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作坊里的工作并不复杂：早上，当大家还在睡觉时，我就应该给师傅们把茶炊准备好，这样，当他们在厨房喝茶时，我和帕维尔便来收拾作坊，把调颜料用的蛋黄和蛋清分开，然后再到店铺里去。晚上，我得磨颜料，“观摩”手艺。起初，我对“观摩”怀有很大的兴趣，但不久我就明白了，几乎所有从事这种鸡零狗碎工作的人都不喜欢这个工种，觉得枯燥乏味，苦不堪言。

晚上有空时，我常给他们讲我在轮船上的生活，讲我从书上看来的各种故事，这样，不知不觉间，我在作坊里的地位便有点与众不同——我成了一个讲故事能手和诗歌朗诵者了。

我很快就明白了，所有这些人，都没有我见多识广。他们几乎每个人从小就被关在这个狭小的作坊里，从此便一直待在里面。全作坊只有日哈列夫一个人到过莫斯科，一谈起莫斯科，他总是意味深长地皱着眉头说：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在那里可得处处当心！”

其他所有的人只到过舒雅和弗拉基米尔；他们说起喀山时，问我：

“那儿俄罗斯人多吗？有教堂吗？”

对于他们来说，彼尔姆就在西伯利亚[223]。他们不相信西伯利亚是在乌拉尔以东。

“乌拉尔的梭鲈鱼和鲟鱼不就是从里海那边运过来的吗？由此可见，乌拉尔是在海上！”

有时候，我觉得他们是在嘲笑我，因为他们坚持认为英国位于大洋的彼岸，波拿巴[224]出身于卡卢加省[225]的贵族。当我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讲给他们听时，他们都不大相信我的话，但他们却喜欢听那些吓人的童话和情节曲折的故事。就连那些上了岁数的人，也觉得编的故事比真人真事听起来还过瘾。我看得很清楚，故事越离奇，越不可思议，幻想、虚构的成分越多，人们就越爱听。一般说来，他们对现实的生活不感兴趣，大家都在幻想未来，不愿正视眼前的贫困和丑恶现象。

使我更加惊讶的是，我已经相当尖锐地感受到了生活与书本之间的矛盾——我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而书中却没有这样的人，如斯穆雷、司炉工雅科夫、逃亡教派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日哈列夫、洗衣女工纳塔利娅……

达维多夫的箱子里有一本已经很破旧的戈里欣斯基[226]的短篇小说集，一本布尔加林[227]的《伊万·维日金》和一本布拉姆别乌斯男爵[228]的书；我把这几本书都给他们朗读了，他们很喜欢听，可拉里奥内奇说：

“有时间读读书——倒不错！免得吵架和打闹！”

我开始千方百计地找书，找到后，几乎天天晚上给他们朗读。这样的晚上非常美好，作坊里静悄悄的，跟夜里一样。桌子上方吊着几只玻璃灯罩，它们像一颗颗惨白的寒星，其光线照射着伏案工作的一个个头发蓬乱或者完全秃了顶的脑袋。我望着这一张张不动声色、若有所思的面孔，不时能听到他们对书的作者或书中人物的赞美之声。他们听得非常投入，态度温文尔雅，和他们平时的样子完全不同，我非常喜欢他们此时此刻的样子，他们对我的态度也非常好，我心里感到非常踏实。

有一次，西塔诺夫说：

“我们一有书读，就好像是到了春天，冬季防寒的窗框被拆去，头一次向外面打开窗户。”

找书非常困难。没有想到向图书馆去借，但我毕竟还是想了些办法，求爷爷告奶奶，想方设法搞到一点书。有一回，消防队长给我一本莱蒙托夫[229]的书，我这才体会到了诗歌的力量，感受到它对人们的巨大影响。

记得，我刚开始读《恶魔》的头几行，西塔诺夫就朝书里看了看，然后又看了看我的脸，他将画笔往桌子上一放，双手往膝盖中间一夹，摇晃着身子，面带微笑，椅子在他身下发出吱吱的响声。

“安静点儿，弟兄们。”拉里奥内奇说，他也放下了手中的活计，走到我正在旁边朗诵的西塔诺夫的桌子前。长诗使我万分激动，又悲又喜，我的声音哽住了，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看不清诗句。但让我更感动的是，大家在作坊里的活动都轻手轻脚，小心翼翼，整个作坊仿佛都在缓缓地转动，好像有一块磁石把大家都吸引到我跟前来了。当我朗诵完了第一部分，几乎所有的人都围到了桌旁，站在那里，彼此紧紧地靠着，相拥在一起，面面相觑，相对而笑。

“念吧，念吧。”日哈列夫说着，使劲把我的头按在书上。

我朗读完后，他把书拿过去，看了看书名，然后往胳肢窝里一夹，宣布说：

“这书得再读一遍！明天你再朗读一次，书我先收起来。”

他走到一旁，把莱蒙托夫的诗锁进自己的抽屉里，开始干起活儿来。作坊里安安静静，大家各就各位，都小心翼翼地回到自己的桌旁。西塔诺夫走到窗前，额头紧贴着玻璃，一动不动，而日哈列夫又一次把画笔一扔，厉声说道：

“瞧，这就是生活，上帝的奴仆们……没错儿！”

他耸起双肩，垂下脑袋，接着说：

“我简直能把这个恶魔画出来，躯体是黑色的，浑身是毛，翅膀是火红色的——用赭红颜料，脸和四肢——画成青灰色，跟夜晚月光下的残雪差不多。”

一直到晚饭前，他都有些反常，在凳子上坐不安席，心烦意乱，一直在摆弄着手指头，没头没脑地说一些关于恶魔、女人、夏娃和天堂的话，以及什么圣徒作恶多端等。

“这一切全都真有其事！”他断然地说，“既然圣徒们跟有罪的女人可以偷香窃玉，寻花问柳，那么恶魔出卖良知，多行不义，自然也就心安理得了……”

大家听他说着，一声不吭，也许他们跟我一样，不想说什么。大伙儿都没心思干活了，老是看着表。钟声刚敲过九点，大家便一齐撂下手里的工作。

西塔诺夫和日哈列夫走到院子里，我跟了过去。西塔诺夫仰望着星空，嘴里念道：

在被遗弃的天体空间

一列列商队在缓缓而行[230]……

“竟然能想得出这样的佳句！”

“我一句也没有记住，”日哈列夫说，刺骨的严寒冻得他直打哆嗦，“什么都不记得，可是他——我看见了！事情也怪了——有人硬是让你去同情魔鬼，不是吗？难道你不觉得这恶魔很值得同情吗，啊？”

“值得同情。”西塔诺夫表示同意。

“这才叫作人！”日哈列夫耐人寻味地抛了一句。

在过道里，他提醒我说：

“马克西梅奇，关于这本书，你在店铺里对谁都不要说，因为，不用说，这是一本禁书！”

我一听，心里非常高兴：以前我做忏悔时，神父就问起过这样的书！

晚饭时，大家都无精打采，不像平时那样热闹，谈笑风生，好像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需要认真思考一番。晚饭后，大家躺下睡觉时，日哈列夫把书取了出来，对我说：

“喏，再读一遍！慢点儿，不用急……”

有几个人悄悄地从**爬起来，衣服都没穿好，走到桌前，围着桌子，盘腿坐了下来。

我读完后，日哈列夫用指头敲着桌子，再一次说：

“这就是生活！啊，恶魔呀，恶魔……原来是这样呀，老兄，啊？”

西塔诺夫弯下腰，从我的肩膀后面念了几句，笑着说：

“我要抄到我的笔记本上……”

日哈列夫站起来，拿着书，走向自己的桌子，但他忽然又停了下来，用颤抖的声音气鼓鼓地说：

“我们像一群什么也看不见的小狗崽，什么事情都不懂；上帝和魔鬼都不需要我们！我们算什么上帝的奴仆？约伯[231]是上帝的奴仆，上帝还亲自跟他谈过话！同样，跟摩西也谈过话！连摩西这个名字也是上帝给起的：摩西，意思就是上帝的人[232]。可我们是谁的人呢？”

他把书锁进抽屉后，便开始穿衣服，并且问西塔诺夫：

“去小酒店吗？”

“我找自己的相好去。”西塔诺夫小声说。

他们走后，我便在门口就地躺下，紧挨着帕维尔·奥金佐夫。他辗转反侧，折腾了好一阵，才呼呼入睡了，可是突然他小声哭了起来。

“你怎么啦？”

“我觉得这些人太可怜了，”他说，“因为我跟他们在一块儿生活已经三年多了，我完全了解他们……”

我也觉得这些人非常可怜。很长时间我们都没有睡着，一直在小声谈论着他们，从他们每个人身上寻找出他们善良、优秀的特点，找出他们身上能够进一步激起我们幼稚的同情心的东西。

我和帕维尔·奥金佐夫相处得非常好，后来他成了一名优秀的画师[233]，但是好景不长，不到三十岁，他便开始酗酒，后来我在莫斯科希特罗夫市场看见他流浪街头，不久前，我听说他得伤寒病死了。一想到这么多好人在我这个年纪就不明不白地死去，真叫人不寒而栗！人人都会衰老——最后死去，这是自然规律，但是任何地方的人，也不会像在我们俄国那样，衰老得如此之快，而且如此之没有道理……

当时他还是个孩子，比我大两岁，圆圆的脑袋，活泼好动，聪明诚实，很有天赋，擅长画鸟、猫和狗。他常给画工师傅们画漫画，把他们画成各种鸟类，真是活灵活现，妙趣横生。西塔诺夫被画成是一只鹬——神情忧郁，金鸡独立；日哈列夫是一只公鸡——鸡头上没毛，鸡冠伤痕累累；疾病缠身的达维多夫是一只其貌不扬的麦鸡。不过画得最好的是老镂雕工戈戈列夫——帕维尔把他画成了一只蝙蝠，大耳朵，尖鼻子，长有六个指头的小爪子，圆圆的黑脸上有两个白眼圈，瞳孔像两颗滨豆，分别横在两只眼睛里——这使他那张脸显得栩栩如生，奇丑无比！

帕维尔将漫画给画工师傅们看时，他们并没有生气，不过大家对戈戈列夫的那幅漫画印象很不好，他们严肃地对他说：

“你最好把它撕掉，不然老头儿看见了会揍你的！”

老头儿成天醉醺醺的，脏了吧唧，身上臭烘烘的；他笃信宗教，但虔诚得令人讨厌；他一向不怀好心，净在掌柜面前说全作坊人的坏话。女主人打算把自己的侄女嫁给掌柜的，于是掌柜的便觉得自己已经是这个家和大家伙的主人了。作坊里的人对他是又恨又怕，自然也怕戈戈列夫了。

帕维尔千方百计地跟这个镂雕工作对，打定主意，想方设法跟他过不去，让戈戈列夫一分钟都不得安宁。我在这方面也尽量地帮助他，作坊里的人见我们每每对戈戈列夫施出狠招儿，感到非常开心，但也警告我们说：

“孩子们，当心你们会被抓住！金龟子会要了你们的命！”

金龟子——这是作坊里的人给掌柜的起的外号。

我们没有被他们的警告吓住，我们把睡着了的戈戈列夫画成个大花脸。有一次，他喝醉酒后睡着了，我们把他的鼻子涂成金黄色，一连三天，他都没能将他那酒糟鼻缝隙里的黄颜色除掉。但是，每当我们得以狠狠捉弄一下这老头儿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轮船上那个矮小的维亚特卡的当兵的，因此心里总感到有些茫然。虽说戈戈列夫上了点年纪，但他毕竟还很有力气，常常冷不防地对我们动手，打我们一顿，打完后还要到女主人那里告上一状。

女主人——同样每天喝酒，所以总是很和善，乐呵呵的，她一再吓唬我们，用她那发胖的手敲着桌子，嚷嚷道：

“又是你们这两个小鬼头在捣乱，是不是？他上年纪了，应该尊重他才是！是谁往他酒杯里倒的煤油？”

“是我们……”

女主人非常惊讶，说：

“哎呀，天哪，你们竟大言不惭地承认了！哎呀，你们这些该死的……应该尊重老人才是！”

她把我们轰了出去。晚上，她把这事对掌柜的说了，后来掌柜的生气地对我说：

“你怎么能这样干呢：你识文断字，甚至还读圣贤之书，结果竟搞出这样的恶作剧，啊？你要当心啊，小兄弟！”

女主人孤身一人，很让人同情；有时候，她喝了点甜酒，往窗前一坐，随口唱道：

没有人疼爱我，

也没人怜悯我；

我的苦闷无人理解，

我的忧伤向谁诉说。

她有点泣不成声，用苍老而颤抖的声音，拉长音调唱道：

“哎——哟——哟……”

有一次，我看见她手里抱一罐热牛奶，向楼梯走去，但忽然两腿一弯，蹲了下来，然后沿着楼梯，一级一级地滑了下去，怀中的陶罐却一直没有撒手。但牛奶洒到了她的连衣裙上，她把两手一伸，气鼓鼓地冲着陶罐嚷道：

“干什么，你这该死的东西？要往哪儿去？”

她人并不胖，但身子软得跟棉花似的，像一只逮不动耗子的老猫，由于它吃得太饱，它行动笨拙，只能打打呼噜，美美地回忆自己昔日的辉煌与快乐。

“这不，”西塔诺夫皱着眉头，若有所思地说，“本来事业挺红火，好好一个作坊，有聪明的人在掌管着，可现在一切都完了，全落在‘金龟子’的手里了！干来干去，结果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一想到这些，脑袋瓜里那根弹簧一下子便断了——什么都不想干了，什么工作不工作——去他的吧，只想往房顶上一躺，仰望天空，躺他一个夏天……”

帕维尔·奥金佐夫也受到了西塔诺夫这些思想的感染，他学着大人们的样子抽起烟来，大谈上帝、酗酒和女人，还说任何工作都是瞎掰，有人在干，有人在破坏，对于别人创造的东西，既不珍惜，也不理解。

在这种时候，他那张瘦削、可爱的面孔便隆起了皱纹，显得很苍老。他坐在地铺上，双手抱膝，久久凝视着方方的蔚蓝色的窗户，望着堆满积雪的干草棚的棚顶和寒冬天空的繁星。

画工师傅们鼾声如雷，有人在梦中叽里咕噜地嘟哝着什么，有人老在说梦话，但吐字模糊；达维多夫在吊**一个劲儿地咳嗽，正在耗尽他的余生。屋角里，人挨人躺着许多人——卡别久欣、索罗金、佩尔申，这些“上帝的奴仆”酒后正在酣然大睡，而那些缺胳膊少腿、面目全非的圣像正从墙边看着他们。作坊里充满了干性油、臭鸡蛋和地板缝里的脏东西散发出来的酸臭气味儿。

“我觉得这些人真是挺可怜的！”帕维尔小声说，“天哪！”

对人们的这种怜爱之心，使我越来越感到于心不安。正像我已经说过的，我们俩都觉得这些画工师傅们都是好人，可是他们生活得不好，很对不住他们，他们的日子寂寞难耐，令人无法忍受。在寒冬风雪交加的日子里，大地上的万物——房子、树木——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它们大声地吼叫着，哭喊着。远处传来了大斋节沉闷的钟声，愁闷，像沉重的铅块，如汹涌的波浪，势不可挡地充塞了整个作坊，它重重地压在人们的心上，扼杀了他们身上一切富有朝气的东西，将他们推向酒馆，拖到女人身边，把女人当成和伏特加酒一样消愁解闷、忘掉自我的工具。

在这样的夜晚——读书已经于事无补了。于是，我和帕维尔便用自己的办法，尽量让他们开心：将脸上抹些煤灰，涂上颜料，拿麻绳当胡子，表演我们自己编排的各种喜剧，勇敢地同寂寞展开斗争，尽量逗大家发笑。记得有一本叫《一个士兵救助彼得大帝的传说》的书，我把它改编成对话的形式，然后，我们爬上达维多夫的吊床，在那里表演，干脆利落地把想象中的瑞典人的脑袋一个个地砍下来，逗得观众哈哈大笑。

大家特别喜欢看《中国鬼秦库同传奇》[234]，帕维尔扮演那个想做好事的倒霉的中国鬼，别的角色由我来扮演：男人、女人、道具、善良的鬼魂，甚至石头，即中国鬼每次做善事无果而终、灰心丧气时坐的那块石头。

看的人哈哈大笑；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么容易就能够让他们开怀大笑——如此轻而易举，反而使我感到有些不太痛快。

“喂！两个小丑！”他们冲我们喊道，“喂，你们两个坏蛋！”

但是，越往下演，我就越觉得，在这些人的心里，悲伤比欢乐离他们要更近一些。

我们从来没有什么欢乐可言，而且欢乐本身也得不到珍视，它是作为遏制俄国莫名其妙烦闷情绪的手段而故意把它从后台推上前台的。这种欢乐的内在力量是很靠不住的，它不是出于对生活的渴望自然产生的，而仅仅是因为希望活下去，又因为日子太苦而引发出来的。

因此，俄国人的欢乐，往往在出人意料和很难捉摸的情况下，能演变成为一场残酷的悲剧——这种事太司空见惯了。一个人好好地在跳舞，好像正在摆脱加在他身上的各种锁链，可是忽然间，由于苦闷至极，他兽心大发，疯狂地向人群扑去，乱撕乱咬，见什么毁什么……

这种在外力推动下激发起来的、强颜欢笑的娱乐，对我有很大的触动，我异常兴奋，不能自已，开始叙述和表演我脑子里突然出现的种种幻想——我非常希望能够唤起人们身上真正、自由、轻松的欢乐！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大伙儿夸奖我，说我了不起，但是，那种仿佛已经被我动摇了的苦闷情绪，重新又慢慢地回来了，而且越来越厉害，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继续不断地在折磨着人们。

脸色发灰的拉里奥内奇亲切地说：

“喏，你这个人真能逗乐，上帝保佑你！”

“挺会宽慰人的，”日哈列夫附和着说，“你呀，马克西梅奇，真应该到马戏团或戏班子里去，你准能成为一个挺不错的丑角！”

整个作坊，圣诞节和谢肉节时去过剧院的只有两个人——卡别久欣和西塔诺夫。几位画工老师傅很严肃地建议他们到约旦河的冰窟窿[235]里去净身洗礼，洗去自己身上的这一罪恶。西塔诺夫特别经常劝我的一句话就是：

“把一切都扔掉，学演戏去！”

然后，神情激动地向我讲述了可悲的“演员雅科夫列夫的一生”[236]。

“是吗，竟然有这样的事！”

他喜欢讲玛丽亚·斯图亚特女王[237]的故事，骂她是个“骗子”，他特别欣赏的是《一个西班牙贵族》[238]这本书。

“唐·塞萨尔·德·巴赞这个人，马克西梅奇，人格非常高尚！十分了不起！”

西塔诺夫自己身上就有“西班牙贵族”的某些气质：有一次，在瞭望塔前的广场上，三个消防队员为了寻开心，痛打一个农民，围观者不下四十人，他们看着消防队员殴打这个农民，并且一再起哄叫好。这时西塔诺夫冲了上去，抡起他那长长的胳膊，劈头盖脸地将三个消防队员一顿猛揍，然后把这个农民扶起来，推向众人，大声叫道：

“把他带走吧！”

他自己则留了下来，对付他们三个。消防大院距这里不过十步之遥，那三个消防队员完全可以叫人来把西塔诺夫痛打一顿，但所幸的是，三个消防队员被吓坏了，赶紧逃回了消防大院。

“几个狗杂种！”他在他们身后骂道。

每逢星期天，青年人常聚众到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墓地后面的林场去打拳击，跟环卫工人和附近农村的农民一比高低。环卫工人们推举一位著名的拳击斗士和这些城里人交手，这位拳击斗士是个莫尔多瓦人，人高马大，小脑袋，眼睛有些毛病，经常流泪。他站在自己的队列前面，叉着腿，用短上衣的脏袖子擦了擦眼泪，憨厚地挑战说：

“怎么样，就请站出来吧，不然我可就冻坏啦！”

我们这边出来跟他对阵的是卡别久欣，而且老是挨这个摩尔多瓦人的打。但这个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哥萨克人总是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拼上命我也要打败这个摩尔多瓦人！”

最后这竟成了他的生活目标，为此，他甚至把酒都戒了，睡觉前用雪擦身子，多吃肉，强壮筋骨，每天晚上提着两普特重的哑铃，反复地在胸前画十字。但这也无济于事。于是，他在拳击手套里缝进了几个铅块，向西塔诺夫夸口说：

“这次你就看着吧——摩尔多瓦人的末日到了！”

西塔诺夫严厉警告他说：

“拉倒吧你，不然，比赛开始我就揭穿你！”

卡别久欣不相信西塔诺夫会这样做，但是，当大家到了赛场后，西塔诺夫突然对摩尔多瓦人说：

“请你退下去，瓦西里·伊万内奇，让我先跟卡别久欣比！”

卡别久欣人满面通红，大声吼道：

“我不跟你比，你快走开！”

“你会比的。”西塔诺夫说着，走到他跟前，用咄咄逼人的目光，死死盯住这位哥萨克人的脸。卡别久欣气得在原地直跺脚，他摘下手套，往怀里一揣，迅速离开了赛场。

比赛双方对当时出现的情况都很惊讶，感到十分扫兴，这时，一位颇受尊敬的先生很不高兴地对西塔诺夫说：

“老弟，把你们家里的事带到这种场合来解决，从来可没有这样的规矩呀！”

大家纷纷围上来，责骂西塔诺夫，他好长时间一声不吭，但末了他对那位颇受尊敬的先生说：

“要是我防止了一起凶杀呢？”

那位可敬的先生马上便猜到是怎么一回事了，他甚至脱下了帽子，对西塔诺夫说：

“那样的话，我方应该向你深表谢意！”

“光你知道就行了，大叔，请不必声张！”

“为什么？卡别久欣是一位难得的拳击手，几次失败，急红了眼，这个我们懂！以后比赛，事先我们检查一下他的手套就是了！”

“这是你们的事！”

这位可敬的先生走后，我们方面的人便骂起西塔诺夫来：

“大个儿，你鬼迷心窍啦！不然卡别久欣早把他给揍扁了，现在可好，我们成了败方……”

大伙儿不依不饶地骂了很久，骂得非常痛快。

西塔诺夫叹了一口气，说：

“我说，你们这些人啊，一群废物……”

这时，使大家感到意外的是，西塔诺夫提出要同摩尔多瓦人进行一对一的角斗，对方马上站起来，摆好架势，高兴地挥舞着拳头，一面说着俏皮话：

“咱们练练，暖和暖和身子……”

几个人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大圈，背冲着大家。

双方拳手彼此警觉地注视着对方，右拳朝前，左拳护胸。经验老到者一眼便能够看出：西塔诺夫的手臂比摩尔多瓦人的要长。场上鸦雀无声，积雪在两个赛手脚下咯咯作响。这时有人绷不住劲儿了，又抱怨、又着急地嘟哝道：

“还不开打……”

说话间，西塔诺夫挥起右手，莫尔多瓦人急忙用左手抵挡，这时西塔诺夫左手一拳，正好击中对方的胸口，摩尔多瓦人上场受挫后，便后退一步，很满意地说：

“年轻轻的，人倒不傻呀！”

于是，他们开始挥拳相向，你来我往，拳拳瞄准对方的心窝子。几分钟后，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观众，都一个劲儿地喊着：

“加油呀，画圣像的！照他脸上画呀，给他留个记号！”

摩尔多瓦人比西塔诺夫要强壮得多，但动作明显有些笨拙，他出拳不快，自己出一拳，往往要先吃对方两拳。但摩尔多瓦人屡屡被击中的是身体，看来，并无大碍。他嘴里哟嗨着，还不时地笑笑：突然，他一个上拳，重重击中了对方的腋下——西塔诺夫的右肩被打脱臼了。

“赶紧把他们拉开——平局！”几个人齐声喊道；这时，人们围的圈子全乱了，大家将两个拳手分开了。

摩尔多瓦人憨厚地说：

“画匠的力气并不大，可是非常灵活！当着大伙儿的面，我敢说，他会成为一个优秀拳击手的。”

这时一群半大小伙子互相打斗起来；我领着西塔诺夫去找正骨医生。西塔诺夫的所作所为，使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变得更加高大了，增加了我对他的好感和敬重。

一般地说，西塔诺夫这个人非常真诚，正直，而且，他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但一向大大咧咧的卡别久欣却变着法儿地嘲笑他：

“喂，热尼亚[239]，你活着是为了做给人看的！你净化自己的心灵，就跟节日前擦洗茶炊一样，可以向别人夸耀说：‘瞧这茶炊有多么亮，闪闪发光！’可你的内心却是铜质的，所以跟你在一块儿，非常没意思……”

西塔诺夫平心静气，一声不吭，不是埋头干活，就是往笔记本上抄莱蒙托夫的诗。他把自己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花在抄诗上了，当我跟他说：

“你手头有的是钱，买一本得啦！”他回答说：

“不，最好还是自己抄！”

他的字写得很漂亮，秀丽俊美，笔意疏放，每抄完一页，在等待墨水晾干的工夫，他轻声地朗诵道：

没有怜悯，没有同情，

你观察世间，

这里既没有真正的幸福，

也没有永恒的美……[240]

然后，他眯起眼睛，说：

“这话——千真万确！嗨，他对事物的了解，真是一针见血！”

我对西塔诺夫和卡别久欣两人的关系感到非常惊讶：这位哥萨克只要一喝醉，总要跟人找碴闹事，而这时西塔诺夫便耐心地劝导他：

“算啦，别惹是生非了……”

接着便对这个醉鬼大打出手，那一顿揍啊，连平时把打架斗殴当热闹看的画工师傅们都觉得不能不管了，赶紧把他们拉开。

“要不是及时阻止住叶夫根尼，他会闹出人命的，反正他已经豁出去了。”他们说。

卡别久欣头脑清醒的时候对西塔诺夫也老是讽刺挖苦，而且没完没了，嘲笑他对诗歌的迷恋和他的不幸的爱情，满嘴脏话，不堪入耳，目的是想引起他的妒忌，但是每次都不成功。不管卡别久欣怎么讽刺挖苦，西塔诺夫全当耳旁风，不急不躁，没有反应，有时甚至自己还跟卡别久欣一块儿笑。

他们睡觉，床挨床，夜里两人嘀嘀咕咕，能说很长时间，不知说些什么。

他们这种交谈，吵得我不得安宁——我很想知道，这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究竟有什么友情可言呢？但是我一走近他们，哥萨克人便很不乐意地说：

“你来干什么？”

西塔诺夫跟没看见我一样。

但是，有一次，他们把我叫过去，卡别久欣问我：

“马克西梅奇，如果你有了钱，你会干什么？”

“那我就买书。”

“还有呢？”

“不知道。”

“咳。”卡别久欣很扫兴地把脸转到一边。然而，西塔诺夫却平静地说：

“瞧见了吧——无论是老的还是小的，都不知道！告诉你吧，财富本身——毫无用处！一切都是有条件的……”

我问：

“你们在说什么呀？”

“不想睡觉，就说说话呗。”卡别久欣回答说。

后来，我仔细听了听，才知道他们夜里谈的无非是人们白天谈的那些话题，什么上帝，真理，幸福，女人的愚蠢与狡猾，有钱人的贪得无厌，以及整个生活错综复杂、难以理解等。

听他们谈话，我总是非常经心，他们的谈话使我非常激动，我高兴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众口如一地说：日子过得很糟糕，应该生活得更好一些！但同时我又发现，想过好日子的愿望，不起任何作用，作坊里的生活，画工师傅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毫无改变，依然如故。所有这些言谈话语，在照亮我面前的生活，展示生活背后某种令人沮丧的无聊与空虚，人们生活在其中，就像池塘里的细微沙尘，经风一吹，他们便莫名其妙、心急火燎地随风飘**，他们自己也说，这种无谓的涌动是毫无意义的，它只能使他们感到不快与烦恼。

他们大发议论，乐此不疲；每次总要责怪个什么人，或者后悔什么事情做错了，再不就自我吹嘘一通；常常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恶语相向，严重伤害了彼此的感情。他们总想弄清楚人死后究竟是个什么样。作坊门口有个污水桶，有块地板坏了，一股股冷风和又酸又臭的烂泥味儿从地下直往这个潮湿的窟窿里灌，大家的脚都冻坏了，我和帕维尔用干草和破布把这个窟窿给堵上了。他们总说应该换一块木板，可是窟窿却越变越大，遇上刮风下雪的日子，风雪像从烟囱里刮来的一样，从窟窿里呼呼地直往上冒，大家都感冒了，不住地咳嗽。气窗上的铁片嘎啦嘎啦直响，非常讨厌，他们用各种脏话，破口大骂，后来我去给它抹了点油，日哈列夫听了听，说：

“气窗倒是不响了，可是——感到更寂寞了！”

从澡堂里回来，大家往布满灰尘、肮脏不堪的**一躺——已经没有人对这种肮脏和难闻的气味儿感到愤怒了。有许多影响大家生活的小事情本来是可以很容易解决的，但就是没有人去管。

他们经常说：

“谁都不可怜人——无论是上帝，还是自己……”

但是，当我们——我和帕维尔——给满身虱子、蓬头垢面、奄奄一息的达维多夫擦洗身子时，他们却一直嘲笑我们，他们把自己的衬衫也脱下来，让我们给他们擦背，说我们是搓澡的。总之，他们不断地讽刺挖苦我们，好像我们干了什么丢人和可笑的事情似的。

从圣诞节一直到大斋日，这期间达维多夫始终躺在**，咳嗽不止，大口大口的血痰，一直往外吐，因为够不到污水桶，都吐在地板上。每天夜里他都说胡话，吵得众人不得安宁。

大伙儿差不多天天都说：

“应该送他到医院去！”

但是一直没有送，起初，是因为达维多夫的身份证已经过期，后来，又说他的病情有所好转，最后，大家说：

“反正他也活不久了！”

他自己也说：

“我活不了多久了！”

他的话不多，但风趣幽默，为了驱散作坊里令人难受的沉闷气氛，他总是尽可能地说点笑话——从吊**探出他那又黑又瘦的脸，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你们听听吊**的人的声音吧……”

于是，他有板有眼地念了一首情调忧伤的打油诗：

我在吊**，

醒得就是早，

白天和夜晚，

蟑螂把我咬……

“情绪还不错！”大家感到很欣慰。

有时候，我和帕维尔凑到他身边，他还强打精神，开玩笑地说：

“贵客到了，拿什么招待你们呢？有鲜活的小蜘蛛——想品尝一下吗？”

他死得很慢，这让他感到很不耐烦，他心中十分懊恼地说：

“怎么总死不了呢，真是糟糕！”

他对死毫不畏惧，这让帕维尔感到非常害怕，他常常夜里把我叫醒，小声说：

“马克西梅奇，好像他已经死了……要是他半夜真的死了，我们就躺在他下面，哎呀，我的天哪！我害怕死人……”

再不，他就说：

“咳，他才多大岁数呀，怎么能够这样？二十都不到，就要死了……”

有一次，是个有月亮的夜晚，他把我叫醒后，瞪着两只惊恐的眼睛，对我说：

“你听！”

达维多夫正在吊**打呼噜，他声音急促，但却十分清晰地说：

“给我拿过来，拿过来……”

然后，他开始打起嗝来。

“他就要死了，真的，你瞧着吧！”帕维尔惴惴不安地说。

白天一天，我都在忙着把积雪从院子里运到田里，十分劳累，非常想睡觉，可是帕维尔一再央求我：

“别睡了，看在上帝的分上，快别睡了！”

这时他忽然折起身，跪在那里，疯了似的叫道：

“赶快起来，达维多夫死了！”

有个人醒了，几个人影从**坐了起来，有人生气地在询问。

卡别久欣爬上吊床，吃惊地说：

“真的，好像是死了……虽然……身上还有热气……”

周围很安静。日哈列夫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往被窝里一钻，说：

“喏，有什么办法，但愿他能够升入天国！”

有人提议说：

“不然把他抬到过道里……”

卡别久欣从吊**爬下来，向窗外看了看。

“就让他躺到早晨吧。活着的时候他也没有招惹过谁……”

帕维尔用枕头捂住脑袋，放声大哭起来。

可是西塔诺夫没有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