析自己，理清楚我那凌乱不堪的思想和乱作一团的感受。
我没有朋友。人们把我看作是“一块有待加工的材料”，他们引不起我的好感，我无法和他们坦诚相待。当我跟他们谈起他们不感兴趣的话题时，他们就对我说：
“拉倒吧，你！”
古里·普列特尼奥夫被捕后[115]，被押送到彼得堡，关进了“十字架”监狱[116]。最初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是尼基弗雷奇，他是一大早在街上看见我时跟我说的。当时他冲我迎面走过来，神态庄重，若有所思，身上佩戴着所有的勋章，好像刚刚接受过检阅似的，他把一只手举到帽檐边，一声不响，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但是他马上又停下来，气鼓鼓地冲着我的脑后说：
“古里·亚历山大罗维奇是昨夜被捕的……”
然后，他挥了挥手，朝四下看了看，小声补充说：
“小伙子完了！”
我好像看见他狡猾的眼睛里闪耀着泪花。
我知道，普列特尼奥夫早就料到自己会被捕的，这件事他事先曾亲自警告过我，并告诫我说，无论是我，还是鲁布佐夫，都不要和他见面。他和我一样，跟鲁布佐夫也很要好。
尼基弗雷奇眼睛望着脚下，神情忧郁地问道：
“你怎么不到我这里来了？”
晚上，我去了他那里，他刚刚睡醒，正坐在**喝格瓦斯[117]：他妻子弯着腰在窗边给他缝补裤子。
“情况就是这样，”这位岗警开口说，一边抓挠他那长满像浣熊一样长毛的胸口，一边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他被抓了。在他那里搜出一口锅，他用它来熬颜料，印制传单，反对皇上。”
然后，他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怒气冲冲地对妻子说：
“把裤子拿过来！”
“马上就好了。”她回答说，头也没有抬。
“她觉得他怪可怜的，还哭来着，”老头儿瞥了妻子一眼。“其实我也觉得非常惋惜。可是一个大学生反对皇上，能搞出什么名堂呢？”
他一面开始穿衣服，一面对妻子说：
“我出去一会儿……你把茶炊生上。”
他妻子呆呆地望着窗外，但是，当他一走出岗亭的门，她便迅速转过身来，冲门口伸出紧握的拳头，满腔怒火，咬牙切齿地说：
“呸，老不死的东西！”
她的脸已经哭肿了，左眼上有一大块青伤，几乎遮住了眼睛。她迅速直起身，走到炉子跟前，俯身在茶炊上，压低声音，恶狠狠地说：
“我要骗他，一定得骗他，让他连哭都来不及！像狼一样地号叫。你不要相信他的话，一个字也别信！他也会抓你的。他在撒谎，他对谁都不会觉得惋惜。整个一个捕鱼的。您的事儿他全知道。他就是吃这碗饭的。抓捕人是他的乐趣……”
她走到我跟前，把身子紧贴着我，用乞求的声音对我说：
“你能不能亲我一下，啊？”
我并不喜欢这个女人，但她瞧着我的那只眼睛是那样凶恶，那样怨气十足，于是我拥抱了她，并且抚摸了她那发硬、蓬乱而油腻的头发。
“眼下他正在盯谁的梢？”
“在跟踪雷布诺里亚德街一家旅馆的什么人。”
“你知道他的姓名吗？”
她微笑着回答说：
“好哇，我这就告诉他你向我打听了些什么！他回来了……古罗奇卡[118]就是他跟踪发现的……”
她迅速跳到炉子边上。
尼基弗雷奇带回来一瓶伏特加酒，还有果酱和面包。我们坐下来喝茶。玛林娜坐在我的身边，对我表现得特别热情、殷勤，用那只没被打伤的好眼睛仔细端详着我的脸，而她丈夫则意味深长地跟我说：“这条看不见的线在人们的心里，深入骨髓，试试看，你能把它扽出来，消除掉吗？沙皇，对人民而言，就是上帝！”
这时，他冷不丁地问道：“你读的书很多，福音书[119]读过吗？哎，怎么样？依你看，那里面说的话都对吗？”
“不知道。”
“依我看，有些话是废话，而且还不少。比如说，关于穷人：那里面说穷人是幸福的[120]，怎么个幸福法？这不是瞎说嘛。而且，一般地说，关于穷人的话，许多都是说不清楚的。生来的穷人和后来变穷的穷人，应该区分开来。生来的穷人，就等于是坏人！而后来变穷的人，也许只是他的不幸。应该这样来看问题。这样比较妥当。”
“为什么呀？”
他没有吭声，只是用探询的目光朝我看了看，然后字酌句斟，意味深长地说了一段话，看来，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想法：“福音书里有许多地方讲到怜悯，可怜悯这东西是有害的。我就是这样想的。怜悯需要在一些无用甚至有害的人身上花掉巨额的费用。要办养老院，修建监狱，设立疯人院。应该帮助那些健康的、身强力壮的人，使他们不至于白白地浪费精力。可是我们却在帮助弱者，难道你能将弱者变成为强者吗？这种想法，只能使强者变弱，而弱者——骑在强者的脖子上。这才是我们应该好好研究的课题！有许多东西需要重新思考。应该明白，生活距离福音书早已经很远了，生活有自己的轨迹。这不，看见了吧，为什么普列特尼奥夫完了？因为怜悯。我们怜悯穷人，可大学生们却一个个在完蛋。这里哪有什么道理可讲，啊？”
我第一次通过这样尖锐的方式听到了这些想法，虽然以前也曾经接触过。这些想法，比通常想象的要更具有生命力，流传得也更为广泛。七年后，当我读尼采的著作时，我非常清楚地想起了这位喀山警察的人生哲学。顺便说一句，在书中我很少遇到以前我在生活中未曾听到过的思想。
而这个“抓捕人”[121]的老头儿一直在往下说，而且随着说话的节奏，他的手指在托盘边上不断地打着拍子。他那干瘪的面孔一脸严肃，皱巴巴的，但是他没有看我，而是在观看擦得像铜镜般油光锃亮的茶炊。
“你该走啦，”妻子第二次提醒他说，但是他不理不睬，仍然一个劲儿地按照自己的思路接着往下讲，这时候，突然，他话锋一转，不知不觉已经跳到另一个话题上了。
“小伙子，你人并不傻，而且有文化，难道你就心甘情愿当个面包师吗？只要你换个工作，为沙皇帝国效劳，你挣的钱决不会少……”
我听着他的话，心里想，怎么去通知雷布诺里亚德街上那些我素不相识的人，告诉他们尼基弗雷奇正在监视他们呢？那里住着一个不久前才从亚卢托罗夫斯克[122]流放回来的人，叫谢尔盖·索莫夫[123]，我听过关于他的许多有意思的事情。
“聪明的人应该过群居生活，就像蜂房里的蜜蜂或蜂窝里的胡蜂一样。沙皇帝国……”
“瞧，都已经晚上九点钟了。”她妻子说。
“真是见鬼！”
尼基弗雷奇一面站起身来，一面扣着制服的扣子。
“哦，不碍事，我坐马车去。回头见，老弟！有空来玩儿，不必客气……”
离开岗亭，我坚决对自己说，以后永远也不再到尼基弗雷奇那里“做客”了，那个老警察太让我讨厌了，尽管他人还是蛮有意思的。他关于怜悯有害的那番话，使我很有些感慨，并且牢牢记在了心中。我觉得他的话有一定道理，但可悲的是，它们出自一个警察之口。
关于这个话题的争论，时常发生，其中有一次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令我激动不已。
城里来了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124]——这个人我是头一次见到——高高的个子，体格很健壮，面孔有点黑，留一撮黑山羊胡，长有两片黑人的厚嘴唇。他身子向前倾，两眼望着地面，但有时候蓦然仰起他那有点谢顶的脑袋，两只水灵灵的黑眼睛，显得炯炯有神，光芒照人——他锐利的目光中好像有某种仇恨的东西在燃烧。谈话是在一位教授家里进行的，有许多青年人参加，其中有一位神学硕士，瘦高个儿，举止文雅，是位小神父，穿一身黑色的丝质长袍，这袍子很好地衬托出他那苍白漂亮的脸庞，而他那双冷漠的灰色眼睛露出的淡淡微笑，又给他那张脸平增了几分光彩。
关于福音书的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伟大真理，这位托尔斯泰主义者是大讲特讲，嗓子都讲哑了，他的话简短扼要，但言语犀利，信誓旦旦，富于感染力；他说话时总是机械地挥动着毛茸茸的左手，那架势就好像要把他的话截断似的，而右手则一直插在口袋里。
“演员。”我旁边一个角落里有人小声说。
“太像演戏了……”
而在这之前不久，我读了一本书，好像是德雷波尔[125]写的，内容是关于天主教反对科学的。我好像记得，书里说，有一名狂热的信徒，为了用爱的力量去拯救世界，他们出于对世人的仁慈，准备将他们杀死，然后焚尸灭迹。
他穿一件白衬衫，袖子很宽，外面罩一件灰色的旧长衫，这也使他很有些与众不同。宣讲结束时，他高声喊道：
“这么说，你们是信耶稣呢，还是信达尔文[126]？”
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像一块石头，投向聚集了许多青年人的那个角落，那些青年男女们怀着惊恐和兴奋的心情，瞪大眼睛看着他。看来，他的话使大家感到非常吃惊，人们默默无言，若有所思地低着脑袋。他用火辣辣的目光扫了大家一眼，严厉地补充说：
“只有法利赛人[127]才会试图将这两种无法调和的精神结合起来，而且在结合的时候，会恬不知耻地用花言巧语，自欺欺人，用谎言蒙骗大家……”
小神父站起身来，一本正经地挽起长衫的袖子，带着故意装出来的彬彬有礼的神态和宽宏大量的微笑，从容不迫地说：
“你们显然是赞成有关法利赛人的庸俗的观点，但这种观点不仅是粗暴的，而且彻头彻尾是错误的……”
令我大为惊讶的是，他开始证明说，法利赛人是犹太人遗训的真正忠实维护者，并认为人民始终和他们站在一起，共同对敌。
“你们去读一读，比如说，优素福·弗拉维[128]的书吧……”
这位托尔斯泰主义者一跃而起，挥动手臂，好像要把优素福·弗拉维的书一劈两半似的，大声叫道：
“人民直到今天，还在跟自己的敌人站在一起，反对自己的朋友；他们不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他们是被迫的，是受人驱使的。我干吗要读您的弗拉维的书呢？”
小神父等人把争论的主题扯得非常分散，弄得七零八落，结果也就完全淹没了争论的主题。
“真理就是爱。”托尔斯泰主义者大声喊道，而他眼睛里流露出的却是憎恨与蔑视。
听着他的话，我感到如醉如痴，我捉摸不透这些话的意思，脚下的土地，一直在语言的旋风中摇晃，我常常绝望地在想，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比我更蠢笨和更没有能耐的人了。
而托尔斯泰主义者一面从涨得通红的脸上擦去汗水，一面狂怒地大叫：
“为了不再撒谎骗人，快把福音书扔掉吧，忘了它吧！把耶稣再一次钉到十字架上，这样才比较公正！”
现在我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怎么办？如果说，生活就是为了人世间的幸福而不断进行斗争的话，那么，仁慈和关爱不是只能给这一斗争的胜利设置障碍了吗？
我打听出了这位托尔斯泰主义者的姓氏——克洛普斯基，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于是，第二天晚上我去找了他。他住在两个未出嫁的女地主家里，我去时他正和她们坐在花园里的一张桌子旁边，在一棵高大的老椴树的树荫下。他穿一条白裤子，一件同样颜色的衬衫，衣领敞开着，**着黑乎乎、毛茸茸的胸口；他个子高高的，人又瘦又干瘪，和我印象中的云游僧或传播真理的教士非常相像。
他用银羹匙从汤盘中舀了些牛奶拌马林果酱，津津有味地品尝着，咂巴着厚厚的嘴唇，他每咂巴一下，白色的牛奶泡沫便从他那稀稀拉拉的猫胡子上被吹落下来。一位姑娘在桌旁侍候他，另一位则站在椴树旁，双手交叉在胸前，望着灰蒙蒙的炎热的天空，凝神静思，浮想联翩。两人都穿着薄薄的淡紫色的连衣裙，看上去样子几乎一模一样。
他跟我谈话时态度和蔼，十分亲切，非常乐意跟我谈论爱的创造性力量，说应该拓展自己内心里的这种感情，因为它是唯一能够“将人和世界精神”联系起来的感情，即与生活中到处洋溢着的爱息息相通的感情。
“只有这种感情才能够约束人！不懂得爱便不可能理解生活。那些声称‘生活的规律就是斗争’的人，他们在心灵上都是盲人，是注定要灭亡的。火是不能够用火来消灭的，同样，邪恶也不能够用邪恶力量来克服！”
当两个姑娘勾肩搭背地向花园深处房子那里走去时，这个人望着她们的背影，眯缝起眼睛，问我道：“你是什么人？”
听了我的回答后，他用手指头敲着桌子说：“人啊，不管在哪儿，都还是人，他要追求的不应该是改变生活中的地位，而是培养自己对人们的博爱精神。”
“越是地位低下的人，他距离生活的真正实际便越近，距生活的真谛也越近……”
我对于他是否能够了解这种“真谛”心存疑虑，但是我一声不吭，没有说出来，我觉得他和我在一块儿会感到乏味的。他用一种令人讨厌的目光看我一眼，打了个哈欠，双手搂住后脖颈，两条腿向前伸着，半闭着眼睛，显得有些倦意，嘴里像说梦话似的嘟哝着说：“听命于仁爱的摆布……生活的规律……”
他忽然打了个激灵，两手一挥，好像在空中抓住了个什么，眼睛直勾勾地盯住我，惊恐不安地说：“怎么啦？我累了，对不起！”
他又闭上了眼睛，好像是因为疼痛，龇牙咧嘴地紧紧咬着牙关；他的下嘴唇向下耷拉着，上嘴唇往上翻着，几根颜色发青的稀稀拉拉的胡髭向上撅着。
我走的时候对他没有一点好感，对他这个人的诚意也感到有些怀疑。
几天后，一大早我去给一位我认识的副教授送面包。他是个单身汉，嗜酒如命，在他那里，我又一次看到了克洛普斯基。他好像一夜没有睡觉，脸色很难看，眼睛发红，还有点浮肿。我觉得，他好像是喝醉了。这位身体有点发福的副教授，醉眼惺忪地坐在地板上，手里拿着一把吉他，只穿一条**，周围全是家具什物、啤酒瓶子、脱下的外衣，一片狼藉；他摇晃着身子，嘴里大声吼叫着：“仁——慈……”
克洛普斯基气呼呼地厉声喊道：
“根本不存在仁慈！我们不是为爱而丧生，就是在为爱的斗争中被击毙——反正都一样，我们注定要一命呜呼……”
他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拉到屋里，对副教授说：
“喏，你问问他到底想要什么？问问他需不需要对人的博爱？”
那人用泪汪汪的眼睛看了我一眼，然后笑了：
“他是卖面包的呀！我还欠着他钱呢。”
他身子摇晃了一下，一只手伸进口袋里，掏出钥匙，递给我说：“拿去，全在这里了！”
但托尔斯泰主义者接过他手里的钥匙，朝我挥了挥手。
“你走吧！回头再给你钱。”
于是，他把我给他的小白面包扔到了屋角的沙发上。
他没有认出我来，这让我感到很高兴。我走的时候心里一直记住他关于因爱而死的那番话和我心里对他的厌恶感。
不久，有人跟我说，他向他房东家的一个姑娘表白了爱情，而且就在同一天，他又向另外一个姑娘也表达了爱情。姊妹俩皆欣喜若狂，后来两个人一说通，她们恨死了这个恋人，于是吩咐看院子的人告诉那个爱情骗子，让他马上滚出她们的院子。后来他便从这个城市里消失了。
爱情和仁慈在人们生活中的意义的问题，是个非常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它早就摆在了我的面前，最初，是以捉摸不定的形式出现的，但是我内心里强烈地感受到了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后来才以非常明确的方式，清楚明白地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爱的作用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