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场与政坛

当年太祖皇帝登基时，在各地分封王爷，赋予他们兵权。假如朝廷出了奸臣，王爷们可以清君侧，诛杀奸佞，保住大明江山。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太祖封十七子朱权为宁王。两年后，朱权在大宁就藩。靖难之役中，太宗皇帝用计策要挟朱权加入靖难大军，并约好事成之后，两人平分天下。结果真正打入南京后，太宗皇帝便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将宁王改封南昌。宁王从此专心读书、娱乐、学道，不过问也没有机会过问政事。正统末年，第一代宁王去世了，享年七十岁，他的孙子朱奠培继承了爵位，天顺年间因为获罪而被革去护卫。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朱奠培去世，他的儿子朱觐钧嗣位。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朱觐钧去世，儿子朱宸濠嗣位，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六月发动叛乱，他就是我最大的敌人。

当年刘瑾最嚣张的时候，朱宸濠就心怀不轨，常常贿赂刘瑾，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银子到位后，他成功恢复了护卫，有了谋反的资本。朱宸濠还喜欢招纳江湖术士，有个叫李自然的，通过揣摩上意，知道宁王有谋反的意图，便声称自己可以知“天命”，说宁王有皇帝之相。当时的人大多迷信，野心勃勃的朱宸濠相信了这些莫名其妙的说法。没想到刘瑾垮台后，宁王的护卫又被削夺了。他想方设法希望恢复。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与宁王关系很好的陆完被升为兵部尚书。他曾经在江西担任按察司，朱宸濠见两人有交情，极力拉拢，陆尚书同意了，为朱宸濠恢复护卫出谋划策。同时，朱宸濠还私下里勾结皇帝的亲信钱宁、张锐等人。在大家的帮助下，他终于在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三月恢复了护卫。

宁王的野心能不能实现呢？看看他的品行便知道了，他四处抢夺土地、钱财，强抢民间女子，就连官府也不敢过问。对于江西的地方官，能够拉拢的便竭力拉拢，实在是不愿意投靠的便想方设法除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野心终于被朝廷查到了。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五月的一天，太监张忠对皇帝说：“钱宁、臧贤常常称赞宁王。陛下以为如何？”皇帝回答：“推荐文武百官也就罢了，推荐藩王是什么道理？”张忠说：“他们称颂宁王，是在图谋不轨，陛下难道没有觉察到吗？”武宗皇帝于正德十四年，派驸马都尉崔元、太监赖义等人前往江西调查朱宸濠，并革除护卫。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三日，朱宸濠过生日，潜伏北京的密探林华把情况告诉了他。宁王一听大惊，当即决定发动叛乱。第二天，江西地方官给他祝寿，他就趁机发难，将不听话的通通除掉，官府群龙无首，指挥中枢被破坏，谋反第一步就实现了。第二天早上，他聚集党羽刘养正、李士实等人，说：“皇太后有密旨，命令我起兵入朝监国。”孙燧是江西巡抚，之前多次向朝廷报告朱宸濠的谋反意图，现在宁王果然叛变了，他马上质疑：“密旨在哪里？”朱宸濠回答：“这你不必多问，我现在去南京，你肯保驾吗？”孙燧和按察司副使许逵当即大骂“反贼”，宁王见两人都不愿意跟随，立即下令处死。许逵骂道：“今日贼杀我，明日朝廷必杀贼。”参政王纶、布政使梁宸等人归附朱宸濠。朱宸濠任命李士实、刘养正为左右丞相，参政王纶为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大元帅，号称有十万大军，向哪里进攻呢？准备前往南京，也就是中国排名第二的政治中心。于是向北挺进，攻打南康，知府陈霖已经逃跑；又攻打九江，知府汪颖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接下来，就是顺流而下，经安庆直取南京了。

当时我奉朝廷命令，正赶往福建，处理士兵哗变。走到丰城，听说宁王已经谋反，我赶紧坐船南下，否则要被朱宸濠派出的杀手逮住。不巧的是，江面正刮南风，我是逆风而行，速度特别慢，有利于敌，不利于我。当时我心急如焚，只好焚香祷告说：“如果老天爷可怜我，允许守仁匡扶社稷，就请刮北风吧！如果不考虑百姓的死活，只刮南风，那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很快，风停了，我们的船只可以走了。杀手们紧追不舍，我们又潜入渔船，换上便装，才彻底摆脱追兵。宁王的谋反可以说非常突然，从九江到南京，所有的城池都没有防备。我必须延缓他们的脚步，否则南京沦陷，划江而治，会有更多无辜老百姓死于宁王的野心。危急时刻，我伪造了兵部咨文，以他们的名义，命令两广狼兵四十八万以及杨旦率领的八万军队、陈金率领的六万军队，从各地纷纷驰援江西，剿灭叛贼；又写下密信给刘养正、李士实等人，说知道他们对朝廷的忠诚，盼望早日擒获敌酋，报效朝廷。然后我又找了许多群众演员，帮忙把这些信送出去，故意被叛军抓获。

宁王截获这些假消息，将信将疑，不知道是该出兵呢，还是按兵不动：假如这些都是真的，他应该据守南昌，保住大本营；如果都是假的，应该毫不犹豫地发兵安庆，直捣南京。保守的宁王最终选择了按兵不动，十天后，才开始进攻安庆，并流下悔恨的泪水。安庆方面听说朱宸濠要来，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任凭叛军怎么攻打，就是无法破城。双方僵持住了。

虽然拖延了宁王的脚步，但那是权宜之计。如今南昌、九江等赣北地区都沦陷敌手，安庆能否守住前途未卜，我命令江西各地赶紧组织义兵，向樟树集结。来的人虽然很多，毕竟都不是正规军，有战斗力的不过两三万人，情急之下能有这样规模的部队，已经很厉害了。接下来就是进攻路线，有人建议我发兵安庆，因为那里正在作战，一旦沦陷，后果不堪设想。我仔细思考，发现这是不可取的。如果直奔安庆，必须越过九江，相当于退路被断了，要是叛军主力再掉头进攻我们，届时首尾难顾，恐怕要全军覆灭。为什么不直接进攻南昌呢？那是敌人的老巢，只有一万人防守，市民们也不愿意接受宁王的统治。围魏救赵，安庆之危不就迎刃而解了？

说干就干，我们在樟树庄严誓师，一定要打败敌人，平定叛乱。有间谍告诉我，敌人在新旧厂这个地方设伏，我就派奉新知县刘守绪带兵从小路突袭，打败了他们。本来南昌城的防守是很严的，新旧厂溃败的士兵逃回后，整座城都震惊了。我们的部队架起云梯，奋勇前进，终于攻破了南昌城。我赶紧安抚居民，释放被胁迫的人员，封锁仓库，保管好公章，有趁机烧杀抢掠的，都被我军法从事。

朱宸濠听说大本营被攻破，王府人员已经自焚，赶紧掉头，准备与我决一死战。敌人来势汹汹，大家都有点害怕，想着避开锋芒。我却主张针锋相对，因为敌人自起兵以来，没有遇到过什么劲敌，九江、南康那是不战而胜，唯一有过激战的安庆，还迟迟拿不下来。如今士气低落、疲惫不堪，加之老巢已经失守，想必战斗力也强不到哪去。于是我集中精锐，在黄家渡大败叛军，晚上，宁王军船停泊在黄石矶，听见手下有人报告“黄石矶”三个字，他误以为是“王失机”，立即把人杀害，心虚到了这个地步。第二天，宁王又败了一次，退保樵舍，还把船只都用铁索连在了一起。我暗自好笑，当年太祖皇帝是怎么打败陈友谅的？三国时期的周瑜又是怎样打败曹操的？朱宸濠竟然都不知道，人还是要多读书呀，否则最基本的历史教训都吸取不了。于是我命令部下采取火攻，朱宸濠大败，死伤惨重，宁王本人以及世子、郡王、仪宾，还有李士实、刘养正、王纶、吴十三、凌十一等骨干都被将士们活捉。

既然已经失败，朱宸濠心如死灰，只有一个愿望希望能满足他。宁王妃娄氏，从嫁给朱宸濠开始，就不断地劝谏，希望丈夫能够放弃谋反的想法。最后一战后，她投水而死。朱宸濠十分伤心，悔不当初，希望我可以收葬他的爱妃。多年前，我回乡成婚的路上，曾路过广信，求教于大儒娄谅，娄妃便是他的孙女。别说有劝谏宁王的历史了，看在这层关系上，也应该好好收葬。于是我命人苦苦搜寻，总算在江面上把她的尸体打捞上来。

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已经结束了，没想到武宗皇帝来了个强行加戏。他在江彬等人的鼓动下，决定御驾亲征，自称“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随行人员有亲信江彬、许泰，宦官张永、张贵等。当征讨大军行进至良乡时，我的捷报已经送达。这令圣上不大满意，因为他还想趁此机会游玩一番，于是将捷报秘而不宣，一路游玩过去，不是捕鱼、打鸟就是闯入百姓家中。江彬等人还想等武宗皇帝到江西后，把宁王给放了，让天子再抓一次。可是赣北地区经此一战，元气大伤，京城的大军如果来此，必然对黎民百姓造成二次伤害，于是我到杭州面见宦官张永，把朱宸濠交给他，并重新撰写捷报，声明是在陛下的英明指导下，我们才可以平定叛乱，江彬、许泰等人都是大功臣。知道真相的人都清楚，我是在说谎，可只要能够挽救百姓，我受点委屈也没什么。

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皇帝陛下的车驾总算离开了江南，没过多久，便传来驾崩的噩耗。武宗皇帝没有儿子，也没有弟弟，大学士杨廷和在张太后的支持下，拥立兴王朱厚熜为新皇帝，改元嘉靖。这一年，我五十岁了。天子非常认可我平定宁王的功绩，封我为新建伯，进光禄大夫柱国，还兼两京兵部尚书，岁支禄米一千石；还想把我召入京城，委以重任，可是杨廷和等内阁大臣并不愿意，走到钱塘时，突然又有了旨意，说现在刚刚国丧，不宜有人事变动。过了几年，杨廷和在大礼议之争中下台了，新上来的张璁、桂萼也不认可我，他们更加信奉程朱理学，对我的才能也十分忌惮，嘉靖皇帝的想法也变了，他站在维稳的立场上，也更加支持程朱理学，而不是我孜孜以求的心学。从正德皇帝驾崩到去世，我再也没有机会前往北京。

不去也罢，我在江南专心讲学，也是乐在其中。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二月，龙山公病逝了，我的内心受到巨大打击，五十年来，没有父亲的谆谆教诲，没有他为我提供的物质条件，我怎么会有今天的成就呢？举哀之日，我痛苦不已，原有的病情更加严重了。四年后，我的夫人诸氏也走了，我将她葬在徐山。礼部尚书席书向朝廷推荐我，说：“生在臣前者见一人，曰杨一清；生在臣后者见一人，曰王守仁”，最后杨一清入阁办事，而我却没有北上。

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朝廷突然又想起了我，但不是入阁辅政，而是去广西的思州、田州收拾烂摊子，好事果然都轮不到我，什么招待所所长，剿匪、平乱都需要我带头。最早的时候，广西田州一个叫岑猛的人造反，朝廷派提督都御史姚镆征讨，过了一段时间，姚御史上奏说岑猛已经成功抓获，天子降下旨意论功行赏。没想到他的残部卢苏、王受等人再次作乱，姚镆征集四省的官兵，都没有打下来。我这个时候身体已经很差了，肺病日甚一日，再说姚镆只是偶尔失利，没必要把他给替换掉，要是还不行，可以让尚书胡世宁、李承勋等人出马，他们个个都比我优秀。朝廷收到我的奏报，下令姚镆立即退休，我必须前往广西出差。

到达目的地后，我采用招抚的方法，顺利打消卢苏、王受等人的疑虑，使他们归降朝廷，免去了一场血光之灾。之后我又派兵剿灭了八寨和断藤峡的土匪。可是长途跋涉、日夜操劳，彻底摧毁了我的身体，我多次上奏朝廷，请求回家养病，都没有得到批准。眼看肺病一天比一天严重，甚至咳出了鲜血，到广西后水土不服，又患上痢疾，不停地拉肚子。

在没有得到官方同意的前提下，我踏上了归途。走到南安时，周积前来探望，我勉强坐下，对他说：“病势危亟，所未死者，元气耳。”第二天，我彻底不行了，弟子问我有什么遗言，我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遂溘然长逝。广东布政使王大用是我的门人，提前为我准备好了棺材。灵柩顺流而下，来到南昌，又经过赣东北的弋阳、广信等地，最终回到家乡。沿途父老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十一月，我被安葬在洪溪，离王羲之撰写《兰亭集序》的地方不远，这是我生前亲自给自己选定的。葬礼当天，有一千多人参与，王安石曾说：“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有生之年，我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尽管人生苦短，有了这些成绩，也的确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三十多年后。隆庆皇帝登基，追赠我为新建侯，谥“文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