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小说《说唐全传》中，杨林杀死了秦琼的父亲，强收秦琼为义子，秦琼委曲求全，认杀父仇人杨林为义父，但秦琼意欲杀死杨林、替父报仇的决心未曾改变。

另一部清代小说《说岳全传》中，陆文龙父母在金兀术攻城后殉国，他则被金兀术收为义子并养大成人，变成对抗岳家军的猛将。但当陆文龙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决心为父母报仇，向金兀术展开了斗争。

类似的故事情节，在中国的戏剧小说中十分常见，通常围绕“恶人杀了孤儿全家—孤儿被恶人抚养长大—孤儿最终向恶人复仇”的叙述模式展开。由于这一模式最早、最成功的文本来自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所以被后世统称为“赵氏孤儿型故事”。

《赵氏孤儿》堪称中国传统戏剧小说悲情叙事的经典，自问世以来，就在民间广为流传，并经过戏曲、电影、电视剧的不断重演而至今妇孺皆知。在欧洲，经过伏尔泰、歌德等大师的转译，《赵氏孤儿》同样具有非凡的影响力和生命力。王国维说过，元杂剧《赵氏孤儿》列入世界大悲剧中，毫无愧色。

然而，《赵氏孤儿》的影响还不止于此。

在一次次的传播和转述的过程中，它所讲述的故事已经变成了历史，而历史的本来面目反而被遗忘了。在这段忠奸对立、正邪较量的震撼人心的“历史”背后，是被掩盖掉的另一段无关忠奸和正邪，只关乎政治阴谋和利益分配的历史。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历史上“赵氏孤儿”的真相，跟忠诚和正义完全没有关系的一段历史。

1

元杂剧《赵氏孤儿》一般认为作者叫纪君祥。但这个故事不是纪君祥凭空想象出来的，他的故事原型来自“史家之绝唱”《史记》，更具体来说，是来自《史记》中的《赵世家》。

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记载，春秋时期晋国势力最大的卿大夫家族——赵氏家族惨遭灭门，史称“下宫之难”。只有赵朔之妻、晋景公姐姐赵庄姬的遗腹子赵武，在门客公孙杵臼和友人程婴的保护下幸免于难，并在15年后依靠韩厥等人的帮助而复兴赵氏家业。

在司马迁笔下，这起赵氏灭门事件被写得大起大落，**气回肠。具体情节如下：

屠岸贾在晋景公时出任司寇一职，并开始追究当年晋灵公被赵穿弑杀一案，借题发挥诛灭赵氏家族。韩厥劝赵朔逃走，赵朔不跑，并说：“你一定不会让赵氏香火断绝，我死了也就不会有遗恨。”韩厥答应了赵朔的要求后，谎称有病不出门。

屠岸贾不请示晋景公，直接率诸将进攻赵氏，残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并将赵氏灭门。

赵朔之妻赵庄姬是晋景公姐姐（司马迁错写为晋成公姐姐），当时怀有赵朔的遗腹子。变乱中，她奔逃到晋景公宫内躲藏。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对赵朔的友人程婴说：“你怎么不同赵氏一起赴死？”程婴回答：“赵庄姬有身孕，若幸而生男，我就奉他为主，助他复兴赵氏；若是女孩，我再死不迟。”

不久，赵庄姬生下一个男婴。屠岸贾获悉后，便带人入宫搜寻。由于婴儿如有神助，不哭不闹，没有一点儿声响，屠岸贾空手而归。

过后，程婴找公孙杵臼商议对策。公孙杵臼问：“复立孤儿与慷慨赴死，哪件事更难？”程婴答：“赴死容易，立孤难。”公孙杵臼便说：“赵氏先君对你不薄，你就勉为其难，而我去做那件容易的事，让我先行一步吧。”

于是二人便将别人的婴儿带在身边，裹上漂亮的小花被，藏到深山里。程婴偷偷找到搜寻赵氏遗孤的将军们说：“程婴不肖，不能保全赵氏遗孤。谁能给我千金，我就告诉他赵氏孤儿的藏身之处。”将军们大喜，应允了程婴的条件，并派兵攻打公孙杵臼。

公孙杵臼假意骂道：“程婴，你真是个小人啊！当日你不能随赵氏家族死难，还和我一起商量保护赵氏孤儿，今天却又出卖我。纵然不能立孤，你又怎忍心出卖这孩子呢？”骂完，抱着孤儿仰天长叹：“天啊！赵氏孤儿何罪之有？求你们让他活着，只杀我公孙杵臼一人吧。”

将军们不答应，杀了公孙杵臼和那个孩子，“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皆喜”。

程婴则从此背负着卖友求荣的骂名，与真正的赵氏遗孤赵武隐匿于深山。

15年后，晋景公患重病，占卜的人称是冤死的大臣在作祟。韩厥趁机把当年下宫之难的实情告诉了晋景公，并告诉他赵氏孤儿并没有死。晋景公便将赵武召入，藏于宫中。

待诸将入宫问疾时，晋景公借助韩厥之力胁迫诸将面见并认可赵氏孤儿赵武，诸将与程婴、赵武一起进攻屠岸贾，夷灭其族。

屠岸贾既已伏诛，程婴遂告白于赵武跟前：“昔日下宫之难，大家都能追随主人而死。我不是不能死，我想的是要复立赵氏后人。现在你已长大成人，恢复了原来的地位，我要到地下报与赵氏族人和公孙杵臼知道。”

赵武哭着叩首请求：“赵武愿意报答您的恩德，您怎能忍心离开我去死呢？”

程婴回答：“不可以。公孙杵臼认为我能成就复兴赵氏的大业，所以先我而死。现在我不报与他知，他会认为我没有把事情办成。”

说完，拔剑自刎而亡。

赵武则为程婴“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

司马迁的故事讲得相当精彩，也相当完整，后世的戏剧《赵氏孤儿》在情节上仅做了几点改动：一是将事件时间由晋景公期间改成了更早的晋灵公时期，因为晋灵公比较昏庸，可以随便黑；二是将被杀的孩子由第三者的孩子改成程婴自己的孩子，以增强程婴自我牺牲的悲剧力量；三是增加了程婴带着赵氏孤儿投身屠岸贾门下的情节，让赵武认屠岸贾为义父，以此增强复仇的戏剧冲突。其他主要情节和人物设定，基本都是《史记·赵世家》内容的翻版。

但很可惜，这个代代流传的精彩故事，从《史记·赵世家》本身开始，就大概率是虚构和美化出来的，跟真正的历史几乎没有关系。

2

历史真相无比残酷。

《左传》以其惜墨如金的风格，被认为是春秋史料最靠谱的第一手资料。它对“赵氏孤儿”事件的记载，看不到半点儿《史记·赵世家》的影子。相反，在它寥寥的几句话中，呈现了关于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事件起源于晋景公十三年（前587），“晋赵婴通于赵庄姬”。这是赵氏家族的大丑闻，赵朔之妻赵庄姬，跟赵朔的叔父赵婴齐通奸。

奸情败露后，第二年，“原、屏放诸齐”。赵婴齐的两个哥哥赵同（原）、赵括（屏）将赵婴齐逐出晋国。

又过了三年，晋景公十七年（前583），“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这段话信息量很大，简单翻译一下：赵婴齐被赶出国境三年后死亡，赵庄姬因通奸情人之死，向自己的弟弟晋景公进谗言，说赵同、赵括将要起兵作乱。晋国其他两大家族栾氏和郤氏，同时为赵庄姬作证。于是，当年六月，晋景公出兵灭了赵同、赵括。当时，年幼的赵武跟着母亲赵庄姬住在晋景公宫中，并未受任何影响。事后，晋景公想把赵氏家族的田邑封地转赐给祁奚。这时，韩厥向晋景公进言说，赵氏家族对晋国厥功甚伟，如果弄得他们没有继承人，这会让功臣们都害怕呀！晋景公于是立赵武为赵氏宗主，将赵氏的田邑封地返还给他。

这就是所谓“赵氏孤儿”事件（下宫之难）的全部内容。这个版本，跟后世流传的“赵氏孤儿”故事全然不同。

在《左传》这个版本里，晋景公所诛灭的并非赵氏全族，而仅仅有针对性地选择了赵氏中的赵同、赵括家族，赵氏中的其他支系未受任何牵连。

这个版本，根本没有奸臣屠岸贾的身影，“赵氏孤儿”赵武也没有遭到追杀，相应地，程婴、公孙杵臼这些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英雄人物也并未现身。

这个版本，根本不是一个忠奸双方生死搏斗的故事，而是晋国内部公室与强卿之间、晋国几大强卿家族之间，以及赵氏家族内部的一场权力博弈。没有哪一方特别神圣高尚，也没有哪一方有资格以道德相标榜。

但为什么说《左传》这个版本比《史记·赵世家》靠谱呢？

这是因为，《左传》版本在其他先秦史料中，包括《国语》等，被反复记载，而《史记·赵世家》的版本则是“孤证”。甚至连司马迁本人，在《史记·晋世家》中，也采用了《左传》版本，与《史记·赵世家》的版本同时保留下来。

而最主要的证据则是，《史记·赵世家》的版本破绽太多，历代史学家对此一直持怀疑和否定态度。按照《史记·赵世家》的说法，赵氏灭门事件发生在晋景公三年（前597），赵同、赵括、赵婴齐、赵朔等赵氏均死于这一年，但事实上，各种史料的记载显示，在这一年之后，这些赵氏族人仍然频繁活跃在晋国政坛上。

此外，公元前597年，“赵氏孤儿”赵武尚未出生，根据史料推算，赵武应出生在六年后，约公元前591年，可见当时的赵庄姬遗腹子纯属子虚乌有。如果把“赵氏孤儿”事件放到晋景公十七年（前583），则此时的赵武是个年约8岁的小孩，也不是所谓的遗腹子和小婴儿。

清代大学者赵翼因此指出，“屠岸贾之事出于无稽”，“荒诞不足凭也”。为《史记》纠错而扬名的清人梁玉绳也说，“匿孤报德，视死如归，乃战国侠士刺客所为，春秋之世无此风俗，则斯事固妄诞不可信”。

这几条硬证据，显然足以推翻《史记·赵世家》版本的历史真实性。那么，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司马迁为什么会在《史记》中进行两种截然不同的叙述呢？

众所周知，司马迁撰《史记》旁采博搜传说逸闻，用他自己的话说叫“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他生活的年代，显然可以听到和看到更多后来已经佚失的历史传闻与记载，而这些都成为他笔下的素材。

在《史记·晋世家》中，他延续了《左传》关于下宫之难的记载，从而保存历史之“真”。而在《史记·赵世家》中，他又接受了当时社会上关于这一事件的另一种表述，将下宫之难写成了一个充满道德正义性的“赵氏孤儿”故事，从而保存历史之“善”。这样，史书的真实性，及其所承载的道德责任，他都可以兼顾得到。这或许是司马迁经常在《史记》中保留同一事件的不同版本的根本原因。

3

现在，我们来捋一捋从“下宫之难”到“赵氏孤儿”的演变真相，这段历史的改写和美化，究竟是怎么开始的。

春秋时期，晋国逐渐形成国君与异姓贵族联合执政的基本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国君与异姓贵族，以及异姓贵族之间、同姓贵族内部，为了操纵政局，取得最有利的地位，经常互相结盟、对抗或倾轧。最终的结果，则是强卿家族的旋起旋灭，任是再强大的家族，一旦踩雷就很容易被灭门，先氏、狐氏、中行氏、郤氏、栾氏等大族，都难逃这一宿命。

只有赵氏家族在晋国政坛长盛不衰，绵延不绝。

公元前654年，晋国内乱，赵衰跟随晋公子重耳在外流亡了19年。重耳后来复位，成为晋文公，身为重要谋臣的赵衰由此跻身晋国政坛最高层，奠定了赵氏家族势力壮大的基础。

赵衰死后，其子赵盾承袭父职。赵盾执政20年，独掌军政大权，两立晋国国君，其间还发生赵氏族人赵穿弑杀晋灵公的事件，可见赵氏的势力已经极其强盛。

晋成公继位后，封重臣嫡长子为“公族”，开启了异姓贵族跻身公族的先例。身居高位的赵盾将“公族大夫”的位置转予同父异母的弟弟赵括，这一做法，有利于增强整个赵氏家族在晋国的分量，但却埋下了赵氏家族日后内讧的隐患——赵括这一支取得“公族大夫”身份后，在宗族中的地位比赵盾这一支高，但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却比赵盾这一支低。如果赵括这一支不满足于现有的地位，想更进一步，这种权力不平衡的现状就很容易引发家族内斗。

公元前601年，赵盾死后，其子赵朔代表赵氏家族占据晋国军政上的位置，但赵朔已无法取得赵盾一样的高位，因为晋国另外两个政治家族——栾氏和郤氏强势崛起，分割了赵盾原来的权力，并成为赵氏的政治对手。与此同时，赵朔的叔父辈——赵括、赵同、赵婴齐，则位居更低一级的官位。

大约公元前589年，赵朔死后，留下守寡的妻子赵庄姬和一个三四岁的儿子赵武。至此，赵盾—赵朔—赵武这一支，由于赵武年幼，而面临强势的赵括这一支的权力侵夺。

两年后，发生了赵庄姬与赵朔最小的叔父赵婴齐的不伦之情。这段恋情是怎么发生的，已无法考证。但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赵庄姬从了赵婴齐，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她想在赵氏家族内部找到庇护年幼儿子的力量。

史料记载，在赵同、赵括、赵婴齐三兄弟中，赵婴齐比较有远见，做事谨慎，很早就意识到栾氏、郤氏是赵氏的政敌，提醒两位兄长应该加以防范。但赵同和赵括则相对鲁莽激进，好勇而狂，曾在晋楚邲之战中盲目鼓动出兵，导致晋国惨败。

赵同、赵括借家族通奸丑闻，将赵婴齐逐出晋国，这使赵庄姬母子失去了家族内部的庇护。为了保住儿子的利益，赵庄姬在赵婴齐客死异国后，使了一个毒招，诬告赵同、赵括欲反。

这起诬告案，很快促成了晋国政坛几股力量的联合：晋景公从自身利益出发，削弱赵氏家族势力有利于加强君权，从个人情感出发，也肯定支持姐姐赵庄姬和外甥赵武，向赵同、赵括实施反击。而栾氏、郤氏也闻风而至，赵氏内讧，对这两大家族而言是利益最大化，所以他们主动跳出来替赵庄姬作证，说赵同、赵括确实要谋反。

经由晋景公、赵庄姬、栾氏、郤氏的共谋，针对赵氏部分灭族的下宫之难由此爆发。赵同、赵括这两支被灭门，晋景公削弱了赵氏势力，栾氏和郤氏打击了政治对手，而赵庄姬则扫除了儿子赵武继承家业道路上的障碍，三方各得其所。

二赵被诛灭后，晋景公并未奖赏栾氏、郤氏，而是将赵氏的土地赐予了与此次事件无关的人——晋国另一个要员祁奚。晋景公这个决定，很有深意——如果赏赐给栾氏、郤氏，这两个家族会进一步坐大，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如果直接还给外甥赵武，则此次事件的目的就昭然若揭。所以他选择口碑颇佳的祁奚作为一只“白手套”。

在宣布赏赐给祁奚之后，此前受恩于赵盾的韩厥像串通好了似的站出来，进谏晋景公，说应该把赵氏的土地还给赵盾之孙赵武，并立赵武为赵氏宗主，这样才不会使赵衰—赵盾—赵朔这一系晋国功勋无人继承。晋景公表示完全同意。

于是，下宫之难整个事件的最终受益者出现了——这就是赵武。

这起由家族通奸引发的灭族阴谋，从头到尾没有忠奸对错之分，有的只是参与各方的利益权衡和不良动机。所以，一旦赵氏后人掌握了书写历史的权力，他们一定会对这起**裸、血淋淋暴露家族丑闻的事件进行重新铺陈。

4

修改和美化本家族历史，几乎是每一个家族的本能。《史记·赵世家》讲述的“赵氏孤儿”故事，正是战国时期赵国对“下宫之难”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进行重新修饰和创作的结果。

下宫之难后，韩厥执政期间，将自己的儿子韩起和“赵氏孤儿”赵武提拔为卿，两家联手长期主导晋国政权。到赵武之孙赵鞅出场时，他已是赵国基业的开创者。公元前453年，赵鞅之子赵无恤联合韩家、魏家灭掉智家（智伯瑶），三家分晋，自立为诸侯。

在三家分晋的过程中，赵氏成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主导者。赵国建立后，在编撰国史时需要追溯光荣伟大的过往，神化赵国君主身世，相应地，那些涉及**、诬告、内讧、阴谋和利益转移的不光彩的历史则需要更新。

在这种背景下，《左传》叙述的“下宫之难”版本——一个私通的母亲，为了替情夫报仇，给自己的孩子争夺家族利益，而诬陷对手谋反，从而假手国君和其他家族将其剪除——显然有损于赵氏一系的形象。因而，很快被服务于赵国的史官改写为“赵氏孤儿”版本——赵氏孤儿一出生，父母就遭奸臣害死，而他在忠义之士的帮助下幸免于难，长大后实施了伟大的复仇，并赢得百姓的承认。

正如我在前面所说，这个带有英雄神话色彩的全新故事版本，人物和事件处处与真实的历史发生抵牾，但为什么还能得到流传，并最终以虚构战胜了真实呢？

很明显，一个关于忠诚和正义的好故事，更容易得到国人的认可和传播。在被改写后的“赵氏孤儿”故事中，充满着忠君报国、抵抗邪恶、知恩图报、舍生取义、有冤必申有仇必报等传统文化十分推崇的思想，同时塑造了程婴、公孙杵臼这一对“生难死易”“一生一死”的英雄形象，很能戳中人的内心。

与此同时，历代尤其是两宋时期的官方宣传，让“赵氏孤儿”故事得到了官民的同步认可。一方面，宋朝也是赵氏建立的政权，同为赵姓，非常乐意从“赵氏孤儿”的历史资源中寻找正面力量。宋神宗时，程婴、公孙杵臼获封侯立庙，“以旌忠义”。另一方面，南宋开始和结束时赵氏面临的情境，跟“赵氏孤儿”的状态几乎是一样的。北宋靖康之变后，徽钦二帝及几乎整个皇室被金人掳掠北迁，赵构成为当时帝位的唯一合法继承人，是一个事实上的“赵氏孤儿”。南宋末年，元军拿下临安，押走宋恭帝赵显和太后之后，宋端宗赵昰、宋幼帝赵昺孤悬南海，直至崖山海战，再次出现了“赵氏孤儿”的事实。历史情境的相似性，导致宋人对“赵氏孤儿”故事尤其有认同感。

进入元朝以后，元杂剧《赵氏孤儿》问世，宣扬为正义而牺牲，向奸邪复仇的精神，这本身就是宋亡后汉民族希望反元复宋的一种隐喻。

宋元以后，“下宫之难”的历史真相逐渐湮灭，“赵氏孤儿”的故事经过千万遍的讲述则上升为历史。历史重构战胜了历史真实。

用当代的眼光来看，《赵氏孤儿》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审美价值，但当我们感动于其中的精神力量时，最好也提醒自己——这个震撼人心的故事，属于文学，不属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