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傍晚时我睡着了，醒来后，我的两条腿也有了知觉；这时我把腿从**放下来，站在地板上——可是它们却又不听使唤了，但是我已经有了信心：相信我的腿是好的，将来还可以走路。这太让人兴奋了，我高兴得叫了起来，把全身的重量都放在两条腿上，可是我摔倒了，不过我立刻向门口爬去，沿着楼梯往下爬，我能够清楚地想象出，楼下的人看见我时有多么惊讶。

不记得我是怎样来到母亲房间的了；我坐在外婆的膝盖上，有好多我不认识的人站在她的面前，一个穿绿衣裳的干瘪老太婆嗓门比谁都高，她严厉地说：

“给他灌马林果汁，把头包起来……”

她浑身上下都是绿颜色——连衣裙是绿的，帽子是绿的，脸也是绿的，甚至眼睛下面那颗痣上长的一撮毛也像一撮青草似的。她的下嘴唇向下耷拉着，上嘴唇往上翻着，看我的时候露出她那满嘴的绿牙，还用那只戴着绣有花边的无指黑手套的手半遮着眼睛。

“她是谁呀？”我小心地问道。外公不耐烦地回答说：

“她也是你奶奶……”

母亲嘿嘿一笑，把叶夫根尼·马克西莫夫[160]推到我跟前说：

“他就是你父亲……”

她的话说得很快，听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马克西莫夫眯起眼睛，俯下身跟我说：

“我送给你一盒油彩。”

屋子里非常明亮，前面一个角落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有一台银质枝形灯，五根蜡烛同时都点着，蜡烛中间是外公心爱的圣像——“勿哭我，圣母”，圣像衣饰上的珍珠在灯光的映照下光彩夺目，清澈明亮，圣像头顶金色光环上镶嵌的红宝石闪闪发光。有几张模糊不清的圆脸，从外面紧贴在临街的玻璃窗上，他们一声不吭，把鼻子都挤扁了；周围的一切仿佛在向某个地方飘动，而那位一身绿色的老太婆用她那冰冷的手指摸了摸我的耳朵说：

“一定要让他喝，一定……”

“他晕过去了。”外婆说罢，便抱着我向门口走去。

但我并没有晕过去，我只是闭上了眼睛；当她抱着我上楼的时候，我问她：

“这事儿你怎么早不告诉我呢？……”

“你呀，算啦，别说了！”

“你们在骗人……”

她把我放到**后，自己便一头扑在枕头上，放声大哭起来，浑身都在哆嗦，肩膀抖动得很厉害，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她抽抽搭搭地说：

“你也哭吧……都哭出来……”

我不愿意哭。阁楼上又暗又冷，我浑身发抖，连床都直摇晃，发出吱吱的响声，那个绿色老太婆就站在我的面前。我假装着睡着了。后来外婆走了。

几天来，日子过得单调乏味，空虚无聊，犹如一条小溪在潺潺流过；事情说好后，母亲便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时家里变得非常安静，但我的心情却十分压抑。

一天早上，外公手里拿一把凿子，走到窗前，要动手拆除冬天窗户上的防寒板条。外婆端来一盆水，带着抹布，外公小声地问她：

“怎么样，老太婆？”

“什么怎么样？”

“高兴了吧，是不是？”

她像在楼梯上回答我时那样回答他：

“你呀，算啦，别说了！”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现在却具有特殊的含义，它包含着一件人人都知道但却心照不宣的令人伤心的事。

外公小心翼翼地拆下窗户上的防寒板条，放到一边，外婆将窗户打开——花园里马上传来了椋鸟的鸣叫和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一股春回大地的泥土芳香涌进了屋内，炕灶上浅蓝色的瓷砖有些发白，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望着它们，令人不禁感到有些寒意。我从**下了地。

“不能光着脚走路。”外婆说。

“我想去花园看看。”

“等等再去吧，那里的地还湿着呢！”

我听不进她的话，甚至一看见大人心里就烦。

花园里到处已经吐出了新绿芽，苹果树上的叶芽、花蕾，正含苞待放，彼得罗夫娜房顶上的青苔已经发绿，看上去令人心旷神怡；周围有很多鸟儿在自由飞翔；欢快的叮当声，清新的空气，扑鼻的芳香，令人心醉神迷，头晕目眩。在彼得伯伯自杀的那个土坑里，满目都是被积雪压得乱七八糟的枯草，看上去乱糟糟的，一点春天的气息都没有；那被烧得发黑的一根根木头，显现出一副败落相，因此，整个土坑给人的印象是令人生厌，而且绝对多余。我真想将那些杂草统统拔掉，踩碎，把这些破砖碎瓦、烧焦的木头拿走，把一切肮脏的废物统统清理掉，从而给自己在土坑里营造一个干净的空间，夏天可以避开大人，一个人到这儿来住。说干就干，于是，我立刻动手，花了很长时间；这件事使我避开了家里发生的许多事情，尽管有时候仍不免生气，但日复一日，对它们的兴趣也就淡漠了。

“你怎么总噘着嘴呀？”外婆和我母亲时不时地老这样问我，她们这样问我时，我总感到有些尴尬，其实我并没有生她们的气，只是感到我在这个家里处处都是个局外人。午饭、喝晚茶和吃晚饭时，那个一身绿色的老太婆经常就坐在旁边，很像旧篱笆上的一根腐朽的木桩。她的眼睛像是用无形的针线缝合在脸上的，轻易就能从干瘪的眼眶内鼓出来，转动起来非常灵活；她什么都能看见，什么都能发现，谈到上帝时，她眼睛望着天花板，要是谈到家务事，两只眼睛便垂到了脸上。她的眉毛像是用麦麸做成粘上去的。她的牙齿很大，而且外露，总在不声不响地咀嚼着她塞进嘴里的一切东西；而她在拿东西的时候总是滑稽地将手往下弯着，小拇指翘得老高；耳垂下各有一个骨质小球晃来晃去，耳朵一动一动的，连那颗痣上的一撮绿毛也跟着在微微颤动，仿佛是在她那满是皱纹的、干净得令人讨厌的皮肤上慢慢地蠕动。她和她的儿子一样，浑身上下异常洁净，让人不好意思和他们靠近，也不便接触。最初几天，她总想把一只死人般的手伸到我嘴边让我吻，可是她手上有一股子喀山产的黄肥皂和乳香的气味，于是我转身就跑。

她经常对她的儿子说：

“男孩子一定得好好教育，懂吗，热尼亚？”

他听话地低下脑袋，眉头紧锁，一声不吭。在这位绿老太婆面前大家都皱着眉头。

我恨透了这个老太婆，也恨她的儿子，为此我挨过不少的打。有一次吃午饭的时候，她瞪大眼睛跟我说：

“哎呀，阿廖申卡，你干吗这样狼吞虎咽的，这么大的块儿就一口吞下！会噎着你的，亲爱的！”

我把那块东西从嘴里掏出来，用叉子扎着，递给她说：

“要是觉得可惜，您就拿去吧……”

母亲把我从饭桌上拉开，让我到阁楼上去，弄得我很没面子，外婆来看我，她捂着嘴，哈哈大笑，说：

“哎呀，老天爷！你也太胡闹了，基督保佑你……”

我不喜欢她捂着嘴的样子，便躲开她，爬到屋顶上，在烟囱后面坐了很久。是的，我很想胡闹一通，对所有的人恶语相向，而且我很难克制这种愿望，但是没办法，不得不克制：有一回，我在我未来的继父和奶奶的椅子上抹了些樱桃树胶，他们两人都被粘住了；这件事太可乐了，但外公把我揍了一顿；母亲到阁楼上来看我，把我拉到跟前，用两个膝盖使劲夹住我，说：

“听着，你干吗要这样使坏呢？要知道，你这样做叫我多伤心呀！”

她眼睛里饱含着泪水，把我的头紧紧贴在她的脸上，她这样让我难过极了，还不如把我打一顿呢！我说，我再也不会对马克西莫夫母子使坏了，永远不会，但愿母亲不会再哭了。

“是啊，这就对了，”母亲小声说，“不要再淘气了！我们很快就要举行婚礼，然后去莫斯科，回来后，你就跟我住在一块人。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人很好，也很聪明，你会跟他和睦相处的。你将来要上中学，然后上大学，就跟他现在一样，然后，当博士。想干什么都可以，有了学问就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了。现在你去吧，玩儿去吧……”

她一连用了好几个“然后”，我觉得这些“然后”是通往深处某个地方的阶梯，距离她越来越远；黑洞洞的，漆黑一片，孤身一人，我不喜欢这样的阶梯。我很想对母亲说：

“求求你，别嫁人了，我养活你！”

但这话我没有说。母亲常常唤起我对她的无限亲情与思念，但要把这些想法说出来，我一直下不了决心。

在花园里，我的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我手拔、刀砍，清除了杂草，将土坑四周塌陷的地方用碎砖砌起来，再砌一个宽大的平台，这样不仅可以坐人，甚至可以躺下。我找来许多彩色的玻璃片和餐具碎片，填在砖缝里，抹上灰泥，这样太阳一照，土坑里马上便显得喜气洋洋，五彩纷呈，像置身于教堂一样。

“这主意很不错！”有一次外公看了我的工程后这样说，“只是杂草会长得比你还高，必须把它们连根拔掉！我来帮你用铁锹把地翻一翻，去把铁锹拿来！”

我取来了铁锹，外公清了清嗓子，朝手上吐了一口唾沫，然后一只脚踩着铁锹，把它深深踩进肥沃的土壤里。

“把草根捡出去！以后我帮你栽上向日葵与锦葵——肯定能够成活！长好……”

这时，他弯下腰，扶着铁锹，忽然不说话了，在那里发愣；我仔细瞧了瞧他——只见眼泪正从他那双像狗一样聪明的小眼睛里不住地往下滴呢。

“你怎么啦？”

他打起精神，用手掌擦了擦脸，泪眼模糊地看了看我。

“我出汗了！快瞧，那么多蚯蚓！”

然后他又开始翻地；这时他突然说：

“你干的这些活，都算是白干！瞎耽误工夫，小伙子。因为很快我就要把房子卖掉。大概入秋前就卖。我需要钱，给你母亲做嫁妆用。是的，但愿她能够过上好日子，上帝会保佑她……”

他扔下铁锹，挥了一下手，便到浴室后面去了；他在花园一角有几间小温室；于是我便动手挖地，刚一开始就碰伤了脚指头。

这样我便无法陪母亲到教堂去参加她的婚礼了，我只能把她送到大门外，看着她挽起马克西莫夫的胳膊，低着头，小心翼翼地走在砖砌的人行道上，踏着从砖缝里长出来的青草，好像走在一颗颗钉子上似的。

婚礼很冷清；从教堂里回来，大家喝茶时，情绪都不高，母亲当即换下婚纱，到卧室去收拾箱子了；继父坐到我身边，对我说：

“我答应过送给你油彩，可是这城里没有好的，我自己用的又不能给你，等我到莫斯科后，给你寄来……”

“我要油彩有什么用？”

“你不喜欢画画吗？”

“我不会。”

“好吧，我给你寄别的礼物。”

母亲走过来说：

“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你父亲一考完试，结束学业，我们马上就回来……”

他们跟我说话像跟大人说话一样，这一点我心里感到非常舒服，但我有点纳闷的是，一个长了胡子的人怎么还要上学呢？于是我问他：

“你在学习什么呀？”

“土地测量……”

我也懒得问：这究竟是干什么的？家里安静得令人心烦，只听见有一种收拾毛料子的窸窣声；真希望夜幕能尽快降临。外公背靠着炉灶站在那里，眯缝着眼睛望着窗户；那个一身绿色的老太婆在帮助我母亲打点行装，唠唠叨叨，哼哼咳咳，而外婆中午就喝醉了酒，为了顾全面子，家里人把她送到阁楼上，门上落了锁。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便走了；临行前她拥抱了我，把我轻轻地从地上抱起来，用一种从未见过的目光看着我，亲吻我，说：

“喏，再见了……”

“跟他说，让他听我的话。”外公望着天空，脸色阴郁地说；这时天空刚出现红霞。

“好好听外公的话。”母亲说着，在我胸前画了个十字。我期待着她还能再说点什么，可是被外公给打断了，因此我非常生外公的气。

他们坐上一辆轻便马车，母亲的裙子下摆不知钩在什么地方了，她解了好长时间，显得非常烦躁。

“去帮她一下呀，你没看见吗？”外公对我说。

我没有去帮忙，当时我的心情坏透了。

马克西莫夫在马车上耐心地把穿着蓝窄脚裤的两条长腿摆放好，外婆往他手里塞了一包什么东西，他把它放在膝盖上，用下巴顶着，惊讶地皱起了他那张苍白的脸，拉长声调说：

“够——了……”

那位绿色老太婆和她的大儿子——一位军官——坐到另外一辆轻便马车上，她正襟危坐，像画上画的一样，她儿子却在用马刀把拨弄自己的大胡子，而且直打哈欠。

“这么说，您这是去打仗了？”外公问道。

“没错儿！”

“这是件好事。土耳其人就是该打[161]……”

他们走了。母亲几次回过头，向我们挥动手绢，外婆一只手扶着墙，哭得泪人似的，另一只手也在空中不停地挥动；外公也一直在流泪，不断地揉着眼睛，他小声断断续续地说：

“这事儿不会有……好结果……不会……”

我坐在一个石墩上，看着两辆马车一颠一颠地往远处驶去，眼看着它们转过弯去；此时此刻，我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一下子被关了起来，紧紧地关闭住了。

天色尚早，各家各户的百叶窗还在关着，街上冷冷清清——我从未看见过大街上如此空旷冷清，死气沉沉。只听见远处有牧人吹笛子的声音，吹得没完没了，实在烦人。

外公扶着我的肩膀说：

“我们喝茶去吧，看来你是命中注定——非跟我一块儿生活不可了；我们俩就跟火柴与石头一样，你就在我身上划吧！”

从早到晚，我和外公一直默默地在花园里忙活；他平整畦土，绑扎马林果，清除苹果树上的苔藓，捻死小毛虫，而我却一直在营造和装饰我那个小窝。外公把烧焦了的那一段木头砍去，在地上插了几根木棍，我把鸟笼分别挂在上面；我用干草编成草帘子，盖在长凳上遮挡阳光和露水，把我这儿收拾得舒舒服服，停停当当。

外公说：

“你自己学着给自己营造一个舒适的处所，这对你很有益处。”

我非常珍惜他的话。有时候，他躺在我搭的草铺上，慢条斯理地开导着我，好像他的话是很不容易才说出来的。

“现在你和你母亲已经一刀两断，她另外有了孩子，她对他们比对你要亲。这不，你外婆又开始喝起酒来了。”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仿佛在倾听什么，然后又很不情愿地开了口，语气非常沉重。

“这是她第二次开始喝酒了，米哈伊尔被征兵时她也喝过。当时她这个老糊涂劝我掏钱给他买了一个免役证。他要是当了兵，说不定日后还能变一个样子……哎呀，你们这些人呀……我活不了多久了。就是说，将来就剩下你一个人，什么事情都得你自己操心，自己照料自己，明白吗？喏，就是这样。必须学会自食其力，不能依赖别人！要安分守己、老老实实地做人，但一定要倔强！大家的意见要听，但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办……”

整个夏天——当然恶劣天气除外——我都是在花园里度过的；遇上温暖的夜晚，我甚至在那里过夜，就睡在外婆送给我的那块羊毛毡上；有时外婆自己也在花园里过夜，她抱来很多干草，摊在我的床边；然后她躺下来，随便什么事她都能跟我讲很长时间，其间，她往往突然停下来，插话说：

“瞧，一颗星星陨落了！不知是谁的纯洁的灵魂在思念大地母亲了！就是说，现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好人诞生了。”

再不，有时候她指给我看：

“你瞧，出现了一颗新的星星！多么明亮！啊，上天呀，上天，你是上帝光辉的法衣……”

外公嘟囔着说：

“怎么这样不懂事，你们这样会感冒生病的，没准儿还会引起中风。小偷进来，会掐死你们的……”

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太阳落山时，天空会出现一条条燃烧的河流，当这些河流燃烧殆尽时，金光灿灿的红色灰烬，会撒落在花园天鹅绒般的大片绿茵上，然后，周围的一切，在温暖、昏暗的笼罩下明显地在变暗，在扩展，在膨胀；充分沐浴了阳光的树叶往下耷拉着，草儿都垂向地面；一切都变得更加柔和，更加朦胧，空气中散发出各种淡淡的香味，它们像音乐那样沁人肺腑，亲切宜人，这时正好有乐声传来，来自远处的旷野：是兵营里的军号声。夜幕在降临，人们心中不禁涌起一种强烈的、像母亲的爱抚那样令人振奋的**；宁静用它那温暖的毛茸茸的手，轻轻地抚摸着人的心扉，拂去心头上一切应该忘掉的东西——白天沾染上的一切有害的细小灰尘。一个人躺在那里，仰望天空，观看闪烁的群星，遐想深邃的夜空，这是多么惬意的事啊！这无限深邃的夜空，越看越高，越能够不断发现新的星星，它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够把你从地上托起，而且——说起来也怪——不知是整个大地在你面前变小了，还是你自己神奇地长高了，变大了，和周围的一切融为一体了。夜，越来越黑，越来越静，但是感觉灵敏的琴弦无处不在，而且它的每一个音响——无论是小鸟梦中鸣叫，刺猬跑动的响声，还是什么地方忽然传来的悄声细语——都显得非常独特，与白天的声音就是不同，因为它被充满爱心的、敏感的寂静凸显出来了。

远处传来了手风琴的演奏声和女人的笑声，有用马刀砍击人行道上砖头的声音，还有狗的尖叫声，这一切都没有必要，多此一举，是日暮途穷的白昼所留下的最后几片残叶。

有时候，夜深人静，在荒郊野外，或者大街之上，忽然传来醉鬼们的喊叫声，有人在急速奔跑，迈着沉重的脚步，这些都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不值得注意了。

外婆很长时间没有睡着，她躺在那里，双手放在脑后，不觉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她激动地在给我讲述着什么，至于我是不是在听她的故事，这一点看来对她毫不重要。她非常善于选择故事，每次讲的内容，都能够使夜晚变得更加有趣，更加美丽。

听着她那富有节奏的叙述，我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醒来时鸟儿已经在歌唱了；阳光照在脸上暖洋洋的；早晨的空气在徐徐流动，苹果树叶子上的露珠被纷纷抖落下来；湿润的草地在阳光照耀下像水晶一样清澈透明，显得愈发鲜艳漂亮；薄薄的雾气在青青的草地上冉冉升起，徘徊缭绕。只见雪青色的天空里霞光万道，紫气千条，整个天空变得更蓝了。云雀在展翅飞叫，直插云天；一切色彩和声响像雨露一样滋润着人们的心田，使人有一种平静喜悦的心情，希望赶快起来做点什么，和身边的一切生灵和睦相处，共同生活。

这是我毕生最安静和感受最多的一段时间，也正是这个夏天，我形成并建立了对自己力量的自信心。我变得孤僻了，不愿与人交往；我明明听见奥夫相尼科夫家的孩子们在喊叫，但是我不愿意去找他们；表哥们来了，我一点也不感到高兴，反而担心他们可能会毁坏我花园里的建筑——我独立干成的第一件事。

外公的话我也不爱听了，因为他的话越来越没有意思，整天长吁短叹，唠叨个没完。他开始经常跟外婆吵架，赶她出门；她不是到雅科夫舅舅那里，就是到米哈伊尔舅舅那里去住。有时一连几天都不回家；于是外公只好自己做饭，经常烫着自己的手，疼得他嗷嗷直叫，破口大骂，摔碟子砸碗，显得特别不耐烦。

有时候，他来到我的草棚子里，找块草皮，舒舒服服地坐下，长时间地注视着我，一声不吭，然后突然问道：

“你为什么一句话不说？”

“不为什么。怎么啦？”

他开始教训我说：

“我们不是有钱的老爷。没有人来教我们。我们得自己去弄明白事情的道理。书倒是有，那是为别人写的，学校也是给别人盖的，根本没我们的份儿。一切都得靠自己……”

这时他陷入了沉思，蔫头耷脑的，一动不动，像哑巴似的，简直有些吓人。

秋天，外公把房子卖了；卖之前不久，有一天喝早茶的时候，突然，他阴沉着脸，态度坚决地向外婆宣布：

“喏，老婆子，我一直养活你，养活到现在——也够了！以后你自己挣饭吃吧。”

外婆对他的这些话根本不在乎，好像她早就料到他会这样讲，而且正等着他这样说呢。她不慌不忙地取出鼻烟壶，放在自己海绵似的鼻子下闻了闻，说道：

“喏，好吧！既然如此，那就这么办吧……”

外公在山脚下一条死胡同里租了两间房子，是一幢老房子的地下室，光线非常阴暗[162]。搬家时，外婆拿来一只系着长带子的树皮鞋，把它扔进炉灶里，然后蹲下身，对家神爷祷告说：

“家神爷呀，家神爷，这是给你预备的雪橇，请你跟我们一块儿迁往新居，寻求新的幸福……”

外公从院子里往窗内一望，大声喊道：

“看我拉不拉他走，异教徒！别给我丢人了……”

“哎呀，当心，老头子，说这种话是要倒霉的。”她严肃地警告说，但外公咆哮如雷，不许她把家神爷请过去。

家具等各类杂物，他卖给了几个收破烂的鞑靼人，有两三天时间，他一直在和他们讨价还价，甚至破口大骂；外婆隔着窗子看着他们，时而伤心落泪，时而不禁发笑，她低声喊道：

“让他们拿走吧，不要了……”

我也快要哭了，舍不得我的花园，我的小草屋。

搬家时我们用了两辆大车，我坐的那一辆，上面堆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颠簸得很厉害，简直就要把我抛出去了。

有两年左右的时间——直到我母亲去世——我一直就是在这种颠簸不定、不知要把我抛向何处的感觉中度过的。

外公迁到地下室后不久母亲就回来了，她脸色苍白，人变瘦了，眼睛也大了，眼里流露出炽热、惊异的神色。不知为什么，她对什么东西都要仔细察看一遍，好像头一次看见外公、外婆和我似的，她认真地打量一切，一句话没有，而继父则一直在屋子里晃来晃去，小声地吹着口哨，不时地咳嗽几声，背抄着手，指头一直在乱动。

“天哪，你长得可真够快呀！”母亲用热烘烘的双手捧着我的脸对我说。她的衣服样子非常难看——穿一件又宽又大的棕色连衣裙，肚子挺得老高。

继父向我伸出了手：

“你好哇，小老弟！喏，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他闻了闻周围的空气，说：

“知道吗，你们这里可真够潮湿的！”

他们两个好像经过长途跋涉，已经非常劳累，衣服皱皱巴巴的不说，还磨出了窟窿；现在他们什么都不需要，只想躺下好好休息一下。

大家都在闷着头喝茶，外公看着雨水如何在冲刷窗户上的玻璃，问道：

“这么说，全都烧光了？”

“全都烧光了，”继父的语气非常肯定，“我们俩算侥幸逃了出来……”

“是啊，大火可不是儿戏。”

母亲俯在外婆的肩膀上，在她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外婆眯缝着眼睛，好像害怕强光刺激似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沉闷了。

这时外公突然开口了；他的话非常尖刻，语气平静，声音很高：

“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先生，我听说根本就没有失火，只是你玩牌把什么都输光了……”

屋子里鸦雀无声，像在地窖里一样；茶炊在突突作响，雨点在抽打着窗上的玻璃，后来母亲说：

“爸爸……”

“爸爸什么，啊？”

外公大发雷霆：

“还要怎么样？难道我没跟你说过三十岁的人不要嫁给二十岁的小伙子吗？这下你可好，找了一位翩翩少年！你是贵族小姐吗？是不是呀，闺女？”

四个人全都在大喊大叫，继父的嗓门最大。我跑进过道里，坐在木柴上，简直被惊呆了：母亲仿佛换了一个人，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在屋子里时还不太明显，但是到了这里，在昏暗的过道里，我清楚地回想起了她以前的样子。

后来，不知为什么，我不记得是怎样到了索尔莫沃[163]的。我们住的房子，一切全是新的，墙上没有贴壁纸，木头墙的缝隙里填的都是絮麻，墙缝里有很多蟑螂。母亲和继父住两间窗户临街的房子，我和外婆住在厨房里，房顶上有个天窗。工厂烟囱像一个个又粗又黑的手指头，耸立在厂房的上空，滚滚浓烟，被寒风一吹，整个村子里烟雾弥漫；在我们所住的冰冷的房间里，经常有一股呛人的煤烟味。一大早，汽笛像狼嗥一样地呜呜吼叫着：

“呜——呜——呜……”

要是站在长凳上，透过窗子上面的玻璃，顺着一排排屋顶，在灯光的映照下，可以看见工厂敞开的大门，它像一个老年乞丐张开的没有牙齿的黑洞洞的嘴巴，密密麻麻的人群蜂拥而入。到了中午，汽笛又响了；工厂大门的两片黑嘴唇又张开了，好像打开的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被工厂咀嚼得疲惫不堪的人们一股脑地被吐了出来，他们像一股黑色的洪流涌向大街，街上白毛风肆无忌惮地催赶着人们回到自己家里。村子上空难得看到天日：时间长了，房顶上，雪堆上，蒙上一层烟尘，像是另外加上了一个罩——灰灰的、淡淡的；它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想象力，以它那郁闷、单一的色调使人感到头晕目眩。

每当夜晚，工厂上空就浮现出一片烟雾缭绕的火光，把一个个烟囱的上端照得非常明亮，看上去这些烟囱好像不是从地面向上耸起的，而是从这片烟雾中垂落下来的，其间，它喷出烟雾，吐出火光，咆哮着，吼叫着。看着这一切，简直令人作呕，无法忍受，一种寂寞难耐的怒火在噬咬着你的心。外婆当起厨娘来了——她每天做饭、拖地、劈柴、担水，从早到晚，忙个不停，躺下睡觉时已经是累得精疲力竭，哼哼咳咳，长吁短叹了。有时候，厨房的活干完了，她穿上短棉袄，把裙子下摆往腰里一掖，便要进城去：

“去看看老头子在那儿过得怎么样……”

“带我一块儿去吧！”

“会把你冻坏的，瞧，外面的风有多大！”

她在风雪交加的旷野里得走七俄里的路才能到达城里。母亲怀孕了，脸色发黄，身上裹一条带穗子的灰色破披肩，还显得有些冷。我恨透了这件披肩，因为它破坏了母亲高大、匀称的身材，我也讨厌披肩上的那些穗子，把它们一个个都揪了下来；我恨这所房子、工厂和这个村子。母亲脚上穿一双破毡鞋，挺着个大肚子，不住地咳嗽，肚子一起一伏的，难看极了；她那蓝灰色的眼睛目光呆滞，透着几分恼怒，她常常一动不动地盯着光秃秃的墙壁，目光像钉在了墙上似的。有时她望着窗外的大街，能花上整整一个钟头；这条街很像人的颌骨，一部分牙齿因老化而变黑了，东倒西歪的，另一部分牙齿已经脱落，镶上了新牙，但因为技术不佳，镶上去的牙齿很不合槽，显得过大。

“我们为什么要住在这里？”我问。她回答说：

“哎呀，你就别问了……”

她很少跟我说话，一张嘴就像下命令似的：

“快去，递给我，给我拿来……”

他们很少放我到街上去，每次从街上回来，我都被外面的孩子们打得鼻青眼肿，打架成了我唯一的爱好和享受；我乐此不疲。母亲用皮带抽我，但这种惩罚更加刺激了我，下一次我和那些孩子打得更凶，而母亲对我的惩罚也更加严厉。有一回，我警告母亲，说要是她再打我，我就咬她的手，然后跑到野外，冻死在那里，母亲吃惊地把我一把推开，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你这头小野兽！”

在我的心目中，那种被称为爱的绚丽多彩、沁人肺腑的感情，已经黯然失色，我对一切都充满了仇恨，心里常常爆发出一阵阵无名孽火；在这种单调乏味、死气沉沉的环境中，那种难以忍受的不满情绪和孤掌难鸣的感觉已经渐渐泯灭了。

继父对我十分严厉，他跟我母亲也很少说话；他老爱吹口哨，总是咳嗽，午饭后喜欢站在镜子面前，拿根牙签，仔细剔着他那参差不齐的牙齿，一剔就好长时间。他跟我母亲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总是气鼓鼓地对她用“您”称呼，他的这种称呼“您”的态度，使我大为恼火。吵架时他总是把厨房门关得紧紧的，显然是不希望我听见他的话，但我还是听见了他有些低沉的说话声。

有一次，他跺着脚，大喊大叫：

“就因为您挺着个难看的肚子，我根本没法请客人到家里来，唉，你这头母牛！”

我先是一惊，简直肺都要气炸了；我从吊**一跳而起，脑袋狠狠地撞着了天花板，舌头都被咬出了血。

每到礼拜六，工人们成群结队地到继父这里来卖代币券，这种券在工厂开办的店铺里去领取，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们[164]，而继父花半价把这些券买下来。他在厨房里接待工人们：神气活现地坐在桌旁，眉头一皱，接过代币券说：

“一半卢布。”

“叶夫根尼·瓦西里耶夫，凭天地良心……”

“一半卢布。”

这种黑暗、愚蠢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母亲临产前，我被送到外公家去了。这时外公已经搬到了库纳维诺镇，在沙子街一幢两层楼房里租了一个小房间，有俄式炉灶和两个朝院子的窗户；这条街沿山坡而下，一直通往纳波尔教堂墓地的围墙。

“怎么啦？”外公问道，他一看见我便尖声笑了起来，“人们常说，朋友亲不如亲妈亲，看来现在应该说：亲妈还不如外公这个老鬼亲！哎呀，你们这些人啊……”

我还没来得及仔细看看新的环境，紧跟着，外婆和母亲抱着一个婴儿便到了，原来继父因为盘剥工人被工厂开除了，但是他出去到什么地方活动一下，火车站马上便聘他当了售票员。

过了好长一段无所事事的日子，他们又把我送到母亲那里去了——她住在一幢砖房的地下室里——母亲立刻就把我送进了学校；从第一天起，学校就让我感到非常讨厌。

我上学时脚上穿的是母亲的一双旧皮鞋，大衣是用外婆的一件外套改的，里面穿一件黄衬衫，下身穿一条“散腿裤”；这身打扮马上遭到同学们的嘲笑，他们笑话我的黄衬衫，给我起个外号叫“囚犯”[165]。我和小伙伴们很快就混熟了，但老师和神父不喜欢我。

老师是个秃头，脸色发黄，经常流鼻血，他进教室时鼻子里塞着棉花；他坐到讲桌后面，鼻音很重地开始讲课，有时一句话讲了半截突然就停住了，这时，他把棉花球从鼻孔里拔出来，左看看，右看看，一个劲儿地直摇头。他有一张很普通的脸，面色黄里透青，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脸上皱纹里有一种类似铜锈的东西；他那双目光呆滞的眼睛，看上去完全是多余，特别是把他的整个面孔都丑化了；他一直令人讨厌地死盯着我的脸，使我总想用手掌在脸上擦一把。

有好几天我都坐在第一组头排的位置上，几乎挨着老师的讲桌，这让我简直受不了，好像除了我他谁都不看，只听见他操着浓厚的鼻音，说道个没完：

“彼斯（什）科夫，请换一件衬衣！彼斯（什）科夫，腿不要乱动！彼斯（什）科夫，你的鞋里又往外流水了！”

为此，我想出了个恶作剧，决定狠狠报复他一下：有一次，我弄来半个冰镇西瓜，挖去瓜瓤后，穿上线，连在光线阴暗的过道门的滑轮上。这样门打开的时候，西瓜就上去了，当老师随手将门带上时，西瓜便像帽子一样，直接扣在老师的秃头上。学校门卫拿着老师的条子，把我送回到家里；为了这场恶作剧，我又受了一顿皮肉之苦。

另外一次，是我往老师抽屉里撒了一些鼻烟末，害得他连连打喷嚏，上不成课，只得派他的女婿来代课；此人是一位军官，他命令全班一起唱《上帝保佑沙皇》和《自由啊，我的自由》。谁唱错了，他就用尺子敲他的脑袋，不知为什么，他敲的声音特别响，非常可笑，但是并不疼。

教神学的老师是一位神父，人年轻，又漂亮，一头浓密蓬松的头发；他不喜欢我，是因为我没有《新旧约使徒》这本书，还因为我老模仿他说话的样子。

一进教室，他的第一件事就是问我：

“彼什科夫，书带来了没有？对，书带来了吗？”

我回答说：

“没有。没有带来。的确没带。”

“什么？‘的确没带’？”

“没带。”

“那好，你回家去吧！对，回家去。因为我不想教你了。没错，我不想教了。”

对此，我并不感到太伤心；我离开了教室，一直到下课，我都在镇上肮脏的街道上闲逛，仔细观察镇上热闹的生活。

神父的相貌有点像耶稣基督，端庄文雅，仪表堂堂，有一对温柔体贴的女人般的眼睛和一双纤细的小手；这双手无论接触到什么东西，同样都使人感到温暖可爱。每样东西——无论是书、尺子，还是羽毛——他拿起它们时的动作都十分优美，好像这东西都是有生命的，非常娇嫩，他很喜欢它们，生怕由于自己不小心而伤着了它们。他对学生们可没有这样温和，但他们还是很喜欢他。

尽管我的学习还算凑合，但没过多久，我就被告知：我被学校开除了，说我的操行不及格。我非常懊丧，这会使我面临一场巨大的灾难：母亲的脾气越来越不好，打我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救星来了，赫利桑弗主教[166]突然来到了学校；他很像一个魔法师，记得他的背还有点驼。

主教的个子很矮小，穿一件宽大的黑衣服，头上戴一顶非常滑稽的长筒帽；他坐在讲台上，把两只手从袖筒里伸出来，说：

“喏，我的孩子们，咱们谈谈吧！”

这时教室里立刻变得十分温暖、快乐，这种愉快的氛围，以前从来没有过。

他问了许多学生，最后把我叫到讲台前，严肃地问道：

“你——多大了？才这么点儿大？小老弟，你长得可够高的了，啊？是不是经常在雨地里站来着，啊？”

他把一只手——它又干又瘦，而且留着长长的指甲——放在讲台上，另一只手捋着稀疏的胡子，慈眉善目地望着我的脸，提议说：

“这样吧，你给我讲一段圣经中你喜欢的故事，好吗？”

当我告诉他，说我没有书，没有学过圣经时，他正了正头上的长筒帽，问道：

“怎么能这样呢？要知道，这是必须学习的呀！不过，也许你知道或听别人讲过些什么？你会背圣诗？好呀！还会背祷告词？嗨，你瞧！连使徒传也会背？还会朗诵诗？你简直是无所不能呀。”

这时，我们那位教神学的神父赶到了，他赶得满脸通红，上气不接下气；主教向他表示了祝福，但当神父讲到我的时候，主教扬起手说：

“请等一下……好吧，你就讲讲圣徒阿列克谢的故事吧……”

“多好的诗篇呀，孩子，是不是？”当我忘记了某句诗，背不下去时，他说，“你别的还会背什么？……大卫王的故事呢？我很想听听！”

我看得出，他真的是在听，他很喜欢诗；他问了我很长时间，然后突然停下来，急切地向我打听：

“你学过背圣诗？谁教你的？是慈祥的外公？他很凶？真的吗？你是不是非常淘气呀？”

我犹豫起来，但我还是说了：是。老师跟神父说了好多话，肯定了我的所思所想；主教听了他的介绍，垂下眼睛，然后叹了口气，说：

“听见都说你什么了吗？喏，你过来！”

他把手放在我的头上。我闻到一股檀香的气味。他问我：

“你为什么那么淘气？”

“学习太没意思了。”

“没意思？孩子，这话你说得可有点不对。要是你觉得学习没意思，那么你学习的成绩肯定很差，然而老师们说你学习的成绩很好。就是说，这里一定有别的原因。”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在上面写道：

“彼什科夫·阿列克谢。是这样。孩子，你毕竟得收敛一些，不能太淘气了！有一点淘气——是可以的，但过分淘气，人们就讨厌了！孩子们，我说得对不对？”

大家异口同声，高兴地回答说：

“没错儿！”

“你们都不太淘气吧？”

孩子们嘿嘿笑着说：

“不，也淘气着呢。非常淘气！”

主教往椅子背上一靠，使劲搂住我，令人惊讶地说：

“这种事呀，我的孩子们，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就是个大淘气包！孩子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主教的这番话把大家——甚至老师和神父——都逗乐了。

孩子们都笑了，主教向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巧妙地启发大家，使他们相互展开争论，活跃现场气氛。最后他站起来说：

“好了，淘气的孩子们，非常高兴和你们在一起，不过，现在我该走了！”

他举起一只手，把袖筒一直捋到肩膀，然后挥动胳膊，为大家画了个十字，并祝福说：

“我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祝福你们，祝你们好好学习，发奋用功！再见。”

大家齐声喊道：

“再见了，大主教！请您一定再来。”

他戴着长筒帽，频频点头说：

“我一定来，一定来！给你们带书来！”

离开教室时，他对老师说：

“让他们放学回家吧！”

他拉着我的手来到过道，小声跟我说：

“你呀，应该收敛一点，说好了？我知道你为什么搞恶作剧！好了，再见，孩子！”

我感到非常激动，心中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难以平静下来；老师让全班同学都放学回家了，他把我一个人留下来，跟我说，今后我应该比水还要安静，比小草还要服帖，我听的时候很上心，也很乐意。

神父穿皮大衣的时候亲切地跟我说：

“今后你应该来听我的课！是的，应该来。但是——要老老实实地坐着听！对，老老实实。”

我在学校里的事情总算过去了——可是在家里又闹出了事端：我偷了母亲一卢布。这是一桩没有事先预谋的罪行。

有一天晚上，母亲有事出去了，让我在家照看小孩子；我闲着没事儿，随便打开继父的一本书——大仲马的《医生札记》[167]——发现书里夹着两张票子——一张是十卢布的，一张是一卢布的。书我看不懂，便把它合上了，但我忽然一想，一卢布不仅能够买一本《使徒传》，大概还可以买一本关于鲁滨孙的书[168]。不久前我在学校里听说有这么一本书；当时天气很冷，是课间休息的时候，我正在给同学们讲童话故事，突然有一个同学很不以为然地说：

“童话故事——尽是胡说八道，那鲁滨孙才真正叫故事呢！”

有几个读过鲁滨孙故事的同学都夸这本书好，不喜欢听我外婆讲的故事，这使我非常生气，当时我就下定决心，非读读鲁滨孙不可，到时候我就可以说：鲁滨孙同样是胡说八道！

第二天，我带着《使徒传》和两本破烂不堪的安徒生[169]童话，还有三俄磅[170]白面包和一俄磅的香肠，来到了学校。弗拉基米尔教堂[171]围墙旁边有一家光线很暗的小店，那里就有关于鲁滨孙的书——书很薄，书皮是黄的，第一页上画了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人，头上戴一顶很高的皮帽子，肩上披了张兽皮，我一看就不喜欢，可是那两本童话故事，别看它们破破烂烂，光看外表就觉得非常可爱。

午间休息时我把面包与香肠和同学们分着吃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读一篇非常好听的童话《夜莺》——它一下子就抓住了大家的心。

“在中国，所有的居民都是中国人；皇帝本人也是中国人，”记得这句话使我感到既惊异，又舒畅，因为它是那样朴实无华，像一支其乐融融的乐曲，以及某种非常美妙的东西。

由于时间原因，我未能在学校里把《夜莺》读完；回到家里，母亲正在炉灶前攥着煎锅把儿煎鸡蛋，她用一种奇怪的、压低了的声音问我：

“你拿了一卢布吗？”

“拿了；瞧，这就是我用它买的书……”

她举起煎锅把儿就打我，而且打得相当狠，安徒生的童话也给收走了，藏到永远也找不到的地方了，——这比打我一顿还让我痛苦。

有好几天我都没去学校上学，在这段时间内，大概我继父把我拿钱的事迹讲给他的同事们听了，而他的同事们又告诉了自己的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把这件事又传到了学校，所以我一到学校，人们便给我起了个新的绰号——小偷。简洁、明了，但是——有失公正：因为我没有隐瞒那一卢布是我拿的。我试图对这件事进行解释，但没有人相信我，于是我回家对母亲说，我不再去上学了。

母亲又怀孕了，样子显得很憔悴；她坐在窗前正在喂弟弟萨沙吃东西，一双痛苦的眼睛绝望地看着我，像鱼一样张着嘴巴。

“你胡说，”她小声说，“谁都不知道你拿了一卢布的事。”

“不信你可以去问。”

“是你自己说出去的吧。喏，你说，是你自己说的吧？当心我明天亲自去了解个明白，究竟是谁散布到学校去的！”

我说出一个学生的名字。母亲当即皱起眉头，显得很无奈的样子，眼泪马上就流出来了。

我回到厨房，躺在自己的**——我的床是在炉灶后用木箱子搭起来的——听见母亲在房间里低声地哭泣：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我躺在那里，实在受不了那被烤得热烘烘的抹布的油腻味，于是起来到院子里去，可是母亲喊住了我：

“你到哪儿去？去哪里？过来！”

后来，我们坐在地板上，萨沙躺在母亲的腿上，直揪她连衣裙上的扣子，边摇晃着脑袋边说：

“扣扣。”他的意思是想说：扣子。

我坐在那里，紧紧偎依着母亲，她搂住我说：

“我们是穷苦人家，我们的每一戈比，每一戈比……”

后面的话，她一直没说出来，只是用那只发烫的胳膊使劲搂住我。

“这个浑蛋……王八蛋！”她忽然说出我曾经听见她说过的那个词儿。

萨沙也学着说：

“蛋，蛋！”

这小孩很怪：笨手笨脚的，脑袋特大，有一双漂亮的蓝眼睛，喜欢东张西望，经常笑眯眯的，仿佛在期待着什么。他开始学话的时间特早，从来没哭过，总是乐呵呵的。他身体很虚弱，勉强会爬，一看见我就非常高兴，挣着要我抱；他喜欢用他那柔软的、不知为什么散发出紫罗兰香味的小手指头摆弄我的耳朵。他死得很突然，因为没有得什么病；上午还好好的，和平常一样，高高兴兴，可是到了傍晚，当晚祷钟声响起的时候，他已经躺在桌子上不会动了。这事发生在第二个弟弟尼古拉刚出生不久的时候。

母亲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我又顺利地回到了学校，但是我又一次被送回到外公的身边。

有一天喝晚茶的时候，我从院子里正要走进厨房，忽然听见母亲撕心裂肺地喊道：

“叶夫根尼，我求你了，求求你……”

“一派——胡言！”继父说。

“可我明明知道你要到她那儿去！”

“那又怎么样？”

两个人沉默片刻，母亲咳嗽一阵说：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听见继父在打母亲，我便冲进屋内。只见母亲跪倒在地上，背和胳膊肘靠着椅子，挺着胸，仰着头，呼哧呼哧地喘不过气来，眼睛的神色非常可怕；而继父却穿得干干净净，一身新制服，飞起他那长长的腿，对准母亲的胸口就是一脚。我从桌子上抓起一把镶银的骨把刀子——它是我父亲身后留给我母亲的唯一物品，平时用来切面包——竭尽全力向继父的腰间刺去。

幸好母亲一把将马克西莫夫推开了，刀子从他腰旁擦边而过，把制服戳了个大窟窿，只是划破了他一点皮。继父哎呀一声，捂住腰从屋子里跑了出去，母亲一把抓住我，把我从地上提起来，大吼一声，把我摔到地板上。这时继父急忙从院子里跑回来，把我拉到一边。

晚上，已经很晚了，继父还是从家里出去了，这时母亲到炉灶后来看我，她轻手轻脚地拥抱我，吻我，哭着说：

“对不起，是我不好！可是，亲爱的，你怎么能？怎么可以动刀子呢？”

我对她说，我要杀死继父，然后我自己也自杀。我这话完全是发自内心，而且我完全明白它的含义。我想，我能够做得出来，至少我会试一试。直到现在，他那条穿着镶有鲜艳饰边裤子的该死的长腿还清楚地出现在我眼前，我亲眼看见他是如何飞起长腿，脚尖对准一个女人的胸口踢过去的。

一想到野蛮的俄国生活中这令人感到压抑的种种劣迹，有时我会反问自己：这种事值得去谈吗？但每次我都满怀信心地对自己回答说：值得！因为这就是活生生的丑恶的现实，至今也还没有消亡。这种现实必须从根本上加以认识，以便把它从人们的记忆和心灵中，从我们整个痛苦与可耻的生活中连根拔除。

我之所以描写这些丑恶现象，还有另外一个更加积极的原因。尽管这种丑行令人反感，使我们备感压抑，使许许多多心灵美好的人感到难以生活下去，但俄罗斯人的心灵毕竟还是健康和年轻的，他们正在消除，而且将来一定能够消除这种丑恶行径。

我们的生活之所以是那样惊心动魄、发人深省，不仅是因为它有滋生各种禽兽不如的败类的肥沃土壤，而且还因为穿过这层土壤，一种光明的、健康的、富有创造性的力量，正在顺利地成长起来，人们善良的本性在增长，它唤起了我们恢复人类美好生活的永不泯灭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