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来真是既可悲，又可笑：突然萌发的读书热情，给我带来多少奇耻大辱、委屈和烦恼啊！

裁缝妻子的书都非常贵重，我怕老太太把它们扔到炉子里烧了，所以尽量不去想那些书，而趁每天早上到小店买早茶面包的时候，从店里借一些彩色小册子看。

小店老板是个非常令人讨厌的小伙子——厚嘴唇，成天汗津津的，脸色苍白，面部肌肉松弛，带着淋巴结核留下的疤痕和斑点，两眼发白，双手浮肿，手指头短小，而且不灵活。他的小店是这条街上年轻小伙和轻佻姑娘们晚上聚会的场所。我们东家的弟弟也常来这里喝啤酒、玩牌，几乎每晚必到。我经常来叫他回去吃晚饭。在小店后面一间拥挤不堪的小屋里，我不止一次地看见面色红润的老板娘傻乎乎地不是坐在维克多的腿上，就是坐在别的小伙子腿上。看来，小店老板对这一点并不介意；他的妹妹在店里帮他经营，那些唱歌的、当兵的跑过去和他妹妹搂搂抱抱，他也不感到生气，谁爱拥抱就拥抱。小店的货物不多，他说，这是因为他新开业，还没有来得及把一切都安排好，虽然小店秋天就已经开张了。他常给客人和顾主们看一些不堪入目的图画，给愿意传抄的人看一些寡廉鲜耻的歪诗。

我看过米沙·叶夫斯季格涅耶夫的空洞无物的小书[83]，每看一本要付一卢布，这是很贵的，而这些小书没给我带来任何乐趣。《古阿克，或赤胆忠心》[84]《威尼斯人弗兰齐尔》[85]《俄罗斯人与卡巴尔达人大决战，或死在丈夫灵柩里的漂亮伊斯兰教徒》[86]等诸如此类的读物，也不能满足我的要求，往往使我大失所望，十分懊恼，因为这种书语言晦涩难懂，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好像戏弄傻瓜似的在戏弄我。

《射击手》《尤里·米拉斯拉夫斯基》《神秘的修士》[87]《鞑靼骑手雅潘恰》[88]之类的书，我比较爱看，——看后总使人有所回味，但我最爱看的还是圣徒传——这种书内容严肃，有可信度，有时候还挺感人的。不知为什么，所有为信仰而受苦受难的男圣徒，都使我想起了“好事儿”，女圣徒则使我想起了外婆，而其他一般的圣徒则使我想起了交好运时候的外公。

我劈柴时到干草棚或者阁楼上去看书，都不方便，而且很冷。有时候，碰上我特别感兴趣的书，或者必须尽快把一本书读完，我便半夜里起来，点上蜡烛，挑灯夜读，但是老太太发现夜晚的蜡烛怎么变短了，于是她用一根小木片把蜡烛量了一下，然后将木片藏起来。要是早上发现蜡烛的长度不够，或者是我找出了木片，但没有把蜡烛点燃的长度从木片上截去，这样厨房里准会有一场严重的吵闹。有一回，维克多怒不可遏地从**喊道：

“妈妈，你别吵了行不行！还叫人活不活了！他当然要点蜡烛，因为他要看书，书是从小店老板那儿借来的，这事我知道！不信你到他阁楼上去看看……”

老太太跑上阁楼，找到一本什么书，立刻把它撕得粉碎。

不用说，这使我非常难过，但我想读书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了。我知道，要是有一位圣者来到这里，东家一家人也会想方设法地教训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他——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因为他们闲得发慌，寂寞难耐。如果他们不对别人指手画脚，大喊大叫，讽刺挖苦，那么他们便不再会说话，变成哑巴，自己连自己都看不见了。为了体现自身的存在，不管怎么着，必须得对别人有一个态度。东家一家人对身边的人，除了教训与指责，不会有别的态度。如果你按照他们的样子去生活、思考和感觉，那他们同样会说得你一无是处。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我千方百计、变着法儿地去看书，老太太多次毁坏了我的书，使我突然间债台高筑，欠了小店老板一个大数目——四十七卢布！他催着要钱，而且威胁我说，等我来小店时，要把东家让我买东西的钱拿来抵债。

“到那时我看你怎么办呢？”他讽刺挖苦地问我。

我对他是深恶痛绝，看来他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用各种威胁来吓唬我——只要我一走进小店，他那张满是疤痕的脸，便笑逐颜开，亲切地问道：

“欠我的钱带来了吗？”

“没有。”

这使他吃了一惊，眉头马上皱了起来。

“哪能呢？要我怎么办——到民事法庭去告你吗？把你送去劳教吗？”

我没有地方去弄钱——我的工钱给了外公，我六神无主，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怎么办呢？我请求他宽限一些时日再还，作为回答，小店老板向我伸出一只油脂麻花、暄得像煎饼一样的手，说：

“亲吻它一下——我就宽限！”

但当我从柜台上抓起秤砣，举起来要砸他时，他立刻蹲下身子，大叫：

“怎么，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我是逗你玩呢！”

我知道他不是在逗着玩儿，为了还清他的债，我决心去偷钱。每天早上我给东家刷衣服时，总能听见他裤子口袋里的硬币哗啦哗啦直响，有时候它们从口袋里掉出来，滚到地板上；有一次，一枚硬币掉到楼梯下的一个缝隙里，滚进柴堆里去了；后来我把这档子事儿给忘了，几天后才想起来，从柴堆里找出了这枚二十戈比的硬币。当我把它还给东家时，他老婆对他说：

“瞧见没有？口袋里的钱，也应该有个数。”

但东家则面冲我笑着说：

“他是不会偷钱的，我了解他！”

现在，我决心要偷钱了，又想起了他的这句话，想起了他那信任的微笑，我觉得偷钱对于我实在是太难了。有好几次，我从他口袋里将银币掏出来，数了又数，下不了偷的决心。为这事我苦恼了三天，后来突然一切都解决了，事情既简单，又快捷。东家冷不丁地问我：

“你怎么啦，彼什科夫，愁眉苦脸的，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了？”

我把我全部的苦恼一五一十地都跟他说了。他皱起了眉头。

“瞧你，读书都读成什么样子了！书呀——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一定会惹祸的……”

他给了我半卢布，并且严厉告诫我说：

“要当心，别在夫人和我母亲面前多嘴，不然她们会吵翻天的！”

然后，他又宽厚地嘿嘿一笑，说：

“你可够倔的了，真是见鬼！不过没关系，这很好。可是那些书一定不能再读了！从新年起，我要订一份好的报纸，到时候你就好好看吧……”

后来，每天下午，从喝茶开始，一直到吃晚饭，我都给东家一家人朗读《莫斯科小报》[89]上登的瓦什科夫、罗科沙宁和鲁德尼科夫斯基[90]的长篇小说，以及诸如此类的，为那些饱食终日、闲得发慌的人消愁解闷的作品。

我不喜欢朗读，因为这样会影响我对所读内容的理解，但东家一家人听得非常认真，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对主人公的种种恶行嗟然长叹，惊讶万分，而且往往很得意地相互说：

“咱们过得倒挺好——安安静静，平平和和，没遇上什么麻烦，真是谢天谢地！”

他们老是把故事情节搞混，把赫赫有名的强盗丘尔金的事，算在马车夫福马·克鲁奇纳的身上[91]，人名他们也常常搞错，张冠李戴。我一纠正听众们的错误，他们便大为惊讶。

“瞧，他的记忆力有多好！”

列昂尼德·格拉维[92]的诗常常登在《莫斯科小报》上，我非常喜欢，总是把其中一些诗抄在笔记本上，但东家他们谈起这位诗人时却说：

“一个老头儿子了，还写什么诗。”

“酒鬼，疯子，对于他，什么都无所谓。”

我也喜欢斯特鲁日金和梅曼托-莫里[93]的诗，可是两位妇女——老、少女主人——却认定他们的诗不过是蹩脚的顺口溜而已。

“只有小丑和戏子才诵读这种诗。”

在这些冬日的夜晚，和东家一家人一起，挤在一间狭窄的小屋里，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活受罪。窗外的夜晚，死一般沉静，偶尔能听见什么东西因严寒而冻裂的噼啪声，人们像一条条冻鱼，坐在桌旁，相对无言。再不就是狂风大作，刮得玻璃窗、墙壁、烟囱呼呼直响；小孩儿子在育儿室里啼哭不止——我真想找个黑暗的角落，缩着身子往那里一坐，像狼一样嚎叫几声。

桌子一头坐着两位女主人，她们不是在缝什么，就是在织长筒袜子；维克多坐在桌子的另一头，弯着腰，很不情愿地在复制着图纸，时不时地喊上一嗓子：

“你们别老摇晃桌子呀！简直没法干了。两个刺儿头，咬耗子的狗……”

东家坐在旁边，正在大绣架前一块粗麻台布上绣十字图案——红色的虾、蓝色的鱼、黄色的蝴蝶，褐色的秋叶，在他的指尖下，一个个脱颖而出。这幅刺绣的图案是他亲自设计的，他绣这件活儿已经是第三个冬天了——他已经感到非常厌烦，因而，白天我有空的时候，他常常对我说：

“喂，彼什科夫，坐到台布前，操作一下试试！”

我坐过去，用一根粗大的针，绣了起来。我觉得东家挺可怜的，所以在各方面总是尽量帮助他。我总觉得有朝一日他会丢掉制图、刺绣和打牌，改弦更张，另外开始一种他梦寐以求的有意思的工作。他常常突然停下手里的活计，用惊讶的目光呆呆地盯着它，好像在观看一件他从未见过的东西；他的头发耷拉到前额上，挡住了面孔，很像是修道院的一名见习修士。

“你在想什么呀？”妻子问他。

“没想什么。”他回答说，赶紧开始工作。

我没有吭声，只觉得惊讶：难道可以问一个人在想什么吗？而且，这样的问题也不好回答——一个人经常同时想许多事：眼前的事、昨天的事、去年的事，什么事都有；这些事混杂在一起，难以捉摸，一切都在发展，都在变化。

《莫斯科小报》上的杂文不够晚上读的，我建议把放在卧室床底下的杂志拿出来念念，年轻的女主人将信将疑地说：

“那上面有什么可念的？都是些图画……”

但床底下除《绘画评论》外，还有《星火》杂志[94]，于是我们便开始念萨利阿斯[95]的《佳京·巴尔季斯基伯爵》。东家很喜欢小说里那个傻乎乎的主人公，这位少爷的可悲遭遇逗得东家开怀大笑，眼泪都笑出来了。

“没错儿，他真的是个活宝！”

“得了吧，净是瞎编。”为表示自己有独到见解，女主人说。

床底下的这些杂志可给我帮了大忙，现在我可以把杂志拿到厨房，也能够夜里看书了。

幸运的是，老太太搬到育儿室去睡觉了，因为保姆喝酒喝得太厉害了。维克多并不妨碍我。当家里人都入睡后，他便悄悄地穿好衣服，然后，一直到早上都不见他人影儿，不知到哪儿去了。他们不许我点灯，把蜡烛收走了。我又没有买蜡烛的钱，于是便暗中把烛台上滴下的蜡收集起来，装在一只沙丁鱼罐头盒里，再往里面倒些长明灯里的油，然后用线捻成一个灯芯，放在炉子上点着，成夜成夜地冒烟。

我拿过一大本书，翻书页时把灯芯的红色火苗吹得东倒西歪，忽明忽暗的，眼看就要把灯吹灭的样子。灯芯不时倒在气味难闻的蜡油里，一股股油烟直熏我的眼睛，但是，我全然不顾这种难受与不便，因为它们比不上我在观看插图和说明时的那种精神享受。

那些插图使我面前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宽广，它们在大地上装点了许多神话般的城市，让我看见了崇山峻岭和美丽的海岸。生活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妙趣横生，大地更加诱人了，有那么多的城市、那么多的人口，真是水木清华，仪态万方。现在，站在伏尔加河岸边，放眼望去，前面已不再是空旷的荒野；可是以前，向伏尔加河对岸望去，总感到特别枯燥乏味——大片的草地、黑压压的灌木、草地边上是参差不齐的林子，而草地上空则是灰蒙蒙的寒冷的蓝天。大地一片空旷，寂寂荒野，顾影自怜。我心里只觉得空****的，没着没落，淡淡的忧伤袭上心头，我感到万念俱灰，没有什么事情可想，我只想闭上眼睛。这令人沮丧的荒郊旷野，将我心里的一切都吸吮一空，留下一片空白。

插图的说明讲的都是别的国家、别的人，说的虽清楚明白，但尽是古往今来的各种事情。有时候，一些莫名其妙的词汇会进入脑海，什么“形而上学”“锡利亚主义[96]”“宪章主义者[97]”等，这些名词搞得我心烦意乱，它们铺天盖地而来，把一切都遮挡住了。我觉得如果我不搞清楚这些词汇的含义，我就永远什么也理解不了其中的内涵，因为正是它们在把守住所有秘密的大门。它们往往整句整句地长期滞留在我的脑海里，如芒刺在背，使我无法思考别的事情。

记得我读过一首莫名其妙的诗：

匈奴王阿提拉[98]，

身披铁铠铁甲，

像坟墓一样，阴沉可怖，

像哑巴一样，不哼不哈，

他驰骋疆场，如入无人之境，

可谓一身豪气，无敌于天下。

黑压压的千军万马，跟随其后，他们大声叫问：

请问罗马在哪里，

它有多么强大？

罗马是一座城市，这我知道，可匈奴是什么人呢？我必须得弄清楚。

我找了个合适的机会，问了东家这个问题。

“匈奴？”他吃惊地重复说，“鬼晓得是什么玩意儿！兴许是瞎胡扯……”

同时他很不以为然地摇晃着脑袋。

“你脑子里净想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可不好，彼什科夫！”

好不好我不管，但我想知道个究竟。

我觉得，团里的神父索洛维约夫应该知道什么是匈奴，因此，在院里看见他时我就问他了。

他面色苍白，体弱多病，脾气一向不好，两个眼睛红红的，没有眉毛，留有一撮黄胡子。他用一根黑手杖戳着地面对我说：

“这关你什么事，啊？”

涅斯捷罗夫中尉对我的问题恶狠狠地回答说：

“什——么？”

于是我想，关于匈奴的事儿，得去问药店的药剂师，他待我一向很和气，长有一张聪明的脸，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

“匈奴，”药剂师帕维尔·戈利德贝格对我说，“是一个游牧民族，跟吉尔吉斯人差不多。这个民族已经没有了，整体消亡了。”

我感到又泄气，又沮丧，这倒不是因为匈奴人都死光了，而是因为我苦苦打听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词的意思竟如此简单，没给我带来任何收获。

不过我还是非常感激匈奴这个民族，自从和他们打过交道后，这个词就不再那么使我感到惶惑不安了，而且多亏匈奴王阿提拉，我才进一步结识了药剂师戈利德贝格。

戈利德贝格这个人，对一切深奥难懂的词汇，他都知道它们的微言大义，他有打开一切秘密的众多钥匙。他伸出两个指头，扶了扶眼镜，透过厚厚的玻璃镜片，仔细瞧着我的眼睛，说出话来，像一根根的钉子，直接钉进了我的脑门儿。

“词汇这东西，朋友，就跟树上的树叶一样，要想知道这树叶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就需要知道树是怎样生长起来的，就必须学习！书就是良好的园子，朋友，那里面要什么有什么——愉悦的、实用的，一应俱全……”

我经常到他的药店去给大人们买苏打和氧化镁，因为他们经常感到“烧心”，我也给孩子们买月桂油膏和轻泻剂。药剂师的简短指教，使我对书的态度越发严肃认真起来，这样，不知不觉间，书就成了我的必备之物，就跟酒鬼离不开伏特加一样。

书向我展示出一种不同的生活——一种充满强烈情感和欲望的生活，它能激发人们去建功立业，也能驱使他们去作奸犯科。我发现，我周围的那些人们，既没有能力去建功立业，也没有能力去作奸犯科，他们袖手一旁，他们的生活和书中所描写的生活保持着距离，而且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们的生活志趣究竟何在？我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这一点我很清楚，我不愿意……

从插图的说明中我了解到，在布拉格、伦敦、巴黎这些城市中没有各种各样的沟壑峡谷和成堆的污秽不堪的垃圾，那里的街道宽敞、平直，住房和教堂也与众不同。那里没有将人们关在家里长达六个月的寒冬，也没有只能让人吃酸白菜、腌蘑菇、燕麦面、土豆和令人作呕的亚麻籽油的大斋期。大斋期间——禁止看书——我的《绘画评论》被拿走了，于是我又过起了这百无聊赖的斋戒生活。如今，当我可以将这种生活同我所了解的书中的生活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感到我们的生活就显得更加贫乏和不像话了。看书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格外强健有力，干起活来劲头十足，动作异常麻利，我有了目标：能早点儿把活儿干完，留下看书的时间就会多一点。一没有书看，我就打不起精神，成天懒洋洋的，以前从不曾有过的健忘症也找到我头上来了。

记得正是在这种百无聊赖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神秘的事。有一天晚上，大家都躺下睡觉了，教堂的钟声突然响了起来，全家人一下子都被惊醒了，大家也顾不得穿好衣服，纷纷跑到窗前，互相打听着：

“失火了吗？是在报警吗？”

只听见别人家也乱成了一团，房门开开关关，响声一直没断；有人牵着马，跑到了院子里。老太太喊着说，教堂遭抢劫啦，东家阻止她说：

“别喊了，妈妈，听得出来，这不是报警！”

“哦，那就是大主教死了……”

维克多从**跳下来，一面穿衣服，嘴里嘟囔着说：

“我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我知道！”

东家让我到阁楼上去看看有没有火光，我跑上去，通过天窗，爬到房顶上——没看见火光。钟声在寂静、寒冷的空气中不紧不慢地响着，整个城市都在昏睡。有人在黑暗中狂奔乱跑，脚下的积雪发出沙沙响声，看不清是什么人，只听见雪橇的滑板发出吱吱的声音，钟声一直在瘆人地响着。我回到了屋内。

“没看见火光。”

“呸，你呀你，天哪！”东家说。他穿好大衣，戴上帽子，把领子竖起来，犹豫不决地把两只脚往套鞋里穿。女主人央求他说：

“别去！喏，不要去……”

“没事儿！”

维克多也穿好了衣服，故意向大家卖关子，说：

“我可知道……”

兄弟二人出去了，两位女主人吩咐我摆上茶炊，自己直奔窗口跑去，但几乎就在这个时候，东家从外面按响了门铃，他一声不吭地沿着阶梯跑上来，推开过道的门，声音低沉地说：

“沙皇被刺杀了！”[99]

“还是被刺杀了！”老太太大声叫道。

“被刺杀了，是一个军官告诉我的……如今该怎么办呢？”

维克多按响了门铃，他很不情愿地脱下外衣，一脸不高兴地说：

“我还以为是要打仗呢！”

然后，大家坐下来喝茶，平心静气地交谈着，但是声音都很低，而且非常谨慎。外面也安静了下来，钟声已经不再响了。有两天时间，他们说话的声音都很小，神秘兮兮的。他们到什么地方去过，也有客人到他们这里来，详细地诉说着什么。我很想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东家一家人把报纸都藏了起来，不让我看。我问西多罗夫为什么要刺杀沙皇？他小声回答说：

“这事儿不许说……”

这件事很快就被淡忘了，被每天的生活琐事所掩盖，而且，没过多久，我遇上了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

一个星期天，东家一家人都去做早祷告了。我把茶炊放好后，便去收拾房间了。他们家的大孩子[100]跑进厨房，把茶炊上的水龙头开关给拔了，自己却坐在桌子下面玩了起来。茶炊内膛里炭火很旺，茶炊里的水一流干，茶炊便开焊了。我收拾房间的时候就觉得茶炊的响声不对劲儿，有些反常，走进厨房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发现整个茶炊都变黑了，一个劲儿地在抖动，好像想从地板上跳起来似的。开焊了的水龙头套管垂头丧气地向下耷拉着，茶炊顶盖歪到了一边，两边把手下面有几滴熔化了的锡——一个青紫色的茶炊，仿佛醉成了一堆烂泥。我用水一浇，它发出咝咝的响声，伤心地瘫倒在地板上。

大门台阶上的门铃响了，我去开了门，老太太当头便问：茶炊准备好了吗？我简短地回答说：

“准备好了。”

这句本来因为一时心慌说出来的话，被当成了我对主人的嘲弄，因而加重了对我的惩罚。我被打了一顿。老太太用一把松树枝打我，疼倒不算很疼，不过后背皮肤上扎了许多刺，而且扎得很深。到了晚上，我的后背肿了起来，第二天中午，东家不得不把我送到医院。

医生是个细高个儿，瘦得有点滑稽可笑，他仔细看了看我的伤势，语气平静地低声说：

“需要写一份拷打记录。”

东家的脸一下子红了，双脚在地上蹭来蹭去，开始跟医生小声说着什么，可是医生从他的头顶上望过去，简短地回答说：

“不行。我不能这样做。”

然后，医生问我：

“你想起诉吗？”

我觉得很疼，但是我说：

“不想起诉，请赶快给我治疗一下……”

我被送进了另外一间屋子，放到一张台子上，医生用一把令人挺舒服的凉飕飕的镊子将一根根的木刺拔了出来，他开玩笑地说：

“朋友，他们把你的皮可修理到家了，今后你什么都不用怕了……”

手术中，我感到奇痒难忍，完事儿后，医生说：

“朋友，要记住，共拔出了四十二根刺，多了不起呀！明天这个时候你再来，给你重新包扎一下。你经常挨打吗？”

我想了一下，回答说：

“以前更经常挨打……”

医生瓮声瓮气地哈哈大笑。

“会好起来的，朋友，完事儿了！”

他把我领到东家跟前，对他说：

“领回去吧，拾掇好了！明天叫他来换绷带。算您走运——小伙子人挺逗的……”

上了马车，东家跟我说：

“以前我也挨过打，彼什科夫——有什么办法？打也就打了，老弟！你挨打，好歹还有我可怜你，我挨打的时候可没有人可怜，一个可怜我的人都没有！到处都是人——人挤人，可就是没有人可怜你——连一个狗日的也没有！哎哟，简直一群鸡狗不如的畜生……”

他骂了一路。我很同情他，也很感激他，因为，他能跟我说这些话，是把我当人看了。

回到家里，大家对我，好像我是在过命名日似的，两位女主人一定要我详细说说医生是怎么给我治疗的，他都说了些什么——她们一面听，一面惊叹，“哎呀”“啊哟”地大呼小叫，时而满意地直咂巴嘴，时而又皱起眉头。她们对我受伤的情况、对我的病痛和种种不愉快的事情如此关心，简直让我受宠若惊！

我知道，他们对我没有提起诉讼这一点非常满意，于是，我便借此机会，要求他们能允许我向裁缝老婆借书看。他们不好拒绝我，只有老太太惊讶地叫道：

“好哇，你这个小鬼头！”

一天后，我站在裁缝妻子面前，她亲切地对我说：

“有人跟我说你病了，被送进了医院——瞧，这不是在瞎说吗？”

我没有吱声。照实说，怪不好意思的——何必让她知道这种粗暴而令人伤心的事情呢？这样挺好，她毕竟和其他人不一样。

我又读起大仲马[101]、庞松·泰拉里[102]、蒙特潘、扎科奈[103]、加博里奥[104]、埃马拉[105]、布阿戈贝[106]的大部头书了——我如饥似渴地一本接一本读，我感到非常开心。我觉得自己正置身于这种非同寻常的生活之中，它使我感到兴奋和激动，使我精神倍增。我自己制作的小油灯又冒起了黑烟，我整夜整夜地读，通宵达旦。我的眼睛有些发疼，这时老太太好心地对我说：

“悠着点儿，小书呆子，眼睛会累坏的，到那时可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然而，很快我就发现，在所有这些错综复杂、扣人心弦的小说中，尽管描写的事情五花八门，国家和城市也各不相同，但它们只说明一点，即好人遭不幸，受坏人迫害；坏人总是比较走运，而且比好人聪明能干，但是归根结底，总是有一种难以捉摸的东西最后能够战胜这些坏人，好人终归有好报。但是关于“爱情”的描写，实在令人生厌：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说着同样的话。这种千篇一律的现象，不仅让人乏味，而且使人疑窦丛生，摸不着头脑。

有时候看了小说的头几页，就能猜出谁最后胜利，谁最后失败，故事情节刚有个眉目，凭自己的想象力就能够猜出故事的结局。放下书，我就琢磨书中的故事，就像做课本上的算术题那样，而且常常是一猜一个准儿：哪个主人公如愿以偿，进了天堂，哪个主人公身败名裂，进了牢房。

但在这一切的背后，我看到一些活生生的，对于我非常重要的真实情况，一些不同生活、不同人际关系的特点。我知道，在巴黎，马车夫、工人、士兵和一切“下层老百姓”，他们和下诺夫戈罗德、喀山和彼尔姆的老百姓不同——他们和老爷们说话时，胆子要大一些，关系比较随和，约束也较少。比如他们书里描写的士兵，和我了解的士兵一个都不相像——既不像西多罗夫，也不像轮船上的那个维亚特人，更不像叶尔莫欣。书里的士兵比起他们来更富于人情味儿。他们身上有某种和斯穆雷共同的东西，但却没那么凶恶和粗暴。再比如，书中的店老板，也比我认识的那些店老板要好。书里的神父和我所了解的也不同——他们更真诚，对人更富有同情心。总之，国外的整个生活，正像书里所描写的，比我所了解的生活要更有趣，更轻松，更美好。在国外，人们不那么经常打架斗殴，而且常常不是往死里打；不戏弄、折磨人，就像欺侮那个维亚特士兵那样；人们向上帝祷告时也没有那么横眉怒目，凶相毕露，跟东家老太太似的。

特别明显的是，书中在叙述那些贪得无厌、品质恶劣的坏人时，并没有描写他们身上那种我非常熟悉，而且已经司空见惯了的莫名其妙的残酷和一心要捉弄人的愿望。书里的坏人心狠手辣，丧尽天良，但差不多总能够使人明白他为什么如此残暴，可我所看到的残暴却是盲目的，毫无意义的，人们只是拿残暴来取乐，并不想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每读一本新书，在我的面前，这种俄国生活与外国生活的反差就越发明显，我心中产生一种模模糊糊的烦恼，加重了我对这些纸张业已发黄、边角已经污损、人们不知读过多少遍的书的怀疑。

后来，偶然中，我得到一本龚古尔的长篇小说《桑加诺兄弟》[107]，我用一个夜晚，一口气把它读完了。让我吃惊的是，我有一种以前从未体验过的感觉，于是我把这个简单、悲伤的故事重新又读了一遍。书中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表面上也没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开头几页写得就像是一部圣徒传，非常严肃，干巴巴的。它用词准确，不加修饰，起初，我有些诧异，而且感到不快，但它的遣词造句，言简意赅，句句打中了我的心。它描写的关于兄弟两个杂技演员的悲剧故事，使我简直入了迷，拿着书的两只手激动得一直在颤抖。当我读到那个不幸的杂技演员拖着一双坏腿爬到阁楼上，而他弟弟却在暗中苦练心爱的艺术时，我不禁失声痛哭起来。

我把这本好看的书还给裁缝的妻子时，求她再借给我一本这样的书。

“什么叫这样的书呀？”她嘿嘿一笑，问道。

她这一笑，使我感到很不好意思，而且我也说不清楚，我究竟想看什么样的书，这时她说：

“这本书有点枯燥乏味，你等着，我给你另外找一本比较有意思的……”

几天后，她给了我一本格林伍德[108]的《一个流浪儿的真实故事》，这个书名对我就有一点刺激，但翻开第一页，它就在我内心里引起一阵狂喜，带着这样喜悦的心情，我一口气把它从头读到尾，有的篇章，我读了两三遍。

原来国外孩子们的生活有时候也这么艰难和痛苦啊！喏，我的情况并非那么糟糕，就是说，用不着垂头丧气！

格林伍德给我增加了很大的勇气，在这之后没有多久，我得到了一本真正的“正经”书——《欧也妮·葛朗台》[109]。

葛朗台老头儿使我清楚地想起了我的外公，只可惜这本书的篇幅太短，但使人惊讶的是，它包含了那么多的真实。这种真实在生活中我非常熟悉，又十分厌恶，但小说是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表现的——温良和善，心平气和。我以前读过的所有作品，除龚古尔的外，责骂起别人来，跟东家家的人一样，总是疾言厉色，大声斥责，这往往会引起对坏人的同情和对好人的抱怨。当一个人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和聪明才智仍不能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时总不免使人感到遗憾，究其原因，是那些好人自始至终，像一根根石头柱子，挡在他的面前，岿然不动。虽然所有的罪恶意图和阴谋诡计在这些石头柱上都无可避免地碰得头破血流，但是这些石头柱子却无法唤起人们的同情。因为墙壁无论多么好看和牢固，要是一心想摘取墙后苹果树上的苹果，那就不可能很欣赏这堵墙壁了。我已经感到，最珍贵、最鲜活的东西正隐藏在这些正人君子的高风亮节的背后……

在龚古尔、格林伍德和巴尔扎克的作品里，没有坏人，也没有好人，有的只是普普通通的人，是非常生动、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不会让人怀疑，他们的言论和所作所为只能够那样说和那样做，不可能换成别的样子。

因此，我明白了，“一本好的、正经的书”无异于一个盛大的节日。但如何找到这样的书呢？裁缝妻子在这方面帮不了我的忙……

“这是一本好书，”她向我推荐阿尔森·古塞[110]的《沾满玫瑰、黄金和鲜血的双手》和贝洛[111]、保罗·德·科克[112]、保罗·费瓦尔[113]的长篇小说，不过我已经在专心致志地读这些书了。

她喜欢马里耶特[114]和魏尔纳[115]的长篇小说，但我觉得他的作品非常枯燥乏味。我也不喜欢施皮尔哈根[116]的作品，但我喜欢奥尔巴赫[117]的短篇小说。欧仁·苏[118]和雨果[119]的作品对我的吸引力也不大，我宁愿读华特·司各特[120]的书。我想读的，是像妙笔生花的巴尔扎克写的那种能够激动人心、让人心花怒放的书。我对那位像瓷人般的女人的兴趣也渐渐淡薄了。

我去见她时，特意穿了件干净衬衫，将头发梳好，尽量打扮得像样子一些——未必就能够做到，不过我还是期待着她看到我这副尊容后跟我说话时能够比较随便和友好一些，她那张白白净净、喜气洋洋的脸上不要总是挂着那副死样活气的微笑。但她却一面微笑，一面用懒散、甜美的声音问我：

“都读完了？喜欢吗？”

“不。”

她微微扬起两道细眉，看了看我，然后叹了口气，用习惯的鼻音说：

“那为什么呀？”

“这方面的我已经读过了。”

“这方面的——什么意思？”

“关于爱情的……”

她眯起眼睛，笑得非常甜。

“哦，不过所有的书都描写爱情呀！”

她坐在一个大沙发椅上，穿一件淡蓝色的睡衣，两只拖着毛皮便鞋的小脚不停地摇晃着，膝头放着一本书，一面打着哈欠，一面用粉红色的手指，敲打着书的封面。

我直想问她：

“您怎么还不搬走呢？因为那些军官们老给您写信，嘲笑您……”

但这话我没有勇气对她说。我拿了一本厚厚的关于“爱情”的书离开了，心里感到既悲伤，又失望。

院子里对这个女人的议论越来越难听，讽刺挖苦、恶语中伤的话越来越多。这些不堪入耳的传言，想必都是胡编乱造的，但我听了心里感到十分窝火，背地里我非常同情这个女人，直为她担心。但当我去找她时，一看见她那敏锐的目光，猫一样灵活的娇小身材和那张总是喜气洋洋的面孔，我的同情与担心便烟消云散，消失得无影无踪。

春天，她突然走了，不知去向。几天后，她丈夫也迁往别处去了。

他们的房子空了下来，等待着新的住户，我进去一看，只见光秃秃的墙壁上原来挂画的地方留着画框的痕迹、弯曲的钉子和钉子钉的窟窿。油漆过的地板上，五颜六色的碎布、纸头、破药盒和香水瓶，散落一地；一枚很大的铜别针在闪闪发光。

我感到有些难过，很想和裁缝师傅这位娇小的妻子再见上一面，跟她说，我是多么感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