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很有文艺天赋，到了日本后，不久即痴迷于西洋绘画，尤其是**画。西洋绘画注重写实，进行人体写生练习是一项必修的课程，寻找**绘画模特，成了李叔同在刚开始学习西洋绘画时最难解决的大问题。李叔同先是在学校里用男模特进行人体写生，缺少女模特的问题一直让他愁眉不展。

11月的日本，带着浓浓凉意的秋风席卷了日本东京的各个角落。一天，正在练习绘画的李叔同见到了给他送饭的房东女儿，他灵光一闪：这个女孩不正是自己寻觅已久的最佳模特人选吗？第一次见面，这女孩只是来给他送小菜，送米饭。李叔同十分小心地提出邀请，让她当自己的女模特。这个要求让这位姑娘觉得十分突然，毕竟把**画在画上，即便是在新风已开的日本，也并不多见。因此，除了艺术学校外，在社会上仍然不被大众所接受。

让李叔同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日本姑娘没让他心里忐忑太久，就答应了他的请求，理由是李叔同惊人的才华和诚恳的态度打动了她。从此，这位日本姑娘便成了李叔同的专职模特。每当画作完成，李叔同都会让这位日本姑娘评价一番。随着交往的深入，二人发现了更多的共同爱好，彼此真诚相待，两人开始跨越画家和模特的界限。

转过年的春天，到了樱花烂漫时节。经过几个月的交往，李叔同第一次感受到了爱情的滋味，两个人开始同居。李叔同终于在与家乡万里之遥的国外，感受到了家庭的温馨，心情自然开朗而愉悦。

正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他特地创作了《朝游不忍池》：小桥独立了无语，瞥见林梢升曙曦。诗中洋溢着一种朗润的情绪。从此湖边经常出现李叔同和那位日本姑娘一起散步的身影。由于李叔同对家庭的感情是含蓄而内敛的，因此，关于这位日本姑娘的文字记载很少，甚至世人无法知晓她的姓名。我们只能在关于李叔同的传说和传记里，隐约知道她的名字为雪子、诚子或叶子，但并没有实据。林子青在《弘一法师年谱》中记载，李叔同出家前，参加了一次为期十八天的断食，并留有《断食日志》，其中有两处提到“福基”。第十一日：“是晚感谢神恩，誓必皈依，致福基书”；第十二日：“因寒不敢起床。十一时福基遣人送棉衣来，乃披衣起。”故推测“福基”是李叔同日籍夫人的真名，却也无法定论。

李叔同的结发妻子是俞氏，李家老保姆王妈妈称二人是“龙虎斗”的命相，可见他们夫妻关系并不和睦，甚至有些紧张。李叔同独自留学日本多年，很少回中国探望，也能反映一些事实。在日本《国民新闻》记者采写的《清国留学生志于洋画》一文中，李叔同向记者自称是独身。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李叔同此时并不愿意提及自己的婚姻生活。清末留日学界，中国学生与日本女子交往并产生爱情的事，并不鲜见。因此，当年过着贵族式的考究生活，且风度翩翩、才情横溢的李叔同，与一位异国女子互生情愫，也并不让人惊讶。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新风尚之风虽然已经劲吹，但纳妾的风气尚在延续，直到1971年香港地区废除《大清律例》，中国才正式结束纳妾的历史，但影响至今尚在。因此，虽然李叔同在国内已有妻子，再娶一位日本夫人也并不让人意外。然而，此时的李叔同也许只是想找一个精神上的慰藉，并没有把她当作侧室看待。李叔同于1911年学成回国，将日籍夫人带回上海生活，他自己除了在天津有短暂的驻留，生活重心一直在沪杭。事实上，李叔同好像对婚姻一直不太看重，或者他有自己的考虑。总之，他与天津的俞氏长期处于分居状态，日籍妻子雪子也只是他心灵的慰藉，并没有名分。

虽然雪子没有名分，李叔同也似乎有意无意不想提起她，但毕竟二人有着事实上的婚姻，所以，李家后人也都承认和接纳了雪子，并称之为“日本奶奶”。李叔同之子李端在《家事琐记》中有一段叙述：“我还见过先父画的一张油画，是一位日本女人的头像，梳着高髻的大阪头，画面署名‘L’，四周有木框……现在推断，‘L’的署名当是‘李’字的拼音字头，画中的日本女人，也可能就是我父亲从日本带回上海的那位日籍夫人。”

近来，有研究者称，李叔同的日籍夫人育有一子一女。但至今没有现身，下落成谜。

生于1930年的李准之子李曾慈，是李叔同亲自赐名的嫡孙，据说也见过这位“日本奶奶”的画像。他说，祖父的遗物中，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两幅大小不同但又配对成套的油画。前面李端提到的是一幅，另一幅较大，上下高约七尺，宽约五尺，分家时归李准名下。画面是一个游泳的女人身像。在蓝绿色的水中，一**两臂伸张，作向水上浮动状。头发很长，发在水中漂浮，水中的形体略似模糊。画的右下角签有红油色的“Ii”两个英文字母。李曾慈说，这两幅油画当时都挂在李叔同故居的书房里。因为当时家里挂**画十分罕见，各界还将这件“怪事”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口口相传多年。

这位日籍夫人的画像，想必是李叔同的得意之作，他在杭州浙一师任教时的弟子李鸿梁也在回忆录里提到过。他说，有一次替李先生收拾从上海带回杭州的一只箱子，发现很多张油画是同一模特儿的。后李叔同的好友夏丏尊先生告诉他，这是他的日籍师母。

李叔同为日籍夫人雪子创作多幅油画，可佐证二人是因油画而结缘的浪漫姻缘。

这位日本女子随李叔同在上海的海伦路安家，李叔同经常带学生到家里做客，所以他的很多学生都曾见过这位日籍夫人。

姜丹书曾与李叔同共事于浙一师。他说，李叔同出家时，曾剪下自己几根胡须，包赠给日籍夫人。李叔同刚入佛门时，她曾在寺里悲伤痛哭十几天，最终也没有见到李叔同的面。另一位曾亲近弘一大师的高文显先生则记忆清晰，描绘详细：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师的出家，却引起情魔来缠绕了。他的日本太太携着幼儿，从南京赶来，要来和他会面。但是铁石心肠的他，连会面的因缘也拒绝她，她没有办法，只好再三地恳求，说他的爱儿也同来见他。可是他更表示坚持，吩咐通报的人，请对她说，把他当作害虎列拉病死了一样，一切家庭的事，从此不过问了。她知道他信仰宗教的热情，已迭于极点，只好带着爱儿北上天津，交给他的家属，然后自己凄然东归，以成就他的道业。（《弘一法师的生平》）

这里的记录与事实可能有出入，因为李家后人并没有见到过这个“爱儿”，时间久远，也许是记忆有误。

丰子恺是李叔同最为得意的弟子，二人关系非同一般。据丰子恺女儿说，李叔同的这位日本妻子没有生育。李叔同出家时，还专门托友人将其送回了日本。按照丰李二人的关系，我们本应采信这一说法，但因为丰子恺并没有提供更多的有力证据，所以这一说法也存疑。

这位日本夫人想必对李叔同十分钟情，他出家后，她一直不肯放弃，曾找到李叔同的多年好友杨白民倾诉：日本的和尚是容许有妻室的，为什么李先生要遣返她？经杨白民解释后，日本夫人便央求杨带她到杭州，再见李叔同一面。到杭州后，杨独自到虎跑寺向弘一提出此事，弘一推辞不掉，就相偕到湖滨一旅馆。杨先去散步，两人单独会面。据说弘一给了她一只手表为纪念。这位夫人原是学医的，弘一安慰她说：“你有技术，回日本去不会失业。”会面毕，弘一乘船离去，头也不回一下，夫人失声痛哭，只得与杨一同返沪，就此回日本去了。

总之，李叔同与这位日籍夫人浓情蜜意地生活了10年，随着李叔同出家二人从此天各一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