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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攻陷天京（今南京），消灭太平天国后，1864年，曾国藩迎来了人生的权力巅峰。

此时，他拥兵三十多万，湘军兵强马壮、功盖天下。作为大清帝国的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他还节制着作为帝国经济命脉所在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军事，自巡抚、提督等以下文武百官全部归他节制。

当时，全国八名总督中，有三名是湘系（分别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刘长佑、闽浙总督左宗棠），此外四川总督骆秉章和两广总督毛鸿宾也和湘军关系密切。全国十五名巡抚中，也有七人属于湘系。放眼大清帝国，担任各地官员的湘军将领更是不计其数。可以说，此时的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势力，几乎把持了半个大清帝国。

野史记载，眼看湘军势可倾国，湘军高级将领曾国荃、鲍超等人密谋拥戴曾国藩自立称帝。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城破后不久，以曾国荃等人为首的三十多名湘军高级将领，齐聚曾国藩军营，企图重演一出“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历史剧。没想到正当众人鼓噪之际，曾国藩却当场写了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藩委婉向部下们表达，自己效忠大清帝国，并无意称帝。

一百多年来，关于曾国藩为何不称帝这个问题，一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热点，因为早在太平天国陨落前，想劝曾国藩自立称帝的人，已是一拨接一拨。

1861年8月，湘军攻下长江要镇安庆，直逼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此时，恰逢咸丰皇帝驾崩，年仅六虚岁的载淳（同治皇帝）登基，慈禧等人随即发动辛酉政变夺权，垂帘听政。

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不到一年，大清帝国随即帝位更替、中枢震**，眼看主少国弱，湘君将领李元度随即写了一副对联“王侯无种，帝王有真”进呈给曾国藩。没想到，曾国藩却勃然大怒说：“你们只知拉我上草案树（湖南土话，草案树为荆棘）以取功名，图富贵……”

曾公无心，但属下有意。

趁着曾国藩生日的名义，友人、湖北巡抚胡林翼前来祝贺。据说，交谈间，胡林翼偷偷写了一张字条：“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但曾国藩却不说话，只是悄悄将字条撕了个粉碎。

作为曾国藩的幕僚，王闿运有一天也来到曾国藩幕前，密献“纵横计”，暗中劝进。没想到曾国藩也不说话，只是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子上点点画画，然后起身离去。王闿运一看，写的竟是“荒谬”二字。不得已，王闿运随后紧急离开了曾国藩的幕府。

从1853年组建湘军，到1864年太平天国临近覆灭前，曾国藩势可倾国，这一点，连他的对手都看得清清楚楚。

太平军翼王石达开在被俘后就提醒曾国藩说，你若汉代韩信一般，何不率众独立？否则你功高震主，怕是难免“狡兔死，走狗烹”。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在1864年被俘后，也向曾国藩进言说，自己愿意为曾国藩招抚仍然坚持在长江两岸抵抗的十多万旧部，拥戴曾国藩为帝。

但对于这些连续不断的“劝进”之言，曾国藩并没有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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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属下乃至对手极力拥戴，但对于是否称帝，曾国藩心里明白，尽管湘军表面上势可倾国，内中已暗藏分裂。1864年前后的湘军，尽管名义上拥兵30多万，内中却派系复杂，真正归属曾国藩直接指挥的，其实只有大约12万人，而其中真正的嫡系部队，只有归属弟弟曾国荃指挥的5万人马，其他各部，跟曾氏兄弟多少都有点不同程度的矛盾。

清廷对此看得清清楚楚。1854年，当湘军攻克武昌后，咸丰皇帝一度喜形于色，说曾国藩一介书生，竟然能立下如此奇功，大学士祁寯（jùn）藻却不紧不慢地说，曾国藩只是一个不在官位的侍郎，却能迅速拉起一支上万人的队伍，这恐怕不是国家的吉兆，咸丰皇帝听后顿时变色。此后咸丰在世期间，一方面让曾国藩打仗，另一方面却故意不肯将地方总督巡抚等实权交给手握重兵的曾国藩等汉人。

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后，垂帘听政的慈禧等人碍于帝国动**，无奈下授予曾国藩“节制四省军政大权”，但为了抑制曾国藩、分化湘军，慈禧也在湘军内部不断地扶持曾国藩的反对派和敌对势力。

以左宗棠为例，左宗棠尽管也是湘军干将，但却性格倔强，与曾国藩有点政见不合，于是慈禧见缝插针，在1863年破格提拔左宗棠为闽浙总督，使得左宗棠率领的几万湘军精锐从曾国藩麾下分化出去。

此外，作为曾国藩的老幕僚和老部下，江西巡抚沈葆桢，此时也跟曾国藩决裂了。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和女婿，1861年，在曾国藩的上疏保奏下，沈葆桢晋升为江西巡抚。后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领兵围攻天京，前线急需军资给养，曾国藩为了筹措军饷急得“夜不成寐”，然而沈葆桢却将原定移交湘军的半数江西厘金全部扣除，对此曾国藩怀恨在心。

为了报复沈葆桢的“忘恩负义”，曾国藩命令湘军在太平军反攻时，故意不防守安徽南部的广德和宣城，以致太平军**江西。为此，曾国藩与沈葆桢最终绝交，双方形同陌路。

在清廷和慈禧等人的授意和故意分化下，到1864年，尽管名义上曾国藩号称“节制”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军事，但浙江的左宗棠势力和江西的沈葆桢势力，实际上已经难以为曾国藩所控制。

利用湘军的内部矛盾，清廷在此基础上进行分化和釜底抽薪，这大大削弱了湘军的内部势力，使得曾国藩即使要反清称帝，也不得不仔细衡量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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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廷和慈禧的故意扶持下，另一股抑制湘军的势力——淮军，此时也迅速崛起。

作为淮军的创始人，李鸿章是曾国藩的门生，一度还给曾国藩做过幕僚，尽管没有像沈葆桢一样与曾国藩公开决裂，但随着淮军的不断壮大，曾国藩也不得不开始忌惮起来。

李鸿章在组建淮军时，正是太平军势力最为雄厚之时，对此曾国藩还催促李鸿章尽早组建成军，以协助对抗太平军。但随着淮军的不断壮大，曾国藩心中非常不爽，不仅要求李鸿章自我限制，而且派出心腹韩正国带着两个营的湘军进驻淮军，监视李鸿章的举动。后来，曾国藩还截留了4000名本来要补充进淮军的新兵，并将其擅自编入湘军。

对此，李鸿章心里很是恼火，李对淮军的二号人物程学启抱怨说，曾国藩和湘军是：“湖南人鸡犬升天，客籍人颇难出头。”

尽管淮军在创建早期发展艰难，但到达上海后，在上海士绅雄厚的财力支持下，仅仅两年时间，淮军便从6000人剧增至70000人。在洋人的支持下，淮军还一跃超过湘军，装备了洋枪洋炮，成为清军中装备最精良、火力最强大的一支武装。

此外，淮军内部跟湘军的矛盾也非常深。

当时，急剧扩张的淮军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原太平军的降军多；二是安徽老乡多（很多都是李鸿章的要员），跟以湖南人为主的湘军有很深的隔离感。

以太平军的降将、淮军二号人物程学启为例。程学启起初投降的是湘军，但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却对他疑心很重，经常排挤、欺凌程学启等人，打仗的时候经常叫程学启等人在最前面冲锋送死，筑营的时候也不允许程学启等降兵跟湘军在一起，担心他们捣乱。

由于深受湘军歧视，程学启还曾自杀过，所幸被部下救出，因此在改投淮军后，占据淮军大部的原太平军成员，也对湘军恨之入骨。

可以想象，假若曾国藩造反称帝，那么在当时最为强大、与湘军向来不合的淮军部队，难免会与湘军公开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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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为了防范湘军等汉人武装的闹事分裂，清廷也一直在不断提防。尽管太平天国战乱时期，南方战火滔天，清廷却一直将八旗骑兵（京营八旗）的主力十几万人，驻守在北京周围。

为了防范湘军，垂帘听政的慈禧和议政王奕?还在军事上做了其他防备，以提防湘军北进。当时，湘军西面有钦差大臣官文所率领的20万大军守在武昌，控制长江上游；著名悍将僧格林沁则率兵驻守在安徽、湖北；在湘军东面，清廷还布置了富明阿统率的大军镇守在镇江、扬州等长江下游地带，几乎是全面遏阻湘军。

湘军虽然看起来强大，但主力以水军最强，骑兵力量非常薄弱，所以假如北上作战，湘军的水军相对清廷的八旗骑兵并无优势。此外，清廷当时还有60万绿营兵。

而在曾国藩的湖南湘军之外，清廷当时还命令直隶、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江西等9个省的另外41位官员也举办团练武装，这些分布全国各地的势力，也都是阻扼湘军的雄厚势力。

在此情况下，尽管部下们热心涌动，期望着跟随曾国藩一起造反称王称霸，但对全国兵力分布和湘军内部矛盾了然于心的曾国藩，也不得不三思而行。

有鉴于湘军内部的“**”，清廷也洞若观火，一直在不断敲打曾国藩。

1864年7月，当曾国荃攻破天京后，湘军连夜上奏捷报，原本以为会得到重赏的曾国藩和曾国荃，却没想到迎来了清廷和慈禧等人一顿劈头盖脸的狂训。

此前，咸丰皇帝在临死前曾经许诺“克复金陵（南京）者为王”，然而清廷不仅没有兑现这个承诺，还训斥曾国荃指挥失当，没有将太平军一网打尽，以致让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等1000多人逃走。此外，针对当时到处传言湘军掳掠太平天国的金银宝库“天国圣库”的问题，清廷还命令曾国荃必须限期将财宝如数上缴朝廷。

不仅如此，清廷还颁发圣旨警告曾国藩，要求曾国藩严格管束部下，不得骄奢**逸、四处掳掠，旨意中严厉训斥、暗藏杀机。

对此，以曾国荃为首的湘军将士心中非常愤怒，认为自己血战多年，如今攻下天京，不仅没有得到封赏，相反还招来清廷的猜忌，由此他们更加倾向于离心叛变，但曾国藩并未迷失心智，只是默默忍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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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明白，湘军立下大功，清廷却敢于这般训斥和猜忌，是有底气的。

碍于湘军内部的矛盾，淮军的坐大和制衡，以及八旗骑兵和各路绿营兵、团练武装的监视，曾国藩了然于心的是，尽管湘军外表强大，但其实已经危机四伏。

即使在曾国藩直接控制的湘军内部，当时贪腐之风也越来越严重，军队中的各级将士纷纷往家中偷运金银财宝，士兵们普遍厌战。由于赏罚不当、分配不公，湘军内部还出现了闹饷、抗令等问题。在军中，湘军很多底层士兵大量加入哥老会等帮会组织，小集团的分化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曾国藩明白，经过十多年的征战，湘军已不复当年锐气，在到达巅峰之日，也是衰落之时。

1864年湘军盛极而衰，也是湘军内部**不安的真实写照。

而作为一介书生，曾国藩内心也没有反清称帝的野心。

在曾国藩心中，他组练湘军，原本就是为了忠君报国，儒家的忠义概念在他心中根深蒂固；起兵之初，曾国藩就在讨伐太平天国的《讨粤匪檄》中指出，他之所以反对太平天国，乃是因为太平天国本身毁灭儒释道等一切传统的中国信仰——太平军毁孔庙、烧道观、杀僧人，对于一切名教的毁灭：“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所以，捍卫儒教信仰和忠君报国的所谓“大义”，正是曾国藩内心的真实写照。

此外，在十多年的征战中，曾国藩曾高达五次大难不死，这也让他身心俱疲、无力再战：在靖港大败后，曾国藩试图自杀，幸亏被幕僚所救；第二次，回到长沙后，听说清廷要解散湘军，曾国藩一度悲愤，写下遗书、买好棺材想要自杀，还好前线湘潭大捷的消息传来，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第三次，湘军在湖口大败，曾国藩投水自杀，幸亏被李元度所救；第四次，南昌被围，曾国藩差点被石达开活捉，幸亏当时刚好天京事变，石达开撤兵离去，曾国藩又逃过一劫；第五次，太平军李世贤、杨辅清所率十几万大军包围湘军总部祁门，当时曾国藩手下只有几百亲兵，几条退路也全部被堵死，没想到太平军却由于情报失误撤围而去，曾国藩再次大难不死。

尽管自己多次大难不死，但曾国藩的四弟曾国葆却在战场上累死，二弟曾国华则战死。从1853年组练湘军，到1864年攻下天京，11年间曾国藩历经坎坷，自身和家人的遭遇，也使得他对于所谓自立称帝，且不说心中的儒家道义束缚和实际情况的诸多阻碍，即使在内心，曾国藩也已是感觉到心力交瘁、沮丧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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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攻克天京之前，曾国藩内心的惶惧就已显露。

在1861年终于受命“节制四省军事”时，曾国藩就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表示：“权太重，位太高，虚望太隆，悚惶之至。”

1862年，曾国藩在两次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就谈道：“余忧惧太过……忧惶战栗之象不为少减，自是老年心血亏损之症。”“但求全局不遽决裂，余能速死，而不为万世所痛骂则幸矣！”

这位早年游戏嬉乐的书生，根本没有想到他人生的后半段，竟然会卷入一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并且成为决定时局的最关键人物。战争的残酷，远远超过了他心中所能承受的程度，更何况，自古“功高震主”“狡兔死，走狗烹”的无数案例摆在眼前，曾国藩更是战战兢兢。

为此，曾国藩写信给弟弟曾国荃说，以年羹尧等人的惨死为例，大清开国两百多年，没有几个汉人像他这样手握重兵的，所以朝廷不放心，是很正常的事；对此他劝诫曾国荃说，受点窝囊气很正常。

此外，考虑到当时天京虽然已攻破，但太平军仍有数十万残部在坚持战斗，北方捻军也活跃流窜，再加上资本主义列强环伺、虎视眈眈的危险局面，曾国藩也不忍再挑起战祸，以致殃及天下。

为了急流勇退，就在湘军攻破天京一个多月后，1864年8月，曾国藩决定自削兵权——裁湘军25000人，且削的都是他直接控制的湘军核心部队。1864年11月，曾国藩又自己奏请停征了作为湘军军饷的厘金、亩捐；曾国藩还让弟弟曾国荃主动“抱病离职、回原籍调养”。

通过自我裁军、主动交权等一系列举措，没有反清称帝的曾国藩，最终实现了急流勇退和自我保全，而清廷对他“再造大清”的回报则是一个御赐的所谓“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的“殊遇”。

八年后，急流勇退的曾国藩，最终以两江总督的身份死在任上。清廷给予他的待遇是：追赠太傅，谥号“文正”，并下令各省建立专祠纪念。

以再造帝国之功，功高震主，却能全身而退，不称帝的曾国藩，显然读透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