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中国人，大多结婚较早，富家大户更是讲究早早成家立业。李叔同也不例外。1897年，17岁的李叔同迎娶大自己两岁，出身于天津茶商家庭的女子俞氏。俞氏眉目端正、知书达礼，二人可谓门当户对。李叔同兄长李文熙特意从家产中拨出30万元给他作为家用，然而，李叔同拿到巨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架十分昂贵的钢琴，弹奏谱曲，参加津门的戏剧活动。虽然这是他文艺细胞泛滥之举，也表明了他对家庭并无特别的感情。

从李叔同多年后毅然出家，以及在日本另娶日籍妻子的行为来看，李、俞二人婚姻并不幸福，更像是一场各取所需的生意。按照李叔同儿子李端的说法，俞氏性情温和而软弱，从来没有动手打过自己。李叔同青年时期的旷达洒脱，可以看作是忧郁情感的外在宣泄。

婚后第二年，俞氏随同李叔同迁居上海。从李叔同遗留下来的有关俞氏的记录及二人的生活细节看，这一时期俞氏与李叔同之间似乎没有明显的不和。李叔同在俗时，与俞氏生育三子。长子早夭，移居上海后生了李准和李端。

1905年，李叔同的生母王氏在上海病故，李叔同随即将王氏归葬于家族墓地。也许是俞氏自己思念家乡的缘故，或者李叔同有赴日留学的打算，总之，不久李叔同将全家老小从上海带回了天津。从此以后，俞氏携李准、李端一直生活在天津，直到去世。

1905年李叔同到日本留学时，李准只有5岁，李端更是年幼。俞氏一人操持全家，独自抚养李准、李端兄弟。幼子李端曾说，他十分感谢家中的保姆王妈妈。她在李家劳动了50多年，到70多岁时才离开，勤勤恳恳地照顾和侍候了李叔同祖孙三代人。王妈妈本来是专门侍候王氏的，却不想成了李家最忠实的亲人。李叔同出国留学后，王妈妈和俞氏及李准兄弟二人朝夕相处，对母子三人照顾备至。为了表达对王妈妈的尊重，俞氏一直让兄弟二人称王妈妈为“妈妈”，这是对这位老仆人最大的肯定和慰藉。

六年后的1911年，李叔同留学归来，在天津小住一段时间后，再次南下，从此再没有踏足天津，自然也没有再见过俞氏。

俞氏就像历史长河中一粒小小的石子，默默无闻地支持着李叔同和他的选择，却从来不留下自己的声音。

1918年，李叔同出家为僧。李叔同出家一事，俞氏可能事前并不知晓，也没有资料记载她获知消息后的行动，可见二人真的没有感情。1927年，李叔同的侄子李麟玉到杭州拜访他时，李叔同说自己出家前没有和俞氏商量，实在是对不起她。

李叔同出家后，他的兄长曾与俞氏商量，让她去杭州劝李叔同还俗，但俞氏虽然十分伤心，却知晓自己的丈夫虽然外表绵柔，但行事决绝，知道已无法挽回，就对兄长说“您不用管了”。然而，关于劝说还俗一事，早年在上海与李叔同相交的黄炎培却另有说法：

叔同出家首先在杭州的西湖，经过了几年，叔同的夫人到上海，要求城东女学杨白民夫人詹练一和我当时的夫人王纠思伴她去杭州找叔同，走了几个庙，找到了，要求叔同到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共餐。三人有问，叔同才答，终席，叔同从不自动发一言，也从不抬头睁眼向三人注视。

饭罢，叔同即告辞归庙，雇一小舟，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一人上船了。船开行了，叔同从不一回头。但见一桨一桨**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一顾，叔同夫人大哭而归。

（《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

因为李叔同从日本带回一位日籍夫人，故这一记载无法确定是否为俞氏，这且放在一边不论。单说“桐达李家”，自然不赞成李叔同出家。虽然因为时局的原因，李家已有败象，但作为名门大户，出一个和尚，并不是值得夸耀的事情。更何况李叔同在天津还有妻室家小呢？

李叔同突然出家为僧，对俞氏的精神有很大刺激。有两年时间，俞氏到一家刺绣学校学绣花解闷，后来又在家里找了几位女伴，教她们绣花。

李叔同离津后，曾托付李绍莲照顾俞氏母子。两家的后辈子孙很要好，每年暑假，俞氏都会带两个儿子去李绍莲家住上一段时间。

李端回忆说，在他岁数稍大的时候，父亲曾经来过两封信，都是在给二伯父的信中另纸附书，没有称谓也没有签名。第一封信是父亲在出家后不久寄来的，当时李端正在上中学。信中说他已经出家当了和尚，让一家人也吃斋念佛，并嘱咐他们兄弟二人要用功读书，长大后在教育界做事。信笺是在白纸上印着一个和尚坐在那里的图案。看到这封信，一家人都哭了。

俞氏自知与李叔同并没有真正的夫妻感情，但作为合法妻子，她依然无法接受他的出家。

弘一法师出家后，并没有彻底断绝尘缘，时常与家人、朋友通信，却很少提到自己的发妻。1926年农历正月初三，俞氏故去，家中给弘一去信报丧。弘一在月底给师父寂山和尚的信中说：

前数日得天津俗家兄函，谓在家之妻室已于正月初旬谢世，属弟子返津一次；但现在变乱未宁，弟子拟缓数月，再定行期，一时未能动身也。

尽管弘一大师在与师父的通信中表露了回家探望的打算，但事实上并没有北返。他与俞氏若即若离的一点儿联系，也随着俞氏的离去而永远地断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