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时的留学生来说，留学必定是一段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从1905年到1911年，在日本学习、生活的6年，是李叔同早年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客观上影响了他之后的人生道路。李叔同在此期间的生活状态，还是值得研究的。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10月4日，日本《国民新闻》发表了一篇采访李叔同的报道。其中的一些细节，可见李叔同在日本生活的点滴。

当时李叔同住在下谷上三崎北町三十一番地。《国民新闻》的记者前去采访，进门之后，从里屋出来一个女佣似的矮小妇人，“李先生在家吗？”听到记者一问，“从邻室飘然漫步出来一位身材有五尺六寸的魁梧大汉，后来知道这位就是李哀先生”。李叔同身穿和服，系一条黑纱的腰带，头上留着漂亮的三七分发型，俨然一副晚清绅士的打扮。记者这样描述李叔同的居住环境：“三叠大小的房间，是他的书斋。乐器、书架、椅子、茶几，掩蔽着四周墙壁，看来很是局促”。李叔同向记者介绍贴满墙壁的黑田清辉的**画、美人画、山水画，中村及其他画家的画等，还把记者引进里面六叠的房间，给他看刚刚画成的写生作品。记者称赞李叔同笔致潇洒，女佣从旁插了一句“那是早上刚刚一气画成的”。“李君谦然地说‘是’，露出了一排白齿。”

这是一段相当细致的描写，可见当时的李叔同居住条件相当优越，“桐达李家”的余荫犹在。实际上，在众多留学生中，他确实鹤立鸡群，无论是生活条件还是艺术成就。

清末留学有公费、自费两种。1901年，早期留日的章宗祥曾编有《日本留学指南》，对留日一年所需费用做过核算。“以言费用，则多者二百多，少者百余金已足”。李叔同1917年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曾以薪水节余资助弟子刘质平在日本的学费，每月20元（当时李叔同月薪为105元）。在致刘质平的信中，李叔同称“中国留学生往往学费甚多，但日本学生每月有廿元已可敷用。不买书、买物、交际游览，可以省钱许多”。可见这一说法是有理论依据的。综合而言，一年200元当为最低程度，一般三四百元上下，就可以保证其学习和生活的需要。

官费生的标准，到1906年末始有统一规定。官费生学习普通学科，每人每年学费400元（日元）整；肄业官立高等专门学校者，每人每年学费450元（日元）整；官立大学者，每人每年学费500元（日元）整。可见，一般情况下，平均每名官费生每年费用450~550元间。实际费用也许略有出入，但相差不大。

自费生的情形则有很大差别，其中大多数学生是上层官绅富商家庭出身——一般家庭也难以承受。据记载，在日留学生，尤其是自费生，大多抱着到了东京后，再申请官费的想法，可见官费有相当的吸引力。例如李叔同的学生刘质平，甚至为无法申请到官费常常发愁。

李叔同到底是以什么身份赴日学习的，目前尚不清楚，但以他家的资产，即使自费也并不在意。而从其在天津官场的影响力，弄到官费生资格，也不是什么难事。

留学生到日本后的生存状态，很值得一提。初到东京，留学生一般住在专为学生提供便宜食宿的旅馆（下宿屋）。周作人初到日本时，就寄宿在一处下宿屋，名为伏见馆，“房饭钱每月不出10元，中午和晚上两餐饭，早上两片面包加黄油，牛奶半磅，也就够了”。后来周等五人合租了一处房屋，每月租金35元，每人分摊7元，反而花费更多一些。

相比之下，李叔同独自租房住，似乎还雇了一个用人，虽然艺术生需要的空间要大些，但也要足够的经济支撑才可以做到。

在日留学期间，李叔同结识了韩亮侯。有一天，韩亮侯在日本的一个音乐会上，发现一个衣衫褴褛的座客。这种资产阶级的西洋人的音乐会里，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呢？这门票又怎么会给他买到的呢？后来等到散场时，相互招呼之后，这人还邀请韩到他寓所去坐坐，为好奇心所驱，韩亮侯就跟他走，不多一会儿，到了一所很讲究的洋房。那人住在二楼，一进房，韩吃了一惊，满壁都是图书，书架上摆着许多艺术品，屋角还有一架钢琴，一下子把韩弄糊涂了。后来，这人又换上笔挺的西装，邀请韩亮侯到外面去吃饭。当然，这里的主人就是李叔同。

这里关于李叔同居处的描述，可证明李叔同的经济状况超出一般留学生一大截。

丰子恺说，李叔同在日本时，“是彻头彻尾的一个留学生。我见过他当时的照片：高帽子、硬领、硬衲、燕尾服、史的克、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架在鼻梁上，竟活像一个西洋人”。李叔同自己也承认，他在东京的生活，过得十分讲究适意，保留了贵族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尝试日式的生活方式，穿和服，早浴，用长火钵。姜丹书还说李叔同后来有冷水擦身的习惯，这明显也是沿袭在日本时的生活习惯。

作为富家子弟，李叔同不必为生计奔波，以家庭雄厚的财力支持自己惬意的留学生活。在春柳社演出时，他随意就能定制戏服，一般留学生想也不敢想。

享受生活，追求生活的品位，本就是贵族生活的日常。这种追求与财富和金钱有关，但并非全部取决于此。李叔同青少年时期的家庭状况，与中后期的经济状况有着天壤之别，但他仍然以一个精神贵族的品位要求自己，从来没有放松过。

李叔同生于优渥的官绅之家，自幼善于交际。在日本，他也自然不会封闭自己。《国民新闻》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曾经与李叔同有下面一段对话。李叔同在看到对方的名片后问：“是槐南诗人的新闻社吗？”“是的，槐南先生的诗也常刊登，您认识他吗？”“是的，槐南、石埭、鸣鹤、种竹诸诗人，都是我的朋友，我最喜欢诗，一定投稿，请赐批评。”李叔同将这几位日本诗人称为朋友，可见他与这些人之间不是泛泛之交。有记载表明，李叔同很快就与日本有名的汉诗人森槐南、大久保湘南、永阪石埭、日下部鸣鹤、本田种竹等有了诗艺上的交往。1906年6月，李叔同加入了由森槐南、大久保湘南等领导的日本诗歌社团“随鸥吟社”。

李叔同与随鸥吟社的来往，应得益于严修、吴汝纶与随鸥吟社诸人的关系。随鸥吟社每月活动一次，并出版《随鸥集》。在《随鸥集》中，李叔同（或用李息霜、李哀等名字）曾刊登过不少诗作，也深受日本友人喜爱。在1906年7月的一次聚会中，李叔同写下了两首七绝：

苍茫独立欲无言，落日昏昏虎豹蹲。

剩却穷途两行泪，且来瀛海吊诗魂。

故国荒凉剧可哀，千年旧学半尘埃。

沉沉风雨鸡鸣夜，可有男儿奋袂来？

能够迅速融入留学所在国的圈子，确实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撑，但更重要的是不能过多参与政治。李叔同学的是美术、音乐，相对更好接触日本国人。但从诗中，我们能感受到李叔同忧国忧民的情怀。

除了随鸥吟社外，李叔同与曾孝谷、陈师曾还参加日本书画界的淡白会。该会“开会时，陈设会员作品，当筵挥毫，出品交换”。李叔同等人与会时，“日人当年乞书画者尤多”。足见他能够游走于日本当地艺术界，确实有着深厚的艺术功底。

从李叔同与日本戏剧界、汉诗界、书画界交往的情形不难看出，李叔同在日本的社交范围非常广泛。

而在当时留学日本的同人中，李叔同似乎给人不近人情的印象，也许这与他严于律己的性格有关。及至后来出家，已是弘一大师的李叔同说，“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尝用意于世故人情”。

此外，李叔同还特别喜欢宠物猫，在少年时期的一封信的署名就自称“天津一只猫”。姜丹书也说，在东京留学时，李叔同曾经往家里发过一个电报，问猫安否。当时电报还属于特别贵的“奢侈品”。这样的举动，对于普通人而言，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已深有社会影响的李叔同，自然是大众拿着放大镜观察的对象。不管怎样，李叔同在日本的生活，确实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