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石灰吟》

一首以物喻人的《石灰吟》抒发了一代忠臣的一生所求，这首诗作于于谦十六岁时。当时的于谦因为从小耳濡目染岳飞的英雄事迹，所以也立志要做一个无愧于家国之人。巧合的是，于谦几乎重走了一遍他偶像的路，于谦和岳飞两人同封少保，同样因为抵御外敌入侵而名扬四海，同样因为忠诚而获罪，最后都是因此而死。

我们每每读到这两位民族英雄的事迹，都会感慨一句“忠臣不得好报”，他们因为自身忠诚而身居高位，为国为民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因为忠诚最后都没有得到善果，在他们本应施展才华的最好年华时，离开了我们。

对于于谦的一生，我们随便找一找就能获得非常翔实的资料。单从史书的记载去看一个历史人物未免过于无趣，所以今天准备和大家从于谦的文学作品以及一部明朝的小说《于少保萃忠全传》，结合于谦的生平来聊聊这位民族英雄。

文天祥转世

我们普通人出生，都是母亲十月怀胎，一朝呱呱坠地。作为民族英雄形象出现的于谦，在以他为主角的小说中，自然是要异于常人，进行一些艺术加工的。这些加工不仅是作者的想法，同样也是那个时代的百姓对于谦的幻想。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部明朝万历年间的小说《于少保萃忠全传》中，看到当时民间对于谦的一个想象。

据说于谦是文天祥的转世。民族英雄文天祥死后成了神，一直受到中华儿女的敬仰，而于谦的祖父就是这许许多多的人中的一个。于谦的祖父不仅是在心里崇敬文天祥，更是把文天祥供奉起来。也因为这一层关系，在于谦的母亲身怀六甲时，文天祥托梦给于谦的父亲，说他愿意作为于家的子嗣。于父梦到自己父亲的偶像，哪还有不答应的，在梦里便答应了下来，之后于谦便出生了。

在这部小说中，不仅是开头的描述，在文章的回目中也能看出作者的寓意，作者的这种想法，其实也是百姓的想法。小说中的于谦就是应百姓的愿望而生的。

这不仅和于谦生前的行为相关，也是百姓对万历年间社会问题申诉无门的一种愿景。

小说中把文天祥塑造成了死后成神的形象，然后由神降生为于谦，这其实就是把于谦当成当朝的文天祥，是当朝百姓对于谦最真实也是最客观的综合评价。

如此人物是如何长成的呢？

民族英雄的早年

于谦祖上世代官宦，据于谦之子于冕《先肃憨公行状》及于谦同僚王直《侍郎于公墓表》记载，于谦祖上从八世祖开始，直到四世祖于夔，均在今山西、河南等地做官，五世祖于伯仪和四世祖于夔分别被追封为河南郡侯、河南郡公。曾祖父于九思曾拜杭州路总管，但到了父亲于仁之时，“幼孤贫流落”，隐德不仕，于是作为长子的于谦，便承担起了重振门楣的重任。

只是这些书并不是以写史见长，许多事情也是作者道听途说，所以事实到底是不是如此，谁也不知道。但我们能从这些书中看到，于谦在整个中国都是有足够高的人生境界。许多年后，于谦在《忆老婢》的诗中，也写到了自己少时求学的经历。而后在十五岁时考取了钱塘县儒学生源，进入吴山三茅观潜心学习，开始接受正规的儒学教育。

除了正规的学校教育，于谦还拥有良好的家庭教育，特别是他从小就以古代的仁人志士作为学习的榜样。于谦特别崇拜“宋末三杰”之一的文天祥，甚至将文天祥的画像悬挂于房内。在其同僚叶盛的《水东日记》中就有相关记载，说是郎中张遂有一幅文天祥的画像，后来将这幅画送给了于谦，听说于谦数十年如一日地将这幅画像挂在屋内。可以说，于谦之所以如此珍视这幅画像，其实客观地反映了他是以文天祥作为自己的目标去努力的。

另外像诸葛孔明这种被后世文臣所敬仰称颂的忠贞名臣，也同样是于谦欣赏和羡慕的对象。对于于谦一生的评价也可以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于谦自己写过的一篇《过南阳挽孔明》中，于谦就曾表达了自己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甚至可以说，明代整朝对诸葛亮的评价都非常高，于谦受此影响，也成了万千迷弟中的一人。

于谦在多年儒学的教育和这些优秀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浸润下，形成了高尚的人格和品质，成了儒家经世致用学说的贯彻者，隐含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积极入世的意识。他做官三十余年，从监察御史到地方大员，直至成为朝廷支柱，一直夙兴夜寐，忠于职守，对百姓具有宽厚爱民的仁心。

鞠躬尽瘁

于谦的政途开始于宣德初年的监察御史一职，因在位时言谈举止皆为上上品，时任都御史的顾佐对于谦钦佩不已。在朱高煦谋反时（史称“高煦之乱”），于谦跟随宣宗朱瞻基亲征乐安。朱高煦出城投降后，宣宗命于谦数落朱高煦的所有罪状，事后得到了宣宗的奖赏。

于谦因为在“高煦之乱”中的优异表现，被任命为河南、山西巡抚。在任时他为官清廉，秉直不阿，对当地的水灾、旱灾皆据实上报。于谦的清官形象在小说《于少保萃忠全传》中被有意地夸张进行了许多艺术化的处理。这些艺术上的处理方式，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于谦出任地方官时政绩卓著，在百姓心中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于谦仕途真正的开始正是在出任地方官时，因为同时期的各级官员都以国家利益为先，以百姓社稷为先，才有了后世对这段时期“仁宣之治”的评价。

正统年间，他曾上疏谈论关于地方贫困户发放粮食补助的问题，英宗朱祁镇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地方上水灾治理方面，于谦也是出力甚多，对于河南靠近黄河附近的堤坝决口问题，提出了实用的解决方式。正统初年，以“三杨”为首的官员对于谦非常器重，对于谦上报的奏章，当天就能批复许可。可于谦“两袖清风”的做派与当时的官场格格不入，也得罪了不少人，但因为朝中有“三杨”的照拂，再加上于谦的政绩斐然，当时朝中并没有人会公然与于谦对立。

可“三杨”陆续离开后，内阉王振开始干政，朝中没有能与之抗衡的朝臣。王振对朝臣实行了高压政策，以一点小事为由头就能将朝廷大员下狱。于谦原本就是刚正不阿的性子，一直以来不愿自甘堕落，得罪了许多阿谀奉承、贪赂行贿之辈。得罪了这些人，无论于谦有没有过错，都不可避免地会被安上“莫须有”的罪责，于谦便因此下了狱。但王振察觉到这次事件实在出师无名，牵强附会，便很快将于谦放了出来，但总不能直接官复原职，所以将于谦贬为了大理寺少卿。

可这一决定惹得当时许多官员不满，甚至传到地方，地方百姓也不愿意他们的“青天大老爷”受此不白之冤，便有许多官员得知此事后上疏谏言，希望能让于谦官复原职。甚至明朝朱氏宗亲中也有许多人持有这种想法。在巨大的压力下，于谦还是官复原职，再任巡抚。

北京保卫战

于谦一生最高光的时刻，也是成就其身后名的时刻，便是“土木堡之变”后的北京保卫战。

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因为边防吃紧而调入京师的于谦，出任兵部侍郎。这时距离土木堡之变不过一年的时间，边关将士多年未得训练，军饷又发不出来，在蒙古瓦剌的铁骑下，明朝军队一触即溃，完全不是蒙古铁骑的对手。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在王振的一意孤行下，发生了土木堡之变，皇帝朱祁镇被俘。当时京师的留守官员大为震惊，一时间竟无任何办法。负责监国的朱祁钰召集群臣商量对策，一种观点是放弃北京南迁。毕竟当时的明朝在南京也有一套完整的官员体系，所以赞同这种观点的官员不在少数。并且这些官员都或多或少知道明军如此不堪一击的缘由，所以也不认为死守北京能有好下场。在他们心中，国家的利益始终不如国之根本重要。可当时参与决议的于谦认为那些持“南迁”想法的官员都应该被斩首，他举出宋朝南迁国家国力江河日下的例子进行反对。朱祁钰听后，采纳了于谦的意见。

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有雄心壮志，再想力拒蒙古铁骑，没有兵将如何能敌？当时明朝北京的精锐部队都被英宗带往了前线，随着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精锐部队十去其九，京师中剩下的这点兵力哪里是蒙古铁骑的对手？再加上皇帝都被抓了，将士们的士气也是跌到了谷底，就算有最精良的兵器战甲，未战先怯，哪里还能上阵杀敌？

于谦的策略则是“搬救兵”，他请求朱祁钰发檄文给附近的顺天府、应天府，还有河南、山东、南直隶，请求当地组织力量支援京师，于谦甚至请求将运粮军也纳入北京保卫之中。朱祁钰没有更好的办法，便同意了于谦的策略，并且为了方便于谦统筹全局，当即就将于谦升为兵部尚书。

这边在紧急调兵时，另一边发起了对王振党羽的清洗。这不仅是官员间借势打压异己，同样也是树立个人威望的时刻，所以有很多官员都站了出来，声讨王振及其党羽。时任锦衣卫指挥使的马顺是当年王振一手提拔的官员，在这种时候，见群臣都在对自己这些人进行声讨，便站出来叱责百官。那种国家存亡的危难关头，个人情绪很容易就被激发起来，户科给事中王竑带头冲了上去，众人将马顺及毛贵、王长三人活活打死在朝堂。朱祁钰吓得面如土色，生怕这些暴怒的朝臣一个没控制住，就对自己动手。这时又是于谦站了出来，大声劝阻各位同僚，现在正是国家危难之际，也是需要用人之际，马顺三人是罪无可恕，理当受死，但就不要再牵连更多了。百官在于谦的安抚下，便停手没再有什么过激举动。

“国不可一日无君”，在朱祁镇被俘的消息传来后，对于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皇帝由谁来做。而兵部尚书于谦，作为当时的实权派人物（北京仅剩不多的军队基本上全归于谦统领了），他属意谁至关重要。于谦对当时的两个候选人做了一下比较，一个是监国的朱祁钰，另一个就是朱祁镇之子后改名为朱见深的朱见浚。这两人各有优劣，先说朱见浚，他是明朝正牌皇帝朱祁镇的儿子，而且是朱祁镇唯一的儿子。根据明朝皇位传承的祖制，朱见浚登基本不应该有问题，但朱见浚最大的劣势就是实在太小了，才两岁多，即使强行册立也不过是一个傀儡；再说朱祁钰，他是皇帝的亲弟弟，先帝朱瞻基仅有的两个儿子之一，此时他已经成年，最重要的是他已经监国了一段时间，处理政务的能力还不错。所以于谦思索再三还是觉得这种情况下，国有长君是社稷之福。

于谦想得很好，但朱祁钰这边却出幺蛾子了，朱祁钰不想当皇帝，不是装的，是真心的。在朱祁钰看来这时候做皇帝就是往火坑里跳。首先，瓦剌大军压境，北京保卫战结果如何还很难说，一旦城破，自己这个皇帝的下场必然很惨；其次，如果运气好打赢了，那么朱祁镇回来，皇位还得还回去（注意这个时候的朱祁钰还没有品尝到皇权的滋味），到时候皇兄能容得下自己这个做过皇帝的皇弟吗；最后，孙太后当时已经抢先册立朱见浚为太子，也就是说即使自己当了皇帝，皇位最后还得还给朱祁镇一系，自己只是给朱祁镇打工的。所以无论怎么考虑，在朱祁钰看来这时候当皇帝都是一个赔本买卖。

对于朱祁钰的这个想法，于谦是十分明白的，但所谓形势逼人，已经不是朱祁钰个人想法所能左右的了。因而于谦多次联合上书，晓以大义告诉朱祁钰以及不愿意朱祁钰登基的孙太后，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朱祁钰是唯一合适的人选。最后于谦更是在朝会之上发出那句振聋发聩之音，他大声告诉朱祁钰以及众大臣，“现在已经到了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举国上下都应当以国家大义为先，哪里还能有个人的小九九，国家要是都亡了，大家如何有面目下去见列祖列宗”。正是这临门一脚，踢醒了所有人，朱祁钰在半推半就之下答应登基，为景泰帝。

随着蒙古的步步紧逼，如何防守就成了当时的最大问题。已经再次晋升为提督的于谦命各路将领统率十二万兵马分守北京九个城门，他自己则和石亨，带着副总兵守在正对蒙古大军的德胜门。如此奋勇当先的胆魄，鼓舞了三军士气，之后下达军法，规定“临阵将领不顾部队先行退却的，斩将领；军士不顾将领先退却的，后队斩前队”。又在纪律上断绝了将士临阵脱逃的想法。

民心所向

这次保卫战最终以蒙古撤出关外而获得胜利。于谦作为这次保卫战中最大的功臣，被加封为“少保”，官至从一品，能协助皇帝处理国事政务。于谦虽然想拒绝，但朱祁钰并没有应允。

在之后迎回朱祁镇时，景泰帝内心其实是不愿意的，于谦劝景帝，不要担心，既然你已经坐上了这个位置，那就不会再发生什么了，迎接朱祁镇只是为了道义。朱祁钰只能点头称是，同意了迎接朱祁镇回朝的想法。这段话是史书记载，史书是后世所写，至于是不是为了给之后于谦身死找一个借口，那就不知道了。毕竟从后来的事情来看，朱祁钰登上皇帝宝座后，坐得越来越有滋味，即使在朱祁镇回来后，贪恋皇权的朱祁钰依然不愿还位于朱祁镇，甚至将其囚禁起来，后来还废去了朱见浚的太子之位，皇位似乎再也跟朱祁镇一系无关了。对于这件事，当朝的大臣都迫于压力，同意了朱祁钰的决定。于谦一向秉公办事，朱祁钰曾经为了换太子贿赂过大臣，但不包括于谦，可见朱祁钰也知道于谦是不可以收买的。但于谦也没有反对这件事，因为朱祁钰根基已稳，如果在这件事上坚持下去，以于谦当时的地位，或许能够产生影响，但无疑会使好不容易安稳下来的明朝重新动**。另外朱祁镇本人与于谦也没什么交情，朱祁钰治国能力不错，又懂得重用于谦，多方考虑下于谦也犯不上为朱祁镇出头，于是迫于压力，在这场“皇位保卫战”中，于谦做出了利于自己的选择。

可是这件事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后来朱见济过早夭折，一批官员便劝朱祁钰恢复朱见浚的太子之名。有人支持，必然就有人反对，可于谦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却犹豫了，他既没有支持，也没有表示反对。如此摇摆的心态，也为之后被政敌攻击他留下了口实。皇位的**不仅是对景泰帝，对朱祁镇也是如此。曾经风光无限，现在只是名义上的“太上皇”，两相对照，朱祁镇根本不愿面对这种局面。朱祁镇的复辟也就成了必然。

我们说过很多次，历史不容假设，朱祁镇并没有等到朱祁钰的死亡，就在石亨和曹吉祥等人的簇拥下发动了“夺门之变”。朱祁镇重登帝位后，赏功罚过，石亨和曹吉祥等人诬陷于谦，称他要另立太子，图谋不轨，于谦的名字就这样被摆在了英宗的面前。

朱祁镇毕竟还算清醒，他知道于谦于社稷是有大功的，因此朱祁镇一时很是犹豫，迟迟不能下定决心。最终在徐有贞的建议下，朱祁镇接受了如果不处死于谦，不清算拥立朱祁钰登基的主要官员，自己的复辟则名不正言不顺的观点，才痛下决心同意处死于谦。

给于谦定的罪和岳飞的“莫须有”很像，只以“意欲”二字便定了罪，判了凌迟。于谦死后，他的妻子被流放，儿子于冕被发配至山西龙门。于谦被杀，天下人都认为是冤案，都督同知陈逵为于谦收敛遗骸，第二年安葬于杭州。朱祁镇的母亲孙太后听说后，也是悼念数日。

在小说《于少保萃忠全传》中，于谦和王文受刑时高喊出“以莫须有效奸贼秦桧之故套，诬陷某等于死。天乎昭鉴！”在史书中对于这件事，也是以类似的口吻“死之日，天日如骤变，阴霾四塞，天下并冤之。”来表述百姓对于谦屈死表示的不满。朱祁镇造成的后果，自己不愿更改，于谦的平反便落到了他的继任者朱见深（朱见浚后来改名）的身上。随着陆续有官员上疏，于谦案在成化年间得到了昭雪。于谦的儿子于冕、于康获释回到了老家，恢复了于谦生前的官职，故宅也得御笔亲题“忠节祠”。

弘治年间，追赠于谦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诰祠额，谥号“肃愍”，并为于谦雕塑铜像，春秋两祭。

嘉靖年间，又将于谦配享功臣庙，与开国功臣刘基等一起祭奠。

万历年间，认为“肃愍”不能彰显于谦的忠贞功德，改谥号为“忠肃”，子孙世袭。

后世对于谦多为赞誉，称颂他的清廉，正直。于谦的品格确实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但他身死的遭遇也同样值得我们所有人思考。虽然在宪宗即位后便为于谦沉冤昭雪，但无论是谁，都会为于谦的下场感到不值和惋惜。

于谦的能力毋庸置疑，临机应变的反应也是当世罕见，能在国家危亡之际顶住层层压力，稳住百官，调兵遣将，严肃纪律，整顿军防，种种表现都能说明于谦是一个忠臣，还是一个能媲美文天祥、岳飞这样有能力挽狂澜于既倒的大忠臣。

但他对于自己的遭遇实在是认识不足。

这可能吗？

其实，于谦的能力和他的政治嗅觉，不至于让他完全没发觉身死前政敌对他的敌视，但如果于谦真的提前出手，率兵镇压徐有贞等人的政变，然后呢？朱祁钰的身体注定无论有没有朱祁镇复辟，他都活不长了，等他一死，大明的皇位怎么办？朱祁镇复辟，复立朱见浚，还是迎立外地藩王，甚至于谦成为把控大明的权臣，无论是哪种选择，都会导致一场新的腥风血雨。后世更倾向于认为于谦在最后是舍生取义，为了国家的平稳，担下责任，以一己之躯，成明朝太平。

如果站在这个立场去看于谦，则只剩下敬佩。

可于谦的很多决定又并非一意谋国，在最后立储的问题上，他选择了妥协，选择了保护自己的性命，选择了眼前的安稳。

如果站在这个角度看，于谦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和我们一样，会摇摆、会纠结的一个人。

于谦的功劳是极大的，他本人则是极伟大的，“切扶大厦之将倾”这种前朝文天祥都没能做到的事情，他不仅做到了，还做到了尽善尽美，这种能力和取得的功绩，是之后那些瑕疵所不能掩盖的。

于谦死了，朱祁钰也死了，该死的不该死的都已经死了。重新登上皇位的朱祁镇会何去何从，这一次他还是会像以前那样昏庸吗？那些苦难是否成就了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