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里的雪融化了，冬天的云消失了，雨雪交加，洒满大地；太阳沿着白昼的运行轨道越走越慢，空气也变得越来越暖和，看来，欢乐的春天已经来临，正顽皮地躲藏在城外田野的某个地方，很快就会涌进城里。大街上到处都是红褐色的烂泥，人行道旁边是奔腾不息的小溪，几只麻雀在阿列斯坦斯基广场[241]积雪已经融化了的地方欢快地蹦跳着。人们身上也有欢欣雀跃、一片忙碌的气氛。除了春天的喧闹，大斋的钟声从早到晚，几乎一直没有停止过，钟声轻轻撞击着人们的心扉，令人柔肠百转，浮想联翩——这一阵阵的钟声，忧如老年人的话语，包含着某种内心的哀婉之情，语气冷漠凄苦，仿佛在诉说世间的万事万物：

“有过，这事发生过，出现过……”

我的命名日那天[242]，作坊的伙伴们送给我一幅小巧精美的圣徒阿列克谢的画像，日哈列夫语重心长地说了很长一段话，使我刻骨铭心，没齿不忘。

“你是谁呀？”他摆弄着手指头，扬起眉毛说，“充其量不过是个毛孩子，一个孤儿，生下来只有十三个年头儿[243]，可是我呢——差不多等于你年龄的四倍，我夸奖你，鼓励你，是因为你敢于面对一切，从不躲避退让！以后永远要如此，这样才好！”

他讲到上帝的奴仆和上帝的人，但这二者的区别，我没有听明白，而且看来他也不清楚。他讲得枯燥乏味，作坊里的人都在笑他。我手捧着圣像，站在那里，既很受感动，又觉得很尴尬，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卡别久欣不耐烦地冲着这位演说家喊道：

“你别再跟他瞎叨叨了，他耳朵甚至都听出老茧了。”

然后，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也夸奖说：

“你的优点，是对所有的人都很好——这是你的长处！别说打你了，就是骂你几句也很困难，难以出口啊！”

大家看着我的时候眼神都很和善，亲切地笑我那一脸尴尬的样子。再过一会儿，说不定我会因为突然感到自己是一个为大家所需要的人而高兴得放声大哭起来。可是恰巧就在这天早上，掌柜在店铺里用头指着我，对彼得·瓦西里耶夫说：

“这孩子真讨厌，什么都不会干，简直没用！”

和平时一样，我一早就来到店铺里，但是午后，掌柜对我说：

“你回去吧，把库房顶上的积雪扒下来，堆到地窖里去……”

今天是我的命名日，他并不知道，我相信，这事别人也不知道。作坊里为我举办的庆祝仪式结束后，我换了身衣服，跑到院子里，爬到库房顶上，把一冬天压得很厚实的积雪不停地往下铲。但因为只顾干了，忘记把地窖门打开了，结果铲下来的雪一下子把地窖门给堵住了。我从库房顶上跳下来一看，事情坏了，于是赶紧动手把雪从地窖门口往外扒。雪很潮湿，堆得又瓷实，木锨很难铲进去，可是又没有铁锨，结果我把木锨也给掘断了，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掌柜的来到了门口，正如俄罗斯的一个成语所说：“乐极生悲，物盛而衰。”

“原来是这样，”掌柜的挖苦说，一面向我走过来，“我说，你呀，哪像个干活的样子，真是见鬼了！我打烂你这个榆木脑袋……”

他抡起锨把就向我打来，我身子往后一闪，愤怒地说：

“我可不是雇来给您扫院子的……”

他将锨把朝我脚前摔过来，我抓起一把雪，朝他脸上扔去，他气呼呼地跑开了，我也丢下手里的活不干了，回到了作坊。几分钟之后，他的未婚妻——那个一脸粉刺、举止轻佻的姑娘——从楼上跑了下来。

“马克西梅奇，到楼上去一下！”

“我不去。”我说。

拉里奥内奇感到很惊讶，小声问我：

“怎么了——为什么不去？”

我跟他说了是怎么回事，他皱着眉头，忧心忡忡地上楼去了，走前小声对我说：

“我说，你呀，老弟，你做事也太唐突了点……”

作坊里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大家都在骂掌柜的。卡别久欣说：

“瞧吧，这下子他们会把你赶走的！”

这我倒不怕。我和掌柜的关系早就很僵，令人无法忍受——他一直讨厌我，而且越来越厉害，我对他也是忍无可忍，但我想弄明白的是，他为什么对我如此蛮不讲理。

在店铺里，他经常将硬币扔得满地都是。打扫卫生时，我总是把这些零钱捡起来，放入柜台上的一个杯子里，用来打发要饭的。当我揣摩出他老扔这些钱的实际用意后，我跟掌柜的说：

“您把钱扔给我，真是白费心机！”

他一听就火了，急哧白咧地嚷道：

“你少来教训我，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但他马上又改口说：

“什么叫我扔钱是白费心机？是它们自己掉在地上的……”

他不许我在店里看书，说：

“这不是你这号人该干的事！怎么，你也想当大学问家吗？好吃懒做的东西！”

他一直想用一枚二十戈比的硬币来抓我的把柄，我知道，我打扫卫生时，要是有一枚硬币滚进地板缝里了，他准会一口咬定，说硬币是我偷的。于是我再一次建议他丢掉这种把戏，但是，就在这一天，当我从饭铺打开水回来时，我听见他正在教唆邻家铺子不久前新雇来的一个伙计说：

“你教教他怎样去偷赞美诗集——很快我们就能收到，有三大包……”

我知道他们在说我——我一进店铺，他们俩当时显得很尴尬，不过，除了这件事外，我还有他们存心要坑害我的可靠证据。

邻居店铺里的伙计为他效劳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大家都认为这个伙计是个很精明的生意人，但是他太贪杯，嗜酒如命。酩酊大醉时，主人把他赶走了，但过后则又把这个营养不良、体质很差、眼睛狡猾的家伙叫了回来。表面上他显得很温顺，对主人的一举一动，言听计从。他留着一把胡子，总是笑嘻嘻的，脸上经常带着聪明的微笑，喜欢说俏皮话，谈吐机敏，但是有口臭，就像所有有牙疾的人那样，尽管他的牙齿看上去很白，也很结实。

有一次他让我大吃一惊：他走到我跟前，亲切地微笑着，但是他突然出手，打掉我的帽子，使劲抓住我的头发。我们两个打了起来。他把我从走廊一直往店铺里拉，并且想方设法把我一个劲儿地往地上的神龛上推——如果他这一招能够得逞，那我势必就会打碎玻璃，弄坏雕琢的花纹，没准儿还会碰坏珍贵的圣像。但是他的力气不行，最后是我制服了他。让我大为吃惊的是，这时，他，一个长着大胡子的男子汉，竟然坐在地上伤心地哭了起来，一面擦着被打伤了的鼻子。

第二天上午，我们两家的主人都出去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在家。这时，他用一个手指头摸着肿起来的鼻梁和眼睛下面的地方，友好地对我说：

“你以为我是心甘情愿对你动手的吗？我不是傻瓜，我知道我打不过你，我力气小，又爱喝酒。这都是主人让我干的，他说：‘你去找碴儿跟他闹，打起来时，尽量让他在自己店里把东西弄坏得多一些，反正——亏损的是他们！’就我自己而言，我才不愿意干呢，瞧，你给我脸上添的彩儿……”

我相信了他说的话，因此觉得他也很值得同情。我知道他跟一个女人一块儿生活，过着半饥不饱的日子，经常受那女人的挤对，但我还是问了他：

“要是有人让你去投毒杀人——你会干吗？”

“他会让人干的，”这位伙计小声说，脸上露出一丝苦笑，“他会让人干的……”

这件事过后不久，他问我：

“听我说，我现在身无分文，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女人吵个没完，朋友，你能不能从你们仓库里随便偷个圣像出来，让我拿去换几个钱，怎么样？帮我去偷吗？要不——偷一本赞美诗也行，咋样？”

我想起了鞋店和教堂看门人的事，心想：这个人肯定会出卖我！但是我很难回绝他，于是我给了他一个圣像，但我不敢把价值好几卢布的赞美诗偷出来给他，因为我觉得这样做罪过就大了。有什么办法呢？道德历来就蕴含着浅显的道理，《刑法惩治条例》[244]的天真幼稚之处，就在于它清楚地道出了这个小小的秘密，即它掩盖了私有制的极大的虚伪性。

当听说我的掌柜在唆使这个可怜虫叫我去偷赞美诗时，我被吓了一跳。显然，我家掌柜已经知道我在用他的东西送人情的事了，隔壁邻居家的伙计把偷圣像的事告诉了他。

这种恩将仇报的卑鄙行为和他们给我设下的可耻圈套——加在一起，使我对自己和所有的人都产生一种愤懑和厌恶的感情。有几天时间，我万分苦恼地在等待着那几包书的到来。它们终于到了，我正在仓库里拆包，隔壁店里的伙计找我来了，让我给他一本赞美诗。

于是我问他：

“圣像的事，是你跟我家掌柜说的吗？”

“是我说的，”他垂头丧气地回答说，“我呀，老弟，什么事都瞒不住……”

我一听就傻了，一屁股坐在地上，瞪大眼睛看着他，而他则急急忙忙地向我解释，样子很狼狈，可怜极了。他嘟嘟哝哝地说：

“是这么回事，是你家掌柜自己猜出来的，也就是说，我家主人猜出来了，告诉了你家……”

我觉得，这下子我算是完了，这些人暗中勾结，对我使坏，现在等待我的恐怕只能是少年犯教养院了！至于什么时候——反正都一样！只好破罐子破摔了。我把赞美诗塞到隔壁家伙计的手里，他把它藏进大衣下，马上便走了，但很快他又转了回来，而且把赞美诗扔在我脚下，然后扬长而去，嘴里说：

“我不能拿！否则会跟你一起完蛋的……”

我没明白他这话的意思——为什么会跟我一起完蛋？但是他没有拿走这本书，我感到非常满意。这件事以后，我的个子矮小的掌柜一看见我，气就不打一处来，而且狐疑多端，心里老是犯嘀咕。

拉里奥内奇上楼后，我心里一直在琢磨这些事。他上去没有多久就回来了，情绪看上去比平常更压抑，更寡言少语。晚饭前，他当面跟我说：

“费了不少口舌，想把你从店铺里要出来，回到作坊去。可是不成！‘金龟子’不愿意。你非常不合他的心意……”

这家人中我还有一个死对头——掌柜的未婚妻，一个十分轻佻的姑娘，作坊里所有的青年小伙子都跟她打情骂俏，在过道里等她，跟她搂搂抱抱。对此，她并不生气，只是像小狗一样，小声地吭唧几声。一天到晚她嘴里总在嚼什么东西，口袋里整天装着甜饼干、小点心之类的零食，嘴从来就没有闲着过——看着她那浅薄轻浮的面孔和一双不安分的灰色小眼睛，真让人感到浑身不舒服。她经常出一些谜语，让我和帕维尔猜，这些谜语往往都含有粗俗下流的内容，还给我们说一些难登大雅之堂的绕口令。

有一次，一位老画工师傅对她说：

“你呀，姑娘，简直不知道什么叫害臊！”

她干脆恬不知耻地用一支黄色小调来答复他：

要是姑娘知羞害臊，

她就当不成婆娘了……

我头一次看见这样的女人，实在让我讨厌，她**裸地卖弄**，把我给吓坏了。她见自己这套把戏对我不起作用，于是更加肆无忌惮，纠缠得没完没了。

有一天，在地窖里，我和帕维尔帮她清洗做克瓦斯和酸黄瓜用的木桶，她对我们说：

“孩子们，你们想不想亲嘴，我来教你们，好吗？”

“我比你还在行呢。”帕维尔笑着说。我对她说：“你找你未婚夫亲去吧。”我这话说得太不客气，她听后生气了。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这样不懂礼貌！一位小姐想跟他表示亲近，他竟然不理不睬，你说说看，他算老几呀！”

然后，她伸出一个指头，威胁地补充说：

“喏，你等着瞧，我会让你记住这一点的！”

帕维尔支持我，也对她说：

“要是你未婚夫知道你这样胡闹，他肯定会收拾你的。”

她轻蔑地皱了皱自己那张长满粉刺的脸。

“我才不怕他呢！凭我的嫁妆，我能找到十个未婚夫，而且比他要好得多。一个姑娘家，只有在举行婚礼前，才可以寻欢作乐。”

接着，她便和帕维尔厮混起来，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就有了她这个没完没了的告密者。

待在店铺里是越来越困难了，所有的宗教书籍我都看遍了，那些古董行家们的争论和谈话已经不再吸引我了——他们说来说去，还是那些老话。只有彼得·瓦西里耶夫，谈起话来仍然那么吸引我，对黑暗的人生那么谙熟，谈吐依然那么风趣，富有**。有时候，我想，当年以利亚先知[245]，孤身一人，满世界去复仇时的情形，恐怕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当我每次和老人坦率地谈及关于人们和我的看法时，他都能耐心地听我把话讲完，然后把我说的话，再一五一十地告诉掌柜的，掌柜的不是趾高气扬地挖苦我一顿，就是恼羞成怒地对我大骂一通。

有一次，我告诉老头儿，说我有时候把他的话记到了笔记本里，那里还有从书里摘抄下来的许多诗歌和各种各样的格言警句，谁知这事把这位古董行家吓了一跳，他急忙走到我跟前，忧心忡忡地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亲爱的，这样可不行！是为了怕忘记吗？不行，你不能这样做！你这个人可真是！赶快把笔记本给我，啊？”

他反反复复、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服我，让我把笔记本交给他，或者把它给烧了，后来，他没有好气地跟掌柜的嘀咕了半天。

我们回家的路上，掌柜的严厉地跟我说：

“你记什么笔记呀，以后不许再这样做了！听见了吗？只有密探才干这样的事。”

我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那西塔诺夫呢？他也在记。”

“他也在记呀？这个傻大个儿……”

他半天没说话，然后态度异常温和地跟我说：

“听我说，你能不能把自己的笔记本给我看看，还有西塔诺夫的，我给你五十卢布！不过不要让西塔诺夫知道，悄悄地……”

想必他以为我一定会按照他的意思去做，所以他就没有再说什么，然后就迈动两条小短腿，跑到我前面去了。

回到家里，我把掌柜的意思对西塔诺夫说了，西塔诺夫皱起了眉头。

“你实在没有必要多嘴多舌……现在他会叫人来偷你我的笔记本的。快把你的笔记本给我，我把它藏起来……他会很快把你撵走的，你等着瞧吧！”

这一点我完全相信，所以，只要我外婆一回到城里，我就决心离开这里。整个冬天，我外婆都住在巴拉赫纳市，她是被请去教女孩子们织花边的。外公又回到库纳维诺镇去住了，我没去过他那里，他到城里时也没来看过我。有一次我们在大街上遇见了，他穿一件厚重的浣熊皮大衣，像神父一样神气活现地迈着八字步，我跟他打了个招呼，他手搭凉棚地看了我一眼，若有所思地说：

“哦，是你啊……你现在当圣像画师了……对，对……喏，走吧，走吧！”

他把我推向路边，仍然那么神气活现地迈着八字步，向前面走去。

我很少看到外婆，她在不停地干活，养活着身患老年痴呆症的外公，还照看着两个舅舅的几个孩子。特别是萨沙——米哈伊尔舅舅的儿子，一个爱幻想、喜欢读书、长得很帅的小伙子——给她添了不少的麻烦。他在好几家染坊里都干过，经常变换老板，找不到工作时，就靠外婆养活，心安理得地等着外婆给他去找新的工作下家。靠外婆养活的还有萨沙的姐姐，她不幸嫁给一个嗜酒如命的工匠，经常打她不说，还将她赶出了家门。

每次见到外婆，我从思想上对她的心灵越来越感到钦佩，但是——我已经感觉到，她的美好的心灵已经被各种童话故事所遮住了，她无法看到、也不能够理解严酷现实的诸多现象和我的种种忧患，她根本不理解我的种种忧虑和不安。

“必须忍耐，阿廖沙！”

每次，当我谈起生活之丑恶、人们的痛苦和烦恼，谈到让我感到愤怒的种种事情时，“必须忍耐”这句话便是她所能给我的唯一回答。

我很不善于忍耐，如果说有时候我能够表现出像牲口、树木和顽石那样的美德的话——那纯粹是为了进行自我考验，为了检查自身的承受力和在生活中坚忍不拔的程度。有时候，年少人由于愚蠢的逞强好胜心态，羡慕成年人的力量，往往试图举起，并且真的举起大大超过他们的肌肉和筋骨所能够承受的重量。他们夸口说自己能像成年大力士那样，举着两普特重的哑铃在胸前画十字。

这种事情，从直接和间接的意义上讲，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我也都干过，只不过是由于偶然的缘故，我没有受到致命的损伤，没有终身致残，因为只有一个人的忍耐，其对外部环境力量的逆来顺受，才是对他的最严重的摧残。

如果我最终将以伤残之躯躺进坟墓的话，那么，临死前，我一定会不无自豪地说，四十年来[246]，好心的人们一直在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想扭曲我的心灵，但是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到头来还是没有成功。

我希望搞点恶作剧，为大家消愁解闷，逗他们笑一笑，这种热切的愿望，越来越使我着迷。我做到了这一点，我给他们讲下诺夫戈罗德市场上商人们的故事，把他们一个个描写得活灵活现；给他们表演乡下农民和农妇们买卖圣像的样子，讲掌柜的如何巧妙地让他们上当受骗，讲古董行家们如何争论不休，说短道长。

作坊的画工师傅们哈哈大笑，有时候放下手里活计，看我如何表演，但每次表演后，拉里奥内奇总是劝我：

“你最好晚饭后再表演，不然会影响大家干活……”

“表演”过后，我感到很轻松，就跟卸掉了压在我肩上的重担一样。半小时，一小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非常舒服，然后脑袋好像又鼓涨起来，里面塞满了细小、尖利的钉子；它们在里面不停地攒动，发热。

我被一片沸腾的脏粥给包围了，而且感到我自己也正在被慢慢地煮化了。

我在想：

“难道整个生活就是这样吗？而且我也将像这些人那样生活，找不到、看不见任何更美好的东西了吗？”

“你变得爱生气了，马克西梅奇。”日哈列夫说，仔细地打量着我。

西塔诺夫常常问我：

“你怎么啦？”

我无法回答。

生活从我心头执拗而粗暴地抹去了我最美好的记忆，居心叵测地用一些没用的垃圾取而代之——对于生活的这种强暴行为，我感到愤怒，奋力反抗。我跟大家一样，同在一条河里游泳，但是对于我来说，水太冷了，而且，它并不像浮起别人那样，把我也轻而易举地浮起来，有时我觉得我正在沉入某个深渊。

人们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好了，他们不像对待帕维尔那样，随便对我大声呵斥，让我干这干那；他们用父名称呼我，表示对我的尊重。这一切都很好，但令人痛苦的是，眼看着他们大量地喝酒，成天醉醺醺的，实在令人讨厌，而且他们对女人的态度完全是一种病态，虽然我明白，酒和女人，是他们生活中的唯一乐趣。

我常常想，连聪明、大胆的纳塔利娅·科兹洛夫斯卡娅本人也称女人为玩物，这不禁令我百感交集，忧从中来。

那样的话，应该怎样看待我外婆呢？还有玛尔戈王后？

我一想到王后，总有一种近乎恐惧的感觉——她是那样超尘拔俗，与众不同，简直就像梦中看见的一样。

关于女人的事儿，我思前想后，反复琢磨，我已经考虑好了：下一个节日我是不是到大家喜欢去的地方逛上一次？这不是生理上的需求——我身体健康，酷爱干净，但有时候却像发疯了似的，很想拥抱一位聪慧可爱的人儿，把满腹的苦闷与烦恼，像讲给母亲听似的，推心置腹地向她倾诉一番。

我很羡慕帕维尔，他每天夜里都给我讲他跟对面那家女佣的浪漫故事。

“兄弟，事情就是这么怪，一个月前我还往她身上扔雪块呢，我不喜欢她，可是现在，坐在凳子上，身子紧贴着她，没有比她再亲近的人了！”

“那你们就谈些什么呢？”

“当然，无所不谈。她向我谈她自己；我向她——也谈我自己。喏，我们互相接吻……只是，她非常老实……兄弟，人好得一塌糊涂！喂，你抽起烟来，像个老兵似的！”

我烟抽得很多，烟草能够麻痹人，能够缓解心中的不安与烦恼。幸好，我讨厌伏特加的气味儿，可是帕维尔喜欢喝，喝醉了就哭着抱怨说：

“我想回家，想回家！让我回家吧……”

我记得，他是个孤儿，父母早年去世，又没有兄弟姊妹；从八岁起，就到处混日子，任人摆布。

我郁愤难平，再加上春天来临，情绪波动，我决定再回到轮船上去，然后从阿斯特拉罕下船，再往波斯跑。

不记得我为什么一定要往波斯跑了，也许只是因为我很喜欢下诺夫戈罗德市场里的波斯商人：他们坐在那里，像石雕一样，迎着太阳，展示着他们那染了色的大胡子，不慌不忙地抽着水烟袋；他们的眼睛又大又黑，好像没有他们看不透的东西。

要不是遇上复活节，没准儿我已经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因为节日期间，一部分画工师傅回家了，回到自己村里去了，而留下来的人只顾一个劲儿地饮酒作乐。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到奥卡河畔的田野里去玩，遇见了我以前的东家——外婆的侄子。

他穿一件灰色的夹大衣，两只手插在裤兜里，嘴里叼支烟卷，帽子扣到后脑勺上。他和蔼地向我露出友好的微笑。看上去他心情很愉快，风度翩翩，非常潇洒。当时，除了我们两个外，田野里别无他人。

“啊，彼什科夫，祝贺基督复活！”

我们连吻三次，以示庆贺[247]。他问我过得怎么样，我坦率地告诉他说，作坊、城市，总之，这里的一切，我都烦透了，因此我决定要到波斯去。

“拉倒吧你，”他认真地说，“什么波斯不波斯的？见它的鬼去吧！这一点，老弟，我可知道，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也非常想往外跑，什么鬼地方都愿意去！”

他张口闭口地鬼呀鬼的，显得非常豪放，我很喜欢他的这种干脆劲儿，他身上散发出一种春天美好的朝气，整个人都显得那么爽快——落落大方，自然洒脱。

“抽烟吗？”他问我，一面把装着粗烟卷的银质烟盒伸到我面前。

喏，他这一下可算把我给彻底打垮了！

“这么吧，彼什科夫，你还是回到我这儿来干吧！”他建议说，“我呀，老弟，今年在市场上承包了四万卢布的工程项目——你明白吗？我想让你到那里负责这项工作，当个工长什么的，验收各种材料，监督各项工作是否到位，防止工人们盗窃物资，怎么样？工资嘛，月薪五卢布，外加五戈比的午餐补助！你早出晚归，这样家里的两个娘儿们也管不着你，不用理她们！不过你可不要告诉她们，说我们已见过面了，复活节后第一个星期日你来就是——说定了！”

我们友好地分了手。道别时，他握了握我的手，甚至走出很远了，他还友好地向我挥动着帽子。

我在作坊里告诉大家，说我要走了。起初大多数人都感到很遗憾，尤其是帕维尔，显得很激动，这使我颇有些受宠若惊。

“好吧，你仔细想想，”他不太高兴地说，“我们在一块儿习惯了，真不知以后你如何跟各种各样的农民们相处？木匠、油漆匠，什么人都有……我说，你呀！这叫作丢了西瓜，捡了芝麻——放着助祭不当，偏要去当工友……”

日哈列夫则抱怨说：

“人往高处走，鱼往深处游，你人挺能干的，心肠又好，怎么往低处走呀……”

作坊大伙儿为我举行了欢送会，气氛很忧伤，有些沉闷。

“当然，应该什么都试一试，”日哈列夫说，他的脸色喝得已经有些发黄了，“不过，最好还是认准一件事儿，就一门心思地干下去……”

“而且要干一辈子。”拉里奥内奇小声附和说。

但我觉得他们说这些话时有些言不由衷，非常勉强，仿佛是在履行义务，我和他们之间的联系纽带，不知为什么，好像突然腐朽了、断掉了。

喝醉了酒的戈戈列夫在吊**哑着嗓子唠叨说：

“只要我愿意——你们统统都得关起来！我知道一个秘密！你们这里谁相信上帝？啊哈……”

和平时一样，靠墙摆放着许多面部还没有画好的圣像，紧贴着天花板，悬挂着许多玻璃灯罩。大伙儿很长时间没有挑灯夜战了，这些灯罩也没派上用场，它们上面落了一层烟黑和尘土。周围的一切，我记得清清楚楚。闭上眼睛，虽然什么都看不见，但整个地下室，所有这些桌子、窗台上的颜料桶、一捆捆的画笔和笔架、许多圣像、屋角的脏水桶、上面那个很像消防帽的铜洗脸盆，还有戈戈列夫从吊**耷拉下来的颜色发青的光腿——太像被淹死的人的腿了——全都呈现在眼前。

我真想快一点离开，但是，在俄国，人们喜欢把这种令人忧伤的时刻拖得很长。临别前，他们总要像做安魂弥撒似的搞一个仪式。

日哈列夫扬起眉头，对我说：

“那本关于恶魔的书，我不想还给你了——算二十卢布你愿意让给我吗？”

书是我的——是当消防队长的老头儿送给我的，我舍不得把莱蒙托夫的这本书送给别人。但是，当我有点不高兴地拒绝收下他的钱时，日哈列夫心安理得地把硬币往口袋里一塞，斩钉截铁地说：

“随你的便，反正我不还给你了！这书对你不合适，它是那种要不了多久就会惹祸的书……”

“可商店里还在出售呀，我看见过！”

他特别恳切地对我说：

“这什么都不能说明，商店里还卖手枪呢……”

就这样，他没有把莱蒙托夫的那本书还给我。

我上楼去和女主人告别时，在楼道里遇上了她的侄女，她问我：

“听说你要走了，是吗？”

“是要走了。”

“要是你不说走，他们也会赶你走的。”她对我说，她说话的口气虽然不大客气，但态度还蛮真诚的。

而醉醺醺的女主人则对我说：

“再见了，基督保佑你！你——不是个好孩子，很不懂事儿！虽然我没看见你干过什么坏事儿，可大家都说你这个人不怎么地！”

这时她突然哭了起来，眼泪汪汪地说：

“要是我那死去了的宝贝丈夫还活着的话，他肯定会臭骂你一顿，在你后脑勺上来两巴掌，但是他会把你留下来的，不会赶你走！可是眼下全变了，稍有不如意——立马走人！唉呀，孩子，你到哪儿去呀，哪儿能找到个安身立命之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