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缝的妻子还没有搬走时，东家楼下已经搬来一位黑眼睛的年轻太太，跟她在一起的还有她的母亲和一个小女孩，母亲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嘴里含了个琥珀烟嘴，一直不停地在抽烟。那位太太长得很美，威灵显赫，趾高气扬。她说话的声音低沉，非常好听，看人时总是昂起头，稍微眯上点眼睛，好像她站得很远，看不清楚似的。一个叫秋菲亚耶夫的皮肤黑黑的士兵，几乎每天都要把一匹细腿的枣红马牵到她家的门口，而这时这位太太则身着一件长长的银灰色的丝绒连衣裙，戴一副喇叭口形的白手套，穿一双黄颜色的皮靴，从屋里款款走出来。她一只手撩起连衣裙的后摆，并紧紧握住把上镶有浅紫色宝石的马鞭，另一只纤细的小手，亲切地抚摸着那匹露出牙齿的马脸——那马目光炯炯地斜眼看着她，浑身不住地抖动，一只蹄子轻轻地在坚实的地面上刨着。

“罗贝尔，罗——贝尔。”她小声喊道，使劲拍着那马弯下来的漂亮的脖子。

然后，她一只脚蹬着秋菲亚耶夫的膝盖，麻利地跨上马鞍，那马神气活现地踏着欢快的步子，沿着堤坝走去。她端坐在马上，驾轻就熟，就跟长在上面一样。

她长得美极了——实属罕见，她总能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让人觉得以前从未看见过，而且总是令人心醉神迷，喜不自禁。看见她，我就想起了狄安娜·普瓦提埃[121]、玛尔戈王后[122]、少女拉·瓦利耶[123]及历史小说中的其他美女和女主人公。

驻扎在城内的某师军官们经常围绕在她身边。每晚，在她那里弹钢琴，拉提琴，弹吉他，跳舞，唱歌，其中到她那里去得最勤的要数奥列索夫少校了。此人腿短，体胖，脸色发红，头发灰白，身上油渍麻花的，像轮船上的一名机械师。他的吉他弹得很好，对太太是言听计从，说一不二。

那个五岁的小姑娘跟她母亲一样漂亮，胖乎乎的，一头卷发，很招人喜爱。她那双浅蓝色的大眼睛看人时一本正经，目光中透出一种期待，泰然自若，不急不躁——小姑娘身上有一种不是小孩儿子应该有的若有所思的神态。

老太太跟神情忧郁、寡言少语的秋菲亚耶夫和斜眼的胖女仆一天到晚忙于家务。孩子没有保姆，小姑娘几乎没有人照料，成天在门口或对面的一堆木头上玩耍。我晚上时常出去跟她玩，而且非常喜欢她。她很快就跟我混熟了，我给她讲故事时，她往往听着听着在我怀里便睡着了。她一睡着，我便把她送回到**。很快，她养成了个习惯，睡觉前，一定要我去跟她道个晚安。我每次去，她都正经八百地向我伸出胖乎乎的小手，说：

“明天见！外婆，还应该怎么说？”

“上帝保佑你！”外婆说着，几缕青烟从她嘴里和尖尖的鼻子里冒了出来。

“上帝保佑你到明天，现在我要睡觉了。”小姑娘重复地说着，钻进镶有花边的被窝里。

她外婆郑重其事地教她说：

“不是到明天，而是永远！”

“难道明天不是永远都有的吗？”

她喜欢说“明天”这个词儿，凡是她喜欢的东西，她都寄托于将来。她把采摘的鲜花和折断的树枝插在泥土里，说：

“明天这儿将出现一座花园……”

“明天什么时候我也要买一匹大马，像妈妈那样，骑在上面……”

她非常聪明，但不怎么快活——常常玩得最起劲的时候，突然想起事儿来，而且冷不丁地问道：

“为什么神父的头发跟女人们的一样？”

她被荨麻刺疼了，便指着它威胁说：

“等着瞧，我求告上帝，叫他使劲惩罚你。上帝谁都可以惩罚——他连妈妈也能够惩罚……”

有时，她隐隐约约也流露出一些忧伤，而且是很认真的，这时她紧紧偎依着我，用期待的目光，眺望着蓝蓝的天空，说：

“外婆有时爱发火，而母亲却从来不火，她只是笑。大家都喜欢她，因而，她总是没有时间，客人们老来看她——他们看她，是因为她长得好看。她是个可爱的妈妈。奥尔索夫也这么说，‘可爱的妈妈！’”[124]

我非常喜欢听小姑娘讲话——她给我讲一些我不了解的世界的事。她总是很乐意讲她母亲的事，而且讲了很多——一种新的生活慢慢呈现在我的面前，我又想起了玛尔戈王后，这就更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书籍的信赖，同样，也增强了我对生活的兴趣。

有一天傍晚，我坐在大门口，等待到奥特科斯去玩的东家一家人回来。这时，小姑娘在我怀里睡着了，她母亲骑着马走过来，轻快地跳下马，仰起头，问道：

“她怎么啦——睡着了？”

“是的。”

“原来是这样……”

士兵秋菲亚耶夫跑上来，牵过马，太太将马鞭子往腰里一插，伸出两只手，说：

“把她给我吧！”

“我自己抱她走！”

“哦！”太太冲我像冲马似的喊了一声，然后一只脚重重地踏在门口的台阶上。

小姑娘醒了，她眨了眨眼睛，看看母亲，两只手向她伸了过去。她们一块儿走了。

人们对我喊来喊去，我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这位太太对我也吆五喝六，我就很不高兴，虽然只要她稍一吩咐，人人都会听她的。

几分钟后，那个斜眼的女用人来叫我，说小姑娘在那里闹，说不跟我道别，就是不愿睡觉。

面对小姑娘的母亲，我不无得意地走进她家的客厅，小姑娘坐在她母亲的怀里，太太正在用灵巧的双手给她脱衣服。

“喏，好啦，”她说，“你看，他来了，这个怪人！”

“他不是怪人，他是我的小伙伴……”

“原来是这样啊！很好。那我们送给你的小伙伴一件礼物。你愿意吗？”

“是的，我愿意！”

“那太好了，这事由我来办，你现在可以去睡觉了。”

“明天见，”小姑娘说着，向我伸出一只手，“上帝保佑你到明天……”

太太惊讶地叫道：

“这是谁教你的，是外婆吗？”

“是的……”

小姑娘走后，太太用一个指头示意我，让我过去。

“送你点什么礼物呢？”

我说，不用送我什么礼物，能不能借给我一本什么书看看？

她用芳香、灼热的手指托起我的下巴颏，满脸堆笑地问我：

“原来是这样，你喜欢读书，是吗？你读过些什么书？”

她笑容可掬的样子显得更加漂亮了。我很不好意思地举出几部小说的名字。

“你喜欢它们些什么呢？”她双手放在桌子上，轻轻活动着手指，问道。

她身上散发出一种甜丝丝的浓郁的花香，同时夹杂着一股怪怪的马的汗臭味儿。她透过长长的眼睫毛看着我，态度严肃，若有所思——此前还没有人这样看过我。

房间里精美柔软的漂亮家具很多，显得有些拥挤，像一个鸟窝。窗子被各种花木的绿荫所遮挡，在幽暗中，炉台上雪白的瓷砖闪闪发光，旁边是一架亮锃锃的黑色钢琴，墙上挂着一些看不清楚的奖状，周边金框的颜色已经消退，奖状上印着龙飞凤舞的大写斯拉夫字母，而且，每个奖状下面都用绳子系着一枚深颜色的大奖章。这里的一切摆设，看着这位太太，都像我一样的老老实实，规规矩矩。

我尽可能地向她解释，说我生活得很艰难，心里很苦闷，读书可以忘掉这一切。

“是吗，原来是这样？”她说着，站起身来，“这倒不错，看来你这样做是对的……好吧，咱们说好了？以后我借书给你看，可是现在我这里没有……其实，你可以先把这本书拿去……”

她从沙发上取过一本破旧的黄皮书。

“你看完后——我再给你第二卷，它们一共四卷……”

我带着梅谢尔斯基公爵[125]的《彼得堡的秘密》离开了那里，开始非常认真地读起了这本书，但读了头几页我就明白，彼得堡的“秘密”比起马德里、伦敦和巴黎的秘密来要乏味得多。只有那篇关于自由和棍子的寓言，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比你强，”自由说，“因为我比你聪明。”

但棍子回答说：

“不，我比你强，因为我比你有劲儿。”

它们争来争去便打起来了。棍子打了自由，我记得，自由挨打后死在了医院。

书中讲述一个虚无主义者的故事。我记得，在梅谢尔斯基公爵看来，这位虚无主义者恶毒之极，只要他看一眼，甚至母鸡都能被他毒死。给我的印象是，虚无主义者是个贬义词儿，很不光彩，但再深一些我就不明白了，因此我感到很沮丧。显然，是我看不懂好书！而我坚信这是一本好书，因为像这样体面、漂亮的太太是决不会看坏书的！

“喏，怎么样，喜欢吗？”我把梅谢尔斯基这本黄皮书还回去时，她问道。

她的问话，我当时很难回答，说不喜欢，我想，她肯定会生气的。

但她只是笑了笑，便走到门帘后面去了。门帘后面是她的卧室，她从卧室里取出一本蓝色的羊皮封面的袖珍书。

“这本书你一定会喜欢的，只是别弄脏了！”

这是普希金[126]的长诗集。我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这种感觉，就像是你到了一个从未看到过的美丽的地方，恨不得一下子把各处都看个遍的那种感觉。这种情形有时候也有：在一片沼泽的森林里，踏着长满青苔的草墩子，你走啊，走啊，走了很长时间，突然，在你面前出现一块林中空地，那里百花盛开，阳光明媚。你看着它，真是赏心悦目，令人心旷神怡，然后你兴高采烈地到处跑着看，你的脚每每接触这片沃土上的柔嫩青草时，都会在你心中激起一阵狂喜。

普希金的诗，语言纯朴，音韵优美，令人惊讶，以至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散文作品很不自然，读起来非常别扭。《鲁斯兰》[127]的序篇，使我想起了外婆讲的一些优美的童话故事，它把它们完美地浓缩在一起了，而有些诗句，清晰明快，实实在在，令人不胜惊讶。

在那人迹罕至的小路上，

留着从未见过的野兽足迹。

我心里默默重复着这种妙不可言的诗句，而且这些我非常熟悉的、几乎觉察不出的羊肠小道就在眼前，看见了这些神秘的足迹——它们把还没有将水银般沉重的露珠抖落的青草踩倒在地上。优美动人的诗句很容易就被记住了，它把所讲述的一切，描写得绘声绘色，喜气洋洋，使我感到无比的幸福，我的生活变得轻松而愉快。诗歌的铿锵之音成了新生活的钟声。做个有文化的人是多么幸运啊！

对于我来说，普希金的美丽的童话，最亲切，也最易懂了，读上几遍，我就能够将它们背下来。躺下睡觉时，闭上眼睛，小声背诵着，直到入睡。我时常将这些童话讲给勤务兵们听，他们听着听着，便放声大笑，还亲切地骂上几句，西多罗夫摸着我的头，小声说：

“真叫棒，不是吗？啊，天哪……”

我的兴奋劲儿被东家家里的人发现了，老太太骂骂咧咧地说：

“这小子读书读得走火入魔了，三四天都没有擦洗茶炊了！瞧我用擀面杖……”

什么擀面杖？我用诗歌来维护自己，跟她对着干：

老妖婆，黑心肠，

坏事做绝[128]……

那位太太在我心目中变得高大起来——原来她在看这样的书啊！她可不同于像瓷人一样的裁缝师傅的妻子……

我把书给她送去，还给她的时候心里有些忧郁，她倒蛮有把握地说：

“这本书你喜欢吧！你听说过普希金吗？”

我在一本杂志上曾经看到过关于诗人情况的介绍，但我很想听听她本人对普希金是怎么说的，所以我说：没听说过。

她简要地向我讲了普希金的生平和死亡[129]，然后，她满面春风地微笑着问道：

“你瞧，爱上女人有多么危险，是不是？”

从我读过的所有的书来看，我知道，这确实非常危险，但是也非常美好。我说：

“危险是危险，可是人人都在爱！而且女人为此也遭受痛苦……”

她像看其他东西一样，透过眼睫毛，看了我一眼，然后非常认真地说：

“是吗？这种事你也懂得？那么我希望你不要忘记这一点！”

这时，她开始问我，喜欢哪样的诗。

于是，我一面朗诵，一面手舞足蹈地对她讲了起来。她一声不吭，认真地听我讲，然后站起身，在屋里一边走，一边若有所思地说：

“你呀，可爱的小家伙，应该去学习！这件事，让我想一想……你的东家跟你是亲戚吗？”

当我做了肯定的回答后，她惊叫一声：

“哦！”她好像是在责怪我。

她给我一本《贝朗瑞歌谣集》[130]，这个版本装帧非常精美，版画插图，红皮封面，裁口喷金。这些歌谣巧妙地将令人心酸的痛苦和大快人心的欢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让我读得如醉如痴，神魂颠倒。

《年老的流浪汉》中那令人鼻酸的话语，读来叫人不寒而栗：

我是一条有害的蛆虫——

搅得你们不得安宁？

那就请快点把它一脚踩死，踏扁，

没有什么值得心疼！

你们为什么不好好教我，

让我一身力气没处使用？

否则我从一条虫，

准能变成一条龙！

即使我死于非命，

我也会拥抱着我的弟兄，

如果我死时还是个老流浪汉——

我会呼吁报复人们，

我自己则抱恨终生！

接下去，我朗读了《哭泣的丈夫》，笑得我眼泪都出来了。贝朗瑞有两句歌谣我记得特别清楚：

及时行乐的学问——

普通人也不难弄懂……[131]

贝朗瑞激起了我难以抑制的逗乐的愿望，我很想搞点恶作剧，对大家讲些尖酸刻薄的话，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他的歌谣我也熟记在心，而且常常利用到厨房去的短暂机会，乐此不疲地朗诵给勤务兵们听。但很快我便知道不能这样做了，因为

一个十七岁的姑娘，

戴什么帽子都不恰当！——[132]

这两句歌谣引起了对姑娘们令人作呕的议论——这使我感到莫大的侮辱，简直把我给气疯了，我举起煎锅朝士兵叶尔莫欣的头上打去。西多罗夫和其他几个勤务兵，把我从他那不大灵活的手中拉了出来，但是从此以后，我便不再往军官厨房里跑了。

他们不让我出去玩，其实也没有时间去玩，要干的活儿越来越多。如今，除了女仆、门房和“跑腿”的日常工作要我做外，我每天还必须把细棉布钉在一大块木板上，把图纸贴上去；抄写东家的工程预算材料，核查承包商的账目。东家像一部机器，每天从早一直忙到晚。

那些年，市场上公家的房子都归私商们所有了，许多商号都急着改建装修。我们东家承包了店铺装修和新店建设的工程。他先是画出“拱梁改造和屋顶开天窗”的设计图纸等，然后，我再把这些图纸，连同一个装有二十五卢布钞票的信封，送到一个老建筑师那里，老建筑师把钱收下后，签上意见：“图纸符合实际，切实可行，工程由我监督施工，某某人签字。”不言而喻，他根本没有看到工程的实际情况，也不可能去监督施工，因为有病，他压根儿就出不了家门。

我分别给市场管理员和某些用得着的人送去贿赂，然后从他们那里得到“干一切非法勾当的许可证”——这是东家给这些证明书起的名字。由于我干了这些个事，我才有了当东家一家人晚上出去做客时坐在门口台阶上等他们回来的权利。这种事不经常发生，但他们回到家里时往往已经是后半夜了，因此，我得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或者是对面的木头堆上，眼巴巴地望着借给我书的那位太太家的窗户，聚精会神地倾听里面欢快的谈话和音乐。

窗户是敞开着的。透过窗帘和鲜花的缝隙，我看见军官们挺拔的身影在屋内款款走动，圆球似的少校在房间里滚来滚去，而衣着极其朴素而漂亮的她，则步履轻盈，仿佛是在游动。

我暗中称她为玛尔戈王后。

“这就是法国书里所描写的那种最快乐的生活。”我望着她家的窗户，心里想。而且我总不免感到有几分不快，眼看一些男人围着玛尔戈王后，像一群黄蜂围着一朵鲜花似的转来转去，我那稚嫩的嫉妒心实在接受不了。

和其他人相比，有位高个子军官来她家的次数最少。此人平时郁郁寡欢，脑门儿上有一道刀痕，两个眼窝很深；他来的时候总是带一把小提琴，而且演奏得非常好——这么说吧，他演奏时，过路的人都会在窗下驻足倾听，满大街的行人都会站在木头堆上洗耳恭听，甚至我们东家一家人——要是他们在家的话——都会打开窗子，边听边对这位音乐家赞不绝口。我不记得除教堂执事外他们还夸奖过什么人；我还知道和音乐比起来，他们毕竟还是更喜欢鱼油馅饼。

有时候，那位军官也用低沉的嗓音唱歌和朗诵诗歌，而且莫名其妙地喘着粗气，用手掌使劲捂着前额。有一回，我正跟小姑娘在窗下玩耍，玛尔戈王后请他来上一曲，他推辞再三，后来才一字一板地朗诵道：

只有歌需要美，

而美却不需要歌[133]……

我很喜欢这两句诗，但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位军官有一种怜悯之心。

我更喜欢看我认识的这位太太一个人在房间弹钢琴的样子。我完全被她的琴声所陶醉了，除了窗子，除了窗内黄色灯光下那女人的苗条身姿，除了她脸庞高傲的侧影和在琴键上像小鸟飞翔似的一双白白的手，别的什么东西我都看不见。

我望着她，听着那令人忧伤的音乐，不禁胡思乱想起来：我一定要到什么地方寻找一个宝藏，然后把它完全献给她——让她成为有钱人，富甲一方！如果我是斯科别列夫[134]，我会再次对土耳其人开战的，用他们的赔款，在奥特科斯——全市最好的地方——建造一幢房子送给她，哪怕只是为了让她离开这条街，离开这幢房子也好，因为这里人人都在对她指指点点，恶意诽谤她。

不管是街坊邻居，还是我们院里的下人，尤其是我们东家一家人，大家谈起玛尔戈王后来，就像议论裁缝师傅的妻子那样，伤天害理，丧心病狂，只不过他们比较谨慎一些，说话的声音低一些，说时先往四下打量一下。

也许是他们怕她，因为她是一位非常显要人物的遗孀，她屋子里墙上挂的奖状，都是俄国的老沙皇戈都诺夫[135]、阿列克谢[136]、彼得大帝[137]颁发给她丈夫祖上的，这是士兵秋菲亚耶夫跟我说的。他这个人识字，常看《圣经》。也许是人们害怕她，怕她用手里那根镶有浅紫色宝石的鞭子抽他们——他们说她以前曾经抽过一个什么重要官员。

但人们背后的议论远没有他们公开说的话好听。这位太太生活在一片敌视她的氛围中，我觉得这种敌意简直莫名其妙，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维克多说，有一次他半夜回家时，往玛尔戈王后的卧室窗口里看了一眼，看见她在沙发**坐着，只穿一件衬衣，而少校在跪着给她修脚指甲，用海绵为她擦拭。

老太太骂骂咧咧，嘴里直往外吐唾沫；年轻的女主人则红着脸，尖声叫道：

“呸，维克多！不知羞耻的东西！哎呀，这帮老爷简直禽兽不如！”

东家一声不吭，只是微笑着——多亏他没有说什么，但我很害怕他也跟着起哄，大吵大嚷起来。两个女人又是尖声喊叫，又是长吁短叹，她们详详细细地询问维克多，到底那太太是如何坐在那里的，那少校又是怎样跪在那里的——维克多加油添醋，又讲了许多新的细节。

“脸涨得通红，伸着舌头……”

我不认为少校给太太剪脚指甲有什么丢人的地方，但我不相信他会伸着舌头，我觉得他是在造谣中伤，于是我对维克多说：

“既然你觉得这样做不好，为什么你还要往窗户里看？您已经不是小孩儿子了……”

当然，为此我被骂了一顿，但我对这顿骂并不感到生气，我一心想的是——赶紧跑下楼，像少校那样，跪在太太面前，恳求她：

“请您还是从这里搬走吧！”

现在，当我知道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生活，还有不同的人们和不同的思想感情时，这幢房子及其所有的房客，在我心中激起了越来越大的反感。整个这幢房子被一张肮脏的、无耻谰言之网所笼罩，这里没有一个人不被人恶意中伤。团里的神父有病在身，可怜巴巴的，可是他也被说成是酒鬼和好色之徒。据东家家的人说，那些军官和他们的妻子都有外遇和奸情；士兵们关于女人的那套陈词滥调，我听得都厌烦死了，最让我讨厌的是我们东家一家人——我对他们一贯喜欢无情地议论别人的真正价值这一点了如指掌，对别人的毛病指指点点，是唯一一种不用花钱的娱乐。我们东家一家人对周围的人造谣生事，恶意诽谤，只不过是为了开心好玩，逗个乐子，好像这样也就满足了他们对大家的报复之心，因为他们自己生活得太虔诚、太艰难太乏味了。

一听到他们用污秽的语言谈论玛尔戈王后，我就会气得浑身发抖——这可不是小孩儿子的感情反应——心里充满了对造谣者的愤恨，千方百计地想整治他们一下，搞点恶作剧。有时候我对自己和对所有的人都不由产生一种痛苦的怜悯之心——这种无言的怜悯比愤恨还要令人难受。

每逢节日，东家一家人都要去教堂做祷告，于是我早早就去到她家，她把我叫进自己的卧室，我坐在一张包着金黄绸子的小沙发椅上，这时，小姑娘爬到我的腿上，而我则把我读过的书讲给她母亲听。她侧卧在一张大**，两个小手掌合在一起，放在面颊下，身上盖着一条金黄色的罩单，和卧室的布置非常协调；乌黑的头发编成一条辫子，从黝黑的肩头上甩了过来，垂落在她的面前，有时从**一直能拖到地面。

她听我讲的时候，一双温柔的眼睛望着我，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说：

“嗯，是吗？”

在我的眼里，即使是她的一个善意的微笑，我也只能看作是王后宽宏大量的表示。她说起话来，声音低沉，亲切甜美，而且，我好像觉得她老是在说同一句话：

“我知道我比所有的人都优秀，都纯洁，简直没法相比，因此他们之中任何人我都不需要。”

有时我看见她面对镜子，坐在一把矮矮的沙发椅上，在梳头；发梢披落在膝盖和沙发椅的扶手上，从椅子背后垂了下来，几乎触及到地面——她的头发又长又密，跟外婆的一样。我从镜子里看见她黝黑、结实的**，她当着我的面戴乳罩，穿长袜，但她那一尘不染的**，并没有使我感到羞臊，相反，我为她感到高兴和骄傲。她身上总有一种花香味儿在保护着她，使人不敢对她产生非分之心。

我身体健康，强壮有力，对男女关系的秘密，一清二楚，但人们当着我的面谈论这种秘密时是那样丧心病狂，幸灾乐祸，那样残酷无情，污秽不堪，我无法想象我面前的这个女人也会落入男人的怀抱，很难设想什么人能够有权以主人的身份肆无忌惮和恬不知耻地贴近她，用手触摸她的身子。我深信，玛尔戈王后是不屑于厨房和贮藏室里的爱情的，她需要的是另外一种高尚的愉悦，是别样的爱情。

但是有一次，将近黄昏，我走进客厅，听见卧室门帘后面传出我心中的太太清脆的笑声和一个男人恳求的声音：

“等一会儿呀……我的天！我不相信……”

我本该转身离开，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却无法走开……

“是谁在那儿？”她问道，“是你吗？进来吧……”

卧室里的花香味儿很重，让人透不过气来，窗帘都拉上了，房间里的光线很暗……玛尔戈王后躺在**，被子一直盖到下巴处，那位拉小提琴的军官就坐在她身边靠墙的地方，穿一件衬衫，敞露着胸口——他胸前也有一道疤痕，红红的，从右肩一直延伸到**，非常醒目，幽暗中我甚至都能清楚地看见。军官的头发乱蓬蓬的，十分可笑。我第一次看见他愁苦的带伤疤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的笑显得有些古怪。而他那双像女人一样的大眼睛，望着玛尔戈王后，好像他只是头一次才发现她的美丽。

“他是我的朋友。”玛尔戈王后说。我不知道她是在指我，还是指他。

“你干吗那么害怕？”我听见了她的声音，好像是从远处传来的，“到这边来……”

我走了过去，她伸出热乎乎的光光的胳膊，一把搂住我的脖子，并且说：

“你长大后一定会幸福的……去吧！”

我把书放回到书架上，又拿一本便走了。这一切仿佛是在做梦。

我心里感到咯噔一下。不用说，我从未想到过我的这位王后会像所有的女人那样去谈情说爱，而且那位军官也不允许她有这样的想法。我看见过他在我面前的笑容——他笑得是那么开心，像突然感到惊奇的婴儿一样；他那张愁眉不展的脸一下子焕然一新，令人不可思议。他理应爱她——难道可以不爱她吗？她也可以慷慨地将自己的爱奉献给他——他的小提琴拉得是那么曲尽其妙，诗歌朗诵得又是那么沁人肺腑……

但是，我之所以需要寻找这些自我安慰，很明显，是因为对于我来说，对自己的所见所闻和玛尔戈王后本人的态度，并不认为一切都好，一切都正确。我感到自己好像失去了什么东西，一连几天都闷闷不乐，长吁短叹。

有一次，我憋足了劲儿，大闹了一通。后来，我到太太那里去借书时，她非常严厉地对我说：

“我听说，你还挺能闹的呀！这我可没想到……”

我忍不住对她说，我生活得多么苦恼，说我听见别人说她的坏话时心里有多么难受。她站在我对面，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起初，她很注意地听我讲，神态严肃，但是很快地她便笑了起来，轻轻地将我推开。

“好了，这些我都知道——你明白吗？我知道！”

然后，她拉着我的双手，非常亲切地说：

“以后你别把那些污言秽语放在心上，你越不把它们当回事儿，对你就越好……你的手可没有洗干净……”

其实，这事她完全可以不说；我想，如果她也擦铜器、拖地板和洗尿布的话，她的手不见得能比我的干净。

“一个人会生活——要遭人忌恨；不会生活——则被人看不起，”她若有所思地说，一面搂紧我，让我紧贴着她的身子，笑嘻嘻地看着我的眼睛，“你爱我吗？”

“是的。”

“非常爱吗？”

“是的。”

“那——怎么个爱法呢？”

“不知道。”

“谢谢。你是个好孩子！我喜欢别人爱我……”

她莞尔一笑，想说什么，但只是叹了口气，很长时间没有说话，也没有松手，把我放开。

“以后你常到我这儿来玩吧，能够来就来……”

我利用这一点，从她那里得到不少好处。午饭后，东家一家人都去午睡了，这时我便跑到楼下，只要她在家，我就在她那里坐上个把小时，甚至更长久一些。

“应该读一些俄国的书，应该了解自己的、俄国的生活。”她开导我说，一面用灵巧的粉红色的手指，将发卡别进芳香四溢的头发里。

接着，她列举出一些俄国作家的名字，问道：

“记得住吗？”

她常常若有所思地、不无烦恼地说：

“你应该去上学读书，可我总是把这事给忘了！哎呀，我的天哪！”

我在她那里坐了一会儿，拿着新书，跑上阁楼，这时，我的五脏六腑好像被洗过了似的。

我已经读过阿克萨科夫[138]的《家庭纪事》和杰出的俄罗斯叙事诗《林中》[139]，读过不同凡响的《猎人笔记》[140]和格列比奥恩卡[141]和索洛古勃[142]的几本书，还有韦涅维季诺夫[143]、奥陀耶夫斯基[144]和丘特切夫[145]的诗歌。这些作品洗涤了我的心灵，驱散了贫苦现实笼罩在我心头的阴影，我感受到了什么叫作好书，也懂得了它们对我的必要性。这些书在我心中牢牢树立起一种坚定的信念：我在世界上并不孤单，因此我不会完蛋的！

外婆来看我时，我兴致勃勃地把玛尔戈王后的事讲给她听了——外婆有滋有味地嗅着鼻烟，很有把握地说：

“好哇，好哇，这太好了！要知道，好人总是多，只要你肯去找——总是能够找到的！”

后来，有一次她跟我说：

“要不要我到她那儿去一趟，替你道声谢谢？”

“不，不需要……”

“那好，不需要就不需要……上帝呀，上帝，这一切是多么好啊！我愿意永远活着——千秋万代！”

我上学读书的事，玛尔戈王后没顾得上张罗，圣灵降临节[146]那天发生一件伤脑筋的事，差一点把我给毁了。

节日前不久，我的眼皮忽然肿了起来，眼睛都睁不开了，东家家里人怕我瞎了，我自己也非常害怕。他们把我领到一个熟识的妇产科医生亨利希·罗德泽维奇[147]那里，他从我的眼皮内侧切开一个口子，然后用纱布把眼睛包起来，这样我一连躺了几天，痛苦、烦闷极了。圣灵降临节的前一天，我眼上的纱布被取了下来，这我才又能下地行走了，就像一个被埋了的大活人从坟墓里又站了起来。没有比双目失明更可怕的事了，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苦难，它剥夺了一个人十分之九的世界。

在喜气洋洋的圣灵降临节那天，我因为有病，从中午起，就不让我干什么活儿了，于是我到各个厨房走走，看看那些勤务兵们。除了一脸严肃的秋菲亚耶夫外，所有的人都喝醉了。傍晚前，叶尔莫欣对准西多罗夫的脑袋就是一棍子，西多罗夫倒在过道里，不省人事，叶尔莫欣吓得逃往峡谷里去了。

西多罗夫被打死的消息，马上在院子里就传开了，搞得人心惶惶。人们挤在大门口，争相观看倒在地上的这个士兵——西多罗夫直挺挺地躺在门槛上，头冲着过道，脚还在厨房里。人们小声议论着，说应该去把警察叫来，但是谁也不去叫，也没有人去动那个士兵。

这时洗衣女工纳塔利娅·科兹洛夫斯卡娅走了过来，她穿一件新的雪青色的连衣裙，肩上搭一块白头巾，她愤怒地推开众人，走进过道，蹲下身子，大声说：

“尽是些蠢货——他还活着呢！快去拿点水来……”

有人劝她说：

“你还是别管闲事的好！”

“我说了，拿点水来！”她火烧火燎地喊道，一面麻利地将自己的新连衣裙提过膝盖，往下拽了拽衬裙，把西多罗夫满是鲜血的脑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

大伙儿对她这样做很不以为然，他们诚惶诚恐地纷纷离去。在昏暗的过道里，我看见洗衣女工那张圆圆的脸变得煞白，眼睛里含满了泪水。我提来一桶水，她让我把水浇在西多罗夫的头上和胸部，并提醒我说：

“可别浇到我身上了——我还要去做客呢……”

西多罗夫醒了过来，睁开两只无神的眼睛，开始发出呻吟。

“抬起来。”纳塔利娅说。她伸直胳膊，两手托住他的胳肢窝，以免把连衣裙弄脏了。我们把西多罗夫抬进厨房，放在**，她用一块湿抹布给他擦了擦脸，临走时，她说：

“将抹布蘸上水，敷在他头上，我这就去找那个混账王八蛋。等着瞧吧，这帮酒鬼非要喝到被抓去服苦役不可。”

她把弄脏了的衬裙脱下来，往屋角的地上一扔，细心整理一下沙沙作响的揉皱了的连衣裙，然后便走了。

西多罗夫伸展着身子，一面打嗝儿，一面哼哼，一滴滴颜色沉着的、沉甸甸的鲜血从他的头上直接滴落在我光着的脚面上——这使我感到很不舒服，但是由于害怕，我不敢把脚从滴血的地方挪开。

真叫人难受，院里喜气洋洋，一派节日气氛，房前台阶和大门上装点了许多小白桦树，每根石柱上都扎了好多新砍来的槭树枝和花楸树枝。整条大街装饰得一片翠绿，一切都显得那样朝气蓬勃，万象更新。从早上起我就觉得，这春天的节日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而且从今天起，生活将会变得更洁净、更光明和更快乐。

西多罗夫开始呕吐起来，一股热烘烘的酒气和生葱味儿充满了厨房，令人透不过气来。窗外不时有人在窥视，他们把一张张模糊不清的嘴脸紧贴在玻璃窗上，两个手掌撑在脸的两边，使劲将鼻子压在窗子的玻璃上，如此一来，这些人的模样，活像一个个大耳朵怪物，极其难看。

西多罗夫边回忆，边嘟哝着说：

“我这是怎么啦？摔倒了？叶尔莫欣呢？他是好样的……”

然后便咳嗽起来，醉醺醺地哭着，直流眼泪，而且伤心地喊着：

“我的好妹妹……好妹妹……”

他站起身来，东倒西歪的，全身都湿透了，而且有一股臭气。他身子一摇晃，一头栽到**，怪模怪样地翻着眼珠子说：

“我可算被打惨了……”

我感到非常好笑。

“谁他妈的在笑？”西多罗夫两眼无神地看着我，问道，“你怎么还笑呢？这下我可被打惨了，彻底完蛋了……”

他双手把我推开，嘴里嘟囔着说：

“第一步，是未卜先知者伊里亚；第二步，是骑在马上的叶戈里；而第三步——不要走近我！滚开，你这只恶狼……”

我说：

“别再犯傻了！”

他莫名其妙地大发雷霆，扯开嗓子喊叫，两只脚一个劲儿地乱踢腾。

“我被打得半死，而你……”

这时，他挥动有气无力的脏手，照我眼睛上就是一拳，我大叫一声，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我急忙跳到院子里，迎面碰见纳塔利娅，她拉着叶尔莫欣的一只手，一路叫道：

“快走，你这个畜生！你怎么啦？”她一把抓住我，问道。

“是他打的……”

“他打的，啊？”纳塔利娅惊讶地拉长音调说。她拉一下叶尔莫欣，对他说：

“喏，该死的，这么说，你应该谢谢自己这位大救星了！”

我用水洗了洗眼睛，顺着过道朝门口望去，发现这两个当兵的已经和好了。他们先是相互抱头痛哭，然后两个人又抱着纳塔利娅，而她则使劲打他们的手，喊道：

“松开你们的爪子，狗东西！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是那种轻佻的女人吗？趁你们家的老爷不在家，躺下歇会儿去吧，还不快去！不然你们会倒大霉的！”

她像哄小孩儿子似的将他们两个安顿睡下——一个躺在地板上，另一个躺在**，一直等到他们打起鼾来，她才来到过道里。

“我全身都弄脏了，可我本来穿得干干净净，是要去做客的！他真的打了你？你也真够窝囊的了！这都是那伏特加给闹的。可别喝那玩意儿，小伙子，永远也不要喝……”

后来我跟她一块儿坐在大门口的长凳上，问她咋就不怕喝得醉醺醺的人呢。

“头脑清醒的人我也不怕，他们都在我这儿！”她伸出一只攥得发红的拳头，“我已故的丈夫就是个嗜酒如命的人，因此，有时候，他一喝醉，我就把他的手脚捆绑起来，等他睡醒后，我把他的裤子往下一扒，用结结实实的树枝子使劲地抽他，跟他说：既然你结了婚，那就不要再喝酒了，不能老是醉醺醺的——你的乐趣应该是老婆，不应该是伏特加！没错儿。就这样，我一直打到累了为止，后来他在我跟前变得乖乖的……”

“您真够有劲儿的。”我说。这时我想起了那个连上帝都敢欺骗的女人——夏娃。

纳塔利娅叹了口气，说：

“女人的力量应该比男人大，应该抵上两个男人的力量，可是上帝赋予女人的力量小了！男人都是靠不住的。”

她说话的时候心平气和，毫无恶意。她坐在那里，背靠着围墙，双手交叉地放在隆起的胸口上，愁眉锁眼地一直盯在满目乱石的一堆垃圾上。她那番妙言要道，我听得入了迷，全然忘记了时间，这时我突然看见东家夫妇手挽手地从垃圾堆那边走过来，他们缓缓而行，显得很神气，像一对火鸡，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们，互相在说着什么。

我赶紧跑过去，把大门打开。女主人上楼梯时，恶狠狠地对我说：

“你是不是在向洗衣女工们献殷勤？在楼下那位太太家里学的吧？”

这种话真是愚蠢之极，根本不值得我去生气，真正叫人生气的，是东家阴阳怪气地甩出的一句话：

“那又怎么样——也到时候啦！”

第二天上午，我到下面干草棚里去抱木柴，在一个方方的猫洞旁边，就在干草棚门边，捡到一个空钱包——我多次看到西多罗夫用过这个钱包，便当即给他送去了。

“那里边的钱呢？”他问道，一面伸手往钱包里掏，“一卢布三十戈比，在哪儿？拿出来！”

他头上缠一条毛巾，人又黄又瘦。他非常生气地眨巴着发肿的眼睛，不相信我捡的是一个空钱包。

叶尔莫欣来了，他指着我，对西多罗夫说：

“准是他偷的，是他，领他去见东家家的人！当兵的决不会偷当兵的！”

他这句话反倒提醒了我，偷钱的肯定就是他，过后把空钱包往干草棚那里一扔，然后往我身上赖——我立刻当着他的面喊道：

“你胡说，是你偷的！”

我完全相信我的推断是正确的，他那张愚蠢的脸，由于害怕和愤怒，都扭曲变形了，他急得团团转，尖声叫道：

“你拿出证据来！”

我能有什么证据呢？叶尔莫欣嚷嚷着把我拖到院子里，西多罗夫在我们身后，也跟着在嚷嚷什么，各种各样的人都从窗户里探出了脑袋。玛尔戈王后的母亲泰然自若地抽着烟，一面向外面张望。我知道，这回我在那位太太的心目中算是完了——我一下子傻了眼。

记得，两个当兵的抓住我两只手，东家家的人站在他们的对面，听着他们的指控，深表同情地连连称是。这时女主人很有把握地说：

“不用说，这事肯定是他干的！昨天他还在大门口向一个洗衣女工献殷勤呢，这就是说，他有钱了，没有钱就可别想从她身上占到什么便宜……”

“本来就是！”叶尔莫欣叫道。

我感到天旋地转，简直把我给气疯了，我冲女主人大发雷霆，结果我狠狠地被揍了一顿。

不过令我感到难受的，与其说是这顿皮肉之苦，还不如说是我心中的一个想法：如今玛尔戈王后会怎样看我。我怎样在她面前还自己的清白？在这种倒霉透顶的时刻，我真是感到苦不堪言。

幸好这两个当兵的把这件事在院子里和街坊四邻间传扬开了。傍晚时分，我在阁楼上躺着，只听见纳塔利娅·科兹洛夫斯卡娅在下面直嚷嚷：

“不行，我干吗要保持沉默！不，亲爱的，走呀，走！我说了——走哇！不然，我可要找老爷去了，他会让你说出来的……”

我马上感觉到，她这通嚷嚷和我有关。她就在我们的门口嚷嚷，声音越来越高，咄咄逼人。

“你昨天给我看的是多少钱？你这钱是从哪儿来的？你说说看。”

我高兴坏了，只听见西多罗夫垂头丧气地拉长声调说：

“哎哟——哟，是叶尔莫欣……”

“可你们败坏一个孩子的名声，让他狠狠地挨了一顿揍，是不是？”

我真想跑下阁楼，跑到院子里，手舞足蹈地跳上一通，亲吻那个洗衣女工，好好谢谢她，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家女主人从窗口里叫道：

“这孩子挨揍，是因为他出口伤人；至于说他是小偷——除了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谁都没有这样想过！”

“您自己，太太，才真正是不要脸呢，跟您说吧，您是一头真正的母牛。”

我听着她这番痛骂，像听音乐一样，委屈和对纳塔利娅感激的热泪，使我的心感到有些隐隐作痛。我强忍着眼泪，憋得我简直透不过气来。

后来，东家顺着楼梯慢不腾腾地走上了阁楼，坐在我身边人字架接头的地方，他拢着头发说：

“怎么，彼什科夫老弟，你是不是感到挺倒霉的？”

我一声不吭地转过身去。

“但毕竟你骂人是不对的，不像话。”他接着说。我轻声地向他宣布：

“等我能下地了——我就离开你们……”

他坐了一会儿，一句话没说，一直在抽烟，然后仔仔细细地看了看烟头，低声说：

“没什么，你看着办吧！你已经老大不小了，怎么着对你更合适，你自己掂量着办……”

后来他便走了。跟往常一样——我觉得他怪可怜的。

这事儿过后，第四天，我离开了他们家。我特别想跟玛尔戈王后道个别，但我缺乏去见她的勇气，说老实话，我希望她能主动叫我去。

在和小姑娘告别时，我请求她说：

“告诉你妈妈，就说我非常感谢她，非常！会说吗？”

“我一定说，”她答应道，脸上露出亲切温柔的微笑，“明天见，是吗？”

我再次见到她时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她嫁给了一名宪兵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