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夏丏尊曾将一本日本介绍断食的杂志拿给李叔同看，之后，夏丏尊就忘得一干二净了。而且，李叔同第一次去寺里断食，并没有告知他，所以，当断食后清癯消瘦的李叔同出现在他面前时，夏丏尊大为惊叹，可也不忘“责问”了一句：“为什么不告诉我？”甚至有些后悔将断食文章拿给他看。无论如何，夏丏尊算是李叔同踏入佛门的一个助缘。

自第一次断食以后，李叔同即种下慧根，将自己看作佛门中人，并在生活中处处以佛门弟子的规范要求自己。

及至1918年（民国七年），38岁的艺术教师、曾经的津门“桐达李家”公子哥李叔同终于放下世俗的一切，在杭州出家当了和尚。这本来是个人行为，但因为他的身世和在天津、上海的影响力，经过报纸传播，很快成为轰动全国的公共事件。在李叔同的老家天津，报童边跑边卖力挥舞着手中的《大公报》，当天报纸很快被抢购一空。老乡们竞相传阅，议论纷纷：“桐达李家的三公子为嘛出家？要名有名，要钱有钱，到底有嘛想不开？”

一代才子放弃世俗生活，突然遁入空门，让人深感惋惜和不解。人们纷纷揣测他出家的原因，目前可推测的原因包括：个人对现实的有心无力；对红尘琐事带来无穷的烦扰感到无奈；被病痛折磨，寻求解脱；对佛教清修的心驰神往。

其实，本书第一章就曾提到，李叔同自幼深受佛教文化熏陶，早在内心种下善因，他从小就看透了无常，相信宇宙存在的意义。他不怕神秘未知的挑战，反而被它深深吸引，深深感动。

少年时代的李叔同就曾写出“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这样的诗句。人生如此短暂，就像落日迫近西山，很快就要消失不见；富贵也不会长久，如同草叶上的薄薄的一层冻霜，太阳一出来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思想境界，显然与朝阳花朵一样的年纪所应有的朝气蓬勃极不相符，弥散着看透人生的意味。少年李叔同眼中，一切都是转瞬即逝的过眼烟云，他的视线早已穿透纷纷扰扰的滚滚红尘，看到了人生的真谛。

那时的李叔同，意识到人要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人与自然的缘分。每个人从生到死都是处于变化当中，金钱、青春、爱情、生命，包括宇宙，一切万物都不是永恒的。物质生活给人带来的只是肉身的满足，精神生活才是激活灵魂的法器。虽然家境殷实，但李叔同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对名利也没有太大的欲望，只是跟随天津名士常云庄、赵元礼、唐静岩专注地学习诗词、书法、篆刻等技艺，从事艺术正是他想要的精神生活。他的朋友圈也基本都在艺术范畴，与商界、政界的人往来甚少。

练习书法时，李叔同临摹过《心经》。《心经》全名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是智慧，“波罗蜜多”是到彼岸。《心经》全文260余字，是佛经中字数最少的一部经典著作，因其字数最少、含义最深、传奇最多、影响最大，它和《金刚经》一样，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影响极大。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李叔同临摹过《心经》，不可能不熟悉《心经》那260个字。加之此前所积累的国学功底，对里面的文字理解也相对深刻。这是李叔同接近佛教的一个因缘，他出家后也曾讲过这部佛经。

李叔同父亲李世珍乐善好施，中年后信奉佛教，研习《金刚经》《楞严经》《地藏本愿经》等佛教经典，定期放生舍粥，吃斋念佛，家中的主要成员也应当是茹素的。李世珍临终之时，有僧人助念往生，李世珍在《金刚经》轻缓的吟诵声中安详而逝。发丧期间，李叔同目睹了僧人们敲击法器，念佛诵经的全过程，那种庄严的诵经声，深深感动着他。父亲与佛结缘安详而逝的画面，像一幕电影画面，永久定格在李叔同的脑海里，多年之后都难以磨灭。当时李宅附近有一座无量庵，李叔同的侄媳妇信佛，常到庵里念经。李叔同常去聆听，到家后就能将《大悲咒》《往生咒》、袁了凡的“功过格”背下来。李宅附近除了无量庵外，还有大悲禅院。这座始建于明末清初，兴盛于康熙年间的百年古寺，因供奉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而得名，又因供奉有玄奘法师的顶骨舍利而闻名海内外。

父亲健在时，常延请僧人到家中交流佛法，李叔同静静地坐着倾听，他也曾跟随父亲到大悲禅院听法师讲经，也曾在香烟缭绕中瞪大眼睛仰视佛祖，获得内心的清凉。巧合的是，李家先后购置宅子所处的位置，均与寺庙距离不远，这能得不说是一种因缘。成年后的李叔同更加与寺庙有缘。李叔同成为弘一法师后，途经上海重访当年的城南草堂，没想到的是，草堂易主，变成僧人讲经说法的佛堂。后来李叔同到杭州教书，学校附近也有寺院，他常常到寺院散步，有时也与僧人攀谈聊天。这仿佛是前世的因缘，寺院、僧人、佛像、古树、香火，让他感到非常亲切，曾陪伴他度过难忘的童年。家中的奶妈见三少爷有了佛化的萌芽，她认为不好，就教他改念《名贤集》里的格言。《名贤集》里有“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样励志的句子，也有“人穷志短，马瘦毛长”“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眷如同陌路人”这样揭示世态炎凉的句子，李叔同更钟爱后者。

少年李叔同对诸如生死、命运、世相有了自己的理解，对人情世故保持客观的审视，有着超越世俗的老成持重。尽管如此，他毕竟还是凡人，有着凡人的七情六欲，有着凡人的苦恼。这些烦恼无处排遣，就被他写进了诗词、歌里、书法里。同时他也在寻找另外一种解脱的途径。就在此时，他遇到了佛教，于是从艺术领域转向宗教，以实现自身的精神超越。通过对佛教经典的研读，他解开了诸多的疑惑，但他还是无法舍弃虚妄的身躯，蜕变成一个全新的自我。就在此时，他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帮他敲开佛教之门，点亮那盏智慧之灯。

这两个人就是夏丏尊和马一浮。

李叔同出家看似突然，其实早有端倪。断食体验后的1917年1月至1918年3月间，有几件事可以证明他已经流露出出家的意愿。

第一件事，1918年1月8日透露出家。李叔同在写给学生刘质平的信中说：鄙人拟于数年之内入山为佛弟子，或在一二年亦未可知……现已陆续结束一切。

第二件事是1917年11月14日聆听佛法。李叔同去虎跑寺听法轮禅师说法，回来后写了书联。并在题记里写道：“余于观音诞后一日，生于章武李善人家，丁巳卅八。是日入大慈山，谒法轮禅师，说法竟夕，颇有所悟。归来书此，呈奉座右。”落款是“婴居士”（注：此时李叔同改名为李婴，寓意像婴儿般新生）。

第三件事是1918年1月发心出家。李叔同居虎跑寺客房习静一个月，恰逢马一浮带彭逊之到虎跑寺出家。李叔同目睹了彭逊之剃度出家全过程，大为震撼，随即欲拜弘祥大师为师。弘祥大师认为自己资历尚浅，就请来师父了悟大师做李叔同的师父。了悟大师为其取法名演因，号弘一。

第四件事是1918年3月15日诵经。恰逢亡母忌日，李叔同到虎跑寺诵了三日《地藏经》，为母亲回向（注：佛教用语，指自己所修的功德不愿独享，而将之转给他人）。之后做了一件海青，每日做两堂佛课。

第五件事是1918年3月间（安排时间）给刘质平写信。信中写道：“不佞自知世寿不永（仅有十年左右），又从无始以来，罪孽至深，故不得不赶紧发心修行。自去腊（去年）受马一浮大士之熏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务多荒。近来请假，逾课时之半，就令勉强再延时日，必外贻旷职之讥（人皆谓余有神经病），内受疚心之苦……不佞即拟宣布辞职，暑假后不再任事矣。所藏音乐书，拟以赠君，望君早返国收领（能在五月内最妙），并可为最后之畅聚。不佞所藏之书物，近日皆分赠各处，五月以前必可清楚。秋初即入山习静，不再轻易晤人。剃度之期，或在明年。”

以上五件事，均离不开夏丏尊和马一浮两位好友的助缘。

夏丏尊是启发李叔同出家的助缘人。正是因为夏丏尊与李叔同偶然说起断食可以使人身心更新，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李叔同才到虎跑寺进行断食体验，前后共21天。

李叔同正式剃度前，夏丏尊曾问他：“你真的想好了？”

李叔同答：“想好了。”

见夏丏尊落泪，李叔同说：“我先在这里做个居士，修行一年再说。”

夏丏尊见李叔同虽然身着海青，但却留着头发和胡须，和寺庙里的和尚相比，显得不伦不类。

夏丏尊赌气说：“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

夏丏尊没有想到，他的这句气话，反倒坚定了李叔同出家的决心。仅隔一天，李叔同就举行了落发仪式。

夏丏尊又来看望李叔同，他呆呆地愣在那里，一个光头和尚正冲他笑。

夏丏尊问：“叔同，何时受的剃度？”

李叔同答：“我已不叫李叔同了，以后叫我弘一和尚吧。昨天剃度的，恰巧是大势至菩萨日。”

夏丏尊埋怨：“不是说暂时做居士修行，不剃度的吗？”

李叔同说：“我是按照你的意思办的呀，你不是说我不僧不俗地待在这里，倒不如索性做了和尚。我想想，你说得也对，便照着你的意思做了。从今以后，我就是佛门一沙弥，尽自己所能做些弘法利生的事。我们是多年知交，以后还望得到你的照拂。”

李叔同出家后，对夏丏尊十分感谢，认为正是由于夏丏尊的因缘，使他得以实现了夙愿。

李叔同曾说：“我的出家，大半由于这位夏居士的助缘，此恩永不能忘！”夏丏尊对此却颇为不安，内疚了一辈子。

李叔同临终前曾写下一偈：“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送给夏丏尊。他依然在感谢这位生命中重要的助缘人。

马一浮为李叔同打通研习佛法的通道。李叔同在杭州浙江一师教书那几年，深感时代动**所带来的流弊，从心底厌恶有些教师只教书不育人，只拿薪水却不从精神上净化学生的心灵，让他们识别什么是真善美。

为了让学生们开阔视野，他常在课余时间，带学生们参加各类文化活动。有一次李叔同带丰子恺到马一浮家做客，两人切磋国学、哲学、佛学。李叔同与马一浮年龄相仿，二人在艺术上惺惺相惜，但在佛学研究方面，马一浮是李叔同的前辈，说老师也不为过。

在马一浮看来，佛学与儒学是互通的，他常常对人讲“儒佛兼摄”：真正的修行人，应该掌握用佛学与儒学互补的方法，因为儒家式的修养与佛教徒的修行最终还是要达到同一个目标，即提高道德修养，过滤心灵的杂质，抵达灵魂的清凉之境。“菩提涅槃是一性，尧舜孔佛是一人”，这一观念对李叔同理解佛教很有启发。

李叔同是一个从小接受孔孟文化的儒者，也曾担负着求取功名、荣耀门楣的重任，无奈科考失利，又逢家道中落，诸事艰辛，他的内心也曾出现过人生亦幻亦真的镜像。生活的窘迫和养家的责任，让这个孤傲清高的知识分子，不得不纵身一跃到泥沙俱下的社会中讨生活。无论是在上海《太平洋报》副刊做编辑，还是在杭州浙江一师当教师，那仅仅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他要适应职场里的各种规则，要学会圆滑地为人处世，要违心地应酬各种饭局。

虽然李叔同当时在美术、音乐、书法等领域中被称为大师，世人对他刮目相看，但在人心浮躁的年代，再难看到灵魂撞击的火花，再难听到心灵交融的圣歌，他只能守着最后一片心灵净土，寻找清澈的河流和一叶小舟。

在这种情境下，作为一个艺术家，他除了进行艺术创作还能如何？如果连艺术创作都无法完成自我救赎，他只能选择另外一种“艺术形式”——宗教。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完成身心的净化和灵魂的蜕变，就像他在断食试验后为自己起的名字那样：李婴——如婴儿般新生。

马一浮的佛学理念与李叔同的想法不谋而合。佛法与儒学一样，不只是学问研究的对象，而且是实践中发现的真理。无论佛学还是儒学，都在于人们经过自我的深刻剖析后，可以获得道德的提升和智慧的增长。

杭州工作六年，李叔同与马一浮往来频繁，每次都会请走几部佛经回去研读。《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大乘起信论》《圆觉经》等佛经，是李叔同那一时期的精神食粮。后来李叔同公开说，他学佛是受马一浮先生指示的。

多年后丰子恺在《陋巷》一文中，回忆了和李叔同、马一浮在一起谈话的情形：“我其实全然听不懂他们的话，只是断片地听到什么‘楞严’‘圆觉’等名词，又有一个英语‘philosophy’（哲学）出现在他们的谈话中。”再后来，马一浮介绍李叔同到杭州虎跑寺习静，一次正好赶上马一浮的朋友彭逊之的出家仪式，李叔同被眼前的场景震撼了。虎跑寺内香雾缭绕，僧人并立，沉郁的钟声飘**在寺院上空。主持剃度的了悟大师步入殿内，端坐佛像前。在引请师的引导下，彭逊之入殿，向了悟大师行礼。礼毕，了悟大师为彭逊之施行剃度。

在学佛这条道路上，李叔同始终把马一浮当作精神上的导师，马一浮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他人生的航向，这是无须辩驳的事实。

幼年的家庭影响，后来的朋友助缘，让李叔同萌生了出家的念头，而真正让他下定决心出家的原因，则是因为他的病。李叔同一生受尽各种疾病的折磨，如果不是对艺术与佛法全身心的专注，他的世寿可能活不到62岁。其间的艰辛是常人难以体会的。李叔同毕竟是吃五谷杂粮的人，无论意志如何坚强，面对难忍的病痛，他还是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些情绪。

李叔同主要患有神经衰弱症、手足麻木症、肺病三种病症。其中神经衰弱症和肺病在他出家之前就已经得到确诊，手足麻木症是出家后刺血写经所致。

李叔同出家后，曾给侄儿李圣章写信说：“神经衰弱症，始自弱冠之岁，比年亦复增剧。俟此次撰述事讫，即一意念佛，不复为劳心之业也。”也就是说，李叔同在20岁左右时，就已患上神经衰弱。

神经衰弱是一个比较宽泛的称谓，它包括抑郁、焦虑障碍、紧张性头痛、失眠、消化不良等。人们由于长期处于紧张和压力下，易出现精神兴奋和脑力疲乏现象，常伴有睡眠障碍、肌肉紧张性疼痛等。神经衰弱如果处理不当，可迁延达数年甚至数十年，如果遇到新的压力或休息不足，症状还可能会加剧。

由于当时的医学不发达，抑或是李叔同本人和家人没有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没有进行及时、科学的治疗，这才导致李叔同中年后病情加重，他才会主动地进行断食体验，渴望到一处清幽之所安度下半生。

1929年李叔同住在承天寺，附近每天传来练习放枪、体操、唱歌之声，让他饱受骚扰之苦。返回温州时，又与二百兵士同乘一封舱船而归，途中备受“种种逼迫，种种污秽”。重居庆福寺，在关房“窗前二丈之外”，又有众兵士每天“放枪喧哗”。

他在给夏丏尊的信中写道：“此生平所未经历之逆恼境，导致脑神经重伤。”神经衰弱让李叔同饱受煎熬，感受颇深，甚至在僧人为神经衰弱者进行临终助念时，他也充分考虑到对方的感受。他在《人生之最后》中说：“以余经验言之，神经衰弱者，病时甚畏引磬及小木鱼声，因其声尖锐，刺激神经，反令心神不宁。若依余意，应免除引磬小木鱼，仅用音声助念，最为妥当。或改为大钟大磬大木鱼，其声宏壮，闻者能起肃敬之念，实胜于引磬小木鱼也……”

李叔同的肺病是在《太平洋报》工作期间加重的。1912年夏，由于连日的加班熬夜，饮食不规律，李叔同积劳成疾，导致咯血。整夜失眠，再加之肺病哮喘，让他痛苦不堪，心情郁郁。他用一首《人病》的诗抒发咯血时的感受：“人病墨池干，南风六月寒。肺枯红叶落，身瘦白衣宽。入世儿侪笑，当门景色阑。昨宵梦王母，猛忆少年欢。”

李叔同说：人生病之后，砚台也干了，不能写作，夏季六月吹着南风却觉得寒冷。心肺枯干好像秋天飘落的枯叶，身体消瘦衣服也变得宽大。走到外面使同伴看了发笑，站在门前使景色变得难看。昨夜梦中到了天宫，猛然想起少年时的欢乐情景。李叔同认为，自己离死不远了，早死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少肉体得到了解脱。出家后的李叔同肺病频发直至圆寂。学生劝他就医，他笑曰：“小病从医，大病从死。今是大病，从它死好。有求死之心并非坏事，死心塌地念佛，要么病好，要么往生。”

疾病的折磨，让李叔同向往幽静生活，寺院无疑是最佳的休养之所。再者，神经衰弱和肺病不是肢体的残疾，所以他还像健全的人一样，总有能做的事：读经、念佛、写字、散步、打坐、弘法，全身心投入去做事，不想病、不谈病。李叔同骨子里还是一个文人，无论遇到肉体上的病痛，还是精神上的折磨，对人生的体验都较常人为切，对境遇的感悟也较常人为深。寺院的秘境，佛法的微妙，可缓解他肉体与精神之疼痛，开阔了他的思想领域与人生境界。

出家后的24年间，李叔同就在这样自我营造的静谧之境中安度人生，神经衰弱症和肺病比之前有所好转。他找到了心灵的栖居之所，内心清静了，一切就都清静了。

佛语说，一切万有皆受因缘支配，非人们所得以轻忽。正所谓出之幽谷，迁之乔木，返璞归真，人格圆满。

《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法说，一切都是幻象，早晚都会消散的，消散之后还会再聚，这就是世间的因缘。

纵观李叔同的出家，皆由因缘组成。因家庭的影响，幼年便在心中种下菩提种子，让他对生命的无常有了懵懂的认识，正所谓“人生聚散长如此，相见且欢娱”。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这颗善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待他成年之后因种种机缘，得到有缘人的无私助缘，他开始向往那种虚缈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的自由幻境，这种超越现实的愿望，加速了他遁入空门的脚步。要想摆脱尘世的烦恼，求得生命的永恒，唯有走向佛门这一种选择了。

众生病苦谁扶持，一心向佛菩萨心。病痛的折磨可以摧毁他的身体，但没有摧毁他的心志。他真心发愿，诚心拜佛，一心皈依，心无杂念，苦其心志，修其精神，过着苦行僧般的修行生活，从而完成了从艺术家向佛教徒的艰难蜕变。

李叔同如此坚定地出家，实际上早就意识到幻象的存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幻象越来越真实，甚至触手可及。他要打碎这些幻象，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当他站在一片世俗的废墟之上，在尘土飞扬中仰望天空，终于发现：在一个由物欲组成的文明世界，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整地获得自己，因为他始终生活在纠缠的关系中，成为与自己对立的陌生人。他在违背自己真实的意愿，努力去塑造别人为他设定的形象，遗憾的是，在与现实的抗辩中他铩羽而归。人生的荒谬正在于此，人生的欢喜也正在于此。

所以，他愿意接受佛陀的教诲：当你发现自己被贪欲引诱的时候，一定要自我降服。你要做自己“心”的主人，不要做“心”的奴仆……

为人处世，恪守言行合一或言出必行，事实上是一个艰难困苦而又玉汝于成的过程。而在芸芸众生之中，要想真正辨识“言必信，行必果”，除了要有一双慧眼，还得“假以时日”。孔子在《论语》中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意思是说，以前我对待人，听到他的豪言壮语就相信他会这样做；但现在我看人，听了他的话我还不能相信，还要观察他后面的所作所为。李叔同在俗38年，在佛24年，其在言行合一上的执着与决绝，在其出家前后，尤其是皈依佛门之后，体现得尤为彻底。

1918年2月，时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师的李叔同写信给学生刘质平说：因受马一浮大士之熏染，学佛有悟，世味日淡，罪业至深，暑假后不再任事，秋初即入山习静。

6月31日，他将书画赠予学生，将金石作品与藏印赠西泠印社封存，将钢琴等家具赠予日籍妻子。

8月19日，大势至菩萨诞辰，他身披海青，脚穿芒鞋，于杭州虎跑寺向了悟法师行剃度礼，法名演音，字弘一。

“世间再无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从此，一个名闻遐迩、万人景从的艺术大师，皈依佛法，遁入空门，转身为一代高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