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李叔同从日本毕业后归国，这一时期，无论是他和他的家族，还是国家，都将经历一场命运的急剧转折。

甫一回国，他就应早年的金石之交、天津高等工业学堂校长周啸麟之聘，在天津任图画教员，后来又执教于直隶模范工业学堂。这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是李叔同南下上海后，在故乡住得最长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转过年开春，李叔同就永远地离开了家乡天津，自此再也没有回去过。

这一时期的天津，乃至全国，都孕育着各种动**不安的因素。

首先，全国金融业陷入混乱动**，天津李家在全国各地经营的钱庄相继倒闭。百万家财尽失，几近破产，李叔同却是最后一个知道家境败落的人。

此时的“桐达李家”，也如风雨飘摇中的中国一样，早已今不如昔。早在10年前的1900年，经过八国联军兵火的洗劫，天津盐商损失惨重。政府用钱的地方增多了，赋税也连年增加，盐商要维持经营，不得不拿出更多的资金。正所谓大河有水，小河才满，此时的国家作为大河已被列强榨干了，李家也难逃时代蹇运，迅速地败落了。只是因为往年的积累较丰厚，还能勉强维持运转而已。据称，1902年，李文熙将父亲传下来的河南内黄引地出让，李家从此丧失盐商身份。但此时的“桐达李家”毕竟家大业大，其名下的桐达钱铺仍是一家颇有地位的银号，“桐达李家”的津门富绅角色，还能以桐达钱铺为依托，得到社会的认可。在庚子之后，李家仅剩的钱铺业随着天津逐渐萧条的商业活动而日渐艰难。“桐达李家”这个老字号也出现在1903年底天津银号开列的钱行欠单中，此后更是每况愈下。1911年桐达钱铺无法承受行业持续凋敝带来的打击而彻底歇业，这意味着李家经济地位彻底丧失。从此，曾经富甲一方的“桐达李家”也正式踏入破落贵族的行列。家庭的这一巨大变故，国家的风雨飘摇，是李叔同后来出家不可忽视的要因。

李叔同回国之际，正是天津的钱铺纷纷倒闭、“桐达李家”正在走向衰亡的转折时期。“天涯五友”之一的袁希濂于1911年任职天津，曾多次到过李家，目睹了李家经济上衰败的过程。

欧阳予倩曾说，李叔同对家族的巨变似乎毫不在意，也从不跟别人提起。可见他对此要么独自默默承受，要么真的洒脱。李叔同长年混迹于文学圈子，风流名士往来颇多；加上时代新风气的沾染，使他成为具有强烈趋新意愿的新派人士。一度“**不羁”的生活，已经背离了盐商李家一举一动以《论语》为准则的行为方式，在精神气质上与“桐达李家”已有天壤之别。

李叔同天资聪颖，骨子里有一股傲气，喜欢特立独行，关于作文写诗，李叔同早就说过：“世人每好作感时诗文，余雅不喜此事”，可见其我行我素的个性。

另外，李叔同与兄长李文熙的关系，似乎也并不亲密。李叔同是庶出，他和母亲王氏并不被因循守旧的李文熙重视。就连李叔同回乡葬母，二人也分歧很大。开阔了视野、接受了新思想的李叔同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兄弟二人矛盾、嫌隙日益加大。因此，李叔同对家庭的感情，恐怕也没有那么炽烈，有什么变故，对他而言，也许没有特别大的情感上的起伏。

另外，从交游士林的少年，到风流儒雅、感情充沛的上海滩文人，再到游学东瀛的进步青年；从浸**传统书法诗词篆刻，以票友身份登台演出，到涉猎西洋艺术，学习油画，在东京创办话剧社，李叔同的生活轨迹，早已脱离了传统绅商的圈子，这在交结周旋于官商之间、话题不离金钱的李文熙主持的盐商家族中，已经是另类了。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同人生履历酝酿了不同情感，李叔同与家族日渐疏离，维系兄弟二人之间感情的，仅剩下一点血脉和家族名声而已。

这一年对于李家是多事之秋，对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来说更是如此，享国祚二百余年的封建王朝，终于迎来了最后的掘墓人。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清政府的统治土崩瓦解，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

新政权的出现，让李叔同欢欣鼓舞。与20世纪初的进步青年一样，李叔同一直处在一种**澎湃的情绪中，这一年，他曾情绪激昂地填词《满江红·民国肇造志感》一首：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

共和政权的建立，确实让李叔同充满了澎湃的**，他知道，天津已经不适合多留，要到新思想、新潮流的最前沿上海去，才能找到更加有意义的人生。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离开了暮气沉沉的天津，奔向了朝气蓬勃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