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当时的司炉工雅科夫一样，奥西普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变得非常高大，他使我眼睛里根本看不到其他的人。奥西普身上有一种和司炉工非常相近的东西，但同时他又使我想起了我的外公、古董行家彼得·瓦西里耶夫和厨师斯穆雷，想起了在我脑海里牢牢扎根的其他所有的人；他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就像铜钟上的斑斑锈迹，已经和钟体本身融为一体了。看得出，奥西普有两套思维方式：白天工作时，当着众人的面，他思想活跃，简单务实，比较容易理解；休息的时候，每逢晚上，他和我进城去看他那卖煎饼的女相好和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他的思想就不一样了。他夜晚的思想非常独特，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跟街上的路灯一样。这些思想，光彩夺目，毫发可鉴，但是，它们的真实面目如何，奥西普感到比较亲切和珍贵的这种或那种思想，到底是其哪个方面呢？

我觉得奥西普比我以前遇到过的所有的人都聪明得多，我在他身边，就跟我在司炉工雅科夫身边的心情一样——一心想了解、认清他这个人，可是他总在转弯抹角，虚应故事，叫人摸不着头脑。他的真实面貌如何？能够相信他什么呢？

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

“你自己来寻找我的隐身之处吧，好好找一找！”

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不过，对于我来说，比伤害自尊心更重要的是，我必须把这个老头儿了解清楚。

这老头儿除了捉摸不透外，性格非常坚强。看来，即使他再活一百年，在那些朝秦暮楚、说变就变的人们中间，他仍然能保持住原来的样子，坚定不移，稳如泰山。古董行家彼得·瓦西里耶夫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坚贞不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是它让我感到不太舒服；奥西普的坚贞不屈、矢志不移就不同了，它让人感到比较舒心。

世人的朝三暮四，见异思迁，我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们像变戏法似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我见得多了，让我伤透了心。如今我对这种莫名其妙的左右摇摆，反复无常，已经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我逐渐失去了对人们的浓厚兴趣，对他们的爱也让我深感羞愧。

有一次，七月初的时候，一辆摇来晃去的轻便马车向我们干活的地方飞快地驶来。马车夫留着大胡子，喝得醉醺醺的，头上没有戴帽子，嘴唇上还带着伤。他坐在车夫的座位上，板着面孔，不断地打着嗝儿，而喝醉酒的格里戈里·希什林正躺在马车上，一个面色红润的胖姑娘拉着他的手。这姑娘戴一顶草帽，上面有一个红颜色的蝴蝶结和许多像樱桃似的玻璃珠，另一只手打着一把伞，光脚穿着两只橡皮套鞋。她挥动着手里的伞，身子不停地摇晃，哈哈大笑，大声喊道：

“简直活见鬼了！市场没开业，还没有建好，就把我往这里拉！”

格里戈里·希什林垂头丧气，一副邋里邋遢的样子。他从马车上爬下来，往地上一坐，眼泪汪汪地向我们这些围观的人解释说：

“我给各位下跪了——我犯下大罪了！一念之差，便犯了大罪——就这么回事！叶菲穆什卡说‘格里沙呀！格里沙[281]……’，他说得对，请各位对我多多包涵！我请大家吃饭。他说得对——人生只有一次……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那姑娘笑得前仰后合，两只脚乱蹬乱踢，把套鞋都甩掉了，而马车夫则愁眉不展地喊道：

“我们赶快走吧！驾——驾，咱们走，眼看马就撑不住了！”

这是一匹很老的驽马，样子显得很累，满身大汗，站在那里纹丝不动，跟钉在地上了一样，但把这一切都放在一起，则显得极为可笑。格里戈里手下的工人们望着包工组工头这副样子，看着他那位花枝招展的姑娘和呆头呆脑的马车夫，早已笑得直不起腰了。

只有福马·图奇科夫一个人没有笑，他和我站在店铺门口，嘴里嘟哝着说：

“这个畜生……他家里有老婆呀——一个挺漂亮的娘们儿！”

马车夫一直催着要走，那姑娘下了车，把格里戈里·希什林扶起来，然后让他靠在自己脚边，将伞往上一扬，喊了一声：

“咱们走！”

人们一面拿工头打哈哈，同时又非常羡慕他。在福马的吆喝下，大伙儿又开始干起活来，看来福马很不愿意看到格里戈里·希什林这副滑稽可笑的样子。

“算什么包工组的工头儿！”福马嘴里嘟嘟哝哝，“剩下的活儿不到一个月就能干完，到时候再回乡下去……这就熬不住了……”

我真为格里戈里·希什林感到窝囊，那个戴樱桃玻璃珠草帽的姑娘跟他待在一起，让人看着真是又可气，又可笑。

我时常想：为什么格里戈里·希什林能够当工头儿，而福马·图奇科夫则只能当工人，为什么？

福马——小伙子白白净净，身体健壮，一头卷发，鹰钩鼻，圆脸庞，长着一双聪明的灰眼睛；他根本不像个农民——如果让他穿得好一些，完全像一位富商家的子弟。他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办事认真负责。他有文化，能写会算，能替工头儿管账，编制工程预算，又善于督促大伙儿好好干活，但是他自己却不愿意好好干。

“活儿永远都干不完。”他心平气和地说。他对书向来不屑一顾：“我随便给你瞎编点什么，都可以印成书，这算不了什么，小事一桩……”

但他对什么事情都非常留意，一旦发生了兴趣，便详细询问，非来个刨根问底不可，而且总是用自己的标准，对自己所关心的事情思前想后，权衡利弊。

有一次，我跟福马说，他也可以当个包工头，他懒洋洋地对我说：

“要是我手头有一大笔钱做周转用，那么张罗一下还差不多……可是为了挣几个小钱，雇那么一帮人，整天操心劳神，那不等于是白忙活嘛。不，我呀，还是走一步，说一步，等着将来进奥兰基修道院。我人长得漂亮，又身强力壮，说不定哪个富商家的姑娘、寡妇会看上我呢！常有这样的事，谢尔加奇市[282]一个小伙子两年内就交了好运，和当地一个城里姑娘结了婚，因为他经常给各家送圣像，结果被姑娘给相中了……”

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他知道许多关于修道院修士走捷径、出人头地的故事。我不喜欢福马编的这种故事，也不喜欢他的这种思路，但是我相信他会进修道院的。

市场开业了，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福马到小饭馆里当了个跑堂的。我不说这件事让他的伙伴们感到有多么吃惊，但是他们大家从此开始，对小伙子的态度变得是阴阳怪气，冷嘲热讽，每当节日，大伙儿一起去喝茶，互相你一言，我一语，打哈哈说：

“走吧，到店小二那里喝一壶去！”

他们到了小饭馆，人五人六地吆喝着：

“喂，酒保！那个卷发小伙子！过来一下！”

福马走上前去，微微抬起头，问道：

“各位要点什么？”

“不认识老朋友了？”

“我实在忙不过来……”

他感到老伙伴们瞧不起他，想拿他开心；他用期待的目光，呆呆地望着他们，木着个脸，但他的脸却好像在说：

“喏，你们是不是专门来嘲笑我的……”

“要给小费吗？”他们问他，然后故意在口袋里掏了半天，最后一卢布也没给。

我问福马：“原来不是打算去修道院的吗，怎么当起跑堂的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没打算去当修士，”他回答说，“至于当跑堂的——我也没打算长期干……”

四年后，我在察里津[283]看见了他——还是在饭馆里当跑堂的；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福马·图奇科夫因溜门撬锁、入室盗窃被捕了。

让我特别吃惊的是石匠阿尔达利翁的事，他是彼得包工组里年龄最大而且最优秀的工人。这个四十岁的男子汉是个乐天派，留着黑色的大胡子。他也不由自主地产生了疑问：为什么当工头的不是他，而是彼得？他很少喝酒，几乎从未喝醉过；论干活，他是行家，工作又努力，砖头在他的手里，像一只只红色的鸽子，简直是在飞舞。在包工组里，病病歪歪、老虎着个脸的彼得跟他在一块儿，简直显得完全多余。对工作，他曾经说过：

“我给别人盖的是一幢幢砖瓦房，给自己准备的是一口木头棺材……”

阿尔达利翁兴高采烈地砌着砖，不时地喊道：

“嗨，加劲干呀，伙计们，看在上帝的分上！”

而且，他逢人便讲，说明年春天他要到托木斯克[284]去，他有一个亲戚在那里承包了一项大工程——修建教堂，叫他到那儿去当工长。

“这事儿我已经打定主意了。盖教堂这活儿——我喜欢干！”他说，并且劝我说：“跟我一块儿去吧！在西伯利亚，兄弟，有文化的人可非同寻常；在那里，有文化可是个宝贝！”

我表示同意，于是，阿尔达利翁洋洋得意地喊道：

“那好！就这么说定了，不开玩笑……”

对于彼得和格里戈里，他的态度就跟大人对待孩子们一样，既充满善意，又带有几分讪笑，这时他对奥西普说：

“爱自我夸耀的人，总喜欢互相显摆自己的聪明，就跟玩牌一样。一个说，我手里的牌好极了，另一个说，瞧，两个王都在我这里！”

奥西普无可无不可地说：

“有什么法子呢？自我夸耀是人的特性，所有的姑娘都挺着胸脯走路……”

“大家都一个劲儿地在‘哎呀、哎呀’地叫，‘上帝呀、上帝呀’地喊，其实——各人都在攒钱！”阿尔达利翁说，他的嘴也没闲着。

“喏，格里沙[285]没有攒钱……”

“我在说我自己的工头儿。上帝保佑他，他真该到森林里去，到荒漠的草原上去……唉，我在这里实在是待烦了，春天我就到西伯利亚去……”

工人们很羡慕阿尔达利翁，他们说：

“如果我们有这么个亲戚关系，我们也不怕到西伯利亚去……”

后来，阿尔达利翁突然人不见了。星期天，他离开了包工组，一连两三天，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大家忧心忡忡，纷纷猜测：

“可能被什么人打死了？”

“要么——游泳淹死了？”

但是，叶菲穆什卡回来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说：

“阿尔达利翁及时行乐去了！”

“你胡说什么呀？”彼得喊了一句，他表示不相信。

“他在纵情作乐，花天酒地。简直就跟干草堆着火了一样。好像心爱的老婆死了似的……”

“他没有老婆！他在什么地方？”

彼得气鼓鼓地想去把阿尔达利翁叫回来，但却被后者打了一顿。

于是奥西普紧闭双唇，两只手深深塞进口袋里，解释说：

“我去瞧瞧——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本来挺好一个人……”

我跟着他一起去了。

“你瞧他这个人，”奥西普路上说，“本来日子好像过得好好的，可是突然——尾巴翘起来了，野到外面，四处游**。当心啊，马克西梅奇，前车之鉴……”

我们来到“快乐的库纳维诺村”，这是一家低级妓院。一个贼眉鼠眼的老太婆迎了上来，奥西普跟她小声说了点什么，于是她便把我们领到一个小小的空房间里，这间小屋又黑又脏，像个牲口棚。小屋里**躺着一个高大肥胖的女人，老太婆用手捅了捅她的腰，说：

“喂，出去！你这只癞蛤蟆，快出去！”

那女人被吓了一跳，翻身起来，两手揉着脸，问道：

“天哪！这是谁呀？什么事儿？”

“我们是侦探。”奥西普厉声说。那女人“哎呀”一声，转眼便不见了。他冲着她的背影啐了一口，向我解释说：

“她们看见侦探，比撞见鬼还害怕……”

老太婆从墙上取下一面小镜子，掀开一块壁纸，说：

“你们看看——是不是这个人？”

奥西普透过墙缝，往里看了看，说：

“就是他！把那姑娘从这儿赶出去……”

我也朝墙缝里张了一眼：那边也和我们现在待的这个地方一样，跟一间又窄又小的狗窝差不多；窗上的护板挡得严严实实，窗台上点着一盏用铁皮制作的油灯，灯前坐着一名斜眼鞑靼女子，全身一丝不挂，正在缝补一件衬衣。在她的身后，阿尔达利翁趴在**，胸前垫着两个枕头，仰着他那张浮肿的脸，乱蓬蓬的黑胡子向四下支棱着。只见那鞑靼女人忽然打了一个激灵，她披上衬衣，沿着床边，走了过去，然后忽然来到了我们的房间。

奥西普看了她一眼，又啐了一口吐沫：

“呸，真是不要脸！”

“你自己才真是个老傻瓜呢。”她笑着回答说。

奥西普也笑了，伸出一个指头吓唬她。

我们来到这个鞑靼女人的狗窝，奥西普老人坐在**，靠近阿尔达利翁的腿边，叫了很长时间，想喊醒他，但是没有成功，他只是嘟嘟哝哝地说：

“喏，得了……等一下，我们再玩一会儿……”

最后，他终于醒了，奇怪地看了奥西普一眼，又看了看我，然后闭上发红的眼睛，哼哼唧唧地说：

“喏，喏……”

“你这是怎么回事儿？”奥西普心平气和地问，并没有责备他，只是有些不高兴。

“喝多了，”阿尔达利翁声音嘶哑地解释说，一面不停地咳嗽着。

“为什么要这样呢？”

“这样怎么了……”

“似乎不大好吧……”

“那什么是好呢……”

阿尔达利翁拿起桌上一瓶打开的伏特加，对着瓶嘴开始喝起来，然后又递给奥西普，说：

“想喝点儿吗？这儿还有下酒的东西……”

老人拿起酒瓶往嘴里倒了点儿，一饮而尽，皱了皱眉头，随手拿起一块面包，认真地嚼起来，而稀里糊涂的阿尔达利翁则无精打采地说：

“这不——和这个鞑靼女人搞上了。这都是叶菲穆什卡干的好事。他说，有个鞑靼女人，非常年轻，是个孤儿，从卡西莫夫[286]来，想在市场上混。”

隔壁的人们谈得正高兴，说的都是半通不通的俄语：

“鞑靼女人——顶呱呱！像年轻的母鸡。可以傍他，他又不是你的父亲……”

“比如，这个女人。”阿尔达利翁喃喃道，眼睛痴呆呆地望着墙壁。

“我看见了。”奥西普说。

阿尔达利翁转身对我说：

“就说我吧，兄弟……”

我原想奥西普会骂阿尔达利翁一顿，好好数落数落他，而阿尔达利翁呢，会感到万分羞愧，悔不当初。但这种情况根本没有发生——他们肩并肩地坐着，你一言，我一语，相互交谈着，跟没事人儿似的。看着他们待在这黑暗、狭小的狗窝里，真叫人感到难受。鞑靼女人隔着墙缝说些打趣逗笑的话，但他们没有听她说。奥西普从桌上捡起一条里海产的鱥鱼[287]，在靴子上敲了敲，便一本正经地剥起皮来，他问道：

“钱呢，全花光了？”

“彼得鲁哈[288]那儿还欠着……”

“要当心，你身子缓得过来吗？现在你就应该去托木斯克……”

“去托木斯克，去又能怎么样……”

“你改变主意了？”

“要是非亲非故的人叫我去就好了。”

“那是为什么？”

“否则姐姐、姐夫……”

“那又怎么样？”

“在亲戚手下干活，心里肯定不痛快……”

“到了哪儿都一样。”

“可毕竟……”

他们谈得那么融洽，认真，连那鞑靼女人也不再打趣逗乐了。她走进房间，一声不吭地取下墙上挂的连衣裙，随后便消失不见了。

“她非常年轻。”奥西普说。

阿尔达利翁看了他一眼，无怨无悔地说：

“都是叶菲穆什卡撺掇的，是他牵的头。除了女人，他什么都不知道……那鞑靼姑娘——性格活泼，喜欢热闹……”

“要小心，别陷进去了。”奥西普警告他说，然后，他把鱥鱼吃完，便告辞了。

回去的路上，我问奥西普：

“你为什么要去找他？”

“看看他呗。我跟他很熟。这种情况我见得多了——一个人本来过得好好的，突然间，像越狱逃跑似的，胡乱折腾起来，”这话他以前也说过，“喝酒——一定要有节制！”

不过，停了一会儿，他又说：

“不过，没有那东西也太枯燥了点！”

“是指没有酒吗？”

“没错儿！酒一下肚——眼前就好像换了一个世界……”

阿尔达利翁已经是不能自拔了。几天后，他回来上班了，但是很快他又消失了。春天我见到他时，他和一些流浪汉混在一起，在船泊维修处往下敲打平底船周围的冰块。这次见面我们俩都很高兴，而且还一块儿去饭馆喝了茶。喝茶的时候，他吹嘘说：

“你还记得以前我干活的情况吗？直说了吧：在我的老本行内，我可是一个心灵手巧的高手！挣几百卢布没有问题……”

“可是你却没有挣着。”

“是没有挣着！”他骄傲地说，“是我不愿干活！”

他表现得很狂妄，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饭馆里的人都在听他在那里胡诌八扯。

“记得那个不声不响的小偷彼得鲁哈是怎么说我们的工作吗？给别人盖的是砖瓦房，给自己预备的是木头棺材。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工作！”

我说：

“彼得鲁哈疾病缠身，他怕死。”

而阿尔达利翁则嚷嚷着说：

“我也有病，我还心烦意乱，六神无主呢！”

每逢节假日，我常常去城外的“万人街[289]”看看，那里是流浪汉聚居的地方。我发现阿尔达利翁很快就跟他那帮“铁哥儿们”打成一片了。一年前还是乐观、向上、严肃认真的他，如今已经变成一个说话大喊大叫，走路鼻孔朝天，与以前大不相同的人了；他看人的目光总有一种挑衅的意味儿，好像要跟人家争吵和打架似的，而且整天标榜自己，自吹自擂：

“你看，人们是怎样看待我的——我在这里俨然就是龙头老大！”

他不惜花自己的血汗钱，请流浪汉们的客，遇上打架斗殴，他总是站在弱者一边，大声疾呼：

“哥儿们，这样可不行！办事必须得讲个公道！”

为此，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公道人”。他很喜欢这个绰号。

我认真仔细地观察着这些人们，他们居住在肮脏破旧的狭小砖房子里，拥挤不堪。他们都是些被生活抛弃的人，但他们看来又创造了自己的生活——老板管不着，开心又快乐。他们敢作敢为，无所顾忌，使我想起了外公给我讲的关于纤夫们的故事——他们很容易就变成了强盗和隐居者。没有工作的时候，他们也干些小偷小摸的勾当，从轮船和平底船上偷些东西，但我觉得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不必为此感到难为情，因为我发现，生活中随处都是偷盗现象，它就像一件用灰线反复缝补过的旧大褂，与此同时，我还发现这些人有时候干起活来还非常投入，劲头十足，决不偷懒，如同他们在遇到紧急装卸、火灾和流冰时的表现那样。总之，他们生活得比其他所有的人都更开心。

但奥西普见我跟阿尔达利翁好上了，便像父亲般地告诫我说：

“我说，亲爱的，你是个苦命的孩子，干吗要跟‘万人街’这种人搞在一起呢？当心别毁了自己……”

我尽量对他说，我喜欢这些人，他们没有工作，但他们活得很开心。

“像鸟儿一样在天空翱翔，”他打断我的话，嘿嘿笑着，“那是因为他们太懒惰，喜欢游手好闲，对于他们来说，工作就是活受罪！”

“要知道，工作又能怎么样？常言道：靠诚实劳动是盖不上砖瓦房的！”

我这么说是很容易的，因为这种话我听到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也觉得它很有道理。但奥西普却冲我大发脾气，喊道：

“这话是谁说的？都是傻瓜和懒汉说的吧，可是你，一个毛孩子，可不要听这种话！我说，你呀！这种蠢话，只有那些妒忌别人、穷途潦倒的人才会说，而你的当务之急，是先要羽翼丰满，然后——才能展翅高飞！关于你跟他们要好的事，我会告诉东家的，请不要生我的气！”

后来，他告诉东家了。东家当着他的面对我说：

“你呀，彼什科夫，‘万人街’的事就算了吧！那里都是些小偷和妓女，从那里只能够进监狱，去医院。别去了吧！”

后来，我就瞒着去“万人街”的事，但是没过多久，我只好和他们断绝来往了。

有一次，在一家客栈的院子里，我跟阿尔达利翁和他的朋友罗边诺克坐在一个草棚的房顶上，罗边诺夫在眉飞色舞地给我们讲他怎样徒步从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一直走到莫斯科的事。以前他当过工兵，得过圣乔治十字勋章，在土耳其战争中膝盖受过伤，后来便成了瘸子。他个子不高，人长得很敦实，臂力过人——不过这对他没有用处，因为他由于腿瘸而不能工作。他因为得过一场什么病，最后，头发和脸上的胡子全都掉光了，因此，他的脑袋确实很像婴儿的脑袋。[290]

他眨巴着棕褐色的眼睛说：

“喏，我来到了谢尔普霍夫[291]，有一位神父在房前小花园里坐着。我上前说，‘神父，可怜可怜我这个土耳其战争中的英雄吧……’”

阿尔达利翁直摇晃脑袋，说：

“喏，你在瞎说，胡编乱造……”

“我为什么要瞎说呢？”罗边诺克问道，他并没有不高兴，而我的朋友却用教训人的口吻，有气无力地嘟哝着说：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你应该请求当个看门人才是，历来腿脚不好的人都是靠看门过日子的，而你却四处游**，谎话连篇……”

“我还不是为了能逗人发笑，让听的人开心才撒谎的……”

“你应该笑自己才对……”

虽然天气晴朗，阳光明媚，但院子里却黑乎乎的，脏乱不堪。这时进来一个女人，手里抖着一块什么破布，嘴里喊道：

“有人要买裙子吗？我说，姐妹们呀……”

女人们纷纷从房里出来，把叫卖的女人团团围住。我一下子便认出她来——她就是洗衣女工纳塔利娅！我赶紧从草棚顶上跳了下来，但她把裙子卖给第一个出价的人后，立马一声不吭地就离开了院子。

“你好！”我追到大门外，高兴地向她打招呼。

“有什么事儿吗？”她问道，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这时她突然停下脚步，一脸不高兴地冲我喊道：

“天哪！你怎么在这个地方？”

她的这声惊叫，让我既感动，又觉得很难为情。我明白，她为我感到担心：害怕和惊讶在她那聪慧的脸上表现得清清楚楚。我赶紧向她解释，说我不住在这里，只是有时候过来看看。

“过来看看？！”她用嘲弄的口吻愤愤地说，“这是什么地方，你过来看什么？看过往行人的口袋和女人的胸脯吗？”

她的脸色很憔悴，眼睛下方有一道深深的阴影，嘴唇松弛地耷拉着。

她在小饭馆门口停了下来，对我说：

“进去喝杯茶吧！你穿得干干净净，不像这儿的人，可我又有点儿不大相信你……”

但在小饭馆里，她好像是相信我了。她一边给我倒茶，一边无精打采地跟我说，她一个小时前才刚刚醒来，还没有来得及吃喝呢。

“而昨天我躺下的时候——已经是酩酊大醉，现在已记不清是在哪儿喝的酒，是跟谁在一起喝的了？”

我很同情她，在她面前我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我很想问问她——她的女儿现在哪里？而她呢，几杯酒下肚，又喝了热茶，说起话来还是跟以前那么爽快、粗放，跟这条街上所有的女人一样。但当我问起她女儿的时候，她顿时清醒了过来，喊道：

“你为什么要打听这个？不，亲爱的，你打听不到我女儿的下落，不行！”

她又喝了点儿酒，然后说：

“女儿不能跟我待在一起过。我算老几呀？一个洗衣女工。我怎么配做她的母亲呢？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知识，有学问。小兄弟，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她离开了我，到一个有钱的女友家里去了，好像去当女教师……”

她停顿片刻，声音不高地问道：

“事情就是这样！一个洗衣女工——对您怕不合适吧？那么一个风尘女子——合适吗？”

她已经沦为“风尘女子”，这我当然一下子就看出来了——这条街上没有别的女人。但是当她亲口说出这一点时，由于羞愧和怜悯，我禁不住热泪盈眶，仿佛是她的这种坦**胸怀狠狠地灼痛了我，就在不久以前，她还是那样大胆、独立和聪明！

“我说，你呀，”她看了看我，叹口气说，“赶快离开这里！而且我请求你，并且劝你，以后千万不要再到这种地方来，不然你会毁了自己的！”

然后，她俯身在桌子上，用指头在托盘里画着什么。她小声地，仿佛自己在跟自己说话，断断续续地在说：

“我的请求和劝告，对你来讲，能算得了什么呢？连我的亲生女儿都不听我的话。我冲她嚷道：‘你不能丢下你的亲生母亲不管，你想干什么？’可她却说：‘我要上吊自尽。’她去了喀山，想学妇产科。那么，好吧……好吧……我能怎么样呢？我只好如此……我有什么指望呢？只能靠来往的过客了……”

她默默无语，很长时间她一直在想着什么，悄无声息地蠕动着嘴唇，看来是已经把我给忘了。她的嘴角往下耷拉着，嘴像镰刀似的向下弯曲着，嘴唇上的肌肉一直在颤动，哆哆嗦嗦的皱纹好像在无声地诉说着什么，看着她这副模样，实在叫人心里难受。她的脸充满着稚气，一副备受欺凌的样子。一绺头发从头巾下耷拉下来，挡着她半边脸，顺势遮住了她小巧的耳朵。一点眼泪滴落在已经放凉了的茶杯里，她发现后，便将茶杯推开，双目紧闭，又挤出两滴泪水，然后她用手绢擦了擦脸。

我不忍心再跟她继续坐下去了，于是，我慢慢地站起身来。

“再见啦！”

“啊？你走吧，见你的鬼去吧！”她说着，用力把手一挥，连看都没看我一眼，想必她已经忘记跟她说话的是什么人了。

我回到院子里，去找阿尔达利翁——他本想和我一起去捕虾的，而我则希望跟他说说这个女工的事。但这时他和罗边诺克已经不在草棚顶上了；当我在杂乱无章的院子里寻找他们的时候，外边忽然有人吵起架来——这种事在这里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我一出大门，就撞上了纳塔利娅，她哭哭啼啼地用头巾擦着被打伤的脸，另一只手整理着蓬乱的头发；她在便道上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而阿尔达利翁和罗边诺克则紧随其后，大步流星地跟了过来。罗边诺克说：

“再给她一下子，打呀！”

阿尔达利翁追上了她，向她挥起了拳头，这时她忽然转过身，用胸脯对着他。她的脸色非常可怕，两眼射出了仇恨的目光。

“给你打，打呀！”她喊道。

我一把抓住了阿尔达利翁的手，他吃惊地看着我。

“你要干什么？”

“不许碰她。”我好不容易地对他说。

他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她是你什么人——情人吗？好哇，你，纳塔利娅，**偷到小修士身上啦！”

罗边诺克也大笑不止，两手拍着自己的胯骨，他一再冲我说些污秽不堪的脏话，挖苦、奚落我——这让我感到非常痛苦！不过，在他们这样胡说八道的时候，纳塔利娅已经走了，可是，我终于忍无可忍，一头朝罗边诺克的胸口撞去，把他撞倒后，我便跑开了。

打这以后，我好长时间都没有再去过“万人街”，不过，我再次见到阿尔达利翁时，是在一艘渡船上。

“你呀——跑到哪儿去了？”他高兴地问道。

当我告诉他，说我一想起他打纳塔利娅，并且用脏话侮辱我，我就感到非常恶心时，阿尔达利翁温厚地笑了。

“难道你把这事儿还当真了？我们是在开玩笑，故意往你身上抹点圣油！至于她嘛——为什么要打她——谁让她是一名风尘女子呢？人们连老婆都打，打她这样的女人，从来没有人可怜！只不过是逗着玩罢了！我分明知道——拳头是教育不了人的！”

“你教育她什么呢？你有哪一点儿比她好？”

他搂住我的肩膀，把我晃了又晃，用嘲弄的口吻说：

“糟就糟在我们谁也不比谁更好一些……我呀，老弟，什么都明白，事情的里里外外我都清楚！我不是乡下人……”

他稍微有点醉意，显得很高兴；他用亲切又带点惋惜的目光望着我，就像一位苦口婆心的老师，看着一个不明事理的学生…………有时候，我常能见到帕维尔·奥金佐夫，他变得更老练了，也讲究起穿戴了，跟我说起话来，语气显得非常体贴，总是怪我，说：

“你干的这叫什么工作呀——这怎么能行呢！这都是乡下人……”

然后，他愁眉苦脸地讲了些作坊里的新鲜事儿。

“日哈列夫仍然在跟那头母牛厮混；西塔诺夫显然在借酒浇愁，喝得很厉害；戈戈列夫被狼吃了——他回家过圣诞节，喝醉了酒，活活被狼给吃了！”

这时，帕维尔高兴地笑着，接着胡编乱造起来：

“几只狼吃完后——自己也都醉了！它们一高兴，在林子里全都用后腿直立起来，像训练过的狗那样，汪汪地叫着，这样闹了一个昼夜——后来全都死了！”

我听后不禁也笑了，但我感到作坊和我在那里所经历的一切已经离我很远了。这使我心中产生一丝淡淡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