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到“彼尔姆号”轮船上，当了洗碗工[148]；这艘船通身洁白，像一只白天鹅，宽敞，快捷。现在我干的是洗碗的“粗活”，或者叫“厨房打杂的”，月薪七卢布，我的职责是给厨师们打杂。

餐厅的管事，人长得圆滚滚的，态度傲慢，盛气凌人，脑袋秃得像只皮球。他成天双手抄在背后，迈着笨重的步子，在甲板上走来走去，活像一头大肥猪在炎热的天气里想寻找个阴凉去处。他老婆在餐厅里非常招眼，这位太太，年纪四十出头，样子很漂亮，但是喜欢浓妆艳抹，厚厚的脂粉常常能从脸上掉下来，在她鲜艳的连衣裙上落些发黏的粉末。

伊万·伊万诺维奇是高薪聘请来的厨师长，外号“熊崽”，矮个子，胖墩墩的，鹰钩鼻子，眼睛里总带有几分嘲讽的意味。他喜欢打扮，戴着硬领，每天刮脸，两边的脸颊总是青青的，黑色的小胡子往上翘着。没事儿时他总爱用他那烤得发红的手指头摆弄他的胡子，没完没了地对着一面带把的小圆镜子照了又照。

司炉雅科夫·舒莫夫是轮船上最有意思的人。他宽肩膀，阔胸膛，长得方方正正，是一条汉子。他那张有个小翘鼻子的又扁又平的脸，活像一把铁铲；一双熊一样的小眼睛，隐藏在浓密的眉毛下面；脸上的胡子都打成了小旋儿，就像沼泽地里的青苔；他的头发，非常密实，像一顶帽子，要费很大的劲儿，他才能将弯曲的手指头伸进去。

他牌玩得特好，很能赢钱，食量大得惊人。他像一条饿狗，总是围着厨房转悠，想要几块肉和骨头吃。每到晚上，他便跟“熊崽”一起喝茶聊天，讲述自己的离奇故事。

从小他就给梁赞城里的一个牧民当帮手，后来经一位过路修士的引荐，进了修道院，在那里当见习修士，一干就是四年。

“我本来是能够当上修士的，而且是响当当的黑衣修士，”他说话又快，又很风趣，“只是后来从奔萨城来了一个女朝圣者，留在我们修道院里不走了——她这个人可有意思了，搞得我迷迷糊糊，晕头转向，她说：‘你这个人真是不错，身体又好，可我呢，老实说，一个规规矩矩的寡妇，孤身一人，你何不跟我去，给我看管院子。老实说，我自己有房子，而我是做羽绒和羽毛生意的……’”

“好吧，她让我去给她看管院子，我就去当了她的情人。在她身边，有吃有喝，一晃就是两三年，好不自在……”

“你就大胆吹吧，”“熊崽”打断他的话，认真对着镜子照了照自己鼻子上的几颗粉刺，“要是吹牛能卖钱——你准能够发大财！”

雅科夫在嚼什么东西，打着旋儿的花白胡子在他那木呆呆的脸上不住地抖动，两只毛烘烘的耳朵也跟着一动一动的；他听了“熊崽”对他的评价，继续有条不紊地、快速地讲下去：

“她比我岁数大，我觉得跟她在一起没意思，太乏味，于是我便跟她的侄女勾搭上了，事情败露后，她揪住我的脖梗子，硬是把我赶了出来……”

“这就是给你的奖赏——再好不过了。”“熊崽”说，他的话讲得轻松流畅，跟雅科夫似的。

司炉往嘴里塞一块方糖，继续说：

“我四处游**了一段时间，后来跟一个来自沃洛基麦尔的小老头儿合伙做生意，什么东西都卖，于是我们到处奔波，满世界地跑：去过巴尔干山区，到过土耳其人那里，罗马尼亚人那里也去过，还到过希腊人、奥地利人那里——打过交道的人多了，各种各样的都有，不外乎是买进卖出，转手倒卖而已……”

“偷过人家东西吗？”“熊崽”很认真地问。

“老头儿——绝对不干！而且他对我说：‘在异国他乡，一定要站得直，行得正，这里的规矩是：干一点儿坏事就能掉脑袋。’不错，偷东西的事，我也试过，只是结果很惨——我本想把一个商人的马从院子里偷走，可是，唉，还没有得手，就被人逮住了。当然，对我先是一顿痛打，打完之后——扭送到警察局。当时我们是两个人，一个是道地的盗马老手，我呢，是跟着起哄的，更多的是出于好奇。我在这个商人那里干过活，在新浴室里砌过炉灶，后来那个商人生病了，做了个噩梦，梦见了我，这下可把他给吓坏了，赶紧要求警察局的长官：‘放了他——指我吧，就是说，把他放了吧，否则我总是梦见他，要是不饶了他，我的病就好不了。看来，他是个巫师。’，这样一来，我成了巫师了！喏，他是位著名的商人，于是我就被放出来了……”

“真不该放你出来，应该把你浸在水里，淹上两三天，把你那一肚子馊主意好好泡一泡。”“熊崽”插了一句。

雅科夫立即接着他的话茬说：

“没错儿，我肚子里的确有许多馊主意，直说了吧，我肚子里的馊主意足够全村人用的……”

“熊崽”将一个手指头伸进锢得很紧的衣领里，很不耐烦地把它扯开，一边摇晃着脑袋，一面牢骚说：

“这叫什么事儿呀！这么一个罪犯，活在世上，吃饱喝足后，成天溜溜达达，你说，这是为什么？说呀，你活着到底为了什么？”

司炉吧唧着嘴，回答说：

“这我也不知道。活着就活着呗。有的人躺着，有的人忙着，当官的人坐着，但任何人都得吃饭。”

“熊崽”越发不耐烦了。

“这么说，你是一头蠢猪，简直不可理喻！干脆吃猪饲料好了……”

“你怎么能骂人呢？”雅科夫吃惊地问，“所有男人都是同一棵橡树上的橡子。你用不着骂骂咧咧，因为你再骂，我也不会因此变得更好一些……”

这人一下子就把我牢牢吸引住了。我看着他，听他往下讲，惊讶得张着嘴巴。我觉得他对生活有自己一套稳健扎实的认识。他对所有的人都直接称呼“你”，他那两道浓眉下的一双眼睛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直来直往，不管是船长、餐厅管事和头等舱的重要乘客，还是他自己、水手、餐厅仆人和统舱里的乘客，都无一例外地统统站在一条线上，没有任何区别。

有时候，他站在船长或轮机手的面前，背抄着猴子般的两条长胳膊，一声不吭地听他们骂他偷懒，或者骂他玩牌时随便赢别人的钱。他站在那里，看得出来，这种责骂对他根本不起作用，威胁他，说下一个码头就把他赶下轮船，也吓不住他。

跟“好事儿”一样，他身上也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看来，他本人对自己的这种独特之处，对于别人很难理解他这一点，也是深信不疑的。

我从未看见这个人闷头生气或考虑再三过，也不记得他长期保持沉默过——他那张胡子拉碴的嘴里的话，什么时候都滔滔不绝，即使这些话不是他的本意，但也像流水似的一个劲儿地向外流。当别人责骂他或者他在听什么有趣的故事时，他的嘴唇总是不停地在嚅动，好像是在默默重复他听到的话，或者是在小声嘟囔什么。每天值完班，他钻出锅炉房，光着脚，敞着怀，一身油污，衬衫全湿透了，大汗淋漓，胸口露出浓密的卷毛。很快，他那平缓、单调、有点沙哑的声音从甲板上便传了过来，他的话像雨点般哗哗地落了下来。

“你好哇，大妈！你要到哪儿去呀？去奇斯托波尔吗？这个地方我知道，我到过那里，在一个有钱的鞑靼人家里当过长工。那个鞑靼人叫乌桑·古拜杜林，有三个老婆，这老头儿的身子骨可结实了，红光满面的。其中一个年轻老婆是鞑靼人，我跟她曾经也有过那种事儿……”

他什么地方都去过，所到之处，对所有的女人从不放过。这种拈花惹草的事儿，他对谁都讲，而且毫无恶意，心平气和，好像他这一辈子从未受过气，也没有挨过人骂。转眼工夫，他说话的声音又从船尾什么地方传了过来：

“只有老实巴交的人，他们才会去玩牌！‘撞大运’‘打三张’‘拉皮条’[149]，可有意思了！牌这玩意儿可是好东西，坐着不动，钱就能到手，是种不错的买卖……”

我发现他很少说“好呀”“坏呀”“糟糕呀”这样的词儿，但是像“有意思”“好玩儿”和“好奇”这些词儿差不多总是挂在嘴上。对于他来说，漂亮的女人就是好玩儿的蝴蝶，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就是有意思的日子。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小菜一碟儿！”

大家都认为他是个懒汉，可我觉得，他面对熊熊火焰的炉膛，在酷热难耐、气味呛人的恶劣环境中，他和所有的人一样，在勤奋地工作，在尽职尽责，而且我从未听见他像其他司炉工们那样喊苦叫累过。

有一次，不知谁把乘客中一个老太太的钱包掏走了。那是个晴朗安静的夜晚，大家相处得都很和睦友好。船长给了老太太五卢布，乘客们相互也凑了些钱；当大家把这些钱送给那个老太太时，她冲大家又是画十字，又是鞠大躬，说：

“亲人们啊，这钱，比我原来丢的还多出三卢布又十戈比呢！”

不知谁高兴地喊道：

“拿着吧，大妈，有什么好嚷嚷的？三卢布多，总会有用得着的时候……”

有人意味深长地说：

“钱又不是人，不会成为累赘的……”

这时雅科夫走到老太太跟前，认真地对她说：

“把多出来的钱给我吧，我好玩牌去！”

大家都笑了起来，心想，这是司炉在开玩笑，但是他一再对感到很不好意思的老太太央告说：

“给我吧，大妈！你要钱有什么用呢？没准儿明天你就入土了……”

大伙儿骂了他一顿，把他给轰走了。他摇晃着脑袋，惊讶地对我说：

“这些人真奇怪！干吗要管别人的闲事呢？本来嘛，是她自己说这钱是多出来的呀！而这三卢布对我来说可是件美事儿……”

他一看见钱，就来了精神劲儿，顿时感到心花怒放——说起话来总喜欢将银币和铜币在裤子上蹭来蹭去，等把硬币蹭亮了，他用弯曲的手指头拿着它，凑到长着翘鼻子的脸前，眉毛一动一动的，仔细打量个没完。不过他这个人在钱的事情上并不吝啬。

有一次，他让我跟他玩一把，碰碰运气，我说我不会。

“不会？”他觉得很奇怪，“怎么能不会呢？亏你还识文断字呢！你应该学学。来，咱们不真的赌，只赌糖玩儿……”

他赢了我半磅方糖，全都一块块地塞到他那胡子拉碴的腮帮子里了，后来，他看我会玩了，便提议说：

“现在咱们玩真的吧，赌钱！你有钱吗？”

“有五卢布。”

“我有两卢布多。”

不用说，他把我给赢惨了。我想把本捞回来，便把一件值五卢布的外套押了上去，结果也输了，又把一双值三卢布的皮靴赌上——又输了。这时，雅科夫很不满意，几乎是很生气地对我说：

“不行，你不能玩牌，性子太急躁，一下子就把外套给输了，还有皮靴！这些东西我不需要，给你，把衣服拿回去，钱也拿回去——四卢布，给我留一卢布，算是你交的学费……好不好？”

我很感激他。

“小菜一碟儿！”对于我的感激，他这样说，“玩儿嘛，就是玩玩，找找乐子，可你跟打架似的，一个劲儿地往前冲。就是打架，也不能够脑袋发热，胡打硬拼，要瞅准了再打！干吗要硬拼呢？你还年轻，应该学会牢牢控制自己的感情。一次不成，五次；五次不成，七次；七次不成——那就算了。不玩儿了。等冷静下来后再玩！本来就是玩儿嘛！”

我越来越喜欢他，也越来越不喜欢他。有时候他讲的故事使我想起了我外婆。他身上有许多地方对我很有吸引力，但他那种根深蒂固的、看来一辈子都改不了的对人的冷漠态度，使我感到极为反感。

有一次，太阳快落的时候，二等舱一位喝醉酒的乘客，一个又高又大的彼尔姆的商人，掉到船舷外去了，在金光闪闪的发红的航道中一个劲儿地扑腾。轮船发动机迅速关闭，船也停下了；叶轮下泛起团团的泡沫，在红色夕阳的照耀下，河水被染得一片血红；在这滚滚血浪中，在距离船舷很远的地方，有一个黑乎乎的人体在拼命地拍打着河水，声嘶力竭地一个劲儿在呼救，听着着实让人感到揪心。乘客们也在喊着、挤着，跑到船舷和船尾上，聚集在那里。落水者的同伴，一个棕红色头发、谢了顶的男人，也喝醉了，他挥拳向众人乱打一通，直奔船舷边，大喊大叫：

“都闪开！我要把他救上来……”

有两个手水已经跳下去了，正挥动双臂，向落水者游去，船尾上也放下了救生艇。在船员的呼喊声和妇女们的尖叫声中，传来了雅科夫有点沙哑的慢条斯理的声音：

“他肯定会淹死的，绝对没跑儿，因为他身上穿着外套！穿着长长的外套——必然会淹死！比如，拿女人来说吧，为什么她们比男人要淹死得快？因为她们穿着裙子。女人只要一落水，马上就会沉下去，像一普特[150]重的大秤锤似的……你们瞧，这不已经沉下去了嘛，我不是瞎说吧……”

那落水的商人果然沉下去了，人们找了两个小时也没找到。他的同伴，清醒过来后，坐在船尾上，绷着脸，一个劲儿地嘟哝着抱怨说：

“这下可好，到家倒是到家了！可是现在该怎么办，啊？我怎么向他的家里人交代，啊？他家里人……”

雅科夫站在他面前，双手背在后面，开始劝他：

“没关系，生意人！谁也不知道他命中注定该死在什么地方。有的人吃蘑菇，忽然间——死了！成千上万的人都吃蘑菇，一点事儿没有，可就是有那么一个人——吃死了！是蘑菇的原因吗？”

他这个人肩膀很宽，人又健壮，站在那位商人面前，像一座大磨盘，他对商人说的话，就像磨盘里碾出来的麸皮，没完没了。起初，那商人只是默默地哭泣，用宽大的手掌擦去滴在胡子上的眼泪，但是听着听着，他大声吼道：

“你这该死的家伙！干吗老捅我心窝子？老少爷们儿呀，快把他轰走吧，不然——真是造孽呀！”

雅科夫离开时平心静气，他说：

“这人可真够怪的！把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司炉工很傻，但更多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在故意装傻。我一直想问问他，他是如何周游世界的，都看到了些什么，但总是不成功，白费心思。他常常仰起头，稍稍睁开他那双熊一样的黑眼睛，一只手抚摸着胡子拉碴的脸，拿腔拿调地回忆道：

“到处都是人，老弟，像蚂蚁一样！告诉你吧：走到哪儿——哪儿都是人，都在忙忙碌碌！不用说，最多的是庄稼人——简直遍地都是，打个比方说，跟秋天的落叶似的。你问保加利亚人吗？我看见过保加利亚人，也看见过希腊人，还有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各种各样的茨冈人，我也都见过——他们人多得很，各种各样都有！他们是什么模样？还能是什么模样？城里人——城里人的模样；农村人的模样，跟我们这里完全一样。相同的地方很多。他们甚至会讲我们的话，只是说得不太好，譬如鞑靼人或者摩尔多瓦人。希腊人不会讲我们的话，他们叽里咕噜一通，好像是在说话，可到底说的什么——听不懂。跟他们只能用手比画着交谈。跟我一块儿的那个老头儿——总是装模作样的，好像希腊人的话他也能够听懂，嘴里嘟嘟哝哝，什么卡拉马拉、卡里麦拉的。这老头儿可狡猾了，把那些人骗得一愣一愣的！你又要问了——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也真够怪的，他们能是什么样的呢？喏，当然，是黑头发了，而且，罗马尼亚人也是黑头发，他们有同一种信仰。保加利亚人也是黑头发，不过，他们跟我们是同一个信仰。而希腊人——他们跟土耳其人有点相似……”

我觉得他没有把知道的事情都讲出来，还有些事情，他不愿意说出来。

从杂志的画片上，我知道希腊的首都是雅典——一座极其古老和非常美丽的城市，但雅科夫只是怀疑地摇头，否定雅典这座城市的存在。

“那是别人对你胡诌的，老弟，根本没有什么雅典，倒是有个雅丰，不过它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座高山，而且山上有一座修道院。别的什么都没有。这个地方叫雅丰圣山，有关于这座山的画片，跟我在一块儿的那个老头儿就曾经卖过。有个叫贝尔格莱德的城市，坐落在多瑙河畔，就像雅罗斯拉夫或下诺夫戈罗德那样。他们那里的城市很一般，不算漂亮，可是农村就另当别论了！女人们也是这样，哦，她们简直让人着迷，可爱极了！为了一个女人，我差一点就留在了那里——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他用手掌使劲儿在木呆呆的脸上摩挲了一把，硬撅撅的胡茬儿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喉咙深处也发出了响亮的笑声，使人想起了破铃铛的叮当声。

“我这个人记性真坏！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还经常……分手的时候她哭了，甚至我也哭了，千真万确……”

他泰然自若、恬不知耻地教我应该怎样跟女人交往。

我们坐在船的尾部，温暖的月夜迎面而来，河面碧波粼粼，银光闪闪，岸边绿草如茵，隐约可见；矿山上，点点灯火，时隐时现，像被大地俘获的颗颗星斗。周围的一切都在活动，无时无刻不在瑟瑟地颤抖，过着平静而执着的生活。一个有点沙哑的声音，响彻在这温馨而忧伤的寂静之中：

“有时候，她张开双臂，敞开自己的胸怀……”

雅科夫的故事听上去有些厚颜无耻，但并不惹人讨厌，故事中既没有连篇累牍的大话，也没有惨绝人寰的暴虐，有的只是某种朴实的善良和些许愁思与忧伤。天上的月亮同样恬不知耻地**着身子，同样感情激动，使人愁肠百结，浮想联翩。此时此刻，能够想起来的只有好的和最美好的人和事——玛尔戈王后和那令人永志不忘的真实的诗句：

只有歌需要美，

而美却不需要歌……

我像赶走轻微的睡意那样，驱散了自己这种梦幻似的苦思冥想，我再次向司炉师傅雅科夫询问关于他生活的情况，问他都看到了些什么。

“你真是个怪人，”他说，“怎么跟你说呢？我什么都看到了。你会问：修道院看到了吗？看到了。小饭馆呢？也看到了。老爷们的生活、农民们的生活，都看到了。衣食不愁的日子、饥寒交迫的日子，我都经历过……”

他，仿佛在沿着一座摇摇欲坠的险桥越过一条水深流急的小河似的，慢慢悠悠地回忆说：

“喏，打比方说，因为偷马，我被关进了警察局——我想，这下肯定会把我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可警长这时候嘴里正在骂骂咧咧，因为他的新房子里的炉子老是在冒烟。我就说：‘老爷，这点毛病，我能够修好。’他冲着我说：‘少废话！据说最高明的师傅都束手无策……’可是我跟他说：‘有时候一个牧人比一位将军更聪明’——当时我的胆子也真够大的，心想，反正还不是一样——发配到西伯利亚！这时他说：‘去修吧，要是你修坏了——当心我打断你的骨头！’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我把炉子给他修好了——警长大为惊讶，喊道：‘我说，你呀，这个傻瓜，笨蛋！原来是个工匠师傅呀，可你怎么会偷起马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儿？’我跟他说：‘这事儿呀，老爷，纯粹是一时糊涂。’他说：‘没错儿，一时糊涂，我真为你感到惋惜！’是啊。他说——感到惋惜。看见了吗？一个警察，论职责，他应该冷酷无情，可他却感到惋惜……”

“喏，后来怎么样了？”我问道。

“没什么。他感到了惋惜。还能要他怎么样呢？”

“对你有什么可惋惜的，你简直是块顽石！”

雅科夫温厚地笑道：

“你这人真怪！说我是块顽石，是吗？可你连顽石都表示同情，顽石也有自己的用武之地，它们可以修桥铺路。什么东西都应该怜惜，没有什么东西是毫无用处的。沙子算什么？可沙子上面也能长出青草……”

当司炉师傅这样讲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清楚，他知道有些事情，我是不懂的。

“你对厨师怎么看？”我问道。

“你是指‘熊崽’吗？”雅科夫冷冷地说，“对他怎么看？对于这个人，完全没的说。”

的确如此。伊万·伊万诺维奇这个人循规蹈矩，八面玲珑，别想抓到他什么毛病。但有一点非常有意思：他不喜欢司炉师傅，经常骂他，可又经常请他喝茶。

有一次，他对司炉师傅说：

“如果是农奴制度，而且，我是你的老爷，像你这样的吃货，我每星期能抽打你七次！”

雅科夫很认真地说：

“七次——多了点儿吧！”

厨师“熊崽”一面大骂司炉师傅，不知为什么，又一面给他些乱七八糟的吃食。他很随便地塞给他一块肉，说：

“吃去吧！”

雅科夫嘴里不慌不忙地嚼着，对他说：

“伊万·伊万内奇[151]，有你的照顾，我的力气会越来越大的！”

“你这样的懒虫，要力气有什么用？”

“怎么没有用？可以长寿呀……”

“活着干什么，你这个懒鬼！”

“懒鬼也得活呀。是不是你活得有些不大开心呀？要好好地活着，伊万·伊万内奇，可有意思了……”

“整个一个百（白）痴！”

“什么百（白）痴？”

“白痴，就是傻——瓜——蛋。”

“有这种词儿！”雅科夫十分惊讶。可是“熊崽”却跟我说：

“你想想看：我们成天在锅炉边，火烤火燎的，血都要烤干了，骨头也快烤焦了，你倒是好——瞧，一个劲儿地在大嚼特嚼，像头大肥猪！”

“人跟人的命不一样。”司炉师傅说着，嘴里一面嚼着吃的。

我知道，烧锅炉比在炉灶前工作更累、更热，有几次我夜里想和雅科夫一起“清除一下炉渣”，我感到纳闷儿的是，不知为什么，他不愿意向厨师表示自己的工作有多么繁重。不，这人肯定知道什么特殊的事情……

所有的人——船长、轮机长、水手长都在骂他，谁愿意骂就骂，可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赶他走呢？司炉们对他显然比对其他人要好，尽管他们也笑他爱夸夸夸其谈，说他爱玩牌。我问过他们：

“雅科夫这人好吗？”

“雅科夫吗？还行。他这个人从不得罪人，你怎么对待他都没关系，哪怕把火炭扔到他怀里，他都不会生气……”

尽管雅科夫烧锅炉的工作非常繁重，而且他吃起东西来胃口跟马一样，但他的睡眠时间却很少——下班后常常连衣服都不换，一身大汗，灰头土脸的，通宵达旦地伫立在船尾，不是跟乘客们交谈，便是和他们一起玩牌。

他站在我面前，就像一只上了锁的箱子，我感到箱子里一定藏有某种我需要的东西。我一门心思地在寻找能够打开箱子的钥匙。

“你呀，小老弟，我真不明白，你究竟想要知道什么？”他问道，眉毛下两只深陷的眼睛，一直在打量我。“喏，世界各地，我的确去过很多地方，还有什么呢？你真是个怪人！现在你好好听着，我给你讲讲有一次我经历过的事吧。”

下面就是他讲的故事：某某县城住着一个患有结核病的法官，他老婆是个德国人，身体健康，无儿无女。这德国女人爱上了一个在街上摆摊卖布的生意人。这个卖布的已经结了婚，老婆很漂亮，有三个孩子。卖布的发现那德国女人爱上了他，于是便想捉弄她一下：叫她夜里到他家花园来一趟，可是他自己又另外叫了两个朋友，让他们预先躲藏在花园的小树丛里。

“一切计划妥当！喏，那德国女人来了，我随便跟她扯了几句后，她就说：‘好啦，现在我整个人都在这里了！’而他对她却说：‘太太，我没法回报你，我是个结了婚的人，不过我为你预备了两个朋友，他们一个是鳏夫，另一个还没有结婚。’德国女人“哎呀”一声惊叫，照他脸上啪地就是一记耳光，他一下子从长椅上滚了下来，而她则在他脸上、身上一顿拳打脚踢！是我送她过来的，当时我在法官家里看大门，我从围墙缝里看见把他打得一塌糊涂。这时，躲藏在那里的他的两个朋友急忙跳出来，朝德国女人冲了过去，抓住她的头发，我赶紧翻过围墙，将他们拉开，我说：‘不行呀，掌柜老爷，不能够这样！那德国太太对他是真心诚意的，可是他却在故意羞辱她。我把她拉开了，可他们用砖头砸伤了我的脑袋……德国女人非常懊恼，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不知如何是好，她对我说：‘雅科夫，等我丈夫一死，我就离开这里，回到自己德国人那里，我一定要走！’我说：‘那还用说，当然要走了！’法官死后她便走了。她这个人对人很亲切，通情达理。法官也很和蔼可亲，愿上帝赐他安息……”

我感到很纳闷，不明白这件事的含义，所以我一直没说话。不过我感到这里面存在着某种我所熟悉的、冷酷而荒唐的东西，可是——我能说什么呢？

“故事好听吗？”雅科夫问道。

我说了句什么话，反正气得我破口大骂，但他却心平气和地解释说：

“人们衣食不愁，就容易事事满足。不过，有时候他们也想逗逗乐子，开开玩笑，但是玩笑没有开好，他们好像不会逗笑。这些人，当然，是认认真真的生意人。做生意是很费脑子的，但光靠脑子过日子，不信你试试，是很乏味的，所以才想逗个乐子。”

船尾后面的河水泛着白沫，迅速向远处流去，滔滔河水，汹涌澎湃；黑压压的堤岸护送着河水，缓缓地向后退去。乘客们在甲板上呼呼大睡。这时，在长凳之间，在睡着了的人们中间，一个又高又瘦的女人在悄悄走动，向我们走来；她穿一件黑色的连衣裙，没系头巾，满头白发。司炉师傅在我肩膀上捅了一下，小声说：

“你瞧，苦闷着呢……”

我好像觉得，别人的苦闷，让他很开心。

他讲了很多故事，我认真仔细地听，都好好记住，但我不记得有哪一个是令人高兴的故事。他讲的比书中写的显得更平静——在书中，我常能感受到作家的情感，他的愤怒、喜悦、忧伤和嘲讽。司炉师傅则不然，他不嘲笑、不谴责，对什么都不生气，也不流露出明显的高兴。他说话时就像一个面对法官的无动于衷的证人，就像一个对被告、原告、法官一样漠不关心的陌生人……他这种冷漠的态度使我越来越感到反感，激起了我对雅科夫的愤懑之情。

在他的面前，生命的燃烧就像锅炉下面炉膛里的熊熊火焰。面对着炉膛，他那像熊掌似的粗糙的大手，紧紧握住一把大木槌，轻轻地敲击着控制喷嘴的开关，决定着减少或者增加投放的燃料。

“有人欺负过你吗？”

“谁能够欺负我？我力气大着呢，我只需一下子！”

“我不是指打架，而是说灵魂——有人欺负过你吗？”

“灵魂是不能欺负的，灵魂是不接受欺负的，”他说，“人的灵魂，无论如何都不能去触动，不管怎么着都不能去触动……”

甲板上的乘客、水手——所有的人，经常都在大谈特谈灵魂，就跟在谈论土地、工作、面包和女人一样。一般人说起话来，张口闭口都是“灵魂”两个字，这个词儿现在非常流行，就跟五戈比的硬币一样。我不喜欢人们动不动就把这个词儿挂在嘴边，男人们骂娘时，不管出于恶意还是善意，都拿灵魂来说事儿——这让我感到非常痛心。

我记得十分清楚，外婆在谈到灵魂——爱情、美丽、喜悦的秘密所在时，总是非常小心谨慎。我相信，一个好人死后，白衣天使们会把他的灵魂带上蓝天，带到我外婆的善良的上帝那里，而上帝一定会热情欢迎它的：

“怎么样，亲爱的灵魂，怎么样，纯洁的灵魂，你历尽苦难，备受煎熬了吧？”

接着，上帝便把六翼天使的翅膀——六只白色翅膀——赐给了这个灵魂。

雅科夫·舒莫夫谈起灵魂时也跟外婆一样，非常小心谨慎，三言两语，而且不太愿意谈。他骂人时从不伤及灵魂，别人谈及灵魂时，他从不吱声，只是弯着他那发红的、公牛般的脖子。当我问他：灵魂是什么？他回答说：

“是一种精气神儿，是上帝呼出来的气……”

这样的回答对于我是不够的，我进一步向他追问，这时司炉师傅低着头说：

“关于灵魂，小老弟，连神父也说不明白，这事儿神秘着哪……”

他使我经常在考虑他这个人，一门心思想弄清楚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但这种努力最终也毫无结果。除了他，我什么都看不见，他那宽大的身躯把我眼前的什么东西都挡住了。

餐厅老板娘对我热情得令人有些生疑——早晨我应该给她打洗脸水，其实，这是二等舱的女招待卢莎——一个干净、开朗的姑娘的差事。当我站在餐厅旁边狭小的舱室里时，我身边就是**着上身的老板娘，因此，她那黄黄的松弛的躯体，我看得一清二楚——像发过头了的软面团，真让人恶心，它使我想起了码尔戈王后那黑黑的强壮结实的肉体。老板娘一直在说着什么，一会儿唠唠叨叨，不停地抱怨，一会儿又大发脾气，讽刺挖苦。

我听不懂她说的话的意思，虽然我从旁似乎也隐隐约约地猜出了几分——她的话的意思是可怜而可鄙的，是没脸见人的。但我并不生气——我的生活距离老板娘很远，和轮船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也相去甚远。我躲在雅科夫这块毛烘烘的大顽石的后面，他把我和这个日夜不停驶往某处的整个世界隔离开了。

“我们的加夫里洛夫娜完全爱上你了，”我像做梦一样听到卢莎嘲笑我的话，“快张开嘴巴，咬住幸福……”

不光卢莎嘲笑我，整个餐厅里的服务生都知道老板娘的弱点，而厨师则皱着眉头说：

“这个女人什么滋味都尝过了，现在想尝尝甜点心的味道，蛋白酥甜点心[152]的味道了！这样的人……彼什科夫，可要当心，要睁大两只眼睛，不，要睁大三只……”

雅科夫也像长辈似的，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当然喽，要是你再大两岁，我就会对你换一个说法，可是现在，就你这个年龄——我看最好你还是别去理她！要不，你自己瞧着办……”

“得了吧，”我说，“真叫人恶心……”

他表示同意，说：

“那还用说……”

不过，这时候他把手指头插进粘成一块的头发中去，想把它们蓬松开来，于是又扯起他那套油腔滑调的话来：

“咳，也应该设身处地为她想想——这种事儿——也难啊，大冬天的……连狗都喜欢有人抚摸它，何况是人呢！女人需要有人疼爱，就跟蘑菇需要潮湿的环境一样。她自己显然羞于开口，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肉体上需要有人疼爱，其实——别的也没有什么……”

我使劲盯住他那难以捉摸的眼睛，问道：

“你——可怜她吗？”

“你说我吗？她难道是我母亲吗？是有人不可怜他们的母亲，可是你呀……真是个怪人！”

他咯咯地笑了，声音不高，像只破铃铛。

有时候，我看着他，仿佛自己跌进了无声的空间，落入了无底深渊和一片黑暗之中。

“你看，别人都结婚，可你，雅科夫，为什么不结婚呢？”

“干吗要结婚呢？女人，我随时都能弄到手，这件事真是托上帝的福了，简单得很……一结婚，就得有个固定的住处，得干农活儿，可我的土地贫瘠，数量又小，而且被我叔叔占去了。我弟弟当兵回来后，跟叔叔争吵起来，事情一直闹到法院，因为他用棍子打了叔叔的脑袋，打出了血。为此，他在牢里被关了一年半，出狱后只有一条路——再去坐牢。而他老婆是个性格活泼、喜欢说笑的女人……这有什么可说的！既然结婚了，有了老婆，就要守在自己的窝边，当家做主，可是当兵的不行——自己的生活不能自己做主——身不由己呀。

“你向上帝祷告吗？”

“你这个人真怪！当然祷告了……”

“怎么祷告？”

“方式多了。”

“什么样的祷告词？”

“我不会什么祷告词。我呀，老弟，我的祷告词很简单：耶稣上帝啊，求你保佑活着的人，让死去的人安息吧；上帝啊，求你保佑人们免于病灾……然后再说点别的什么……”

“说什么呢？”

“随意说呗！不管你对他说什么，他都能够听见！”

他对我的态度很好，充满好奇，像对待一只会逗人玩儿的聪明小狗一样。有时候，夜里，跟他坐在一块儿，他身上总是散发出一股石油、煤烟和葱头的气味——他喜欢葱，嚼起生葱来跟吃苹果一样。他突然要求我说：

“我说，奥廖哈[153]，你这毛头小子，念一段诗听听吧！”

有许多诗我都会背，而且，我有一个大厚本子，里面抄了些我喜爱的诗。我给他朗诵《鲁斯兰》[154]，他听起来，一动不动，像个瞎子和哑巴，屏住嘶哑的呼吸声，然后低声问道：

“一篇很好听的童话故事，通顺流畅！怎么，是你自己编的吗？是普希金编的？是有这么一位老爷，叫穆欣·普希金，我见过他……”

“不是他，这个普希金早已被人打死了！”

“为什么？”

我三言两语地把事情的经过跟他讲了，就像玛尔戈王后给我讲时那样。雅科夫一直听着，后来他很平静地说：

“为女人丢掉性命的人可真不少……”

我常常把从书上读来的各种故事讲给他听，它们往往穿在一起，在我脑子里形成一个非常长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生活美丽动人，充满火热的**，疯狂的英雄壮举，贵族门第的场面，传奇式的成功，决斗与死亡，高尚的谈吐与卑鄙的行动。在我的故事里，罗坎博尔身上具有的是拉·摩尔、汉尼拔、柯罗纳[155]身上的骑士特点；路易十一[156]身上——是葛朗台[157]老人的特点；骑兵少尉奥特列塔耶夫[158]和亨利四世融合在一起了。在故事中，凭借一时的灵感，我改变了人物的性格，调整了故事情节。对于我来说，这故事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这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跟我外公的上帝一样——我也可以主宰一切，随心所欲。但书里这种混乱的局面，并没有妨碍我看到现实本来的面目，也没有冲淡我想了解芸芸众生的愿望，它像一层透明但却无法穿透的云层遮住了我，使我不至于受到许多带传染性的污泥浊水和生活遗毒的侵害。

书使我对许多东西有了抵抗力，不受其害：我知道人们如何相爱，如何受苦；我知道不应该涉足妓院，那种廉价的色情活动只能激起人们对它的厌恶，只能为那些热衷此道的人感到惋惜。罗坎博尔教导我要坚定不移，不能向环境的力量屈服，大仲马[159]笔下的人物使我决心要献身于某种重要而伟大的事业。快乐的亨利四世国王是我心爱的一个人物，我觉得，贝朗瑞的著名歌谣[160]讲的恰恰就是他：

他给农民带来许多好处，

自己平时也爱喝上几口；

要是全体人民都很幸福，

为什么国王就不能喝酒？

小说把亨利四世描写成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接近人民，他光明磊落，像灿烂的太阳。他使我相信法国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国家，是骑士的国度，无论是穿王袍的国王，还是身穿着布衣的农民，都同样端庄自重，高风亮节：昂日·皮图[161]和达达尼昂是一样的骑士。亨利四世被杀时[162]，我伤心地哭了，对拉瓦里亚克恨得咬牙切齿。在我给雅科夫讲的故事中，这位国王几乎总是充当主人公，而且我觉得这位司炉师傅也喜欢上了法国和“亨利国王”。

“亨利国王是个好人——甚至可以跟他一块儿钓钓鲈鱼，或者随便干点别的什么事情都成。”他说。

他既不拍案叫绝，也不打断我的故事，问这问那；他只是默默地听着，低眉锁眼，脸上毫无表情，像一块陈旧发霉的旧石头。但要是我出于某种原因讲不下去时，他便立刻发问：

“讲完了吗？”

“不，还有呢。”

“那你别停下来呀！”

关于法国人，他叹口气说：

“他们倒挺凉快……”

“你什么意思？”

“你看，咱们待在这么热的地方，还在干活儿，他们倒好——那里凉快着呢，而且，他们什么事情也没有，整天吃喝玩乐——日子悠闲得很！”

“他们也工作。”

“从你的故事里可没看见他们也在工作。”司炉师傅公正地说。这时我忽然明白，我看过的绝大部分的书根本都没有描写那些品德高尚的主人公是如何工作的，是干什么工作的。

“好啦，我得稍微睡一会儿。”雅科夫说着，就在坐的地方往背后一倒便躺下了，一分钟后，响起了均匀的鼾声。

秋天到了，卡马河两岸一片棕红，树木变成了金黄色，倾斜的阳光开始变得发白，雅科夫突然离开了轮船。就在临走的前夕，他还跟我说：

“小子，后天咱们就要到彼尔姆了，到时候咱们到澡堂子去痛痛快快地洗个蒸气浴，完了咱们再去有乐队的饭馆，好好撮上一顿，那才叫过瘾呢！我喜欢看机械管风琴演奏。”

但是在萨拉普尔，轮船上上来一个胖男人，长着一张女人脸，皮肤松弛，没有一点胡子。他身上长长的厚呢大衣和头上那顶带护耳的狐皮帽子，使他看上去更像是女人了。他迅速占住厨房这边比较暖和的一张小桌，要来了茶具，大衣不脱，帽子不摘，满头大汗地喝起那发黄的开水。

秋天的乌云带来了绵绵细雨，淅淅沥沥地没完没了；当上船的这个男人用方格子手帕在脸上擦汗时，雨好像下得也比较小了，可是当那个人又出汗的时候，雨也越下越大了。

很快，雅科夫来到他身边，他们开始察看日历上的地图，——这位乘客用手指头指指戳戳，司炉雅科夫则平心静气地说：

“那有什么！没事儿。我才不在乎呢——小菜一碟儿……”

“那就好。”那位乘客尖声尖气地说着，便将日历塞入腿上一个半打开的皮口袋里。他们一面喝茶，一面小声地交谈着。

雅科夫去接班的时候，我问他这位乘客是什么人。他嘿嘿一笑，回答说：

“看上去蛮可爱的，好像是阉割派[163]教徒。从西伯利亚来，够远的了！挺有意思的，生活有条不紊，循规蹈矩……”

他离开我走了。走在甲板上，身后留下一个个黑色的脚印，像马蹄印似的，着着实实，但他马上又停了下来，在腰里挠了挠说：

“我要到他那里打工去了，一到彼尔姆我就下船，再见了，小鬼头！我得先坐火车，然后再走水路，还得骑马，要走五个星期呢，瞧他待的这地方……”

“你了解他吗？”我问道，我为雅科夫这突如其来的决定感到惊讶。

“从哪儿了解？压根儿没见过，他待的那个地方我也没去过……”

第二天一早，雅科夫穿着他那件油迹斑斑的短皮大衣，光脚穿着一双破鞋，戴着“熊崽”那顶没有帽檐儿的破草帽，伸出钢铁般坚硬的大手，使劲握着我的手说：

“跟我一块儿去吧，啊？他也会要你的，他人挺好的，只要我跟他说一声就成。愿意去吗？我去跟他说！到那里后把你身上那多余的东西一割，人家还会给钱。把一个人废了，对于他们来说，可是一桩喜事，为此，他们还要进行褒奖……”

那个阉割派教徒站在船头上，胳膊下夹着一个白颜色的包袱，两只呆滞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雅科夫，他那笨拙臃肿的身子活像一个被淹死的人。我低声骂了他几句，司炉师傅再一次紧紧握住我的手。

“随他去吧，管他呢！人各有志，各念各的经，关我们什么事儿？喏，再见啦！祝你好运！”

这样，雅科夫·舒莫夫像一只大狗熊，一摇一摆地走了，我心里有一种沉甸甸的复杂的感觉——既为司炉师傅感到惋惜，又替他感到难过，记得，还夹杂着几分羡慕，我忐忑不安地想：一个人干吗要去那不为人知的地方呢？

再说了，雅科夫·舒莫夫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