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期，流民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携家带口，远离自己的家乡，跑到外面寻找栖身之所，就像雨中的浮萍一样，漂泊无靠，卑微可怜。当年朱元璋闹革命成功了，在全国推行户籍制度，每个人在哪个县哪个乡，都要登记好，不准自由迁徙。什么？你想到一线城市去发展？门都没有！乖乖在家里待着。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会有上百万的老百姓成群结队地逃走，任凭官府如何阻拦，就是收效甚微。面对滚滚人流，大明的地方官员傻眼了，人都跑光了，多如牛毛的赋税、徭役摊派给谁呀？没有财政收入、劳动力，官府如何运转，重要的工程谁去干苦力？另一方面，人员流入地的官员也慌张，突然拥入那么多流民，四面八方都有，会不会产生治安问题？同乡同族的会不会组织起来闹事？这些人连户口都没有，怎么管理？怎么找他们收税？

流民各地都有，为明朝基层统治带来了巨大挑战。收纳人数最多的，当属荆襄地区，准确来说，应该是今天湖北省的西北部，与河南、陕西交界的山区。三省交接的地方，官府的统治力量往往比较薄弱，又是山区，交通不便，有利于藏身。元朝末年，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的势力后，下令把这里清空，禁止老百姓入内。当时战乱频繁，户口锐减，劳动力急缺，发展农业，当然是平原地区更方便，把山里的人迁出来，到平原上耕作，有利于发展农业，增加粮食产量。从政治角度看，山区容易成为敌对势力的根据地，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冷兵器时代，想要剿灭殊为不易，为了防止白莲教和陈友谅的残余势力进入这里，也需要采取封禁措施。

流民从哪里来

明知官府禁止，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民众来到这里？都说中国人安土重迁，这回怎么就能狠心离开家了呢？说多了都是泪，接下来让我们表一表流民的伤心往事。

明朝是农业社会，大部分人的职业是农民，什么风流才子，那都是极少数人。在农村里，平时男耕女织，由于生产力水平有限，不像现在有良种、化肥、农药，亩产普遍不高，遇到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一家老少齐上阵，种出来的粮食也只够家人吃饱而已。官府会派人过来收税，本来就不富裕的收入，还要缴纳一部分给他们，此外，还要承担指派的徭役，就是干体力活，比如要修堤坝、修路、修桥、修宫殿等等，就要让每家每户出一个壮劳力，到工地干活。

这样的生产模式比较脆弱，抗风险能力很差，遇到天灾人祸，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是问题。天灾主要有旱灾、洪灾、蝗灾三种，一个地方，不可能年年风调雨顺，一旦大幅减产或者绝收，底层农户就有可能破产；人祸有官府的剥削，豪强势力的掠夺等等，即使是比较富裕的家庭，突然遇到疾病或意外事故丧失了劳动力，也可能会瞬间返贫。因为缺钱不得已变卖土地的，因为豪强逼迫不得已让出土地的，这些人失去了田产，还要缴纳赋税，重压之下，要么逃亡，要么给地主打工。因为豪门大户势力强劲，往往与官府多有勾结，隐瞒田数，每次交税，他们只交很少的一部分，而没关系没势力的农民，却要足额缴纳甚至多交，每次朝廷加税，最可怜的就是这些“韭菜”。等征发徭役了，地主家出点钱，雇人替他们去，贫农却无法推托，必须亲自前往，这样田里又少了劳动力，收入又要减少。有手有脚有胆量的人，可以逃走，官府见赋税总数少了，为了完成任务，只能把缺额摊派给没有逃亡的老实人，使得留下的百姓更加不堪重负。本来还可以勉强维持，谁承想逃亡的邻居越多，生活压力越大，最后自己也不得不跑了。官府的损招，无益于解决流民问题，反而扩大了流民规模，逼迫更多老百姓成为流民。

正统景泰以来，北方发生的自然灾害非常多，导致更多农民破产，背井离乡，踏上流浪之路。这在《明史》的《五行志》有记载，我们先看蝗灾的：

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四月，北畿、山东、河南蝗。五年夏，顺天、河间、真定、顺德、广平、应天、凤阳、淮安、开封、彰德、兖州蝗。六年夏，顺天、保定、真定、河间、顺德、广平、大名、淮安、凤阳蝗。秋，彰德、卫辉、开封、南阳、怀庆、太原、济南、东昌、青、莱、兖、登诸府及辽东广宁前、中屯二卫蝗。七年五月，顺天、广平、大名、河间、凤阳、开封、怀庆、河南蝗。八年夏，两畿蝗。十二年夏，保定、淮安、济南、开封、河南、彰德蝗。秋，永平、凤阳蝗。十三年七月，飞蝗蔽天。十四年夏，顺天、永平、济南、青州蝗。

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六月，宁国、安庆、池州蝗。七年五月，畿内蝗蝻延蔓。六月，淮安、扬州、凤阳大旱蝗。九月，应天及太平七府蝗。

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七月，济南、杭州、嘉兴蝗。二年四月，济南、兖州、青州蝗。

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七月，开封、彰德、卫辉蝗。九年六月，河间蝗。七月，真定蝗。八月，山东旱蝗。

再看洪水：

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七月，应天大水，没民庐。三年六月，河决沙湾白马头七十余丈。八月，徐州、济宁间，平地水高一丈，民居尽圮。南畿、河南、山东、陕西、吉安、袁州俱大水。四年春夏，河连决沙湾。五年六月，扬州潮决高邮、宝应堤岸。七月，苏、松、淮、扬、庐、凤六府大水。八月，东、兖、济三府大水，河涨淹田。六年六月，开封、保定俱大水。闰六月，顺天大水，滦河泛溢，坏城垣民舍，河间、永平水患尤甚。武昌诸府江溢伤稼。七年六月，河决开封，河南、彰德田庐淹没。是岁，畿内、山东俱水。

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夏，淮安、徐州、怀庆、卫辉俱大水，河决。三年六月，谷城、景陵襄水涌泛伤稼。四年夏，湖北江涨，淹没麦禾。北畿及开封、汝宁大水。七月，淮水决，没军民田庐。五年七月，河决开封土城，筑砖城御之。越三日，砖城亦溃，水深丈余。周王后宫及官民乘筏以避，城中死者无算。襄城水决城门，溺死甚众。崇明、嘉定、昆山、上海海潮冲决，溺死万二千五百余人。浙江亦大水。六年七月，淮安大水，潮溢，溺死盐丁千三百余人。七年七月，密云山水骤涨，军器、文卷、房屋俱没。

最后是旱灾：

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畿辅、山东、河南旱。二年，陕西府四、卫九旱。三年，江西旱。四年，南北畿、河南及湖广府三，数月不雨。五年，山东、河南旱。六年，南畿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江西、湖广府三十三、州卫十五皆旱。七年，湖广、浙江及南畿、江西、山西府十七旱。

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夏，两京不雨，杭州、宁波、金华、均州亦旱。三年，南北畿、浙江、湖广、江西、四川、广西、贵州旱。四年，济南、青州、登州、肇庆、桂林、甘肃诸府卫夏旱。五年，南畿府四、州一，及锦衣等卫连月旱，伤稼。七年，北畿旱。济南、青州、东昌、卫辉，自正月不雨至于四月。

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湖广、江西及南京十一卫旱。四年，两京春夏不雨。湖广、江西旱。六年，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四川府县卫多旱。八年，京畿连月不雨，运河水涸，顺德、真定、武昌俱旱。九年，彰德、卫辉、平阳旱。

一系列天灾人祸，使流民现象愈演愈烈，他们走向何方？荆襄地区无疑是个很好的去处，这里面积广阔，长期以来不允许百姓迁入，因此存在许多没有开发的土地，流民在此能够开辟农田，养家糊口。起伏的山峦有利于躲避官府缉拿，保护财产；数省交接的位置，朝廷的统治势力不强，三个省的长官，你推我，我推你，互相踢皮球，管控的效率也低了。到朱见深同志刚刚坐上领导岗位时，这里已经有了几十万流民。

老百姓不在老家待了，朝廷怎么办？朱元璋说：反了反了！竟然敢违背朝廷的命令，只要抓到流民，一律遣返回原籍，不得在外地滞留。这种办法是治标不治本的，逃亡必然事出有因，谁会无缘无故地离开自己的家乡。老朱说不管，反正你就得回去，赋税交不出来，徭役没人出，那是你的事！说穿了就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懒政。到明英宗正统年间，流民规模更加庞大了，日甚一日，朝廷没有办法，只好向现实低头，规定流民可以免掉处罚，罚了只能诱发暴动，得不偿失。如果愿意在迁入地就业、定居，可以发放户口；如果还是想回家，官府也不为难，免除以前拖欠的赋税。这样做还是有点人性，朝廷的宗旨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百姓无论流窜到什么地方，都要纳税，这是躲不掉的。

多年来，荆襄地区汇集了数十万流民，成分复杂，大部分人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实在是交不起官府的赋税，还有地主那数不清的驴打滚的账，因此逃难过来，就想解决一下生存问题，没有别的目的。还有的是逃役而来的，比如官府要你去边关打仗，怕死，不愿去，就跑到荆襄山区，和流民一起；还有的做生意破了产，为了躲避债主，也来这里避难。最恶劣的是犯罪分子和野心家，在老家杀了人，被官府通缉，在此亡命天涯。对官府不满的人，想发展自己的势力，取而代之，流民就是炮灰的重要来源，他们生活不如意，反抗的意识较强，不论是拉拢还是洗脑，都比较容易。渐渐地，这个流民聚集地就出现了治安问题，有人开始聚众闹事，让朝廷十分紧张。

荆襄烽火

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朱见深派河南布政使王恕去安抚流民，宣传朝廷的英明政策，让他们稳定下来，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事情交代下去后，过了一段时间，朱见深又问：王恕工作办得怎么样了？回答说：压根没怎么办，人都不在那里上班，回陕西老家给母亲守孝了！这么大的事儿交给你，你就这么回家守孝去了？朱见深满脑袋问号，却也不能说什么，儒家最重“忠孝”二字，朝廷规定守孝也是官员的基本义务。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十一月，兵科给事中袁恺奏报说：湖北荆襄的流民有的组织在一起，四处游**，打家劫舍，内阁首辅李贤的家就在邓州，很有可能也被游民给抢了。虽然没有杀人，但游民们拒绝向官府自首，气焰十分嚣张。据可靠情报透露，首领是一个叫刘通的人。刘通何许人也？朱见深感到很好奇，赶紧把他的情报拿来看看！

刘通是河南西华人氏，从小力气就特别大，能够和项羽、李元霸媲美，大家给他取了个威风的外号：“刘千斤”。因为天赋异禀，对于官府、朝廷，刘通一向是不满的，不屑的。有一次，大家想见识见识刘通的实力，你不是说力气大吗，到底可以举起多重的东西，坊间的传说，是不是吹牛的？刘通拍了拍胸脯，绝对没吹牛，不信举给你看！众目睽睽之下，来到衙门前，将石狮一把举起，连官府的东西都敢动，还是在众人面前，其中的挑衅意味相当明显了。有权又怎样？我刘通照样可以轻松拿下！可以说一直是拥有“鸿鹄之志”，相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其他对朝廷不满的人，得知刘通的不凡之处，都愿意追随他，做出点事业。

正统、景泰年间，刘通和他的弟兄们流亡到房县，和白莲教徒相识，一拍即合，以烧香拜佛组织流民，打家劫舍，挑战并征服了其他领袖。经另一位白莲教徒石龙和尚的策划，刘通在大木厂挑起黄旗，自称“汉王”，建元“德胜”，以梅溪寺为王府，还封了总兵、国师、国老、将军、军师等小说中常见的官职，用于激励属下。汉王是当年陈友谅的称号，一百年过去了，又一次在这片土地上出现。这说明白莲教这些人还是动了脑筋，认真造反的，至少了解过历史和政治，不是简单的土匪。

这厢守孝期满，王恕总算可以复工了，他四处了解，得知刘通与石龙和尚已经搞得轰轰烈烈，“汉王”已经发展部队几千人，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日子过得相当潇洒，入伙的流民越来越多。三年前朝廷是让王恕招抚，现在已经不可能了，不打一仗，抓住首领刘通以及精神领袖白莲教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王恕上疏朝廷，请求派大军征讨。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朱见深批准了军事方案，命抚宁伯朱永任总指挥，佥事鲍政、都督同知喜信充左、右参将，统率京营旅与山东班军15000人，太监唐慎、少监林贵奉监军，工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会同巡抚湖广都御史王俭、抚治荆襄都御史王恕、湖广总兵李震等，合力讨伐。

一月二十二日左右，朱永到达襄阳西南的南漳县，得知刘通等人的巢穴在豆沙河一带，正要前进，身体却出了问题，只好留在南漳，由工部尚书白圭指挥官军，分四路围攻豆沙河。刘通见官兵人多势众，自知难敌，就分两路突围，但一直没有成功。四月上旬，刘通被俘虏，石龙很快也寡不敌众，被部将刘长子抓起来，献给白圭。为了震慑民众，朱见深下令把刘通、石龙以及其他首领凌迟处死，也就是千刀万剐。刘长子虽然有立功表现，但不足以将功赎罪，他们的家属也都受到牵连。

称王建元，那就是谋反，诛九族的大罪。虽然有地形的加成，面对大军，这几千人还是不堪一击。捷报传入京城，朱见深论功行赏，封工部尚书白圭为太子太保，抚宁伯朱永为抚宁侯。白圭还报朝廷许可，在房县、均州、安远县各设千户所，在谷城县石花街、房县板桥山、襄阳油房滩、南漳七里头、当阳漳河口设巡检司，在竹山、郧阳、高彰、上津、枣阳、谷城、宣城、光化、安远、当阳增设县丞各一员，专门设置捕盗人员。增设暴力机构，说明白大人的思路还是以武力镇压为主，要让流民害怕，不敢造反。这显然是没有抓住流民问题的根源，刘通是死了，但是难保以后没有王通、赵通、李通等其他通出现。

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兵部报告说剿灭石龙后的一年多来，在荆襄一带，四方流民不顾禁令再次聚集，达二三十万人。荆襄和南阳毗邻，又都是“寇盗”出没之地，不加统摄，一旦有变，难以防御。于是朝廷让王信兼提督南阳军务，控制流民防止动乱。又改户部右侍郎杨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控制荆襄、南阳处的流民。他们的办法是清查人数、发放口粮、遣返原籍。流民说我太难了，在老家没有土地、没有房子，根本无法生存，官府发放的口粮，在路上就吃完了，回老家没几天，还不是要去荆襄继续做流民，否则就得饿死。成化五年、六年，各地灾害频发，破产农民继续逃亡，荆襄地区已聚集百万以上，这真是个沉甸甸的数字。

想要基本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英宗时制定的流民政策，但这个时候没有人记得，或者人微言轻，即便提出了也不受重视。给事中张宾上书说，流民是为了逃避灾害来到了这里，我们免除他们的赋税，就不逃了，户部认为有道理，于是蠲免钱粮。这条建议的确减轻了农民负担，减少了流民数量，但那些没有土地的、难以为继的还是要逃，在荆襄地区，他们才有可能获得土地，长久地坚持下去。

山东博兴知县陈文伟给朝廷上了道《抚安流民疏》，他说荆襄流民不是蒙古人，只是一群生计无着落的穷苦百姓，我们对他们严防死守，根本没有必要。长久的办法是加强对流民的管理，恢复经济秩序，让流民也能够安居乐业。朝廷要选派才能卓越的知县、县丞去荆襄任职，免除一定数量的赋税、徭役，给予他们土地，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将其赶回原籍。

朱见深收到这份《抚安流民疏》，并没有重视起来，只是转交给户部让他们分阅。户部有关领导看了，也没有任何反应，他们认为皇帝如果认可，肯定会交代办理的，他只是说看看，户部也就看看，看完就丢到了脑后。这时，朝廷又收到了巡抚杨璇的奏疏，说湖北房县一带的流民又成千上万地组织起来，竖起了代表皇权的旗帜，要自立为王，还到处攻打监狱，袭击官兵，如果朝廷不再次派兵，肯定是不能剿灭的。谋反，直接关系到朝廷的安危，皇位的稳固，朱见深因此重视起来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就派兵继续征讨吧！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底，朱见深任命都察院右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会同湖广总兵官李震，率领25万大军，浩浩****前往荆襄。

上一回闹事的叫刘通，这一回官府根据情报，得知首领叫李原，是河南新郑人，之前还是刘通的部下。刘通在石岸山被官军俘虏时，他与王彪等人趁乱逃走。白圭班师后，他们又开始在流民中活动，往来于河南内乡、襄阳南漳、陕西渭南之间，准备东山再起。成化六年夏秋之际，在荆襄一带，流民越聚越多，李原便与王彪、小王洪等人竖起黄旗，自称“太平王”，设立了总兵、先锋等职位。

项忠和李震分兵八路，向李原部和小王洪部的屯驻地合围。对付一群临时聚集的流民，训练有素的官军打得不要太轻松。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八月，朱见深收获了捷报：王洪、李原已经被逮捕，他们的武装人员已经溃散，官军仅仅阵亡18人，受伤15人，却斩首敌军1000余人，俘虏28000人。成化皇帝十分高兴，升项忠为左都御史，李震为左都督。负责传达捷报的李升、项绶也各升一级。这两个人是谁呢？没错，此二人正是李震、项忠的儿子，报捷这种事情，一般人轮不上，肯定要照顾自家人，肥水不流外人田。

李原是被抓起来了，可一百多万流民还在这里，如果朝廷不出台相应政策，难保以后没有第三次、第四次征讨，劳师远征，府库虚耗，没完没了。随后，项忠提出几条建议，在他看来是治本之策：一是流民如果要回原籍，可以免三年劳役，以前欠下的赋税也不用还了，反正兜里也没钱；第二是严格执行禁令，湖广荆州、襄阳，陕西西安、汉中，河南南阳，所属47个州县山场，不允许流民进入，如敢违反，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都要在山口戴枷示众一个月，全家人到边关充军；第三是在荆襄集结重兵，防止后患。

从几条措施可以看出，项忠还是在执行明太祖制度的政策，他就是要清空荆襄山区，逼迫流民返回原籍。有的流民已经在这里安了家，有了房子、田地，娶妻生子，扎根当地，项忠非要人家回去；有的爷爷辈、太爷爷辈就已经迁过来了，连老家都不知道在哪儿了，祖宗也没说过，项忠说不行，必须离开。不愿意走的，就强拆，把你的房子给烧了，再不走就拿刀砍死，遇害者的尸体填满了整个山谷。许多流民好不容易有了稳定的生活，却被官军残忍地驱逐，他们扶老携幼，惨不忍睹。被赶往贵州充军的那部分流民，有的在半路上染了瘟疫，官差就把尸体扔在江边，也不安葬。久而久之，臭气熏天，附近居民都不敢靠近。面对蛮横无理的官府，流民们就像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他们手无寸铁，面对25万士兵，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只能暗暗地诅咒项忠：天若有眼，你必遭天谴。

随着一拨拨流民离开，荆襄山区的人越来越少，项忠十分得意，他找来工匠，把自己的丰功伟绩都刻在“平荆襄碑”上，希望后世子孙永远记住他的功劳。那碑文上的每一行字，都充满了流民的鲜血与泪水，以及刽子手的自娱自乐。项忠认为这是一块功德碑，但流民们把它称为“堕泪碑”。

流民问题解决，可施政者却没有好报

前面我们说过，项忠的暴政是起不到效果的，流民回家没有土地，没有工作，生计问题得不到解决，还是要返回荆襄谋生。成化十一（1475年）至十二年（1476年），不过三四年的时间，驱赶的流民又聚到了一起，荆襄地区的流民又达数十万。任凭官兵怎么阻挡，大家还是要回来，因为人都有求生欲，为了生存，再困难的事情也做得出来，与其等死，不如抗争。荆襄当地的官员身心俱疲，惴惴不安，这群不怕死的怎么又回来了？赶紧上报朝廷，把责任推干净：都是迁出地的官府管理不善，与我们无关，我们迁入地也是受害者！

朱见深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白圭去了一次，项忠又去了一次，虽然消灭了所谓的谋反分子，但没有解决流民问题。第二次征讨期间，官军仅仅伤亡33人，说明实际情况未必有地方官员上报得那么严重，自立为王的现象也许有，但追随者不是很多。流民们聚集，实际上是为了抱团取暖，在陌生的山区里更好地生存下去。镇压、驱逐是彻底失败了，不如用李宾等人的提议，既来之，则安之，只要流民不谋反，正常纳税、服徭役，在哪里定居不都一样吗？为什么一定要纠结回原籍呢？于是朱见深任命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原杰前去荆襄，负责对流民进行疏导。

原杰，字子英，山西阳城人，历任巡按、监察御史、山东左布政使、江西按察使、山东巡抚、户部左侍郎等职务。此人行政经验丰富，擅长处理社会问题，得到同事们一致称赞。见大臣们一致推举，朱见深立刻拍板，决定就派他去。原杰本来想推辞的，自己年事已高，又刚刚娶了个新老伴儿，一点儿也不想去山迢路远的湖广，可同事们都推荐他，圣旨也发下来了，盛情难却，只能收拾包袱，出发。原杰到荆襄后，把河南、湖广、陕西三省的巡抚、巡按都叫过来开会，确定了应对流民问题的主要方法：

第一步，对荆襄地区的流民全部登记在册，到底有多少人，来自哪里，都要心里有数。这是个浩大的工程，流民怎么样也有个几十万吧，基层官员挨家挨户地排查，耗费了许多时间精力。最后经统计，共有流民11万多户。第二步，根据流民意愿妥善安排，要么遣返原籍，要么就地入籍。其中16663户愿回原籍，96000户就地入籍。当然，不管是选择哪种，都要遵守法律，按期缴纳赋税。第三步，将郧阳县城拓广，建为府治，定名郧阳府，下辖郧、房、竹溪、竹山、郧西、上津、白河、保康八县，其中竹溪、郧西、白河、保康为新置县。同时，湖广行都司设在郧阳府，立郧阳卫，辖前、左、右三所。另外，析陕西西安府商县地设山阳县，析河南南阳府南阳县地设南召县、析唐县地设桐柏县、析汝州地设伊阳县。

人口多了，管理压力加大，设立郧阳府，有利于提升效率。改革后的第一任知府，必须是个有能力的人，否则无法确保新政策顺利落地，原杰就推荐河南邓州知州吴远任郧阳知府。流民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没有动用一兵一卒，采取和平手段，顺利摆平，与此同时，也为其他地方流民问题的处理积累了宝贵经验。消息传到京城，有人欢喜有人愁，高兴的是朱见深，终于把老大难的问题给处理了，江山社稷又少了一大隐患；不开心的人当然是项忠，他现在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有些人自己工作虽然做得不好，但是他不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反倒觉得是做得好的同事的问题。之前他在荆湘地区滥杀无辜、简单粗暴的做事方法已经让人议论纷纷，现在原杰做得比他好太多了，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假如原杰顺利回京，项忠担心自己这兵部尚书的位子有可能不保，所以必须活动活动。

活干完了，原杰想回北京与家人团聚，没想到朝廷却任命他为南京兵部尚书。接到命令后，原杰十分不满，要求朝廷改变安排，却没有获得批准。前往南京的路上，他在南阳一病不起，猝然长逝。立下大功，却因为排挤，未能得到应有的赏赐，这不得不说是原杰人生的一大遗憾。但他的功绩早已埋在流民们的心里，为了感谢原杰，荆襄地区有人为他立庙，四时祭祀，与项忠留下的“堕泪碑”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