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是个礼拜六，我一大早就到彼得罗夫娜家菜园子里去捕捉灰雀，网张了很久，可这些大模大样的红肚皮小鸟就是不往网子里钻；它们一面炫耀自己的美丽，一面在银白色的冰面上，蹦来跳去；它们时而飞上冰霜覆盖的灌木枝头，宛如一朵朵鲜花开放其间，还不时地抖动身子，摇落许多晶莹透明的雪花。此情此景是如此之美，甚至未捕到灰雀也变得无所谓了，不值得懊恼；我不是个捕鸟迷，我更喜欢的是捕鸟的过程，而不是结果；我喜欢观察小鸟们的生活，心里总是想着它们。

一个人坐在茫茫雪原的边缘，倾听小鸟儿在冬日洁白可鉴的宁静中叽叽的叫声，真是令人心旷神怡；而在远处什么地方，俄罗斯冬天发愁的云雀和过路的三套马车的铃声，在歌唱中渐渐远去……

我在雪地里直打寒战，感到耳朵要被冻僵了，于是我便收起网子和鸟笼，翻过外公家花园的围墙，回家去了，我看见临街的大门敞开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农民正在把一辆很大的带篷雪橇从院子里往外拉，雪橇上套有三匹马，个个身上冒着热气，赶雪橇的农民高兴地吹着口哨；我心里头一震。

“谁来了呀？”

赶车的转过身来，手搭在额头上看了看我，然后跳到驾驶座上，对我说：

“神父呗！”

喏，这事跟我没关系；既然是神父，那大概是找房客的。

“驾，小鸡们！”那农民吆喝道，一面打着口哨，抖动缰绳，催马上路；三匹马齐心协力，向田野里奔驰而去，我从后面望着它们，把大门半掩上，但是，当我走进空****的厨房时，旁边屋子里便传出了母亲大声说话的声音，字字句句听得都非常真切：

“现在怎么办——非置我于死地不可吗？”

我没脱外面的衣服，把鸟笼一扔，便往过道里跑去，正好一头撞在外公身上了；他一把抓住我的肩膀，直眉瞪眼地看着我的脸，喉咙里像有个很难咽下去的东西似的，哑着嗓子说：

“你母亲来了，去吧！等一等……”他用力摇了我一下，使我差一点没站稳脚跟，然后又把我向门口一推，说：“去吧，去吧……”

我一头撞在包着毛毡和漆布的门上，由于天气寒冷和内心激动，我两手一直在发抖，摸了半天还没有摸着门把手；最后，我轻轻地推开房门，站在门槛旁，只觉得头晕目眩。

“瞧，他这不是来了，”母亲说，“天哪，都长这么大了！怎么，不认识我了？瞧你们给他穿的衣服，也真是……连耳朵都冻白了！妈妈，快给我拿点鹅油[132]……”

她站在屋子中间，弯着腰帮我脱下衣服，她把我像转皮球似的转来转去；她高大的身躯穿一件红色的柔软暖和的连衣裙，又宽又大，像农民穿的长袍，黑色的大纽扣从肩膀——斜着——一直缀到裙子下摆。这种款式的连衣裙以前我从没有见过。

她的脸我觉得比以前小了，变小了，也更白了，而眼睛则显得大了些，眼窝更深了，金黄色的头发更亮了。她把我脱下来的衣服往门槛边一扔，撇了撇深红色的嘴唇，一脸很嫌弃的样子，只听见她发号施令的声音：

“怎么不说话呀？高兴吗？呸，这么脏的衬衫……”

接着，她用鹅油擦了擦我的耳朵；我感到很疼，但从她身上散发出的清新的香味减轻了我的疼痛感。我紧挨着她的身子，看着她的眼睛，心里非常激动，而且，我从她的话里听到了外婆那声音不大，但是不堪其忧的声音：

“他现在的主意可大了，谁都管不了他，连外公都不怕……哎呀，瓦里娅，瓦里娅……”

“喏，别抱怨了，妈妈，他会好起来的！”

和母亲相比，周围的一切，显得都很渺小、可怜和老朽，我也感到自己像外公一样老了。她用膝盖把我紧紧夹住，用她那沉重而温暖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发，说：

“应该理发了。也到该上学的时候了。想学习吗？”

“我已经学过了。”

“还应该再学一些。嘿，你长得真够结实的，是吗？”

她一面逗我玩，同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这笑声使我感到非常温暖。

这时外公进来了，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头发乱蓬蓬的，两只眼睛通红；母亲用一只手把我推开，大声问道：

“喏，怎么样？爸爸！要我走吗？”

他站在窗前，用指甲在玻璃窗的冰层上刮来刮去，很长时间，一声不吭，周围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使人感到非常难受；像往常一样，在这种紧张时刻，我全身上下都长满了眼睛和耳朵，胸腔也莫名其妙地鼓胀起来，我直想大声地喊叫。

“列克谢，你出去一下。”外公低声说。

“为什么？”母亲问道，又把我拉到她自己身边。

“你哪儿也别去，我不允许……”

母亲站起身，像一块早霞的彩云，在屋子里款款飘动着；她在外公背后停住了脚步。

“爸爸，请听我说……”

他转过身来，对她尖声尖气地说：

“你给我闭嘴！”

“告诉您，我不许您对我大喊大叫。”母亲平静地说。

外婆从沙发上站起来，伸出一个指头，吓唬她说：

“瓦尔瓦拉！”

这时外公坐到椅子上，嘟嘟囔囔地说：

“等一下，我是谁？啊？你怎么能这样跟我说话呢？”

这时他突然大发雷霆，连声音都变了：

“你把我的脸面都丢尽了，瓦里卡！”

“你出去。”外婆对我说；我来到厨房，心情感到非常压抑；我爬到炕灶上去，很长时间我都一直在听隔壁的谈话——他们时而大家一齐说，相互打断对方的话头，时而大家忽然都不说了，好像一下子都睡着了似的。他们在谈论妈妈生了一个孩子而且把他送了人的事，但难以理解的是，外公为什么那样恼火：是因为妈妈生孩子没跟他打招呼，还是因为她没把孩子给他带回来呢？

后来，外公到厨房里来了，头发乱蓬蓬的，满脸通红，样子很疲惫；外婆跟在他身后，一面用衣襟擦着脸上的眼泪；外公坐在凳子上，两手撑着凳面，猫着腰，浑身直打哆嗦，紧紧咬着发灰的嘴唇；外婆跪在他面前，低声但热诚地说道：

“老爷子，你还是饶了她吧，看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你就饶了她吧！不光我们这样人家会出这种事，那些老爷、商人家里，这样的事还少吗？一个女人——长得又这么漂亮！唉，你就原谅她吧，要知道，谁能没点错呢……”

外公伸直腰，往背后的墙上一靠，望着外婆的脸，痛苦地冷笑着，同时抽抽搭搭、嘟嘟囔囔地说：

“是啊，那还用说！不原谅又能咋样？什么人你不原谅？所有的人你都原谅，可不是吗，唉，你们这些人啊……”

他弯下身，抓住外婆的肩膀，使劲地摇晃着她，小声地对她快速地说：

“可只怕上帝对谁都不会原谅的，不是吗？我们都是快进坟墓的人了，上帝还要进行惩罚，临了临了——我们是既没有安宁，也没有快乐——而且也不可能有！因此——你一定要记住我这句话！——我们会沦为叫花子的，非饿死不可！”

外婆拉着他的手，坐在他身边，小声、轻松地笑了。

“这有什么不得了的！瞧把你吓的——沦为叫花子！喏，叫花子就叫花子呗。记住，到时候你就坐在家里，我出去讨饭——不用怕，人们会施舍给我的，我们饿不着！你什么都别管！”

他忽然嘿嘿一笑，像山羊似的扭转脖子，一下搂住外婆的脖子，紧紧地抱着她；憔悴、瘦小的他抽抽搭搭地说：

“唉呀，你这个傻瓜，一个从不知发愁的傻瓜，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你呀，这个傻瓜，什么都不知道怜惜，什么也不懂得！你想想看：要是我们两个不卖力干活，我不为他们遭那么多的罪，喏，即便是现在，即使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对于他们来说，会怎么样呢……”

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我一下子从炉灶上跳下来，向他们扑了过去；我高兴得号啕大哭起来，因为我没想到他们的谈话是那么融洽，那么投机；我为他们也感到难过，因为我母亲回来了；还因为他们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让我和他们一块儿哭泣，他们两个人一起拥抱我，紧紧地搂住我，一个劲儿地直掉眼泪，而外公这时在我耳边冲着我的眼睛小声说：

“哎呀，你这个小鬼头也在这里！现在好了，你母亲回来了，你可以跟她在一块儿了，你外公这个老鬼，整天对你吹胡子瞪眼睛的，现在该滚一边去了，是不是？你外婆对你总是宠着、惯着，也该靠边了，啊？唉，你们这些人啊……”

这时他松开两手，把我和外婆推开，站起身，气鼓鼓地大声说：

“所有的人都想走，大家都想袖手一旁——各奔前程……喏，还不把她叫过来！快去叫呀……”

外婆从厨房里出去了。这时外公低着头，冲着墙角说：

“仁慈的上帝啊，瞧，你都看见了，全看见了吧！”

于是他用拳头使劲扑通扑通地捶打着胸部；我不喜欢他这副样子，一般地说，我不喜欢看他在上帝面前祷告，他好像总爱在上帝面前瞎吹。

母亲来了，她的红色连衣裙顿时使厨房亮堂了许多；她坐在桌旁的长凳上，外公和外婆分别坐在两边，她那宽大的衣袖搭在他们两人的肩上；她轻声细语，但态度严肃地在讲述着什么；两位老人默默地听着，也不插话。此时此刻，他们两个则变成了小孩子，好像她是他们的母亲似的。

由于兴奋，我感到有些劳累，便在吊**睡着了。

傍晚，两位老人像过节似的穿戴打扮一番，要去做晚祷告；外婆高兴地直向我递眼色，让我看看外公；只见他穿着行会会长的礼服，貂绒皮大衣，下面是散腿裤[133]；外婆瞟了母亲一眼，对她说：

“瞧你父亲这身装束，变成一只洁净的小山羊了！”

母亲高兴地笑了。

当房间里只剩下我和妈妈的时候，她坐到沙发上，把双腿盘起来，两个巴掌一拍，说：

“到我这儿来！说说，你生活得怎么样——不好，是不是？”

我生活得怎么样？

“不知道。”

“外公打你吗？”

“现在不怎么打了。”

“是吗？你随便跟我讲讲，想说什么都行，好不好？”

我不想讲外公的事；我开始讲，就在这间房子里，住过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但是谁都不喜欢他，因此外公不愿意把房子租给他住。看来，母亲并不喜欢听这个故事，她说：

“喏，还有别的事吗？”

我讲了那三个小孩的事，讲上校把我赶出院子的事，母亲紧紧地搂住我。

“这个浑蛋……”

这时她一声不吭，眯起眼睛看着地板，直摇晃脑袋。我问她：

“外公为什么生你的气？”

“我对不住他。”

“要是你把孩子给他带回来就好了……”

她身子往后一仰，眉头一皱，紧紧咬着嘴唇，接着，她使劲地搂住我，哈哈大笑起来。

“你呀，真是个冤家！不要再说这事了，听见了吗？别再提了——甚至连想都不要想！”

她小声地在说些什么，说了很长时间，态度严厉，听不太明白，然后，她站起身，开始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一面用手指敲着下巴，两道浓眉一纵一纵的。

桌上点燃的蜡烛在往下淌油，映照在空空的镜面上，一些黑乎乎的影子在地上晃动；一盏长明灯在屋角圣像的面前发出微弱的亮光；结了冰的玻璃窗上涂了一层银色的月光。母亲环顾四周，好像想在光秃秃的墙壁和天花板上寻找什么。

“你什么时候睡觉？”

“稍微再等一会儿。”

“是啊，你白天已经睡过了。”母亲想起来了，叹了口气。我问她：

“你想要走吗？”

“去哪里？”母亲吃惊地回应一句；她捧着我的头，久久地看着我的脸，看得我的眼泪都出来了。

“你怎么啦？”

“脖子疼。”

我的心也在疼；我马上感觉到：她不会在这个家里住下去的，她一定要走的。

“你将来肯定像你父亲，”她用脚把毡垫踢到一边，对我说，“外婆跟你讲过他的事吗？”

“讲过。”

“外婆很喜欢马克西姆，非常喜欢！而且他也喜欢你外婆……”

“我知道。”

母亲看了看桌上的蜡烛，皱起了眉头；她把蜡烛熄灭后，说：

“这样好一些！”

的确，这样屋内的空气要新鲜、清洁一些，不再有那些黑乎乎的影子了，地板上现出许多月光的亮点，窗户玻璃上显现出许多金灿灿的火花。

“你在这儿之前住在什么地方？”

她仿佛在回忆早已忘了的事情，举了好几个城市的名字，而且一直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像鹰一样在无声地盘旋不定。

“那你从哪儿弄的这件连衣裙？”

“我亲手缝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做的。”

令人高兴的是，她跟谁都不像；但叫人难受的是，她很少说话；要是不问她，她干脆一句话也没有。

后来，她又挨着我坐到沙发上；我们坐在那里，一声不吭，互相紧紧靠着，一直坐到两位老人家从教堂里回来；他们一身蜡烛和香火的气味，显得庄重沉稳，和蔼可亲。

晚饭既丰盛，又隆重，像过节一样；大家在饭桌上很少说话，非常谨慎，好像生怕把什么人吵醒似的。

不久，母亲就开始努力教我学习“普通”识字课本了；她买了好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叫《国语》[134]；几天工夫我便学会念普通读物了，但母亲马上又让我学着背诗，从此，我们相互间的麻烦就开始了。

诗中说：

一条大道长又宽，

上帝的田野没少占……

不用斧铲来修筑，

马踏路面起尘烟。[135]

我把“田野”错念成了“普通”，把“铲”字错念成了“坎”字，把“马踏”错念成“马踢”了。

“喏，好好想想，”母亲开导我说，“究竟是什么？是‘普通’吗？真是怪了！是‘田——野’，懂吗？”

我知道是“田野”，可是一念又念成了“普通”，我自己也感到非常奇怪。

母亲生气了，说我脑子糊涂，死心眼儿；我听了感到很难受，我是真心实意想背会这首该死的诗的，我在心里默默念的时候一点错儿都没有，可是等我一念出声来，准出错儿。我恨透了这几行令人捉摸不透的诗句，于是我赌气故意把它们念错，把发音相近的单词胡乱搭配在一起；我挺喜欢这种没有任何意义的魔鬼诗句。

但这种游戏我可没有白玩儿：有一天，我顺利做完功课后，母亲问我那首诗最后背会没有，我不假思索地随口念道：

一条大道，两只角，

奶酪，神父，便宜货，

洗衣槽，马蹄子[136]……

等我醒悟过来时已经晚了：母亲两手撑着桌子，站起身来，一字一板地问道：

“你背的这是什么？”

“不知道。”我说；自己都觉得已经麻木了。

“不，究竟是什么？”

“这个，就是这么一说。”

“什么叫就是这么一说？”

“念着玩儿呗。”

“站到墙角去。”

“为什么呀？”

她平静地，但是很威严地又说一遍：

“站到墙角去！”

“哪一个墙角？”

她没有理我，只是紧盯着我的脸看，弄得我完全没了主意，我不明白她到底想要我干什么。有一个墙角的圣像下面摆着一张小圆桌，桌上放着一只花瓶，里面插着已经枯萎了的花草；前面另一个墙角有一只大箱子，上面罩着一块壁毯；最里面的那个墙角放着一张床；第四个墙角没有了——被房门占去了，因为门框紧靠着墙壁。

“不知道你想要我干什么。”我说，同时尽量想弄清楚她的意思。

母亲坐下来，一声不响，擦了擦前额与脸颊，然后问道：

“外公让你站过墙角吗？”

“什么时候？”

“平时，随便什么时候！”她两次拍着桌子喊道。

“没有，不记得了。”

“你知道不知道站墙角是一种惩罚？”

“不知道。为什么是惩罚呢？”

母亲叹了口气。

“嗨，你过来。”

我走到她跟前，问道：

“你为什么要对我大喊大叫？”

“谁让你故意把诗念得颠三倒四的呢！”

我尽量跟她解释，说我只要一闭上眼睛，那些印在书上的诗句便历历在目，可是只要我一念，诗句就走了样。

“你不是在假装吧？”

我回答说——不，但我马上又想：“也许是装的呢？”忽然，我从容不迫地把这首诗念了一遍：完全正确，这使我惊讶不已，十分难堪。

我觉得我的脸好像忽然膨胀了似的，两耳发热，直往下坠，脑袋发出嗡嗡的响声；我面对母亲，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透过泪水，我看见母亲难过地沉下脸来，她紧紧咬着嘴唇，两道眉毛皱了起来。

“怎么能这样呢？”她问道，声音都变了，“就是说，你是假装的了？”

“不知道。我并不想……”

“你这孩子真是难弄，”她说着，低下了头，“你去吧！”

母亲要求我要背的诗越来越多了，可是对于这些一行行的诗句，我的记忆力越来越差，同时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难以遏止的愿望，总想将这些诗句变变样子，歪曲一下它们的意思，给它们加上些另外的词儿；这种事干起来我得心应手，那些没用的词儿像成群的蜜蜂，招之即来，很快就把书上应该记住的诗句给弄混淆了。往往是：整行整行的诗我视而不见，无论我多么努力地想抓住它们，可我就是记不住它们。维亚泽姆斯基公爵[137]的一首感伤诗好像就让我吃了不少苦头：

无论是傍晚，还是清晨，

许多老人、寡妇和孤儿，

以基督的名义，都在寻求帮助，

下面一行是：

他们背着袋子，在窗下行乞[138]。

可是我齐刷刷地把这一行诗给漏掉了。母亲非常生气，把我的这一壮举，告诉了外公；外公恶狠狠地说：

“他这是在故意捣乱！他的记性好着呢：祷告词他比我记得都牢固。他在胡说，他的记忆力就像一块石头——刻在上面的东西是抹不掉的！你必须狠狠揍他！”

外婆也来揭我的短：

“故事——他能够记住，歌词——他能够记住；那歌词不也是诗吗？”

这些话都在理，我也觉得是自己不对，但是只要我一开始读诗，其他一些词儿就像蟑螂一样，不知从哪儿都纷纷爬了出来，而且也排得整整齐齐，一行一行的。

在我们家大门口，

有不少孤儿和老头；

他们喊叫着，沿街乞讨，

把讨来的东西汇总在一起，

卖给彼得罗夫娜去喂奶牛，

完了他们便去峡谷里尽情喝酒。

夜里，和外婆躺在吊**，我只好不厌其烦地把我从书上学来的和我自己编的东西，给她学说一遍；有时候她听后哈哈大笑，但更多的是把我数落一顿。

“瞧，这不就结了，你是能够记住的！只是不应该嘲笑乞丐，上帝会保佑他们的！耶稣基督就要过饭，所有的圣徒也都要过饭……”

我随口小声念道：

我不喜欢乞丐，

外公对他们也不爱，

这事可怎么办？

上帝啊，切莫把我错怪！

外公总是在寻找借口，

打我一顿他才痛快……

“你念的是什么呀，小心烂你的舌头！”外婆生气地说，“这话让你外公听见了可怎么办？”

“听见就听见好了！”

“你不要惹是生非，让你母亲生气了！她的日子已经够不好过的了，你就别再给她添乱了。”外婆若有所思地、亲切地劝我说。

“她为什么不好过？”

“记住，不许乱问！你不懂……”

“我懂，是外公不让她……”

“听见没有，给我住嘴！”

我生活得很不开心，有一种近乎绝望的感觉，但不知为什么，我总希望将这种心情掩盖起来，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照样胡闹。母亲教我的课程内容越来越难懂；我很容易地就学会了算术，但是我一点也不喜欢作文，对语法也一窍不通。而让我最难受的，是我亲眼所见、亲身感受到母亲在外公家里的日子过得多么艰难；她的情绪越来越低落，看所有的人都用局外人的目光，她常常坐在靠近花园的窗口，一声不响，一坐就是很长时间，不知怎么回事儿，整个人都变憔悴了。刚回来的头几天，她动作敏捷，精神饱满，可现在眼睛下面出现了两个黑圈，整天头也不梳，衣服皱巴巴的，上衣的扣子也不扣；这样就破坏了她的形象，我感到非常气恼，因为她在我心目中永远都应该是美丽端庄、衣着整洁的，应该比所有的人都优秀！

上课的时候，她常常用陷下去的眼睛望着我身后的墙壁或窗户，有气无力地向我发出提问；有时她竟忘记了回答我的问题；而且，还越来越爱发脾气，冲我大喊大叫，——这也使我感到非常不满，因为在我看来，当母亲的就应该像童话故事里讲的那样，比所有的人都要公正，讲道理。

有时候我问她：

“你跟我们在一起感到很难受吗？”

她生气地回答说：

“干你自己的事去。”

我还发现外公正准备干一件外婆和母亲都很担心的事。他常常把自己关在母亲的房间里，在里面唉声叹气，尖声喊叫，像趔腰牧人尼卡诺尔吹的木笛似的，非常难听。有一次，他们谈话时，母亲大声喊叫起来，整个宅子都能够听见。

“不行，这绝对不行！”

她“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外公一直在吼叫。

有一天晚上；外婆坐在厨房桌子旁，给外公缝一件衬衫，一面自言自语地小声在说什么。这时，只听见门“砰”的一声，她侧耳仔细听了一下，说：

“哦，天哪，她到房客那里去了！”

突然，外公闯进厨房，直奔外婆，对着她，当头就是一拳；他一面甩着打痛了的手，一面尖声叫道：

“不许你乱嚼舌头，老妖婆！”

“你是个老浑蛋，”外婆理了理被打歪的头巾，平静地说，“我会保持沉默的，还能够怎么样！你的所有的鬼点子，只要我知道，我都会跟她说……”

他向外婆扑过去，用拳头在她头上一通乱打；外婆既不抵抗，也不避让，只是说：

“喏，打吧，打吧，你这个浑蛋！给，给你打！”

我从吊**开始把枕头、被子、炉灶上的靴子，通通往他们身上扔，但打红了眼的外公压根儿没注意我扔过去的这些东西；外婆摔倒在地上，他还用脚踢她的头，最后他自己绊了一跤，也摔倒了，把一桶水也打翻了。他跳起身来，连着吐几口唾沫，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恶狠狠地向四周打量一下，跑回顶楼自己的房间去了；这时外婆哼哼着站起来，坐在凳子上，开始整理自己被弄乱的头发。我从吊**跳了下来，她气鼓鼓地对我说：

“把枕头等东西捡起来，放到炉炕上去！亏你想得出来：用枕头乱扔！这关你什么事？那老东西是发疯了，——蠢货！”

这时她忽然“哎哟”一声，皱起了眉头，然后低下头来，叫我：

“你给我看看，这儿为什么这么疼？”

我把她浓密的头发扒开一看，原来头皮上扎了一根发针，扎得还很深；我把它拔了下来，可马上又发现了一根，我的手指头都发麻了。

“我还是把妈妈叫来吧，我害怕！”

外婆摆了摆手：

“你怎么啦？我叫的是你！谢天谢地：这种事，她眼不见，耳不闻，而你可倒好——还要去叫她！你走吧！”

于是，她自己用织花边的灵巧的手指，开始在乌黑浓密的头发里仔细查找。我鼓足勇气，帮助她把另外两根已经弄弯了的、又粗又大的发针从头皮里拔了出来。

“你疼吗？”

“没关系，明天我烧好洗澡水，洗个澡就好了。”

这时她亲切地恳求我说：

“你呀，我的宝贝儿，可不要跟你妈妈说外公打我的事，听见了吗？没这些事他们父女间的关系就已经够紧张的了。你不会说吧，啊？”

“不会。”

“那好，可别忘了！现在咱们把这里的东西收拾一下。我的脸没有被打伤吧？那就好，这样谁也看不出来……”

她开始擦洗地板，我诚心诚意地说：

“你简直是一位圣徒，别人欺侮你，折磨你，可你却从不放在心上！”

“你胡说什么呀？我是圣徒……你真会说话！”

她唠叨了很长时间；四肢着地，趴在地板上擦来擦去，身子一摇一晃的；这时我坐在炉炕前的台阶上，一直在琢磨如何报复一下外公，给外婆出出气！

这是他当着我的面第一次如此残忍地毒打外婆。暮色苍茫中，我眼前又浮现出他那张涨得通红的脸，他那乱糟糟的棕黄头发：我满腔怒火，热血沸腾，同时又恨自己未能想出一个报复的良策。

但是，过了两三天，因为什么事情我上顶楼去找他，走进屋子，看见他坐在地板上，面前是一只打开的小匣子，他在整理匣子里的一些纸片；椅子上放着他心爱的圣像——十二张灰色的厚纸板，那些纸片，按照月日分为四个板块，每个板块上都有这一天所有圣徒的画像。外公非常珍爱这些圣像，只有在他对我感到特别满意的时候——而这种情况是非常稀少的——才拿出来让我看看；而每当我仔细观看这些密密麻麻排在一起的、灰色的、可爱的小人时，心里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其中有些圣徒的传记我是知道的，如基里克和乌莉塔、苦行者瓦尔瓦拉、潘捷列伊蒙等，我特别喜欢圣徒阿列克谢的悲伤经历和关于他的美妙的诗篇，因为外婆常常讲给我听，非常感人。有时，望着几百个这样的圣徒，你会暗自感到欣慰：受苦受难者历来都有。

但现在我决定把这些圣徒的画像给剪了，因此，当外公到窗前去看一件印有鹰徽的蓝色公文时，我抓起几张圣徒的画像，迅速跑下楼去，从外婆的桌子里拿出剪刀，爬到吊**，开始把圣徒们的脑袋一个个地往下剪。剪掉第一排圣徒后，我感到有点惋惜；于是我开始按照板块的线路剪，可是，还没有等我把第二排剪下来，外公便过来了；他站在炉炕的台阶上，问道：

“谁让你动这些圣像的？”

看见木板上散落的方纸片，他抓起几张，凑到眼前看了看，扔掉后又抓起了几张；他一下子脸都气歪了，胡子一撅一撅的，呼哧呼哧地直喘粗气，把纸片都吹到了地上。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他终于大叫一声，拽着我一只脚，用力往后一扽；我凌空翻了个个儿，外婆急忙双手接住了我，然而，外公对着她和我，抡起拳头便打，一面叫道：

“非打死他不可！”

母亲赶来了，我躲在一个角落里，在炉炕边上，母亲用身子护着我，她边说、边推挡着外公在她面前挥舞的双手：

“像什么样子呀？请冷静一下！……”

外公倒在窗前的长凳上，号叫道：

“气死我了！你们，你们全都在跟我作对，哎——呀……”

“您就不害臊吗？”是母亲低沉的声音，“您为什么老要装疯卖傻呢？”

外公一个劲地大喊大叫，两只脚在长凳子上乱蹬乱踢，胡子滑稽地往上翘着，两只眼睛使劲闭着；我也觉得他在母亲面前感到面子上过不去，所以他真的装模作样起来，把眼睛闭得死死的。

“我把这些零散小纸片给您贴在布上，这样还会更好看一些，也更结实一些。”母亲说着，看了看那些剪碎的和没有剪碎的圣像：

“瞧，全都给弄皱了，折坏了，搞乱了……”

母亲跟他说话，就像在教我功课时我有不懂的地方跟我解释一样，这时，外公突然站起身，正儿八经地理了理衬衫和坎肩，清了清嗓子，说：

“你今天就给我贴好！我现在就去把剩下的几张拿来……”

他向门口走去，但是，走到门槛处，又转过身来，用弯曲的手指头指着我说：

“但必须得揍他一顿！”

“该揍，”母亲表示同意，同时转身对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是存心这样做的。谁让他打外婆呢，要是他再打，我一定要把他的胡子剪掉……”

这时外婆正在脱去被撕破的上衣，她一边摇着头，一边嗔怪地说：

“你就不能像答应过的那样不说这事吗！”

然后她朝地板上吐了一口唾沫，说：

“非得让你的舌头烂得不能动弹，只有这样你才能不多嘴多舌！”

母亲看了看外婆，在厨房里转了一圈，重又走到我跟前。

“他什么时候打你外婆的？”

“我说，你呀，瓦尔瓦拉，你怎么好意思问这种事呢？这是你该管的事吗？”外婆生气地说。

母亲拥抱了她。

“哎呀，妈妈，我的好妈妈……”

“就知道叫好妈妈！你给我走开……”

她们相互看了看，一句话没说，便分别走开了，因为外公正在过道里跺脚呢。

母亲刚回来的那段日子，就跟那位性格开朗的房客——军人的妻子——成了朋友，因此，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前院去，贝特连格家的人——一些漂亮太太、军官——也常到这里来。这一点外公很不高兴，在厨房吃晚饭时他不止一次威胁性地举起汤匙，嘟哝着说：

“这帮该死的家伙又聚集到一块儿啦！等着瞧，从现在起到明天一早就别打算睡觉啦！”

没过多久，他要求房客们都搬出去；房子腾出来后，他不知从哪里拉来两车各式各样的家具，他把它们摆放在前面几间房子里，用一把大挂锁锁了起来：

“我们用不着再招揽房客，我自己要接待客人！”

于是，逢年过节，客人们纷纷登门：常来走动的人有外婆的妹妹马特廖娜·伊万诺夫娜[139]——女洗衣工，喜欢叽叽喳喳，大鼻子，穿一件条纹绸连衣裙，系一条金黄色头巾；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她的两个儿子：一个叫瓦西里——绘图员，留一头长发，人很善良，活泼开朗，穿一身灰衣服；另一个叫维克多，一副马脸——又长又窄，穿得花里胡哨，一脸雀斑，他一走进前厅就脱去套鞋，像彼得鲁什卡那样尖声尖气地唱道：

“安德烈老爹，安德烈老爹……”

这使我非常惊讶，吓了我一跳。

雅科夫舅舅也常来走动；他带着吉他，还带来一个秃头、独眼的钟表匠，这位钟表匠穿一件黑色的长礼服，不大张扬，像一名传教士。他总是坐在屋角，歪着脑袋，面带微笑，而且莫名其妙地用一个手指头顶着刮得光光的双下巴。他的肤色较黑，他唯一的一只眼睛看任何人都显得特别专注；此人很少说话，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就是：

“不必劳驾，反正……”

我头一次看见他时，让我突然想起一件很久以前的事，还是我们住在新街的时候，有一天，大门外人声嘈杂，鼓声阵阵，一辆高高的黑颜色的马车从监狱沿街向广场那边驶去，马车周围全是士兵和人群，马车上——凳子上——坐着一个个头不大、戴圆毡帽的人；他手脚上都戴着镣铐，胸前挂一块黑板，上面写着很大的白颜色的字；这个人低着头，仿佛是在看胸前写的字；他的身子不停地在摇晃，镣铐也在叮当作响。当母亲对钟表匠说“这是我的儿子”时，我吓得直往后退，把两只手藏了起来。

“不必劳驾。”他说。这时他的整个嘴巴向右耳朵方面咧去，样子非常吓人；他一把扯住我的腰带，把我拉到他身边，迅速、麻利地把我转了个圈，然后又将我放开，赞许道：

“不错，这孩子长得很结实……”

我跑到屋角，爬上一把皮沙发椅，这把沙发椅非常之大，能够躺下整个一个人，外公总是吹嘘它是格鲁津斯基王爷[140]的宝座，我爬到沙发椅上，看大人们在一块玩是多么没意思，看钟表匠的面孔变化得是多么莫名其妙和令人生疑。他的脸上油脂麻花，水不渍渍，像要融化的样子；一旦他露出笑容，那两片厚嘴唇便跑到了右脸上去，小小的鼻子也随着滑向一边，好像盘子上的一只水饺。他的两只大招风耳朵莫名其妙地摇来晃去，一会儿和那只好眼睛上的眉毛一起向上抬起，一会儿又移向脸上的两块颧骨，看样子，只要他愿意，他能够用这两只像巴掌一样的大耳朵将自己的鼻子盖住。有时候，他一声叹息，嘴里伸出像杵槌似的暗红色的圆滚滚的舌头，接着，很麻利地在嘴的周围画个圆圈，再舔舔两片油脂麻花的厚嘴唇。所有这一切并不可笑，只能让人感到惊讶，使人不得不一直盯着看下去。

他们喝着掺了朗姆酒的茶——这东西有一种烧焦了的葱皮的气味；喝着外婆酿造的各种果酒——有金黄颜色的，有黑得焦油似的，也有翠绿翠绿的；吃着道地的自制果酱和罂粟籽奶油鸡蛋蜂蜜饼；他们一个个吃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一个劲儿地夸奖外婆。吃饱喝足后，每个人都红头涨脸，撑肠拄腹，一本正经地坐到各自的椅子上，懒洋洋地请雅科夫舅舅来上一曲。

雅科夫舅舅弯腰，拿起吉他，轻轻拨动一下琴弦，很不耐烦地勉强唱道：

啊，生活呀，生活，

满城风雨，自得其乐，

喀山来的贵妇啊，

请听我慢慢细说……

我觉得这支歌曲非常忧伤，可外婆却说：

“雅沙，来个别的吧，唱个好听点的，啊？记得吗，马特里娅[141]，以前人们都唱些什么歌曲？”

女洗衣工理了理窸窣作响的连衣裙，一本正经地说：

“亲爱的，现在那些歌曲都不时兴了……”

舅舅眯缝起眼睛看着外婆，好像外婆坐得离他很远似的，但他仍然继续坚持弹他那些令人忧伤的曲调，唱那些让人心烦的歌词。

外公神秘兮兮地在跟钟表匠说话，手指头一个劲地在比画着什么；钟表匠扬起眉毛，直往母亲那边看，一面不住地点头，他那张油脂麻花的面孔变化无常，令人难以捉摸。

母亲总是坐在两个谢尔盖耶夫中间，跟瓦西里认真地小声交谈；瓦西里则叹道：

“是——啊，这事是应该想一想……”

然而，维克多满脸堆笑，两只脚蹭来蹭去，忽然尖声尖气地唱道：

“安德烈老爹，安德烈老爹……”

大家一下子静了下来，惊讶地看着他，洗衣女工正经八百地解释说：

“他这是从戏园子那儿学来的，那里就是这样唱的……”

这种枯燥无味的晚会开过那么两三次，后来，钟表匠在白天来了，是个礼拜日，刚做完午祷之后。当时我正坐在母亲的房间里，帮助她把一件破损绣品上的玻璃珠串起来，他冷不丁地一下子将门推开了个缝，外婆一脸惊慌地向屋里探一下头，马上又缩了回来，压低声音说：

“瓦里娅，他来了！”

母亲一动未动，毫无反应，这时，门又开了，外公站在门槛处，郑重其事地说：

“穿好衣服，瓦尔瓦拉，走吧！”

母亲既没有站起来，也没有看他，只是问了一句：

“去哪儿？”

“去吧，上帝保佑你！别争了。他这个人非常稳重，业务上是个行家里手，对列克谢来说，是个好的父亲……”

外公说话时态度极其庄重，两个手掌一直在腰的两侧摩挲着，两个胳膊肘弯在背后，一扽一扽的，就好像他的两只手一直想伸到前面去，而他却竭力不让它们向前伸去。

母亲心平气和地打断了外公的话：

“我跟您说吧，这事根本不行……”

外公向她迈近一步，伸出双手，像盲人似的，弯腰弓背，毛发竖立，哑着嗓子喊道：

“快走！不然——我拉着你走！揪住你的辫子……”

“拉着我走？”母亲站起身来问道；这时她脸色变得煞白，眼睛可怕地眯了起来；她迅速脱掉了外衣和裙子，只剩下一件衬衫，走到外公跟前，说：“您拉拉看！”

外公攥紧拳头，龇牙咧嘴地对她威胁说：

“瓦尔瓦拉，快穿好衣裳！”

母亲一只手推开外公，另一只手抓住门把手，说：

“喏，咱们走着瞧！”

“我诅咒你。”外公小声说。

“我不怕。那又怎么样？”

她打开了门，但外公一把抓住她的衬衣下襟，扑通一声，双膝跪了下来，口里喃喃道：

“瓦尔瓦拉，你这鬼丫头，你会毁了自己的！别再丢人现眼了……”

这时他低声地、如泣如诉地哀求道：

“老婆子呀，老婆子……”

外婆已经阻挡住了母亲的去路，她两只手像轰鸡似的在母亲面前挥舞着，她把母亲挡回门内，咬着牙埋怨道：

“瓦里卡，傻丫头，你怎么啦？回去，真不知害臊！”

她把我母亲推进屋里，将门扣上，冲外公弯下腰，一只手把他拉起来，另一只手指着他，威胁说：

“哎呀呀，你这个老恶魔，真是老糊涂了！”

她把他扶到沙发上，而他则像一个布娃娃似的一头栽倒在那里，张着大嘴，一个劲儿地直摇脑袋；外婆冲母亲喊道：

“快穿上衣服呀，你！”

母亲从地板上捡起连衣裙，说：

“我不去见他，听见了吗？”

外婆把我从沙发上一推，说：

“舀一勺水去，快点！”

她说话的声音不大，跟耳语差不多；心平气和，但非常威严。我跑进过道里，听见前院有沉重、均匀的脚步声，而母亲的房间里传出了她说话的声音：

“明天我就走！”

我走进厨房，坐在窗口，一切都像是在做梦。

外公长吁短叹，泣不成声，外婆一直在唠叨，后来，她砰的一声，把门一关，便什么都听不见了，静得有些瘆人。一想起外婆让我来舀水，我赶紧舀了一铜勺，来到过道——这时钟表匠从前院走了过来；他低着头，一面摸着皮帽子，一面在清理嗓子。外婆双手按着腹部，在他身后躬身一礼，低声说：

“您知道，强扭的瓜不甜……”

他在台阶的门槛上绊了一跤，一下便跳到了院子里，而外婆一再在胸前画着十字，吓得浑身直打战，不知她是在暗暗地哭，还是在悄悄地笑。

“你怎么啦？”我跑上前去，问道。

她从我手里把勺子夺过去，将水泼了我一脚，喊道：

“你这是到哪儿打水去啦？把门关上！”

然后她到母亲房间里去了，而我呢，再次来到厨房，听们在旁边唉声叹气，感慨万端，哼哼嗨嗨的，好像在搬什么很重的东西似的。

天气晴朗，冬天的阳光透过两个结冰的玻璃窗，斜射进屋内；准备午餐的饭桌上，锡制餐具发出暗灰色的光芒，餐桌上摆放着一瓶棕红色的格瓦斯饮料，另外还有一瓶外公喜欢喝的深绿色的伏特加酒，里面泡有药慧草和金丝桃。透过冰雪已经融化了的玻璃窗，可以望见外面屋顶上耀眼的皑皑白雪；围墙木桩的顶端和为椋鸟搭建的鸟巢上拢起的雪堆，闪耀着银色的光芒。阳光洒落在我挂在窗框上的鸟笼上，我的那些小鸟在嬉戏玩耍：乖巧的小黄雀在欢快地歌唱；红肚子灰雀在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红额金翅雀发出抑扬婉转的叫声。但是，在这阳光灿烂，鸟声悦耳的欢快日子里，我却并不感到高兴，我不需要这样的天气，一切对我都不需要。我想把鸟都给放了，于是开始把笼子往下摘，这时外婆跑了进来，双手拍打着腰部，向炉炕奔去，嘴里一边骂道：

“哎呀，真是该死！你怎么啦，阿库林娜，老糊涂了……”

她从炉炕里拿出一个馅儿饼，用手指头在上面敲了敲，气恼地啐了一口唾沫。

“得，糊了！这下全烤焦了！哎呀，这该死的鬼炉灶，应该把你们统统砸碎！你们干吗老是瞪着眼睛，是猫头鹰吗？真该把你们一个个砸得稀巴烂，就像砸碎破瓦罐一样。”

这时，她气得哭了起来，拿着馅儿饼翻来覆去地看，用指头在烤煳的地方敲来敲去，硕大的泪珠洒落在一张张馅儿饼上。

外公和母亲来到了厨房；外婆把馅儿饼往桌子上一扔，震得盘子都跳了起来。

“瞧，烤成这个样子，全得怪你们，你们个个都不得好死！”

母亲高兴而安详地拥抱了外婆，劝她不必懊恼；外公的衣服皱皱巴巴，显得非常疲惫，他坐到桌旁，将餐巾系在脖子上，两只有些浮肿的眼睛在阳光的照射下眯缝着，嘴里一面嘟哝道：

“算啦，算啦，没关系！好馅儿饼又不是没吃过。上帝总是有些吝啬，他用几分钟时间就能毁掉你整年的心血……他从不承诺补偿。坐下吧，瓦里娅……算啦！”

他似乎有点精神不正常，吃饭时口口声声地讲上帝，讲罪孽深重的亚哈[142]，讲做父亲的沉重的命运，外婆生气地阻止他说：

“你呀，吃你的饭吧！”

母亲闪动着明亮的眼睛，一直有说有笑。

“怎么，刚才吓坏了吧？”母亲推我一下，问道。

不，当时我并不害怕，可是现在我却不知如何是好，只觉得莫名其妙。

他们跟过节的时候一样，吃了很长时间，而且吃得很多，让人非常厌烦；好像他们不是原来那帮人似的——半个小时前，他们还在相互吵骂，差点要打起来，个个哭天抹泪的。不知为什么，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是严肃认真的，他们是不轻易落泪的。无论是他们的眼泪还是喊叫，他们相互间的种种折磨，经常的感情爆发和迅速的平息，对于我来说，已经习以为常，越来越不再引起我的注意，我也很少再为这种事激动了。

很久之后我才明白，一般地说，生活贫困、乏味的俄罗斯人，喜欢拿痛苦来寻开心，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把痛苦当儿戏，很少因不幸而感到羞愧的。

在漫长的日常生活中，痛苦——是节日，火灾——是乐趣，在空无表情的面庞上——伤疤也是一种修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