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七年（1881）三月初十，44岁的慈安太后骤然病逝。

这一消息来得太过突兀，一时震惊了天下。

《清稗类钞》记载，事发前一天，慈安偶感不适，曾命御医薛福辰为她诊脉。薛福辰诊断后，认为太后不过小感风寒，不必服药，但因宫人强求药方，才给她开了一些清热药物。

第二天，薛福辰拜访朋友，听一个户部司员带来小道消息，说：“我出城时，城中都传言东太后‘上宾’（去世），宫里都已命人传吉祥板（皇室所用棺材）了。”

薛福辰大惊，起初还以为是外界讹传，将西太后慈禧病逝误传为慈安的死讯。他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前一年慈禧刚生了一场大病，一连数月久治不愈，后来召见江浙名医进京治疗，经过静心调养，到年底才有所好转，而慈安似乎未染重病。

得知确切消息后，薛福辰喃喃道：“天地间乃竟有此事！”

时任军机大臣左宗棠也对此事抱怀疑态度。他听闻噩耗，顿足道：“吾昨日对时，上边语言晴朗周密，何尝似有病者！即云暴疾，亦何至如此之速耶？”一旁的王公大臣跟他说，老左你可别乱说话啊。

慈安太后，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常被忽视的重要人物。她与慈禧两宫并尊，在同、光二朝垂帘听政“同治”清廷长达20年，参与了这一时期的诸多重大决策。她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么平庸无能，而她的死，自晚清起就不断引人遐想，至今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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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慈安的死因，除病死之说外，还有人认为，她是被慈禧毒杀的。

清朝遗老恽毓鼎曾任光绪帝起居注官19年，大清亡后在家写清室的秘闻。他在《崇陵传信录》中记载了慈安去世当天的详细情形：那一天，慈安闲立在水缸旁观赏金鱼，慈禧宫中的一个太监捧着一盒牛奶饼，跪到面前说：“西佛爷食之甚美，不肯独用，特分呈东佛爷。”

慈安平时爱吃点心，听了很高兴，当着太监的面吃了一块以示感谢，回宫不久后却病倒了，当晚就撒手人寰，连太医都没来得及为她诊治。

另一部野史汇编《清稗类钞》，倒是没有指明慈禧下手杀慈安，却说慈安是自杀。当时有传言说，慈安不满于慈禧干预朝政，两人有过一番激烈争吵，可慈安又吵不过，回去后抑郁了，悲愤之下吞鼻烟壶自尽。

慈禧“杀”慈安的直接动机，据野史记载也有好几种说法，最深入人心的是咸丰密诏说与东陵致祭说。

恽毓鼎爆料称，两宫太后有一次听政后，聊起了老公咸丰帝在世时的旧事。慈安对慈禧说：“我有一事，久思为妹言之。今请妹观一物。”她从箱子中取出一个卷宗，说是咸丰帝留给自己的手诏。

咸丰密诏的内容对慈禧而言，太惊悚了。诏书说：

叶赫氏（指慈禧）祖制不得备椒房，今既生皇子，异日母以子贵，自不能不尊为太后，唯朕不能深信其人。此后如能安分守法则已，否则汝可以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

这个秘密武器，成了慈安对付慈禧的撒手锏，可天真的她没有放在心上，向慈禧展示后竟然笑着说：“吾姊妹相处久，无闲言，何必留此诏乎？”说罢，亲手将密诏焚毁。

尽管诏书已毁，但慈禧对此事耿耿于怀。《崇陵传信录》记载，慈禧“虽申谢，意怏怏不自得，旋辞去”，对慈安逐渐起了杀心。

关于这道密诏的真实性，就不得不提一个著名的故事：慈禧叶赫那拉氏的祖先，属海西女真叶赫部，与清朝奠基者努尔哈赤的建州部素有怨仇。后来努尔哈赤灭了叶赫部，叶赫那拉氏的祖先临死前发誓说，就算后裔留存一名女子，也要报仇雪恨。因此，清朝有了“祖制宫闱不选叶赫氏”的规矩。

事实上，叶赫部后裔并没有因旧仇宿怨而遭到疏远，而是在清朝常年位居显要，还与皇室联姻，清朝后妃中出自叶赫部的女子大有人在，根本不存在“宫闱不选叶赫氏”的祖制。就连努尔哈赤本人，当初也娶了叶赫部首领的女儿孟古哲哲为妻，并深深爱着她。孟古哲哲去世时年仅28岁，努尔哈赤为悼念她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并长达月余不饮酒吃肉，而她唯一的儿子，正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

咸丰密诏一说有这么大的漏洞，真实性就有待商榷了。

另一个关于慈禧杀人动机的说法——东陵致祭说，讲的是两宫太后的一次冲突。

光绪六年（1880），两宫太后到清东陵祭拜咸丰帝。慈安作为正宫皇太后，祭奠时位置理应排在慈禧之前，慈禧却坚决不同意，两位太后竟当场大吵一架，把大家吓了一跳。最后是慈安退让，才按照慈禧的意思，两人并排而立，不分先后。

回宫后，慈禧仍然闷闷不乐，认为慈安有意羞辱自己，“因愈不悦东宫”，对慈安越来越不爽。

除此之外，还有慈安发现慈禧养男宠，两人因此闹翻等流言。这些故事构成了慈安暴毙的罗生门，比宫斗剧还精彩。

以上记载都出自野史传说，正史并未留下太多蛛丝马迹，这也更为慈安之死平添了不少神秘色彩。作为故事的主角，慈安太后，这位当时后宫名义上的“一把手”，也是慈禧太后身边最有权力的女人，到底是怎样一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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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那拉氏，就像拿着宫斗剧女主角的剧本。

她本是中下等官僚家庭的小姐，作为秀女被选入宫，赐号兰贵人。争强好胜的那拉氏，以声色得宠，在短短几年内得到咸丰帝盛宠，晋封为嫔、妃，更是生下了皇位继承人载淳。在咸丰帝病逝前，她已是懿贵妃，之后成为圣母皇太后，以慈禧太后的名号两度垂帘听政，执掌帝国朝政近半个世纪。

这么一看，慈禧已经够厉害了，可与慈安太后钮祜禄氏相比，她的人生还不算顺风顺水。

钮祜禄氏是满族大姓，慈安太后年少时也是大家闺秀，她父亲穆扬阿官居四品，出身世代官宦之家。知书达理的钮祜禄氏得到皇室青睐，被册封为皇后时不过才15岁。她虽没有子嗣，在宫中的地位却难以撼动。咸丰帝驾崩之后，24岁的钮祜禄氏被奉为母后皇太后，与慈禧两宫并尊，名分上要高于慈禧。

慈安十几岁就有了打理后宫的能力，更是在24岁成为帝国最有权势的女人，堪称真正的人生赢家。要是在今天，这个年纪不过才刚刚大学毕业。

咸丰十一年（1861），“北狩木兰”的咸丰帝病危。这个忧患皇帝，在位期间就是个悲剧，没过上几天太平日子，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见形势不妙，鞋底抹油跑到了承德避暑山庄。在传位于年仅6岁的载淳后，他留给慈安与慈禧的不仅是一个内忧外患的帝国，还有一个引发政变的隐患。

在热河行宫避难期间，咸丰皇帝搞出了两套政治班底：一个是临终托孤，以载垣、端华、肃顺等为首的赞襄政务王大臣，也就是俗称的顾命八大臣；另一个是留守北京，以咸丰六弟恭亲王奕?为首的政治集团。

为了避免权臣拿着鸡毛当令箭，威胁孤儿寡母，咸丰帝还特授予慈安太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实际上由慈禧保管），八大臣拟旨后要同时盖“御赏”和“同道堂”印章才可执行。

但八大臣根本没把两位年轻的太后放在眼里。肃顺等人认为，“谕旨由大臣拟定，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章疏不呈内览”。这是说，八大臣的奏章，太后都不必审阅，他们拟定的皇帝谕旨，太后也不必修改，让她们当个盖章的“工具人”就行了。

两宫皇太后，尤其是西太后慈禧，对八大臣的专横跋扈恨之入骨，而且当时还有传闻，八大臣欲仿钩弋夫人故事，对太后不利，夺走她们身边的小皇帝。

先下手为强，当恭亲王来到热河行宫祭拜咸丰帝时，两宫太后迫不及待地召见了这位六皇叔，一场夺权政变也正在酝酿。

到了北京，恭亲王集团早已做好准备，他们抓住机会，拿出两宫太后在进京前就以皇帝名义拟好的谕旨，迅速解除了顾命八大臣的职务，直指他们反对垂帘、结党营私的罪状。

在两宫太后与恭亲王的联手下，八大臣彻底失败，两宫太后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后世在讲述这场改变帝国命运的辛酉政变时，都认为“凡此皆那拉氏之谋，而元后但赞成之而已”，将政变的主谋归功于慈禧与恭亲王，慈安成了可有可无的第三人。

殊不知，慈安才是正宫娘娘，如果没有她那一枚“御赏”印章，扳倒八大臣的谕旨就无法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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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掌控帝国最高领导权的48年，实际上有20年是与慈安平分这一权力。

两宫太后在同治、光绪两次垂帘听政期间配合默契，针对内政外交进行了一系列政策改革，她们重用汉人官员，剿灭太平天国、开展洋务运动、巩固边防，开创了所谓的“同光中兴”。在利用恭亲王巩固权力后，她们又果断剥夺了他议政王的头衔，即便是老谋深算的“鬼子六”，也斗不过这两个寡嫂。

慈禧掌权也要得到慈安的默许。照规矩，作为先帝正宫的母后皇太后，慈安对年幼的皇帝有独自抚养之权，可在垂帘听政后，慈安却特意允许生母慈禧与她这个嫡母同居养心殿，共同培养年幼的同治帝，直到皇帝大婚。

慈安是这么对慈禧说的：“吾两寡妇人抚一孤子，设不幸奸人乘机造作语言，居间播弄，则天下大事去矣。今寝处一所，朝夕相见，各坦怀相示，谗何由兴？”这样的做法可说是相当大度，也可见慈安对权力并没有敏锐的嗅觉。她只是觉得，两宫太后共住一个屋檐下更有安全感。

但当权力向慈禧倾斜，慈安也可以起到制约慈禧的作用。

慈禧的亲信太监安德海，仗着主子的信任，成为太监总管后气焰熏天，肆无忌惮，朝臣都得让他三分，连小皇帝同治也对安德海十分痛恨，只因他有事没事就去跟慈禧告状，说皇帝的坏话。

有一次，同治帝做了个小泥人，亲手砍掉它的脑袋，太监们问他怎么回事。同治帝说了句：“杀小安子！”可安德海万万没想到，是宫中另一位太后对他亮出了屠刀。

同治八年（1869），安德海借着到江南为皇帝置办龙衣的机会，得到同治和慈禧的同意出京城。一路上，他大展龙凤旗帜，浩浩****，气派非凡，沿途还索取贿赂，甚至训斥地方官。

清朝祖制对太监的管理极为严格，其中一项就是太监不许出京城，两宫太后当然都知道这个规定。同治帝表面上同意此事，其实是想请嫡母帮他除掉安德海。慈安此前就与山东巡抚丁宝桢秘密商议过，认为丁宝桢是“有肝胆之人”，让他借机杀掉这个骄横的太监。

等安德海一路招摇过市到了山东境内，丁宝桢一面派人抓捕安德海，将他就地正法，一面上书参奏。奏疏到了北京，慈禧还有意袒护亲信，慈安却“立命诛之”，恭亲王奕?也据理力争，支持慈安太后。慈禧不好公然反对，只好认同安德海有罪。

当两宫太后的上谕到达山东时，安德海早已人头落地。

慈禧够霸道，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杰都被她耍得团团转，可在诛杀安德海一事中，她也不敢与慈安撕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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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同治对雷厉风行的生母慈禧有些惧怕，反而更加亲近嫡母慈安，将后者当成亲生母亲一样。

随着同治皇帝年龄渐长，两宫太后即将归政，但必须先解决皇帝的婚事。为此两个太后操碎了心，还在选择后妃一事上出现了分歧。

慈安对同治帝的关怀无微不至，更加了解小皇帝的喜好，她看中了翰林院侍讲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崇绮是清代唯一以满人身份试汉文而高中状元的才子，相当于放弃了少数民族加分政策，拿了个第一名。他19岁的女儿从小就淑静端慧，长大后更是才貌俱佳，又是慈安的姑表外甥女。慈安太后想立她为后，同治帝也很喜欢阿鲁特氏。

慈禧看中的是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她才14岁，年轻俏丽，就是个不懂事的小丫头，容易控制，可儿子看不上，一心只想娶阿鲁特氏。最终慈禧不得不做出让步，与慈安同意立阿鲁特氏为后，定富察氏为妃。

这事儿并未就此翻篇，同治皇后阿鲁特氏的苦日子才刚刚开始，她入宫后，遭受了恶婆婆慈禧的种种欺凌。

同治早逝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其中末代皇帝溥仪提了一个宫闱秘闻，说是同治病重时，阿鲁特氏去探望，在床前说起慈禧又责骂她，失声痛哭。这番对话被慈禧知道后，怒气冲冲地教训了皇后，还要命人责打她，同治得知后吓得昏厥了过去，没多久就一命呜呼。他的皇后阿鲁特氏两个月后郁郁而终，一说死于悲痛，一说为皇帝绝食殉情。

本来同治成年后，两宫太后就要“退休”了。同治一死，年幼的光绪帝即位，两宫太后二度垂帘，慈安也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

5

慈安与慈禧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既对权力不感兴趣，也不太懂政事。

学者徐彻引用《霆军纪略》的记载，通过湘军名将鲍超见慈安太后一事分析慈安处理政事的能力。

那是在光绪六年（1880），前文说到，这段时间慈禧曾大病一场，因此慈安只能临时独自召见众臣，可她见到远道而来的鲍超，却全是在拉家常，完全不知如何下达命令：

孝贞显皇后（慈安）问：你这到湖南好多路？

（鲍超）奏：轮船不过十余日至湖北，由湖北不过十余日即到任所。

问：你咳嗽好了么？

奏：咳嗽已好。

谕：我靠你们在外头，你须任劳任怨，真除情面，认真公事！

奏：仰体天恩，真除情面，认真公事，不敢有负委任。

问：湖南有洋人否？

奏：洋人曾到湖南，因湖南百姓聚众一赶，后遂未到湖南。

这是光绪六年（1880）五月二十七日鲍超觐见慈安的情形，而在五月初，慈安第一次见鲍超，她就问过“你在途走了多少日期？”“沿途服药有哪些不爽快？”“沿途在哪几处服药？”等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也就是说，整整一个月，慈安都没跟鲍超说正经事，倒是温柔地夸了几句“你好声望！你苦得很！”

她是一位合格的太后，但也许不是一位出色的女主。

时人就说：“东宫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每有奏牍，必西宫为诵而讲之，或竟月不决一事。”可见，慈安名义上为正宫太后，是慈禧独揽大权之路上的唯一对手，却没什么话语权，无法掌握实权，执政能力也远不如慈禧，只好一味退让。

对这样一个姐妹，慈禧真的有必要痛下杀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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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前面提到的诸多野史，关于慈安之死，目前最权威的一手史料是《翁同龢日记》。慈安去世时，翁同龢正在担任光绪帝的师父，后来也亲自参与了慈安的葬礼，他的记载还是比较可信的。

据翁同龢记录，光绪七年（1881）三月初十，“慈安太后感寒停饮，偶尔违和，未见军机”，这说明那天慈安太后身体不适，已经无法召见军机大臣。当天深夜，同僚急匆匆上门给翁同龢传来“东圣（慈安）上宾”的消息。翁同龢仓促之中，心中悲与惊并起，急忙收拾衣物，准备入宫，与其他王公大臣在宫门外等候到了凌晨。

此前几个时辰，御医已经对慈安尽全力救治，开了5个药方，可太后病情转危，实在束手无策。日出时，翁同龢等大臣“至宫门长号，升阶除冠碰头伏哭尽哀”，进宫为东太后准备后事。

这一切太过突然。如御医薛福辰所说的，慈安死后第二天就入殓也是事实。但这是符合清朝礼制的，清朝太后确有次日入殓的习俗，并非有人刻意掩饰慈安的遗容，提早入殓。

慈禧也没有遮遮掩掩，在慈安入殓前，她允许王公大臣瞻仰其遗容。如果慈安真是自杀或中毒而死，遗体肯定有异样，这足以说明，慈禧心里没鬼。

至于一些野史说慈禧对慈安“减杀丧仪”也是无稽之谈。慈安死后，遗体以金匮下葬，翁同龢还亲眼见慈禧为她戴孝。慈安的谥号也是采用王公大臣所拟的“孝贞慈安裕庆和敬仪天祚圣显皇后”，一字未改，备极哀荣，其中“贞”也有“正”的意思，即承认慈安为后宫之主。

慈禧与慈安曾经在宫中共度三十年岁月，多少有些姐妹情谊。如果没有慈安的支持，慈禧一定无法发动辛酉政变，要是没有慈安的谦让，她可能也难以掌控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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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慈安真是突然病逝，那她患的到底是什么病？

史书中的只言片语告诉我们，慈安太后很可能患有旧疾，而且是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平时看似无异样，可一旦因疲劳过度发病就十分凶险。

同治二年（1863），26岁的慈安就曾发病过，“有类肝厥，不能言语”，一连24天病情沉重，御医给她开了一些安神宁志的药物，才逐渐好转。中医所说的厥症，主要表现为突然性的昏倒，不省人事，四肢厥冷，重者甚至会一厥不醒而导致死亡，这也是脑血管疾病的症状。

仅仅过了6年，同治八年（1869），32岁的慈安病情又一次发作，不省人事达半个时辰（“昨日慈安太后旧疾作，厥逆半时许”）。

这两次发病，都说明慈安有严重的旧疾，而她44岁时突然去世，也可能是由于脑血管疾病导致的脑出血。

《翁同龢日记》中记载了慈安太后去世当天，一开始只是“偶尔违和”，病危时却有“风痫甚重”“神识不清”“遗尿”等情形，一天之内就被疾病迅速夺去生命。即便是在今日，心脑血管疾病也是可怕的隐形“杀手”，晚清御医面对这一来势汹汹的病魔，自然难以招架。

慈安在世时，对慈禧始终有一种无形的威慑。她暴亡后，最大的受惠人当然是慈禧。

两宫垂帘变成了西太后唯我独尊，慈禧成为清王朝唯一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随着慈禧权力膨胀，她的种种选择影响了帝国前进的方向，戊戌变法中，她发动政变，扑灭了百日维新；八国联军侵华时，她无力抵抗，一错再错，直至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她与光绪帝前后一天相继去世，更是留下了清宫中的另一桩疑案。

如果慈安没有中年暴崩，而是在之后几十年继续对慈禧形成制衡，历史可能会是另一番面貌。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