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夺门之变”爆发，朱祁镇复辟，再一次登上了皇位。距离他上一次坐上皇位，之间相隔了八年的时间。朱祁镇，即明英宗。他短短三十七年的人生或许只能用“传奇”二字来形容。八年太子，二十二年帝王，七年幽禁；做过皇帝，也做过俘虏；风光过，也落魄过。改变他人生轨迹，甚至改变他为人处世与性情的，还得从那件举国震惊的“土木堡之变”事件讲起。

人生的分水岭

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朱瞻基驾崩，年仅八岁的太子朱祁镇继位了，即为明英宗。因为父亲朱瞻基子嗣单薄，所以朱祁镇出生不久便被册立为太子。作为嫡长子的他，一直过着顺遂的生活。就算做皇帝，也一直在太皇太后张氏（诚孝昭皇后）以及“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位老臣的辅佐下，将大明朝打造出了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随着“三杨”与张氏的相继离世，朝局也跟着急转直下。

朱祁镇原本顺遂的人生路，因为自己那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意气用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一场举国震惊的“绑架案”发生了。被绑架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大明朝的最高统治者——朱祁镇。因为听信奸臣王振之言，贸然出征。然而一通误操作之下，这个年仅二十二岁的前途无量的皇帝瞬间就变成了阶下囚。成为俘虏本已经是一件极为羞耻的事情，结果，国家因为不堪瓦剌的一味索取，他这个皇帝居然被抛弃了。弟弟朱祁钰临危受命下，“抢”了他皇帝的位置。他变成了太上皇。

之后，他虽然被弟弟“救”回了他的北京城，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永无止境的监禁生涯。这么一关就是七年。或许是因为人生太过顺遂，所以才让这个不经世事的帝王显得太过于天真。

年少气盛，宠信奸佞，肆意北征，天子为俘。他的前半生，怎一个“傻”字可以形容。“土木堡之变”无疑成了他人生中的一个分水岭。而幽禁南宫的太上皇生涯，也算是他为自己前半生犯下的错误的一种救赎。

不是好皇帝

朱祁镇本以为自己就该这么被囚禁着度过一生，然后，似乎上天又开始照顾起了这个看起来有些许凄凉的太上皇。

景泰八年，做了八年皇帝的朱祁钰，因为一场重病以及错信他人，被赶下了皇位，之后，便“被”病死了。在南宫被关了七年的朱祁镇，再一次登上了皇位。然而与上一次登基相比，经历种种后的他，此时的心境也变得大不相同。

明代宗朱祁钰死后，朱祁镇为了“泄”愤，展开了一系列的清算活动：斩杀少保于谦、名将范广等一众拥立朱祁钰称帝的忠臣、良将。而后改元天顺，寓意着新的开始。

虽然，诛杀忠臣在后世的人看来，他必然是一个昏庸的、无能的君主。然而，这件事在当时却充满了现实意义。站在一个身为俘虏被取而代之，而后又复辟的帝王层面，于谦、范广之流无疑是践踏了一个帝王的尊严。更甚至，于谦等人还枉顾了他的安危，册立了新君。虽然，这一切都是为了明朝，为了国家。但，在朱祁镇看来，于谦等人即使再忠心，这股忠心也不是给他朱祁镇的。他们的死是必然的。

一切清算结束后，朱祁镇这才舒了一口气，这才是属于他的江山。与上一次做皇帝没有经验相比，经历俘虏、幽禁生涯之后的朱祁镇反倒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重新上岗，整装待发

忠奸不分的朱祁镇成了过去式，第二次做皇帝的他，变得敬业了起来。首先他懂得开始任用李贤、王翱等贤臣。让李贤担任内阁大学士，并着手开始修复明朝中期的政权。李贤得朱祁镇重用后，也对这个赏识自己的皇帝推心置腹，大力举荐人才，包括年富、轩輗、耿九畴、姚夔、崔恭、李绍等人，都成了当时的名臣。李贤简直成了行走的“贤臣识别机”。

时任吏部尚书王翱也很得朱祁镇重用。王翱此人十分刚正不阿，在朝野中有很高的声望，故而朱祁镇对他很是敬重。李贤与王翱通力合作下，一鼓作气，担负起了拯救明朝危局的重任。

在南宫多年囚徒般的生活，使朱祁镇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即使在复位之后，也没有重新养尊处优起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先人是古人的头等大事，因而历朝历代开国后必建太庙，以示对祖先的隆重纪念。然而太庙是很神圣的，四时岁月，何时祭祀，贡品等级，大典规模都有着严格规定，因而一年只有在个别时刻皇帝会亲临祭祀。明初太祖皇帝朱元璋为了展示他的孝道，特地在皇宫内建立“奉先殿”作为皇帝的家庙，因为是家庙所以制度就不是那么严格了，只是为了方便后世皇帝能够经常去朝拜。当然这个“经常”也只是相对太庙而言，譬如明仁宗朱高炽在位期间由于体弱多病，除了重大时节外很少去参拜，而朱祁镇第一次在位期间更是连奉先殿的路怎么走都忘在了脑后。

然而复位之后，朱祁镇变了，他每天早上五更天就早早起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奉先殿朝拜各位祖先。复位八年，他就坚持了八年，拜完祖先后，简单用过早点就去上早朝了。早朝结束后他又去批阅奏章，正统年间那种所有政务都委派王振的现象一去不复返。批阅时若有疑难，便送到内阁处，与众大臣一起商议对策。

若是遇到国事不忙的时候，他也不像之前那样整日里只知道吃喝玩乐，而是选择通过读书来增长自己的阅历。这样克己的生活，连亲信大臣李贤都看不下去了，时常劝着朱祁镇要保重龙体，切勿太过劳累。朱祁镇长叹一声说，若是再像以前一样只知道吃喝玩乐，荒废朝政，只怕到最后，后悔了却连后悔药都没地方去找。

可见，俘虏以及被囚禁的生涯，对他的影响有多大。那些被关着的日子里，大约都充满着悔恨与自省吧！

平定曹石之乱

因“夺门之变”有功的曹吉祥与石亨，得到了朱祁镇嘉奖的同时，也被委以重任。然而，此番嘉奖却助长了两人的气焰。

石亨本是朱祁钰一朝的宠臣，有拥戴朱祁钰称帝之功。然而，朱祁钰因病倒下，让他代理朝政之际，他却选择了倒戈朱祁镇。在他的眼中没有永久的帝王，只有永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于他而言效忠谁都是一样的。所以，在他的相助下，朱祁镇很快便再次夺回了皇位。而他，也因此被朱祁镇大加赏识。

但石亨此人特别狂妄自大，仗着自己深受朱祁镇的宠信，越发膨胀起来。“夺门之变”后朱祁镇大肆封赏“有功之臣”，而石亨从这里面发现了门道。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石亨觉得不能光自己享受这份荣誉，一开始石亨将自己的亲人“包装”成夺门之变的功臣，请求朱祁镇封赏他们，发展到后来，但凡是跟石亨沾亲带故的，都能凭借“夺门”之功得到官职。《明史》记载：“其弟侄家人冒功锦衣者五十余人，部曲亲故窜名‘夺门’籍得官者四千余人。”

因为有功，所以朱祁镇复辟之后不光是官职上对石亨加官，物质赏赐也少不了，比如赐予了他大量庄田。所谓庄田是明朝一种独特的土地制度，是由皇帝赐给属下或亲王的田园，庄田是不需要向朝廷交纳赋税的。但石亨并不满足，当时北京周边有大批的良田，石亨很想要，于是他伙同夺门之变的另一大功臣曹吉祥，或者直接宣布农田是“无主荒地”，肆意夺取田产，或者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强迫农民出售土地，强取豪夺，总之没过多久，石、曹二人就成了京郊有名的大地主。

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三月，石亨的心腹兵部尚书陈汝言，因贪污罪被揭发。其家中查没的钱财多到令朱祁镇咋舌的地步。想起于谦被抄家时的家徒四壁，仅做了一年兵部尚书的陈汝言居然能聚敛如此多的财富，朱祁镇不禁痛心疾首。随后，大同总兵石彪因贪污行贿被抓，并供出了石亨的罪行。朱祁镇大怒之下却顾念着石亨的功绩，仅让他告老归田，以此作罢。

可惜，石亨并没有领会朱祁镇的好意，居然准备起兵造反。朱祁镇无奈之下，抢先一步将石亨关入了大狱。石亨惨死于狱中，石彪也被当众处斩。石彪、石亨一死，曹吉祥便觉得自己的死期也不远了，便开始四处网罗武士，以备不时之需。

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六月，曹吉祥起兵造反，准备废黜朱祁镇。因密谋被泄露，曹吉祥的党羽很快便遭到了朱祁镇大军的追捕。曹吉祥的同党，有投井自杀的，有被杀的，有判处流放的，可以说曹吉祥之死祸连全族。当年曹吉祥得势的时候，通过依附他而升官的亲友故旧不比石亨少，史称“门下厮养冒官者多至千百人”，而正是当年的一念之差，现在这帮人都要给曹吉祥陪葬了。当然曹吉祥的下场比这些人要惨多了，他成为明朝第一位被凌迟处死的著名太监。

曹石之乱平定之后，因朱祁镇的励精图治，朝局倒也有了一番清明的结果。然而，他很想做一个好皇帝，也想做一个有功绩的皇帝，但是他天生并不是一个做皇帝的料。

他虽然敬业着，也努力着，但是，励精图治了几年的他，有些旧态复萌，又开始了忠奸不分的“恶行”。袁彬曾经在朱祁镇流落瓦剌的时候忠诚护驾，并多次挫败也先想要逼降朱祁镇的阴谋，正是患难见真情，因此朱祁镇与袁彬这对君臣结下了很深的友谊。朱祁镇复辟后十分眷待袁彬，袁彬所请之事无不听从，并时常召袁彬入宫，回忆当年在瓦剌患难的岁月。但就是这样的一位忠臣，却因为不肯屈从朱祁镇在锦衣卫内的心腹逯杲和门达（袁彬本人也是锦衣卫领袖，但为人比较正直），而被二人诬陷贪赃枉法，并和石亨、曹吉祥等逆党有联系。偏听偏信的朱祁镇此时全然忘了袁彬当年的大恩，将其贬去南京，直到成化朝，袁彬才又被启用。

江西的弋阳郡王朱奠壏是朱祁镇的堂叔，因为得罪了锦衣卫指挥同知逯杲，竟然被其诬陷与亲生母亲**。事关皇族声誉，朱祁镇派驸马都尉薛桓和逯杲一起前往江西调查，但本来就是捏造的事情，哪里会有真凭实据呢？然而逯杲不管，坚持认定弋阳王“**”一事千真万确。一边是自己的心腹，一边是远房堂叔，朱祁镇最终竟然颠倒黑白，将错就错，认定此案是真的，下令处死朱奠壏母子，并焚烧了二人的尸骨。可见其糊涂到什么地步。

这几个案件中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涉及了锦衣卫，这是朱祁镇后来烂政的重要因素。朱祁钰在位期间重用文官，打压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构，使得这些特务机构一时黯淡下去。然而朱祁镇在经过八年的囚徒生涯后，变得生性多疑，不信任任何人，总感觉底下的大臣、宗室在搞什么阴谋。为了能让自己放心，他第二次在位期间十分重视特务机构，以特务统治来威慑百官，厂卫制度就是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完善和扩大的。前面提到的逯杲和门达就是两名参与了夺门之变的锦衣卫，其后便成了朱祁镇最信任的耳目和鹰犬。正是特务机构的大行其道，让原本有些政绩的朝局又变得晦暗起来。

仁德的帝王

若说朱祁镇是一个英明的君主，那么自然是假话。但若说他是一个“仁”君，倒是相得益彰。第二次登位的他，做了三件大事，将他的“仁”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受到了后世的褒奖。

首先是释放“建庶人”。据《明实录·英宗实录》中记载：“丙辰，释建文君子孙，安置凤阳。敕太监雷春等曰：‘朕眷念宗室至亲，虽在不愿，亦令得所。今遣太监吴昱管送吴庶人及其母杨氏等共一十八名，日前去凤阳居住。’”

此中的文君子孙便是建文帝的次子朱文圭。靖难之役后，建文帝朱允炆失去了踪影，其皇后马氏跟长子朱文奎相继死在了火海中，只有次子朱文圭得以侥幸生存，但却落入了永乐帝朱棣的手中。那时的朱文圭，年仅两岁。朱棣念其为朱氏子孙，并没有杀害他，但却将他幽禁于中都的广安宫中。因此，朱文圭也被称为“建庶人”。

朱文圭这么一幽禁便从永乐朝到了英宗朝，足足55年。朱祁镇或许在朱文圭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感同身受下便起了将他释放的心思，而后也付诸了行动。

随着朱祁镇的一纸旨意，被关了55年的朱文圭也终于得见天日。朱祁镇出于同情，不仅赐他奴仆，还为他修建了府邸，供他安享晚年。

然而，两岁便被幽禁的朱文圭，年过半百才有了与外界接触的机会，连牛与马都不懂得区分，被释放后的第二年，便过世了，结束了他悲凉的一生。

其次是给“胡皇后”上谥号。胡皇后，乃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原配胡善祥。但是，朱瞻基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原配，立她为后也是迫于自己母亲张氏的压力。出于对朱祁镇生母孙嫔的喜欢，尤其是在孙嫔生下朱祁镇被封为贵妃后，朱瞻基想立孙氏为后的想法日渐强烈。

然而，胡善祥其人和善，除了无子并无大过。故而，朱瞻基想到了让胡善祥主动逊位的办法，最后再以“无子多疾”为由，将其废掉了。胡善祥虽然无辜被废，但一直被保护在太后张氏的羽翼下。孙氏虽然后来被册立为皇后，但是每遇设宴，孙氏都在张太后的暗示下，屈于胡善祥的下座，可见张太后对胡善祥的呵护。

当然，这也导致了孙氏的愤愤不平。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太皇太后张氏病逝了，胡善祥很是哀伤，一年后，便也随着张氏去了。明英宗以嫔礼安葬了她，并赐谥号“静慈仙师”。胡善祥无过被废，而后直到去世也没有一个名分，这让天下人为之深感同情。曾有人想过为胡善祥正名，然而碍于孙太后的颜面，纷纷作罢。

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帮助朱祁镇复辟的孙太后过世了。而后，朱祁镇的皇后钱氏便向他提出为胡善祥恢复位号的建议。这个建议也得到了内阁大臣李贤的同意。李贤认为此举可以体现明英宗的仁孝。故而，在钱皇后以及李贤的建议之下，朱祁镇不仅恢复了胡善祥的位号，且亲自为其上谥号为“恭让诚顺康穆静慈章皇后”，并为胡善祥修陵墓，将她与她的女儿永清公主葬在一起。

作为孙太后的儿子，帮既不是自己生母，又是被先帝宣宗皇帝亲自下诏废黜的胡善祥恢复位号，并为其修陵墓，对朱祁镇来说确实是一件难得的事。正是因为胡善祥被废，孙太后才得以成为宣宗朱瞻基的嫡妻，而现在恢复胡善祥的皇后身份，孙太后成什么了，“小三上位”吗？这相当于在打自己母亲孙太后的脸。但是，朱祁镇思虑再三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可见，他确实是一个仁德之君。当然孙太后的颜面也不能不顾，所以虽然恢复了胡善祥的皇后身份，但是朱祁镇没有让其升祔太庙，和朱瞻基牌位供奉在一块儿的还是孙太后。

而最让明英宗朱祁镇为后世所称赞的还是废除殉葬制。明朝自朱元璋建朝以来，就有比较严格的殉葬制度，其中尤以人殉最为残酷。关于殉葬的制度规定，也有详细的划分。哪些嫔妃要殉葬，哪些嫔妃不用殉葬也有明确的规定。

其中有两种嫔妃可以免于殉葬。一是，被封为贵妃等高位份的嫔妃，或是生育过子嗣且儿子已经就藩的可以不殉。二是，娘家有功勋，在恩免的范围内，可以不殉。其余的皆要殉葬。

因为这种残酷的殉葬制度，不知有多少嫔妃在青春的年华，便被活生生埋进了高高的陵墓内。自朱元璋以来，受此殉葬制度之苦的女子不在少数。光朱元璋一朝，便有38个妃子为其活生生殉葬。就连最为仁善的明仁宗朱高炽死后也有5个妃子为其活殉，可见此制度的残忍。

在朱祁镇废除殉葬制之前，便有近百名嫔妃死于这种残酷的制度之下。然而，这种残酷的制度，虽然被认为泯灭人性，但也得到了一些人的推崇。因为殉葬制度的背后，还包含着一系列的抚恤制度。被活殉的嫔妃的家族往往在新皇继任的时候，会因为家中妇人被活殉而得到一些额外的恩赏。恩赏的一般会是女子的父亲或者是兄弟。恩赏有时会以钱财表示，有时也会许以官位表示。

故而，有这样一首明宫词：“掖廷供奉已多年，恩泽常忧雨露偏。龙驭上宾初晋爵，可怜女户尽朝天。”此中的“女户尽朝天”便是受到抚恤或者优待的殉葬者家属。据《明史·后妃传》记载：“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如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诸家，皆世袭锦衣卫千百户，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历成祖、仁、宣二宗皆然。”这也恰恰证实了殉葬者家属受到优待的说法。

那么，明英宗在复辟后为什么执意要违背祖制，废除殉葬制度呢？其实，可以解释为以下两点：一是因为他前半生的人生经历。少年得志后，历经土木堡之变，成为俘虏，被囚于南宫。尤其是那七年的被囚生涯，身处在被朱祁钰的监视中的他，真心待他的唯有他那些后宫的嫔妃。

钱皇后为他哭瞎了眼，却还要带着一众嫔妃做女红来维持日常的生活。在所有人都抛弃他，放弃他的时候，一众嫔妃还是陪在他的身边，照顾他，对他不离不弃。这让这个苦情的帝王，感知到了人间仅存的温情。患难与共之下，让朱祁镇明白了何为最真的情。而后，他也将这种情谊一直记在心里。

二是因为这种殉葬制度本身是残暴的，是不仁的。明英宗八岁的时候，便经历过这种惨绝人寰的人殉制度。所以当他复辟后，每每想到自己所爱的人在自己死后，也要为这种残酷的制度所苦，便很是不忍。故而朱祁镇临死时，便下诏废除了这种殉葬制度。

有人说，朱祁镇废除这种制度是怕自己深爱的钱皇后也被殉葬，因此才在自己弥留之际，做出了废除殉葬制度的决定。然而，钱皇后作为皇后，虽无子，但也高居皇后之位。若是朱祁镇不想她殉葬，便可直接赦免她，无须废除祖制来保护她。故而，可以看出，朱祁镇内心是真心觉得这种制度残忍，不可留于世间的，于是不顾祖制，废除了它。

太子朱见深即位后，也遵从自己父亲的遗诏，宣布无须殉葬。自朱元璋以来，历经六朝（含建文帝），葬送百余人性命的殉葬制度便在英宗朝终结了。对于朱祁镇废除殉葬制度的这种行为，《明史》中给出了“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的高度赞扬。足见，在这方面朱祁镇确实是做了一件大大的好事啊！

自省的君主

俘虏以及监禁的生活，潜移默化间也对他的生活起居与为人处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说这些对他执政生涯的政绩没有多大的帮助，但是，与他第一次做皇帝相比却是一种莫大的进步。

在《皇明通纪》中记载道“今在位五年矣，未尝一日忘在南城时，既能进膳，饮食随分，未尝拣择去取，衣服亦随意，虽着布衣，人不以为非天子也。”或许是南宫的日子过得太过清苦，抑或是朱祁镇感念以前的自己太过贪图享乐，铺张浪费，所以，复辟后的朱祁镇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一般，吃穿用度方面他则是能省就省。例如原本宫中按照规矩，每到年节都要举办各种大小宴会，花费不小的同时也无形间造成了浪费。故而，朱祁镇觉得有必要改革。所以他将一岁四宴改成了一岁两宴，以此来节省开支。

此前他因为听信奸臣的谗言，不问群臣的意见，才导致了土木堡之变。这成了朱祁镇心中永远的痛与耻辱。所以，若是必要的外出，朱祁镇都会询问群臣的意见，而后听取群臣的意见之后再行事。

八年的囚禁生活，也让朱祁镇对民生有了了解，而不是像之前那般“两耳不闻窗外事”。复位之初，朱祁镇便下诏昭告天下“吾当体天以行，处人心好善恶恶，吾当顺人以正名。”大有要体恤民情，做一个仁德的皇帝的意思。后来，朱祁镇也确实一直按照自己的诏言行事。

天顺年间，太监阮忍建议朱祁镇按照旧制在苏杭织造缎匹七千。但是这个建议一经提出，便遭到了朱祁镇以人民生活太过窘迫，不应再压迫而驳回，并废除了这个旧制。之后光禄寺请敕工部，要制作龙凤花样的瓷器万余件，朱祁镇也以太过劳民伤财为由驳回了这个意见。不铺张浪费，不贪图享乐，体察民情，这便是复辟后朱祁镇的做法。

据《明史》记载“三月免南畿被灾米粮，五月免畿内，浙江，六月免湖广，八月免天下因灾所欠税粮，九月免江西。”在天灾为祸下，朱祁镇也体恤百姓的艰苦，致力于赈灾的同时，大力减免百姓的税赋，以此来减轻因受天灾所苦的百姓的负担，解救百姓于水火之间。

虽然，他不一定是一个好皇帝，但是，在“仁心”方面，朱祁镇一直做得很好。这大概便是他早年吃苦之后，乃至后来再次荣华的“忆苦思甜”吧！

明英宗朱祁镇

朱祁镇的一生，年少轻狂过，也灰心丧志过；做过俘虏，也做过“囚犯”；宠信过奸臣，也诛杀过忠臣。若说他是一个好皇帝，那么怕是鬼神都不信的。但他在逆境中，依然可以做到镇定自若，即使作为俘虏，也能够跟抢劫他、俘虏他、看守他的瓦剌人成为朋友，可见，他是一个和善待人的好人。

然而，一个好人并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皇帝。复辟后的日子里，他虽然试图改过自新，励精图治，然而，他并不具备一个做好皇帝的条件。废除殉葬制，释放“建庶人”，上谥胡皇后的仁政，施仁政，让他被世人所知是一个好人的同时，怕也是他在位期间为数不多的闪光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