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王守仁，因为曾经在绍兴城东南二十里的地方筑阳明洞，所以人们都叫我“阳明先生”或者“王阳明”。从嘉靖八年算起，我离开人世将近五百年了。其间潮起潮落，花谢花开，不知有多少英雄豪杰就像流星一样，划过美丽的夜空。曾经有人总结，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总共出现过两个半圣人，一个是敬爱的孔老夫子，半个是清朝的曾国藩，还有一个就是我了。能够飞上天，与圣人肩并肩，实在是惶恐、惶恐。我为什么被称为“圣人”呢？据说是因为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俗称“三不朽”。在实现这个目标的征途上，可以说惊心动魄、一波三折，恐怕连电视剧都不敢这样拍，欲知详情，让我从头说起吧。
圣人的追求
明宪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我来到了这个世界，投胎在一个姓王的家族。我的爷爷叫王天叙，号竹轩，是位热爱读书的知识青年；父亲叫王华，字德辉，曾在龙泉山读书，因此被人们称为“龙山公”，他更是一名了不起的人物，成化十七年殿试，斩获全国第一名的成绩，状元及第，这是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他是个优秀的学霸，也是位慈祥的父亲。听家里的老人说，当初母亲生我的时候，竟然怀胎十四个月，正常人十个月就出来了，我非得多待四个月，真是耐得住寂寞。他们肯定怀疑过：夫人肚子里怀的，不会是哪吒吧！我的奶奶姓岑，因为是女人，她的名字并不为后世所知，母亲快分娩的时候，她老人家梦见一位神仙，在仙乐的伴奏下，把一个孩子送到了她的手里。等到睡醒了，她正好听见房间里传来了啼哭声，那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就是我。
原本怀胎一年多已经让大家惊奇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更加深了所有人的看法。正常人家的小孩，出生一两岁就会说话，叫“母亲”“父亲”什么的。我都五岁了，竟然还不能牙牙学语，大人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却束手无策，他们不止一次地怀疑：王云是不是一个痴呆儿。直到五岁时，有名得道高僧从我家门前经过，对爷爷说：“好一个孩儿，可惜被道破了”。在我们那个时代，“道”和“云”是近义词，都有“说”的意思，而家人给我取的第一个名字恰好是“王云”，爷爷立即明白过来，高僧是要我们给孩子改名呀！不能道破了！于是改名为王守仁。没过多久，我突然开口说话了，背出不少儒家经典，爷爷十分震惊，话都没说过一句！怎么会背文言文的！我回答说：“以前爷爷朗读的时候，我默默背下来了。”
我十一岁那年，我的父亲考上了状元，以后要去京城发展自己的事业。为了让我有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爷爷带着我从余姚北上。繁华的京城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想想都激动。路过金山寺，爷爷遇到了老朋友，大家喝得都很高兴，他想写一首诗助助兴，可怎么落笔都想不出来。而我，突然有了灵感，在旁边赋诗一首：“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纱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客人们都大吃一惊，小小年纪，却有如此才华，敢不敢再来一首！我勇敢地接受挑战，几乎脱口而出：“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于天，还见山小月更阔。”虽然文笔有些稚嫩，但十一岁，相当于小学六年级的孩子，有这样的水平已经很棒了。爷爷的朋友纷纷点头称赞，对我一顿猛夸。
在京城读书的日子，对于父亲来说，我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除了学习，舞刀弄棒也是我常常做的事情，因为我想“为万世开太平”。父亲却十分反感，他是个传统的读书人，看不上习武之人，在他的心目中，我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读书，像他一样考取状元；习武之事不应发生在我身上，当时官场普遍重文轻武，认为学习武艺是没有前途的。我却想成为文武双全的社会精英，甚至想当圣人。
有一天我问老师：“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老师告诉我：“读书考取功名啊！”我当场质疑他：读书考科举并非最要紧的，努力学习当上孔子那样的圣人，才是最优秀的。老师把我的奇谈怪论告诉了家长，父亲呵呵一笑：你小子也想当圣人？尽管不被父亲看好，可我仗剑走天涯的志向并没有改变。十五岁那年，家里人都被吓坏了，他们四处托人找我，怎么找都找不到。因为我独自一人，离家出走，来到了居庸关，了解边防情况、塞外风情。研学了整整一个多月，我总算回到了家里。但激动的心情始终无法平复，连做梦都是拜谒伏坡将军马援。当时天下并不太平，石英、王勇在京畿地区发起了反政府暴动，荆襄地区的流民也揭竿而起，我常常想把自己的军事主张上报给朝廷，都被父亲阻止了：你十几岁的小屁孩，懂什么国家大事！
十七岁那年，宪宗皇帝驾崩了，朝廷改元弘治。我的人生也迎来了转机。家人让我到南昌娶媳妇，为什么是南昌呢？因为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并非如此，由于我的岳父大人诸养和在南昌担任江西布政司参议，他与我父亲在很久以前就约定了这桩亲事，后来父亲考上了状元，岳父担心我们家反悔，不娶诸氏的女儿了，可我们王家怎么可能出尔反尔？圣人教导我们：“言必信，行必果”。能够有状元郎的公子做女婿，岳父乐得合不拢嘴，感觉是祖坟冒青烟了。
他邀请我到南昌成婚，什么彩礼都不用带，只要人来就成。夫人的娘家张灯结彩，好像过年一般，岳父忙着招呼客人，比我这位新郎还要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说是这样说，可是，婚后的生活能幸福吗？带着这样的思索，我来到了铁柱宫，与一名道士侃侃而谈。岳父发现新郎没了，带着大家一起找，总算在第二天凌晨发现了我的身影。好好的典礼不参加，竟然与一个道士度过了新婚之夜。与洞房花烛相比，道家的养生之说明显更吸引我。有的人甚至都怀疑我病了，脑子有问题，谁让我从小身体就不大好呢？
真是一场难忘的婚礼，我要带上新娘诸小姐，也就是王夫人，回老家余姚去了。当时没有火车、汽车，坐的是小船，路过广信时，我又把王夫人一人留在船上，兴奋无比地前往娄谅家里拜访，他是我们大明的著名学者、儒学大牛，老夫子告诉我：圣人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只要认真念书，肯定是可以达到的。对于从小立志成为圣人的我来说，他的话实在是令人振奋！我一定要加倍努力，争分夺秒，早日实现少年时代的理想，或者说毕生的追求。
程朱理学告诉我们：“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通过“格物”这个方法，就可以“致知”，成为圣贤。我们是大户人家，院子里种了很多竹子，我和小伙伴相约“格”竹子，想要以此打开通往圣人世界的大门。我们从屋里搬来小板凳，坐在上面，聚精会神地“格”着，没有一丝一毫偷懒。可是圣贤没做成，小伙伴三天就病倒了。我比他还厉害，坚持了整整一星期，眼里突然一片漆黑，也病倒了。本来就是晚产儿，身体不太好，格竹子的经历使我落下了病根。对于朱熹夫子的学说，我也产生了疑问。
次年，我父亲王华回到了余姚，让三个从弟与一个妹婿跟我一起读书。我总算是想通了，要做到立功、立德、立言，首先要有一个舞台供自己发挥，如果连登上舞台的机会都没有，怎么可能出人头地。在大明王朝，这个舞台就是官场，想要登台必须通过科举考试。为了打败竞争对手，我白天和亲戚们上课刷题写文章，晚上他们都休息了，我书桌上的蜡烛直到半夜都还亮着，经史子集，常常看到两三点才罢休。从弟们见我成绩一天好过一天，都自愧不如，说道：“王守仁已经把心思全放在了科举上，我们比不过他的！”我也说：“以前太放松自己了，现在知错就改，一心要当上学霸！”考试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我成功通过浙江乡试，成了举人。下一步是会试，要与全国的学霸们争个高低，要是能过，进入官场就不是梦想。
可放榜后，我名落孙山了，有位同窗也没有考上，心里特别郁闷，当作耻辱。我安慰他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有见识的人听见了，都为我竖起大拇指。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边境一点都不太平，孝宗皇帝在群臣的建议下采取守势，蒙古人耀武扬威，大明却没有什么办法。当时朝廷让各地推荐将才，没有合适的人选；武举吧，选出来的人，身体素质不错，但统筹指挥方面却不成熟。我常常阅读武经七书，努力研究里面的思想。每次客人回家，我都要把他们吃剩下的果壳利用起来，假想成一个个士兵，摆在桌子上“布阵”，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这样的游戏。
转眼到了二十七岁，那年我依旧住在京城，情绪比较低落。感觉自己写八股文的水平还是不行，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吧，又找不到。郁闷久了，旧病复发，偶尔遇见道士，会探讨养生之学，我甚至都有远离尘世、在大山修炼的想法了。幸好我没去，因为天道酬勤，第二年，我考上了进士，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全国总排名第十。父亲特别开心，虽然没有状元及第，有这样的成绩也很了不起了，说明王家后继有人，再创佳绩。考试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了工部，第一项任务就是给威宁侯王越修坟墓，他虽然是个文人，却曾经取得过赫赫战功，我对他钦佩不已，视为偶像，曾经梦见王大人送给我一把宝剑。施工过程中，有许多工人参加，我操练他们，布置八阵图。竣工后，王越的家属送来金银珠宝，想要感谢我，这哪里好意思呢？他们又送来了老人生前用过的宝剑，这回我接受了。因为这与梦里的情节不谋而合。
接下来的六年，我先后担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曾游览九华山，筑室阳明洞，还主考了山东乡试。这段时间，我对佛道之学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三十四岁的我开始收徒讲学，我告诉弟子们，不要只知道背诵文章、刷题，首先要确立成为圣人的志向。目标高远，才有实现的可能；如果你连想都不敢想，又谈何实现呢？就在这一年，孝宗皇帝驾崩了，他只比我年长几岁而已，可谓英年早逝。皇太子继承了帝位，也就是正德皇帝，他是我人生中经历的第三位天子，也是印象最深的一个。
人生的锤炼
武宗皇帝几乎比我小了二十岁，最宠信的人就是以刘瑾为首的“八虎”，刘健、谢迁、李东阳等前辈看不惯太监们的胡作非为，纷纷要求陛下罢黜刘瑾。本来距离成功只剩一步之遥，没想到剧情来了个大反转，顾命大臣失败了，被迫告老还乡，声援他们的同事也相继挨整，比如戴铣、薄彦徽等人，我上疏援救他们，触怒刘瑾，被拖到锦衣卫监狱里，狠狠打了四十棍。在孝宗皇帝时，我们文官很少挨打，要打也是可以穿防护用品的，可正德年间，廷杖可都是货真价实的。我身受重伤，疼得生不如死，处理结果很快就下来了，组织决定给我换岗，调到贵州一个叫龙场的招待所做所长。
当时我对龙场几乎一无所知，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保住性命，就是不幸中的万幸，锦衣卫监狱真不是人待的地方。在南下途中，刘瑾还是不愿意放过我，竟然派出杀手，走到钱塘，我把鞋子、衣服扔在江边，让杀手误以为我跳江自尽，实际上，我坐着商船，往舟山方向驶去。半路上突然刮起了大风，我登岸后，来到了福建境内，奔走几十里路，来到一座大山。见天色已晚，山里又有一座寺庙，我敲门请求借宿一晚，没想到僧人不愿意。没办法，我只好在附近的破庙里将就将就。第二天，当我醒来，听见僧人惊讶的声音，问我是人是鬼，我觉得莫名其妙，好端端的人，怎么会是鬼呢？他告诉我，附近常有老虎出没，破庙正是老虎的家，以前有路人经过了，会被大虫咬死，他每次早上过来，总能不劳而获，得到死者的盘缠。今天他又来找盘缠了，结果我却没死。出家人如此不厚道，见死不救，还贪恋别人的财物，我也是无语了。僧人把我带到寺庙里，说有个人想见我，仔细一瞧，不正是新婚之夜，我在铁柱宫里遇见的道士吗？
故旧重逢，人生的经历却大不一样。我把之前的经历全部告知，打算远走高飞，离开这伤心的尘世。道长奉劝我慎重：你的确可以躲起来、藏起来，可有没有替家人想过？刘瑾完全可以诬陷你叛国，投奔了蒙古人，并以此问罪，到时候该如何应对？在他的劝说下，我放弃了逃避的想法，去南京见我的父亲王华。他明显老了，见儿子还活着很欣慰。他希望我服从朝廷的安排，去贵州龙场做驿丞。想来想去，孝顺的我最后答应了，于是从钱塘出发，跨越千山万岭，奔赴云贵高原。
《荒野求生》很多人可能都看过，节目中，贝尔每一集都会去一个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地方想方设法让自己生存下来，最终找到返回文明世界的路，可以说是惊险又刺激，让人惊叹。
其实大约在500年前，我也上演过一次惊心动魄的荒野求生，只是年代久远，没有视频记录，只能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整理，体会当初的艰险与不易。假设21世纪的人穿越到了过去，真的拍了一部这样的电影或者纪录片，我想该片的基本信息应该是这样的：
片名：大明荒野求生
国家：中国
年代：明武宗正德初年
主演：王守仁
出品人：刘瑾
拍摄地点：贵州省修文县龙场驿站
影片时长：两年半
南京与龙场相隔千里，我走了几个月才到，当年苏轼被贬往惠州，路过大庾岭，曾感慨自古以来，被贬的士大夫们，过了大庾岭就很难再回，大多客死他乡，魂魄不散。如今我被贬龙场，也不知道能待多久，朝廷没有明说，也许几月，也许数年，也许永远，如果是后一个，这辈子也就如此了。反正，刘公公没想我回来。
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春，我们一行人抵达目的地，能够平安到此也属不易，当时没有高铁、飞机，完全靠两条腿。在长江航行，可能会遇到龙卷风，在山上，可能会遭遇土匪强盗，而且路途特别遥远，更考验体力，此外，对盘缠也有要求，钱不是万能的，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路上很难有资金来源。本来我身体就不好，小小年纪就身患肺病，安然无恙到达龙场也挺不容易的。
到了以后，我和同伴们都惊呆了，这个地方实在是过于原生态，“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荆棘丛生，百草丰茂，到处都是毒蛇巨蟒，猿猴野兽，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误入虎口。这里的很多生物，在别的地方，一辈子可能都见不到一次。而且龙场开发程度较差，沼泽密布，空气稀薄，瘴气弥漫，瘟疫横行。我本来就有呼吸系统的疾病，现在越发艰难了。本来朝廷的意思是让我当个驿站管理员，到了才发现，所谓的驿站名存实亡，只是挂名而已。当初官府在这里设置驿站，是为了防止不测，想在用兵打仗的时候发挥作用，可多年没打仗，也就选择性地无视了。
这里没有遮风挡雨的房子，甚至连露宿街头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根本没有“街”。但是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聚落，是苗民居住的小村子。这些少数民族同胞不会说汉语，对汉人也十分鄙视，因为总有汉族官员倚仗手中的权力欺负他们，不做好维稳工作，还放大民族矛盾，这些天朝大老爷平时对上级奴颜婢膝，对下级、百姓颐指气使，别说苗民，中原百姓也讨厌他们。如今见到我们几个人来了，一看穿的是汉服，一听说的是汉语，印象自然就不会太好：万一跟前面见到的人一副德行呢？这里有没有汉族人呢？有的，但“皆中土亡命”，都是些亡命之徒罢了，想想也对，要不是犯了罪、杀了人、跑了路，谁会来这个地方？
真正的求生开始了，我带了些食物、书籍、银子，还有两个随从。生存暂时不是问题，关键是要有住的地方，于是我搭建草棚，用来遮风避雨。毕竟是学文科出身的，专业不是土木工程，也没有什么实践经验，搭的草棚还没有人高，一下雨就可以体会到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写的那种感觉：“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因为条件太恶劣，水土不服，两个随从都病倒了，本来还指望他们照顾我呢，这下完了，变成我照顾他们了。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无奈之下，我找到附近一个山洞，把行李、队友都送进去，用石头搭了几张床，生火取暖，驱逐野兽，时光仿佛倒退了近两万年，咱们的祖先山顶洞人过的日子。为了照顾随从，我要砍柴做饭，有时又担心他们心情不好，便给他们吟诗，哼哼家乡的越曲。
仅靠江南带来的一点食物是不够的，迟早坐吃山空，想要持久的话，必须自己动手。我没有种过地，就模仿苗人的生产方式。当地的耕作方法比较原始，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时代，在耕作过程中，我一开始也不熟练，就像陶渊明一样，“草盛豆苗稀，”可不断地研究后，就入门了，甚至还可以总结出很多的农业经验。
这样的生活简单而又寂寞，身处蛮荒之地的人最渴望见到中原人氏。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秋季某月初三日，我偶然在篱笆中望见一个汉族书吏投宿苗家，好像还带着他儿子和一个随从，像是要去上任的。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好久没看到中原来人了，也不知道北京现在的政治状况，便想去问问，可天色已晚，就打算翌日再说。熟料第二天，这三个人早早上路了，中午时分，有人告诉我，死人了！死人了！蜈蚣岭有个老人去世了，我大吃一惊，心想肯定是那个书吏。到第二天，又有人对我说，三个人都死了，可能是旅途劳累，亦可能是被毒蛇袭击，或者水土不服等原因。
我带童仆去安葬他们，顺便还带了一只鸡，三碗饭，童仆听说是收尸，不愿意去，我说：“我和你们，本像他们一样啊。”没准我们死的时候，连埋葬的人都没有，暴尸荒野了。葬罢，我给死者读祭文，其中一句是：“呜呼伤哉！纵不尔瘗，幽崖之狐成群，阴壑之虺如车轮，亦必能葬尔于腹。”翻译成白话文是：“纵然不葬你们，那幽暗的山崖上狐狸成群，阴深山谷中粗如车轮的毒蛇，也一定能够把你们葬在腹中。”墓中人的今天极有可能就是我们一行人的明天。
生存上的事或许更容易解决，但心理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就能解决的了。我本来是状元之子，封建社会的状元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你懂的。身为官二代，可以衣食无忧，在天朝这个看脸拼爹的时代，我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父亲不忘对我严格要求，后来我再接再厉，虽有些波折，终究还是考上了进士，本来要大展宏图的，没想到被刘瑾贬到了这个地方，非但踢出了公务员编制，还拖累了两个随从，他们也上有老下有小啊。这里远离故乡，环境恶劣，孤独异常，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离开。我可以选择死亡，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生的希望。要知道世界上最痛苦的不是死亡，而是等待死亡，死亡那一下有什么可怕的，一了百了，就是那种等待的过程最折磨人。当年唐中宗被赶下台后，降为庐陵王，迁均州、房州，每天都受尽精神折磨，因为武则天可能会杀他，也可能会重新立他，处境堪忧，但又不是完全没有生机。每次一听有神都的人来，就一哭二闹三上吊，韦后问他你到底怕什么，李显说怕是母亲派来赐死的，既然是赐死我，还不如自行了断。
我每天晚上都躺在自己搭建的石棺材里思考人生，没事还读读带来的《易经》，几十年来，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怎样成为圣人？程颐、朱熹说理在万事万物上，格物致知就可以获得理，可为什么当年我们格竹子一个礼拜却一无所获呢？苦思冥想，不知所以然，终于，在某一天，我突然跳起来哈哈大笑，随从都以为我疯了，其实是我想通了：心即理也，理不在外，就在每个人的心里。从这一刻开始，我的圣人之路产生了巨变。
渐渐地，苗族同胞发现我们这几个汉人并不是坏人，只是些失路之人、他乡之客，和他们一样惨，于是纷纷伸出援助之手。龙场经济落后，拖累了文化发展，人们基本上都没有读过书，更别说参加科举考试，走出大山了。于是在农闲之余，我就教苗族的小朋友读书认字，他们的父母都非常感激，特地为我修建了龙岗书院。几百年才来一个大儒啊，千万不能委屈了王老师。由于我学识渊博，很多外地人都慕名而来，拜在我的门下。现在我摇身一变，成了当地民办学校的教师。现在也有很多人去贵州山区支教，做着和我当年一样的事情。有一次思州府的小吏侮辱我，站在旁边的苗族同胞直接把他暴打了一顿。
起初贵州当地的官员也不喜欢我，但跟我有过几次接触后，产生了敬意，他们说我这位大神待在龙场那个小庙不是屈才了嘛，来我们省城的书院讲学吧！于是我就去贵阳书院任教，这样前来求学的人就更多了。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三月，朝廷下诏重新启用我，升任庐陵知县，终于，我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五个月后，刘瑾倒台，被千刀万剐。
武侠小说里有这么一个说法，那些武林大师往往要闭关修炼几十年，出来后，方可纵横江湖，天下无敌。在贵州龙场的那一段时间就相当于我的闭关修炼了吧。离开贵州后，我推行十家牌法、选拔民兵，平定了赣南匪患，又在十分仓促的情况下，歼灭了宁王的叛军。后人将我称为军事家，就是因为我在正德末年、嘉靖初年的赫赫战功。尤其是平定宁王，可以说是我最得意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