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雪了，外公又把我领到外婆的妹妹[72]家了。

“这对你不是件坏事，没有坏处。”他对我说。

我觉得，一个夏天，我经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变老了，也变聪明了，可是这期间东家家那种枯燥无味的生活却有增无减。他们仍和以前一样，由于吃得太多，累及肠胃，经常闹病，因而常常不厌其烦地相互诉说着自己的病情，老太太向上帝做祷告时仍然是那么咬牙切齿，一脸凶相。年轻的女主人生完孩子[73]后人变瘦了，占的空间也小了，但走起路来仍然像个孕妇，大模大样，慢慢腾腾。她在给小孩儿做衣服时，总是小声地唱同一支歌曲：

斯皮里亚，斯皮里亚，斯皮里亚，

斯皮里亚，我亲爱的小弟兄；

我自己坐在雪橇上，

斯皮里亚，你可要在后踏板上站定……

一旦有人走进屋，她马上就不唱了，而且不高兴地嚷嚷道：

“你来干什么？”

我敢说，除了这支歌，别的她什么歌都不会唱。

晚上，东家家的人把我叫到房里，吩咐道：

“怎么样，讲讲你在轮船上是怎么度过的吧！”

我坐在厕所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讲了起来。在这种硬把我送来生活的环境里，回忆另一种生活，我感到非常得意。我讲得津津有味，完全忘记了听众，但是时间不长。两位女主人从来没有坐过轮船，她们问我：

“总是怪怕人的吧？”

我不明白——有什么可怕的？

“要是轮船开到深水处沉下去怎么办！”

东家哈哈大笑，可是我——尽管我知道轮船在深水处是不会沉下去的——却说服不了这两个女人。老太太深信轮船不是在航行，而是在行驶，跟陆地上的大车一样，靠许多轮子在河底行走。

“既然轮船是钢铁建造的，它怎么会浮起来呢？斧子怎么就浮不起来……”

“长柄勺在水里不是也不会沉下去吗？”

“这怎么能比呢！长柄勺很小，又是空的……”

当我讲到斯穆雷和他的书时，他们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老太太说，书都是傻瓜和异教徒们写的。

“那么圣诗呢？大卫王呢？

“圣诗就是经文，连大卫王为圣诗的事还请求上帝宽恕过呢。”

“这话是哪儿说的？”

“是我的手掌说的——我照你后脑勺上来一巴掌，你就知道是哪儿说的了！”

她什么都知道，对一切事情她讲起来都信心十足，而且总是非常牛气。

“一个鞑靼人在佩乔尔卡大街死了，灵魂从喉咙里跑了出来，黑乎乎的，跟煤焦油一样！”

“灵魂是一种精气。”我说。但她很不以为然地甩了一句：

“说的不是鞑靼人的灵魂吗？傻瓜！”

年轻的女主人也害怕书。

“读这种书非常有害，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她说，“我们格列比奥什卡就有一个姑娘，家境不错，只知道读书，读来读去，得，爱上了一个教堂执事。教堂执事的老婆把这姑娘可羞辱得不轻——简直太可怕了！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众人的面……”

有时候，我引用斯穆雷书中的话，其中有一本书里没头没尾地写道：“老实说，火药并不是什么人发明的——它像一切事物一样，是经过一系列长期细致观察和发现后出现的。”

不知什么原因，但我却牢牢记住了这句话，而且特别喜欢“老实说”这三个字，我感到这三个字有一种力量，它们给我带来了许多痛苦——滑稽可笑的痛苦。确实有这样的事。

有一次，东家家里的人要我再给他们讲点关于轮船的事，我回答说：

“老实说，我已经没什么可讲了……”

这使他们大为惊讶，他们叽里呱啦地一通嚷嚷：

“什么？你说什么来着？”

这时四个人一块儿放声大笑起来，嘴里重复着说：

“‘老实说’，啊——老天爷呀！”

连东家也对我说：

“你编得很糟糕，怪人！”

从此，他们很长一段时间就叫我“老实说”。

“喂，‘老实说’！快去把小孩儿弄脏的地板擦一擦，老实说……”

我对这种莫名其妙的讽刺挖苦并不生气，但却使我感到非常惊讶。

我生活在非常苦闷的氛围中，为了摆脱这种情绪，我拼命地干活儿。要干的活儿倒是不少——家里有两个小孩儿，由于主人对保姆不满意，所以他们经常换人。我必须照看两个小孩儿子，每天给他们换洗尿布，每个星期还要到“宪兵泉”[74]去洗衣服，那里的洗衣女工们老是嘲笑我：

“你怎么干起女人的活儿啦？”

有时候，她们把我惹急了，我就抡起湿衣服打她们，她们同样也毫不客气地回敬我，不过跟她们在一块儿，我很开心，也很有意思。

“宪兵泉”顺着峡谷底，流入奥卡河，这条峡谷将城市和一块以古代之神亚里洛[75]命名的土地分割开来。每逢悼亡节[76]，市民们就在这个地方举行游艺活动；外婆告诉我，她年轻的时候，人们还信奉亚里洛，给他上供，祭典他：他们把一个车轮子用麻刀裹起来，外面涂上树脂，然后点着火，推下山去，人们喊着、唱着，看着这个火轮子向奥卡河滚去。如果一直滚到了奥卡河，就说明太阳神亚里洛接受了祭品，这年夏天肯定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洗衣女工们大都信奉亚里洛，她们个个大胆泼辣，能说会道，对全市的生活了如指掌，听她们讲她们的雇主——商人、官吏和军官们的故事，非常有意思。大冬天在冰冷的小河里洗衣服等于是在服苦役，女工们的手都被冻裂了。她们对着小河上的一个木槽，弯下腰，洗着衣服，头上的破棚子陈旧不堪，千疮百孔，根本遮挡不了风雪。她们的脸被冻得鲜红，像针扎一样疼，沾了水的手指头被冻得打不了弯，眼泪一个劲儿地直往下流，可是这些女工们仍然聊个没完，互相讲述各种各样的故事，不管涉及到什么人和什么事，她们全然不在乎。

讲得最好的是纳塔利娅·科兹洛夫斯卡娅，这个女工三十岁开外，富有朝气，身体强健，长有两只爱嘲弄人的眼睛，能说会道，言辞犀利。女友们都很喜欢她，有什么事都跟她商量，她们佩服她干活麻利，衣着整洁，而且还把自己女儿送到中学去学习。当她弯着腰，背着两筐沉甸甸的湿衣服沿着光滑的小路从山坡上往下走时，大家都高兴地迎过去，关心地问她：

“你女儿好吗？”

“还行，谢谢，老天保佑，在学习！”

“瞧吧，她很快就会当上贵太太的，是不是？”

“我也是为了这个才让她去学习的。那帮养尊处优的老爷太太们从哪儿来的呢？都是从我们这些灰头土脑的人中产生的，还能从哪儿来？人们的知识越多，手伸得就越长，捞的东西也越多——而谁捞得多，谁的事业就神圣……上帝派我们来时个个都是愚不可及的孩子，可返回时却要求我们必须成为足智多谋的老人，这就意味着：必须学习！”

她讲起来头头是道，充满自信，大家一声不响，洗耳恭听。人们眼前背后都夸奖她，对她的吃苦耐劳和聪明想法都感到惊讶，但却没有人学她的样子。她用棕褐色的皮靴筒给自己做了一副套袖，这样她胳膊肘以下就用不着光着，也不会弄湿袖子了。大家都说她想的这个办法好，但谁也没有学着去做——我做了一副——她们却笑话我。

“你呀，老跟在一个女人后边学呀！”

关于她的女儿，大家议论说：

“这可是件大事情！是啊，要多一位贵太太了，这容易吗？不过，也许人还没毕业，没准儿就死了……”

“其实有学问的人日子过得也不见得都一帆风顺，就说巴希洛夫吧，他的女儿学呀学呀，最后自己也当了老师。喏，可一旦当上了老师，就是说，成了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了……”

“当然啦！不识字也能嫁出去，有点用处就有人娶……”

“女人的智慧不在脑子里……”

听她们自己如此恬不知耻地议论自己，真令人感到奇怪和难为情。我知道水手、士兵和掘土工人们怎样谈论女人，我也见过男人们总是相互夸耀自己在诱骗女人方面是多么老练，跟她们发生性关系时多么富有活力。我觉得他们对“女人”怀有一种仇视心理，他们大谈自己如何春风得意，大获全胜，但在这些故事的后面，除了炫耀，几乎总有一些东西使我觉得：他们的故事里吹嘘和杜撰多，真实情况少。

洗衣女工们相互不谈自己的风流韵事，但从她们关于男人所谈的种种事情中，我听得出有一种嘲弄和恶意在里面，于是我想，那句话大概是对的：女人是一种力量！

“一个男人，不管在外面怎么折腾，跟什么人要好，最终还得回到女人的身边，这是无法避免的。”有一次纳塔利娅这样说。一个老太婆用伤风了的声音甩过来一句：

“他们还能到哪儿去？连那些什么修士、隐士之类，也纷纷离开上帝，到我们身边来了……”

这些谈话都是在谷底进行的，是在如泣如诉的潺潺流水声和槌打湿衣服的啪啪声的伴奏下，在连干净的冬雪也覆盖不了其肮脏的峡谷里进行的。这些关于一切种群和民族来源秘密的无耻谰言与恶毒谈话，使我感到心惊肉跳，深恶痛绝，它们使我的思想、感情和身边一再发生的“爱情故事”格格不入，在我的观念里，这种“爱情”和下流、****的概念是牢牢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在峡谷里和洗衣女工们待在一起，在厨房里和勤务兵们待在一起，在地下室里和掘土工人们待在一起，毕竟比待在家里要有意思得多，根本没法儿相比，因为在家里，大家的谈话、思想观念和遇到的事情，全是老一套，毫无新意，只能叫人感到苦闷与厌烦。东家一家人生活在一个怪圈内，一天到晚成天就是做饭、吃饭、生病、睡觉，周而复始，没完没了。他们谈论罪恶和死亡，非常怕死。他们像磨盘上的谷粒，挤来滚去，随时都准备着被碾得粉碎。

空下来的时候，我就到干草棚里去劈木柴，想一个人待一会儿，但是很少能够如愿，因为那些勤务兵们老来讲些院子里发生的生活琐事。

叶尔莫欣和西多罗夫是经常到干草棚找我的两个人。叶尔莫欣是卡卢加省人，高个儿，有点驼背，一身粗壮结实的筋肉，小脑袋，两眼无神。他这个人很懒，傻了吧唧，动作慢腾腾的，笨手笨脚，可是只要看见女人，他便像牛一样哞哞地向前奔去，好像要拜倒在女人脚下似的。他很快就能把女厨子和洗衣女工们搞到手，院里的人对他能如此迅速得手都感到非常惊讶，也非常眼红，但是他力大无比，大家又都怕他。西多罗夫是图拉人，人长得干瘪瘦小，一天到晚总是愁眉苦脸，说话轻声细语，咳嗽一下都小心翼翼。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但总是有些怯生生的，他非常喜欢打量一些黑暗的角落，不管他在小声讲述什么，还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但他两眼总是盯住那个比较黑的那个角落。

“你在看什么呀？”

“没准儿老鼠会跑出来……我喜欢老鼠，它们跑来跑去，一声不响……”

我常为勤务兵们往农村代写家信，也帮他们写情书，我挺喜欢帮他们这个忙；但我最高兴的是替西多罗夫写信——每星期六他都及时给他在图拉的妹妹写信。

他把我请到他的厨房，跟我一起往桌旁一坐，便用手使劲划拉自己的小平头，趴在我耳边，小声说：

“好，动手吧！开头这样写：‘我最亲爱的好妹妹，祝你万事如意，身体健康。’该写的都写上！现在，再接着往下写，‘一卢布我已经收到，其实你不用寄，谢谢。我这里什么都不需要，我们生活得很好。’其实我们的生活根本不好，像狗一样，喂，不过这话你不要写上，而要写：‘生活得很好！’她还小，才十四岁，何必让她知道这些呢？往下你就自己写吧，怎么教你的，你就怎么写……”

他坐在我的左边，身子紧贴着我，我耳旁有一股股热烘烘的气味，他一个劲儿地小声唠叨说：

“叫她可别让小伙子们拥抱她，不许他们摸她的**，绝对不允许！写上：要是有人对她甜言蜜语，可不能信他的话，他这是想欺骗你们，糟蹋你们……”

他强忍着咳嗽，本来发白的脸都憋红了；他鼓着腮帮子，眼睛里含着泪水，在桌旁边坐立不安，老是捅我。

“你别妨碍我！”我说。

“没关系，你写吧！千万不要相信老爷们的话，他们骗起姑娘来可是一骗一个准儿。他们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而且什么话都能够说，要是你听信这种人的话，他们会把你卖到妓院里去的。如果你的钱攒够了一卢布，那你就把它交给神父——只要他是个好人，他会替你保管的。不过最好你还是把它埋在地下，别让任何人看见，一定要记住埋在什么地方。”

气窗通风口的铁片发出的吱吱响声，压过了西多罗夫的小声唠叨，听着他这样的唠叨，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我看了看被烟熏火燎的炉门，看了看落满苍蝇的碗柜——这厨房脏得实在让人难以想象，到处都是臭虫，到处都有一种呛人的油烟和汽油味。炉台上、木柴里，蟑螂窸窸窣窣地到处乱爬。我感到内心非常沮丧，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觉得这个勤务兵和他的妹妹简直太可怜了。难道可以这样生活吗？难道这就叫生活得很好吗？

往下写什么，我已经不再听他唠叨了。我写这里的生活很枯燥，日子过得很不开心，而他则一面叹气，一面对我说：

“你写得真不少，谢谢！现在她应当知道该提防什么了……”

“什么也不用提防。”我不高兴地说，虽然我自己对许多事情也担惊受怕。

西多罗夫边咳嗽边笑地说：

“你真是个怪人！怎么能不提防呢？对于老爷们，对于上帝？需要提防的事还少吗？”

他收到妹妹的信后，便惴惴不安地求我：

“劳驾给念念，快点……”

他硬是要我把这封字迹潦草、内容空洞的短信，一连念了三遍。

他这个人心地善良，性情温和，但是对待女人，他跟所有的人一样，像对待狗似的粗暴、简单。我有意无意间，从头到尾，亲眼目睹过他跟女人发生的这种关系，其发展速度之快，令人咋舌，简直不可思议。我看见西多罗夫怎样抱怨士兵生活之艰难，以此博得女人的同情与好感，看见他如何用花言巧语迷住对方，过后又把自己屡屡得手的情况讲给叶尔莫欣听，同时很嫌弃地皱起眉头，连连吐着唾沫，仿佛吃了苦药似的。这事狠狠地刺痛了我的心，我气愤地问这个当兵的：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欺骗女人，对她们撒谎，耍弄她们，然后再把她们转手给他人，而且还经常打她们？”

他只是嘿嘿一笑，说：

“这些事你不用去管，他们这样做是不好，是一种罪过！你年纪还小，对你还早着呢……”

但是，有一次，我得到了一个比较明确、使我难以忘却的回答。

“你以为她不知道我在骗她吗？”他朝我挤挤眼，边咳嗽，边说，“她知道！她自己愿意受骗。在这种事情上大家都在撒谎——像这种事，大家都觉得羞于见人，谁也不爱谁，只不过是在一起玩玩而已！这是很丢人的事，不信，等着瞧，到时候你自己会明白的！这种事必须在夜里进行，白天也得找个黑暗的地方，在贮藏室里，没错儿！为了这种事，上帝将人们赶出了天堂；因为这种事，人人都感到非常不幸……”

他讲得非常好，非常忧伤，而且有悔不当初的意思，这使我对他的**行为觉得情有可原。我对他的态度也比对叶尔莫欣的态度要好一些。我非常恨叶尔莫欣，千方百计地嘲笑他、捉弄他，而且我屡屡得手，常常气得他不怀好意地满院子追我，只是由于他行动笨拙，才很少追得上我。

“这是不允许的。”西多罗夫说。

我知道不允许，但我不相信人们因为这个能造成不幸。而且我看见过有人不幸福，但我不相信是由于这种事情造成的，因为我常常从两个恋人的眼睛里看到一种非同寻常的表情，感到恋爱双方都特别善良，看到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总是件令人高兴的事。

不过，我记得，生活毕竟是变得越来越乏味和严酷了；正如我天天所看到的，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各种关系，永远都是不可动摇、一成不变的。除了眼前每天不可避免要出现的一切，根本不可能想到会有什么改善。

但是，有一次，几个当兵的给我讲了一件让我非常激动的事。

院里有一户住着一个裁缝师傅，在市内一家高级成衣店工作，为人谦虚谨慎，不爱说话，不是俄罗斯人。他老婆长得玲珑娇小，没有子女，没白没黑地成天读书。院里、楼里总是吵吵嚷嚷，到处都是喝醉酒的人，这两口子很少抛头露面，日子过得非常平静——他们从不接待客人，自己哪儿也不去，只是逢年过节时到剧院去看场戏。

丈夫从早到晚一直在班上工作，妻子像个青春少女，每星期两次白天到图书馆去。我常看见她身子摇摇晃晃，好像腿有点瘸似的，一路小碎步在堤坝上走着，她像个女中学生，抱着一摞用皮带捆着的书，两只小手戴着手套，看上去朴实可爱，清新整洁。她生一张鸟儿似的脸，两只小眼睛滴溜溜地直转，整个人显得是那样清纯靓丽，好像梳妆台上摆放的小瓷人。几个当兵的说，她右边缺了一根肋骨，所以走起路来有点摇晃，显得怪怪的，但我觉得这样反而挺好看，一下子就把她和院里其他的夫人们——军官们的妻子——区别开来，尽管这些军官夫人们声音洪亮，衣着华丽，穿着厚厚的裙垫，但她们却像是某种积压物品，长期存放在黑乎乎的贮藏室内，和各种没用的东西堆放在一起，完全被遗忘了。

院子里的人都认为裁缝师傅的这位娇妻有点呆头呆脑，精神不太正常，说她书读太多，都读成书呆子了，连家务都不会做。她丈夫亲自去市场采购食品，亲自向厨娘交代午饭和晚饭吃什么。他们家的厨娘不是俄罗斯人，大块头，性格抑郁，一只眼睛发红，总是泪眼兮兮的，另一只眼睛只剩下一道粉红色的细缝了。院子里的人说，裁缝妻子连炖猪肉和炖牛肉都分不清。有一次她可露大怯了，她去买香芹菜，买回来的却是洋姜！您想想看，简直闹出了大笑话！

在这幢房子里，他们三个全是外来人，好像是偶然落进这个大养鸡场的笼子里似的，这让人想起了那些为躲避严寒，从气窗口飞进人们又闷又脏的居室里的山雀。

这时，几个勤务兵忽然告诉我，说那些军官老爷们打算对裁缝师傅娇小的老婆搞一场恶作剧：他们分别出面，差不多每天都给她写信，诉说对她的爱慕之心、自己内心的痛苦和她如何如何美丽等。她给他们回信说，请他们不要打扰她安静的生活。对于她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她表示歉意，她祈求上帝能帮助他们不要再爱她。收到这样的回信，军官们聚在一块儿，集体朗读，百般嘲笑，然后再以某个人的名义给她写一封回信。

那些勤务兵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自己也笑了，而且大骂裁缝师傅的妻子。

“倒霉的蠢货，不幸的瘸子。”叶尔莫欣瓮声瓮气地说。西多罗夫也小声跟着说：

“任何一个女人都甘愿受骗。她全都知道……”

我不相信裁缝师傅老婆知道他们是在嘲笑她，于是我决定把这个情况告诉她。我瞅准她家厨娘去地窖的时候，赶紧从后楼梯跑到裁缝老婆的房子里，溜进厨房——那里空无一人，走进她的房间。裁缝老婆在桌旁坐着，一只手端着一个沉甸甸的镀金茶杯，另一只手——拿着一本打开了的书。她被吓了一跳，将书捂在胸前，低声喝道：

“你是谁？奥古斯塔！你是什么人？”

我急急忙忙、前言不搭后语地对她说起来，心想她会不会拿书或茶杯向我摔过来。她坐在一把很大的深红色的沙发椅上，身上穿一件天蓝色的宽松的连衣裙，下摆上缀着天鹅绒的穗子，领口和袖口都镶着花边，浅褐色的波浪式长发，披散在肩头。整个一个仙女下凡。她紧靠在椅背上，用圆圆的眼睛看着我，起初显得很生气，随后有点惊讶，面带微笑。

当我把想说的话都告诉她后，这时候我已经没有什么勇气了，便转身向门口走去。这时她冲我喊道：

“站住！”

她把茶杯随便往托盘上一放，把手里的书往桌子上一扔，交叉着双手，用成年人那种低沉的声音说道：

“你这孩子也真够怪的……过来，走近一点！”

我非常谨慎地走了过去；她拉住我一只手，用她那纤细的、冷冰冰的手指抚摸着，问道：

“没有谁教你来告诉我这些话吧，是不是？喏，好吧，我看得出，我也相信——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主意……”

松开我的手后，她闭上眼睛，慢条斯理地轻声说：

“原来那些臭当兵的在谈论这事！”

“您还是从这儿搬走吧。”我郑重其事地劝她说。

“为什么？”

“他们会缠着您不放的。”

她愉快地笑起来，然后问道：

“你上过学吗？喜欢读书吗？”

“我哪有时间读书。”

“只要你喜欢读，就能够找出时间。喏，谢谢你了！”

她把手里攥的一枚银币递给我——我羞于收下这冷冰冰的玩意儿，但又不敢拒绝她，于是我走的时候把它放在楼梯扶手尽头的立柱上了。

这女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对于我来说全然是新的，犹如在我面前升起一片朝霞，为此，我高兴了好几天，总是回忆起那宽敞的房间和坐在天蓝色沙发椅上的宛若天仙的裁缝师傅老婆。周围的一切都是我从未见过的，非常漂亮——豪华的金色地毯，就在她的脚下，冬天的阳光，透过窗上银色的玻璃照射进来，使她周围显得暖洋洋的。

我很想再次看到她，——如果我去向她借书，将会怎么样呢？

我真的这样做了，又一次看到了她——还是那个地方，她手里还是拿着一本书，但她一边脸上包着一块红褐色的头巾，一只眼睛有些发肿。裁缝师傅太太把一本黑色封面的书递给我时，含混不清地说了句什么。我带着书离开那里时有点郁郁不乐、怅然若失的感觉，那书上散发出一股木馏油和茴香油的气味。我把书用干净的衬衫和纸包好，藏在阁楼上，生怕东家家里人拿去给弄坏了。

东家订了《田地》周刊，那是为了收集服装剪裁式样和它办的增刊，并不是真的为了阅读，不过他们看过里面的插图后，便都收藏在卧室的柜子里，年底将它们装订成册，收在床底下，那里已经放有三本《绘画评论》[77]了。我擦洗卧室的地板时，脏水就流到了这些书的下面。东家订了一份《俄国信使报》[78]，每天晚上看的时候他总要骂上几句：

“真是见鬼了，他们干吗写这样的东西！无聊透顶……”

星期六，在阁楼上晾晒衣服时，我想起了那本书，便把它拿出来，打开，读了开头一行：“房子和人一样，各有自己的面孔。”这句话写得如此贴切，令我不胜惊讶，我站在气窗边，开始往下读，一直读到我都快冻僵了才停下来。晚上，东家一家人都去做晚祷告了，我把书带到厨房，一门心思地读起来，书页已经破旧发黄，像秋天的树叶。这本书一下子便把我带进了另一种生活，让我接触到许多新的人名和关系，看到许多善良人物和阴险狡诈的坏蛋——他们不同于我经常见到的那些人。这是克萨维耶·德·蒙特庞[79]的一部长篇小说，跟他其他的作品一样，小说篇幅很长，涉及的人物、事件很多，主要刻画鲜为人知的、急剧变化的生活。小说的描写简洁明快，令人惊讶，字里行间仿佛有一道亮光，照出了善恶，帮助人们去爱去恨，让读者全神贯注地关注那些生活在底层的芸芸众生。小说使人立刻产生一种要给主人公出主意想办法的强烈愿望，全然忘记了这突然呈现在面前的一切只不过是满纸谎言而已。在斗争的跌宕起伏中，完全忘记了自我，被书中的故事所控制，读这一页时眉飞色舞，读下一页时又痛不欲生。

我读得如醉如痴，听到大门铃响，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是谁在按铃，为什么按铃。

蜡烛已经差不多快点完了，烛台上的蜡油我早上刚刚才擦过，本该由我照看的长明灯忽然从支架上滑落下来，熄灭了。我在厨房里急得团团转，一心想掩盖我所犯过错的痕迹，于是我赶紧将书藏到炉灶下面，把长明灯放好。这时保姆从房间里跑了出来。

“你耳朵聋了？没听见门铃在响！”

我急忙跑去开门。

“在睡懒觉吗？”东家厉声问道。他老婆吃力地在上楼梯，抱怨是我让她感冒了；老太太嘴里骂骂咧咧。在厨房里，她一眼就看见那支快点完了的蜡烛，一再追问我刚才在干什么。

我一声不吭，好像从高处什么地方掉下来似的，垂头丧气，直怕她发现那本书，而她则吵着说我要把房子烧掉。东家和他妻子过来吃晚饭，老太太向他们抱怨说：

“瞧，整支蜡烛都点完了，房子也会烧掉的……”

晚饭时，他们四个人七嘴八舌地把我数落个够，把我以前有意无意间犯的过错都翻出来说说，还拿死来威胁我，但我知道，他们这样说既不是出于恶意，也没有什么良好的用心，纯粹是因为无聊。把他们和书中的人物一比，便会奇怪地发现：他们是多么空虚和可笑啊。

现在，他们吃饱喝足了，一个个拖着沉重的身子，疲倦地分头睡觉去了。老太太向上帝发了一通牢骚后，爬到炉灶上，一声不响了。这时，我起来从炉灶下面把书取出来，走到窗前。晴朗的夜晚，月光直接照进了窗口，然而书上的字迹太小，看不大清楚，但是偏偏我又特别想看。于是便从厨架上拿起一只铜锅，用它把月光反射到书上——谁知这样反而更糟，变得更加暗了。这时我站在墙角的长凳子上，靠近圣像，站在那里，凑着长明灯的光线读，后来读累了，就倒在凳子上睡着了，是老太太又推又叫把我喊醒的。她手里拿着书，使劲用书打我的肩膀；她气得面红耳赤，横眉怒目，光着脚，穿一件衬衫，使劲仰着她那一头棕红色头发的脑袋。维克多从**大声喊道：

“妈妈，您就别嚷嚷了，好不好！还叫不叫人活了……”

“这下我的书算完了，非被他们撕毁不可。”我想。

喝早茶的时候，他们审问我。东家严厉地问道：

“你从哪儿弄来的书？”

两个女人争吵不休，相互打断对方的话头。维克多怀疑地闻了闻书页，说道：

“有一股子香水味儿，千真万确……”

当他们知道书是神父的后，大伙儿又仔细地看了看，对于神父竟然看这种小说，感到既吃惊，又愤怒，但这毕竟使他们感到稍稍有点放心，虽然东家一再语重心长地跟我说：读这种书是十分有害和危险的。

“看看那些所谓的读书人，他们把铁路都给炸了，想搞暗杀……”[80]

女主人又急又怕地喝住丈夫：

“你疯了吗！跟他说什么呀？”

我把蒙特庞的小说拿给西多罗夫，跟他说是怎么回事，西多罗夫接过书，一声不响地打开一个小箱子，取出一条干净毛巾，把小说包好，藏在箱子里，对我说：

“别听他们的，到我这儿来读好了，我绝对不跟任何人说！如果你来时我不在屋，钥匙就在圣像后面挂着，你自己打开小箱子，拿出来看就是……”

东家家里的人对这本书的态度，一下子提高了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书中一定有重要而可怕的秘密。至于有些什么“读书人”在什么地方炸毁了铁路，想暗杀什么人，这我不感兴趣，但我却想起了以前我忏悔时神父曾向我提出的问题和中学生在地下室里读书的情形，想起了斯穆雷关于“正经书”的一番话和外公讲的关于巫师与共济会员的故事：

“在英明君主亚历山大·巴甫雷奇[81]当政的时候，一些贵族在巫术和共济会思想的蛊惑下，打算将全体俄罗斯人民出卖给罗马教皇，这帮异教徒！这时，阿拉克切耶夫[82]将军用事实揭穿了他们，无论他们的职位、头衔有多高，一律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服苦役——在那里，他们一个个像蚜虫似的自生自灭……”

这时我想起了“日全食时的满天星斗”“格尔瓦西”和像煞有介事的俏皮话：

“好奇心强的门外汉想打听我们的事呀！你们的眼力不行，永远也打听不清楚！”

我感到自己正处在某种重大秘密的门口，成天如痴如醉，疯疯癫癫，只想赶紧把那本书读完，生怕放在西多罗夫那里给弄丢了，或者他把书给弄破了。到那时我怎么向裁缝师傅的妻子交代呢？

可是，那老太太死盯住我，不让我往勤务兵那里跑，而且唠叨个没完：

“整个一个书虫子！那些书只能教人学坏，学得**不羁，就说她吧，那个嗜书如命的女人，成了什么样子了——自己到市场买东西都不会，只知道跟那些军官们鬼混，大白天就接待他们，我知道！”

我真想大吼一声：

“不是这样！她没有跟人鬼混……”

但是我担心，我一为裁缝妻子辩护，老太太会不会马上想到这书就是她的呢？”

有几天时间，我的情绪坏极了——精神恍惚，焦虑不安，觉也睡不好，直担心蒙特庞那本书会出事。正好，有一天，裁缝师傅家的女厨子在院子里叫住了我，说：

“请把书还回来吧！”

我趁午饭后东家一家人都躺下休息的时候，一个人来到裁缝妻子那里——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心情有些压抑。

她还是我头一次看见她时的那副样子，只是穿的衣服有点变了——她穿一件灰裙子，黑天鹅绒上衣，**的脖子上戴着一个绿松石十字架，看上去很像一只雌性的灰山雀。

我跟她说，我还没有来得及读完，他们不许我读。这时，我既感到委屈，又觉得很高兴能见到她，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呸，这些人真是愚蠢！”她说着，皱起了两道细眉。“可你们东家竟然长着一张很有教养的面孔。你别急，不用伤心，我来想想办法。我给他写封信！”

我听后吓了一跳，急忙向她解释，说我对东家家里人撒了谎，说书不是从她这里，而是从神父那里借来的。

“别写，请不要写！”我恳求她说，“他们会嘲笑您，会骂您的。因为院子里的人谁都不喜欢您，都在嘲笑您，说您是个傻女人，缺一根肋骨……”

说完后，当时我就知道我的话说多了，伤了她的自尊心——她紧咬着上嘴唇，像骑在马上似的，使劲拍了一下大腿。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真希望有个地缝能让我钻进去，但裁缝妻子这时往椅子背上一靠，开怀大笑起来，一再说：

“哎呀，太愚蠢了……太愚蠢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她仔细地看着我，自问自答地说，然后，叹了口气，说，“你呀，是个很奇怪的孩子，非常奇怪……”

我站在她身边，往镜子里一照，看见一张高颧骨、宽鼻梁的脸，前额上有一大块青紫斑；头发很久都没有剪过了，乱蓬蓬地向旁边支棱着——这就是她所说的“很奇怪的孩子”吗？奇怪的孩子跟精致的小瓷人可不一样……

“那天我给你的零用钱，你没有拿走。为什么呀？”

“我不需要。”

她叹了口气。

“喏，那有什么办法！要是他们允许你读了，你就来找我，我借给你书……”

梳妆台上放了三本书，数我还回来的那一本最厚。我看着它，心情很忧郁。裁缝的妻子向我伸出一只粉红色的小手。

“喏，再见！”

我小心翼翼地碰一下她的手，便赶紧离开了。

也许大家议论她的话都是对的——她确实什么都不懂，明明是一枚二十戈比的硬币，可她把它叫作零用钱，完全像个小孩儿子。

不过这一点我挺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