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充满了矛盾性和传奇性。

两千多年来，他以复仇与忠君的双重标签闻名于世。无论是复仇还是忠君，他都以极端的方式表达他的态度：复仇以鞭尸泄愤收尾，忠君以忠谏身死告终。

但在他身上，复仇与忠君又以极其矛盾的方式留待后人评说，时而被当成不忠不孝的典型，时而被当成至忠至孝的模范。

关于他的争议，未曾平息。他是英雄，也是恶神。是叛逆，也是功臣。

对他做出评判的人，或许根本不在乎历史真实，只在乎自己所处时代的现实需要。

后世为他的故事增添了许多传奇性，层累制造的历史，使得他的本来面目也日渐模糊。

然而，即便两千多年过去，我们依然能从附加在他身上的真真假假的历史与传说中，描定一条清晰而又悲情的主线——他的父兄因为忠诚而被杀，他为了报仇，隐忍半生，实施了一个长达十五六年的复仇计划，但最终却难逃父兄一样的命运，他仍然因为忠诚而被杀。

这个宿命般的结局，恰恰是历史上难以打开的一个死结，一个悲催的循环。我们讲伍子胥（？—前484）的故事，其实是在讲历史的悲剧循环。

1

伍子胥复仇故事的起点，是一个王、一个美女和一个奸臣。在后来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忠奸对立的事情反复发生，而这几乎成为历史学家展开乱世叙述的三大标配。

王是楚平王，美女是秦国女子，奸臣是太子建的老师费无忌。

楚平王让费无忌负责太子建的婚礼仪式。费无忌看到新娘，来自秦国的女子“绝美”，转头就给楚平王汇报，怂恿楚平王自己把这个秦女娶了，再重新给太子娶一个。

这样，费无忌取悦了楚平王，却得罪了太子建。为了给自己留后路，费无忌开启了抹黑太子的模式。先是鼓动楚平王将太子建调到城父（今安徽亳州谯城区东南边陲），随后进谗言，说太子建在城父厉兵秣马，结交诸侯，恐怕要叛变啊。

楚平王信了，召回伍奢进行拷问。伍奢任太子太傅，是太子建的另一名老师。伍氏家族在楚国是地位很高的政治家族，伍奢的祖父伍参在晋楚之战中曾献奇谋，助楚军大胜。伍参之子、伍奢之父伍举也是楚庄王的重臣，见楚庄王不理政务、沉迷声色，就给楚庄王出了个谜语：南方有一只鸟，三年不展翅，三年不鸣叫，这是什么鸟？楚庄王知道伍举拐着弯儿骂自己不是好鸟，瞬间被激起了斗志说：你的意思，我知道了。虽然三年不展翅，但一飞必将冲天；虽然三年不鸣叫，但一鸣必会惊人。后来，楚庄王终于成就春秋霸业，人称“大器晚成”。

根据《史记》记载，面对费无忌对太子建的构陷，伍奢直言劝谏楚平王：“王独奈何以谗贼小臣疏骨肉之亲乎？”而《左传》记载伍奢劝谏楚平王的话是：“君一过多矣，何信于谗？”意思是，大王您娶太子之妻已经是过错了，为何还要一错再错，听信小人谗言，疏远至亲？

伍奢有伍家流淌在血液里的直言忠谏基因，但楚平王毕竟不是楚庄王，他动了杀心。

费无忌继续进谗言说，伍奢有两个儿子，不杀掉将来恐成楚国忧患，可以其父伍奢为人质，把他们召回来，一网打尽。楚平王对此“言听计从”，一面派人去追捕太子建，一面派人去抓伍奢的两个儿子。

问题就出在这里。历史上，君王为何常常听不进忠臣的直言，而对奸臣的谗言却言听计从？除了忠臣的直言听起来刺耳，是否还有可能是因为，奸臣更善于揣摩和迎合，说出了君王想说而不便说出来的心声呢？奸臣是坏，但他们只是君王的代言人，最坏的人其实是君王本人。

在楚平王派出的抓捕使者赶到之时，伍奢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子胥，进行了最后一次对话。兄弟俩都知道，父亲被囚禁，不过是楚平王要挟他们兄弟返楚宫，好斩草除根、永绝后患的筹码而已。但伍尚为人仁厚，遂将报仇的重任托付给伍子胥，自己则选择回到楚宫与父亲同死。在《左传》的记载中，伍尚最后对伍子胥说：“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尔其勉之！”

在父兄的印象中，伍子胥为人刚戾忍诟，能成大事。在家族面临灭顶之灾时，他最终做出了“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的抉择。但应该强调，在生死关头，一留一去，一死一生，这是兄弟俩共同的选择。

历史上，生死抉择的背后，附加着忠孝仁义等各种意义，是一个古老的二人困境。两千多年后，晚清的谭嗣同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决定留下来受死，并写诗说“去留肝胆两昆仑”，把赴死的人和逃命的人，都置于一个崇高的地位，因为任一选择，都有不同的使命，都不容易。

伍尚束手被捕，等待他的是殉父而死。而伍子胥拉开了弓，搭上箭对准使者，使者不敢上前，伍子胥便逃走了。

当父亲伍奢和哥哥伍尚被杀的时候，伍子胥已经逃亡在了邻国的土地上。一场伟大的复仇，拉开了序幕。

2

在先秦最权威的史书《左传》中，关于伍子胥的逃亡路线，只有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员如吴。”伍员（即伍子胥）去了吴国。逃亡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则由其他史书和小说进行补述，越往后世，叠加了越多的想象与传说。

司马迁《史记》说，伍子胥为了躲避追杀，最早逃到宋国，跟先前已经出逃的太子建会合，然后一同投奔郑国，最后又去了晋国。不久，太子建在晋顷公的怂恿下重返郑国，而郑国人很快发现，太子建可能已被晋顷公收买为内应，于是把他杀掉。伍子胥惊恐不已，连夜带着太子建的儿子，逃向吴国。

在伍子胥的最后一次逃亡中，他竟然冒着巨大的危险穿越楚国的昭关（今安徽含山县），而不是选择从其他国家抵达吴国。这成为一个难解之谜。

昭关地处吴头楚尾，是楚国重兵把守之地。按照正常人的思维，被捕的风险这么大，伍子胥不可能走这条路线入吴。但从古代历史叙述的偏好来看，将主人公置于极大的险境之中，才能催生出精彩的情节。伍子胥过昭关因此更偏向于虚构和传说。事实上，也正因为有了伍子胥过昭关的设定，后世才能不断往里面增添传奇情节。比如，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作《韩非子》里面，就演绎了伍子胥过昭关的智谋：

子胥出走，边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

意思是说，伍子胥被守关的负责人抓住了，想拿他去楚平王那里领赏。伍子胥反问守关人，你知道楚王为什么要抓我吗？因为我有一颗价值连城的宝珠，但我已经把这颗宝珠弄丢了，到时我只能在楚王面前说，是你夺了我的宝珠并吞到肚子里去了。那个时候没有B超、X光什么的，守关人一听就怕了，赶紧把伍子胥放掉。

司马迁《史记》则重点讲述伍子胥被守关人追捕，跑到江边，恰好有一位渔翁划船而来，渡他过江。伍子胥十分感激，解下佩剑赠给渔翁，作为报答。渔翁拒绝了，说：楚王的悬赏令规定，抓到伍子胥的人封爵，并赐米五万石，这些都不入我眼，我又怎么会要你的宝剑呢？

正如法家重在突显伍子胥的谋略，司马迁则重在强调世道人心，在《史记》中，不乏渔翁、屠夫、耕夫这些无名的世外高人，他们地位卑微，与世无争，但品格高洁，总在关键时刻代表正义出手，帮助苦主。

到了东汉时期，当时流行的杂史，进一步附会出新的情节，说伍子胥渡江后特别叮嘱渔翁，不要泄露出去。当伍子胥因为不放心而回头再看时，渔翁已凿船自沉江中。一个逃亡者的猜忌和一个隐世者的高洁，在这个离奇的细节中得到最大的强化。但这已跟真实的历史完全无关。

还有，今天人们熟悉的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则是到了元代才编出来的。真实性更加不值一驳。

根据司马迁的叙述，过昭关后，伍子胥生病，中途依靠乞食为生。但我们不难发现，在《史记》中，除了伍子胥，百里奚、重耳、韩信等人都曾沦为乞食者。这可能又是历史叙述的一个偏好：将失志的牛人推入山穷水尽的境地，让他沦为一无所有的乞丐，其实是为他最终超越困境、成就大业做好了铺垫而已。这就跟现在的闯关游戏设置一样，闯关难度越大，胜利的意义和快感也就越大。

总之，在《左传》的“员如吴”三个字背后，历代史学家和小说家推演出了伍子胥逃亡和闯关的许多传奇故事，只有这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才能促成一个悲剧人物去完成他的复仇大业。因为，在正统的观念中，任何结局的成功，都不是随意得来的，中间必经过九九八十一难。

3

从当时的诸侯形势分析，伍子胥历经千辛万苦也要逃往吴国，是有道理的。

在春秋中前期，主要是晋楚争霸，能威胁震慑楚国的，除了晋国就没有了。当时的楚国逃亡者，一般会先跑到中立国宋国、郑国，然后到晋国，从晋国寻求复仇本国的机会。流传到现在的成语“楚材晋用”，反映的就是楚国君臣矛盾，使人才出逃到晋国，并为晋国所用的史实。

但到了伍子胥生活的春秋后期，晋国大族横行，内乱不止，已经无心与楚国争霸了。来自楚国的逃亡者，如果背负复仇使命，依靠晋国攻打楚国来报仇，就显得不现实了。他们只能继续寻找有能力、有雄心抗衡楚国的国家，这就是新崛起的吴国。无论是伍子胥，还是与伍子胥有相同遭遇、父亲同样被楚国所杀的逃亡者伯嚭，都因此选择了奔吴。

但，伍子胥入吴国乞兵伐楚的计划并不顺利。

虽然吴楚两国为世仇，常年在边境打仗，但当伍子胥向吴王僚献策一举攻破楚国时，公子光却站出来阻止吴王僚，挑明说，伍子胥不过是想替自己复仇而已，“不可从”。

这是一场读心术的较量。公子光看出伍子胥仅为了个人复仇考虑，不为吴国社稷考虑。而伍子胥从公子光的阻挠，则看出他有异志，不想让吴王僚独占破楚之功。

伍子胥决定退而求其次，向公子光推荐了一个名叫专诸的刺客，自己则隐退到乡下种田去了。

伍奢当年说自己这个儿子性格刚戾，但能隐忍，确实是知子莫若父。在复仇计划受阻之后，伍子胥选择了放慢步伐，用时间去赌公子光能上位成为新一代吴王，再利用其建功立业、巩固权威的需求，游说其攻破楚国。而这注定是漫长的等待。

五年后，伍子胥介绍给公子光的专诸，刺杀了吴王僚。公子光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一上位，他果然把伍子胥从山野之间召回来，任命为“行人”之官，参与国家大政。

又过了九年，吴王阖闾灭楚称霸的欲望，已经比伍子胥灭楚复仇的欲望强烈得多。伍子胥遂向阖闾献策，以三支军队分别骚扰的疲楚之策，拉开了大举进攻楚国的序幕。

公元前506年，春秋后期的一场经典战役——柏举之战，3万吴国军队深入楚国境内，在柏举（今湖北麻城境内）击溃了楚国20万主力。吴国军队随后攻入了楚国都城——郢都。

这一刻，伍子胥已经等了十五六年。但当时，他的复仇对象楚平王已经死去十年，在位的是楚平王与秦国女子的儿子楚昭王。郢都陷落，楚昭王逃入山中。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十多年间一直胸怀血海深仇的伍子胥，四处搜寻不到楚昭王，怒气仍无法发泄，遂掘开楚平王的墓，进行鞭尸。但《史记》在另一处则记载，伍子胥仅对楚平王之墓进行鞭挞。

究竟是“鞭尸”还是“挞墓”，已无定论。但伍子胥这一带有极端侮辱性质的举动，已经严重挑战了当时的社会伦理。伍子胥当年的好友申包胥，听到消息后派人传话，怒斥伍子胥：“你这样复仇，未免太过分了！已经不讲天理到极点了！”

伍子胥则对来人说：“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替我向申包胥致歉吧，就说我因为年事已高，而报仇心切，就像眼看要日落西山，却仍路途遥遥，所以才做出这种倒行逆施的事情来。

但这也符合伍子胥刚戾极端的性格，复仇，他就一定要狠狠地泄愤。

当初，伍子胥逃亡楚国之前，跟申包胥说：他（楚平王）杀了我父兄，我一定要灭了他的楚国。据《左传》记载，申包胥“勉之”，尊重伍子胥的决定，让他加油。但申包胥同时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你能灭楚，我也能兴楚。两人一个复仇，一个忠君，都是合理的诉求，没有对错，所以互道珍重。

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申包胥在郢都沦陷后，跑到秦国搬救兵，据说在秦宫哭了七天七夜，终于感动了秦哀公。秦国出兵救援楚国，迫使吴国撤军回国。

伍子胥的复仇故事，至此以差点灭了楚国而告终。而当年的一对好朋友，各自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4

有意思的是，申包胥做了楚国的忠臣，而伍子胥最终做了吴国的忠臣。

在伍子胥完成复仇大业之后，他并没有功成退隐，而是继续服务吴王阖闾，成为吴国的重要智囊。阖闾在世时，伍子胥颇受重用，帮助吴国奠定霸业之基。史载，“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

但在阖闾死后，伍子胥在继位的吴王夫差那里，关系日渐疏远。当年与他同病相怜的复仇者伯嚭，开始取代伍子胥，成为吴王夫差最信任的重臣。

针对吴国的对外战略，是北伐还是南征，伍子胥与伯嚭形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尤其是在公元前494年吴越会战之后，吴国军队打得越王勾践率领残部退守会稽山，越国濒临亡国。伍子胥与伯嚭的战略分歧，达到了空前严重的阶段。

伍子胥多次向夫差谏言，一再强调越王勾践不死，“必为吴患”，“今吴之有越，犹人之有腹心疾也”，力主吴国应当杀掉勾践、灭掉越国，摘除心腹之患，然后才能挥师北上，争霸中原。而伯嚭收受了越王勾践的贿赂，极力鼓动夫差与越国结盟罢兵，以便将主力投入北伐，尽早称霸天下，这也可以让越国获得喘息之机。

夫差最终站在伯嚭这边，仅对勾践进行奴役式的惩罚，而留给他一条命，也没有灭掉他的国，这给了勾践后来卧薪尝胆翻盘的机会。伍子胥对夫差发出警告，说天要灭越国，如果吴国不接受，一定会反遭其殃。而夫差已经开始用兵于北方，并被短暂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大约十年后，伍子胥在吴国抵达武力巅峰的时候，却已预见了吴国的败亡。

尽管先秦的儒家一再劝告，忠君要有度，君王不听劝谏，可以选择离开。可是，也许伍子胥血液里流淌着家族忠谏的基因，也许他对自己的地位和现状仍有所留恋，他并未像年轻时离开楚国一样选择离开吴国。他采取的最决绝的做法，是在自己出使齐国时将儿子留在齐国避祸，自己还是返回了吴国。伯嚭则立马抓住他是一个“裸官”的把柄，再次向夫差进谗言。

夫差彻底被触怒，当场以属镂之剑赐死伍子胥。伍子胥自杀前留下遗言：把我的头颅挂在城头吧，我会看到越国灭亡吴国的。夫差听说了伍子胥的遗言，更加愤怒，命人以鸱夷革裹其尸浮于江，一代忠魂就此长眠于烟波浩渺中。

在伍子胥临死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那么一个时刻让他感觉到吊诡的恍惚？在那一个时刻，父亲的命运在他身上重演了一遍：那一刻，吴王夫差就是当年的楚平王，伯嚭就是当年的费无忌，而他，伍子胥则是当年自己的父亲伍奢。一模一样的悲剧，在两代人身上进行了复制。

数百年后，司马迁在给伍子胥作传的时候，肯定意识到了悲剧的循环。《史记·伍子胥列传》的整个叙述，就是被奸臣陷害—隐忍复仇—再被奸臣所害的故事循环。在司马迁的悲情叙述中，隐含着一个深刻的社会学原理，那就是：在相同的文化生态中，同样的人和事总会不断地被复制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历史的时间线是圆形的。整个春秋时代，多少乱世豪杰陷于诸侯争霸的漩涡而无法脱身，真正功成告退、平安着陆的人，或许只有范蠡一人。这使得范蠡成为中国人梦寐以求却极难复制的理想人格镜像。而伍子胥，则是更具普遍性的悲剧人格原型，在当时和以后的历史中，不断地被复制。历史上的英雄，几乎都难逃伍子胥式的宿命。

5

大约两百年后，楚国的屈原将伍子胥当作自己的镜像，从中照见了自己的命运。

屈原多次在他的楚辞中歌颂伍子胥，对他的悲惨结局感到痛心：

“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忠臣和贤人不一定会受到重用，可能还会死得很惨，就像伍子胥受谗言而死，比干被剁成肉酱而死；

“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吴王夫差听信谗言，昏庸啊，等到伍子胥死后，才知道后悔，来不及了；

“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我屈原真想以伍子胥为榜样，追随他而去（后来屈原真的投水自尽，随伍子胥而去了）；

……

屈原为什么要歌颂伍子胥呢？他肯定从伍子胥“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历史遭遇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为伍子胥鸣不平，何尝不是以伍子胥自况，曲折地倾诉他为国竭忠却两次遭楚怀王流放荒野之地的悲愤之情，以及对楚国前途的悲观之情。

我在这里专门引述屈原表彰伍子胥的诗句，除了表达历史悲剧在英雄人物身上的循环发生之外，还想借此阐述一个历史常识：先秦时期，到底存不存在爱国观念？

现代人容易用后起的观念去套用早先的历史情境，甚至去苛求过往的历史人物。在伍子胥的身上，他在现代就背负起“卖国贼”的骂名——一个楚国人，为了报私仇，投靠外国，不惜引入外国军队，还差点灭了自己的祖国，这不是典型的叛徒和卖国贼吗？

然而，任何脱离时代背景对历史人物的批判，都是不合理的。

屈原在现代被当作伟大的爱国者，但他在诗句里不止一次地对伍子胥表达尊敬、同情和爱慕。如果先秦存在爱国观念的话，屈原还会如此炽热地歌颂一个楚国的叛徒吗？

申包胥在现代同样被当作伟大的复国者和爱国者，但他对伍子胥颠覆楚国的复仇决心，不仅没有劝阻，还表达了加油鼓劲的态度；即便后来伍子胥的计划成真，成为吴国攻陷楚国的带路党，申包胥也没有骂他是卖国贼，只是对他鞭尸楚平王的残暴举动表示斥责。如果先秦存在爱国观念的话，申包胥还会鼓励一个楚国的叛徒吗？

事实上，爱国观念是一个很晚近的概念。用它来评判先秦的历史人物，显然是不适用的。屈原、申包胥的所作所为，在今人看来是爱国的，其实他们不过是忠君罢了。而伍子胥的所作所为，在今人看来是叛国的，其实也不过是不忠于楚国的君王而已。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没有祖国的时代。当时的士人阶层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抱负，在各诸侯国之间游走，采用游说的方式使国君采纳其政治主张。范蠡、文种是楚国人，却为越国所用。李斯、商鞅，一个是楚国人，一个是卫国人，却都为秦国所用。类似现象十分常见，当时称为“楚材晋用”，并不带有任何道德评判色彩。

当时人信奉的两大观念，一是孝，二是忠。孝体现在“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也是伍子胥复仇故事被广泛称颂的社会观念基础。而忠，并不一定要像帝制时代那么愚忠，先秦儒家推崇的是君臣之间的平等关系，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所以当时的社会主张，君王如果德行有亏，或者屡劝不听，臣子可以离去，另择明君。这与帝制时代臣子必须对皇帝从一而终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

当孝与忠发生冲突的时候，后来的帝制时代主张“移孝作忠”，忠大于孝，但先秦时代恰好相反，是孝大于忠。按当时的说法，叫“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可以为了父亲断绝君臣关系，但不能为了君王断绝父子关系。

在这种观念背景下，伍子胥向楚平王的复仇，天经地义，无懈可击。这是他至孝的一面。他后来死谏吴王夫差，则是他死忠的另一面。虽然死忠不像后世那么受统治阶层追捧，荀子甚至称这种死忠为“下忠”，但当时人对此总体抱持同情、尊敬的态度。任何时候，愿意以生命去坚守自己信仰的东西，总会让人同情和尊敬，这在古今并无差别。伍子胥对吴王，申包胥、屈原对楚王，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死忠的体现。

由此可以看出，伍子胥之所以被当成至忠至孝的典范，是因为他的复仇和忠谏都具有时代正义性。而当帝制时代开始向臣民灌输愚忠的观念以后，伍子胥就逐渐受到了一些历史盲的苛责：他背叛楚王是为不忠，不能随父而死是为不孝。

每当听到这些苛责之声，我就在想，我们信奉时代总是在进步，但人的观念，真的也会一直进步吗？是否会受到思想的禁锢，反而出现倒退呢？

反正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帝制君臣观念已开始被重建，但司马迁显然更怀念和向往四百年前，伍子胥生活的那个快意恩仇的时代。他在给伍子胥写完传记后，忍不住赞赏伍子胥是一个“烈丈夫”，是一个“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的大英雄。

而千百年来，民间对伍子胥复仇故事不厌其烦地反复传述，不也正是他们对昏君暴君不满却无法报复的一种心理补偿吗？

英雄的历史悲剧总在循环发生，而击碎这种循环的时代观念，早已老去，只存在于故事之中。这或许才是最让人悲哀的地方，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