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评述历史人物时，最直接也是最多人采用的办法就是阅读史料，从历朝历代的记述中拨开层层迷雾去了解历史。可这种由前人所记述的历史的真实性，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证明。尤其是涉及古代士大夫集团集体抵制的宦官们的时候，士大夫的笔下几近羞辱之能事。对于这些被士大夫们排挤的一类人，他们的历史往往需要更加翔实的求证才能探究一点真相。

不过掌握了言论话语权的士大夫们也不全是对宦官深恶痛绝的，《明实录》中就对金英、覃吉、怀恩进行了褒奖，称他们在关键时刻对国家政权有积极影响。在《明史》中也专门有宦官一章，其中受到赞扬的有怀恩、李芳、陈矩。对宦官的批判，一般最多的无外乎“勾结外臣”“结党营私”“干涉朝政”等词。可那些得到褒奖的宦官，他们能做出贡献，能影响到国家政局，必然也进行了“干政”，只是这些事情符合士大夫集团的利益，符合时代价值，这些宦官便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终明一朝，被士大夫们斥为“阉竖、权阉”的干政太监不知凡几。在影视作品中经常登场的魏忠贤无疑就是代表，在他前面出现的还有陈洪、刘瑾、汪直之辈。而在明朝第一位被文官集团定为“干政”典型的就是使明英宗被俘的王振。一个人的发迹之路，往往是必然中带着偶然，王振的发迹史同样如此。

王公公入宫谜团

传统史学界的观点一般认为王振是读过书，并且在其早年是立志于科举进入仕途的。可因为任教职时“考满无功”，这才净身入宫。这种说法最早是在《闲中今古录》中提到，说是在永乐年间，王振任教职，因考满无绩遂净身入宫。这种说法迅速为史学家所接受，并多次出现在之后的私人所著的史书中。

不过相比于私人所著，官方的史料则认为王振是入宫后就学，研究明朝必然逃不开的《明史》就有记载。《明史·王振传》中对于王振的生平记载为其年少时就进了宫，被选入内书堂，后来学成被挑选到宣宗朱瞻基身边，侍奉宣宗。这段记载先不论其真伪，单从这段史料我们可以看出，王振和其他许多从小入宫的太监一样，是因为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进了宫，然后因为机灵被教以诗书。关于他的生平，最客观也是最有参考价值的应该是他在正统年间，智化寺落成时亲自撰写的碑文。

他在碑文中写道，自己以前出身卑贱，幸好生在了一个盛世，在早些年获准进入了皇宫，受到太宗文皇帝（朱棣）的喜爱，这才有了学习的机会。这段写在《敕赐智化禅寺报恩之碑》的话，很全面地描述了王振的生平。不过可能有人会认为，这篇碑文是写在智化寺落成时，而智化寺是王振为了给自己祈福才修建的，那肯定会极尽粉饰包装自己，挑一些媚上的话写进去。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不过我们还有其他史料可以证明。《明英宗实录》里有一段记载可以算是当时官方对王振身世的盖戳。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明英宗朱祁镇赏赐了一些太监，包括王振、高让、曹吉祥等人，并且专门颁布了敕文赞扬王振。其中对于王振的生平有一段描述“昔在皇曾祖（朱棣）时特以内臣选拔事我皇祖（朱高炽），深见眷爱，教以诗书，玉成令器……”这段由当时皇帝英宗亲自下诏的敕文，无疑是最可靠的史料，而那些由明中叶时才开始兴起的“考课无绩，自宫入宫”的说法，很有可能是出于当时的时代需要的一个对王振的评价。

权阉的养成

明英宗朝的王振，可谓是权阉的代名词，不过他的干政，还要分成两个阶段进行叙述。

第一阶段是从英宗继位到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这个阶段因为内有太皇太后张氏的约束，外慑于“三杨”的威望，王振这段时间对朝政的干预还比较收敛，有所顾忌。在这段时间，有次甚至因为张太皇太后的觉察，王振差点被处死，幸得英宗和一干大臣求情这才得免，但太皇太后还是责令王振不得干政。从这之后，王振确实收敛了很多，不过他也看出了朝中的风向，凡事察言观色，处处讨好朱祁镇和皇太后孙氏，不断为自己在朱祁镇心中增加分量。

但就算是有太皇太后限制的这段时间，因为王振而下狱的六部大臣还是多达九人，其中为我们所熟知的有名将王骥和名臣于谦。虽然史书记载这全是王振所为，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如果没有得到张太皇太后的首肯，王振很难扳倒这么多大臣，可见张太皇太后一方面严格管控王振，但另一方面也由于当时明朝孤儿寡母的格局，不得不借助宦官制约朝臣。后来因为福建的一起杖死驿丞的案子，王振的圆滑处置得到了太皇太后的认可，重新获得了信任。之后很多大臣在对国事陈叙事建议时偶尔会询问王振的意见，甚至是直接交由他来裁决。

在《明史·王振》一卷中记载，杨士奇曾有言，内阁阁老虽然看上去权力很大，但实际上已经被王振有意排挤，一旦内宫中有意见递出来，就得任命谁为阁臣，而现在的阁老只能束手就擒。杨士奇的话语中满是无奈。

一个出身卑微之人一旦掌握了权柄，便很容易目空一切，为所欲为。如果他还是丧失了一部分正常人的生活行为，在之后的人生轨迹中，难免会有很多自大出格的做法。

随着王振权力的增加，身份地位的提高，圣眷日隆。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十月，奉天、华盖、谨身三殿落成（朱棣时期被雷击焚毁，此时重建），朱祁镇为此大宴百官，本来这种级别的宴会宦官是不能够参加的，然而此时王振气焰嚣张，竟然以周公辅成王自居，公然破坏明朝礼制，以内宦的身份参加外廷的宴会。而朱祁镇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为他大开方便之门，打开东华门让王振能够参加宴会。如此待遇，让当时宴会中的百官都躬身迎候。

种种迹象都能看出王振在正统七年前就已经获得了足够大的权力，不仅能够影响英宗，还能影响到内阁的选任委派，大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态势。虽然能看出王振此时已经能够为所欲为，可在太皇太后和内阁“三杨”的制衡下，王振还是略有收敛，当然这种收敛只是相比正统七年后的行为而言的。

为何说到王振的权阉之路分成两个时期，以正统七年为分界线？那就要从正统七年时太皇太后去世这件事说起。

英宗时期的太皇太后就是明宣宗朱瞻基的生母，是明仁宗朱高炽的原配，是明初“仁宣之治”的见证者，她很清楚什么样的皇帝是好皇帝，什么样的政策会于国有利，于民有惠。可以说在英宗继位的前七年，在太皇太后还在世的时候，这位了不起的女人才是大明王朝的实际控制者。但她却没有以辅政之名行武后之实，而是和内阁“三杨”一起尽心辅佐英宗。王振的权力欲望也是由于太皇太后的存在而受到了打压。可是太皇太后一死，有足够的身份地位去约束王振的人也就不存在了，至少在当时的皇宫，再没有人会去公然对抗王振。肆无忌惮的王振便盗毁了太祖时设立在宫内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碑，除去了客观上的证据，为自己之后可以更好地为所欲为打下了基础。

王振有如此大的胆子，是因为他有两点优势。

首先是英宗朱祁镇的信任。能在内宫皇城上下通吃、手眼通天，首先需要得到的就是皇帝的信任，毕竟在一个中央集权的社会，在一个封建帝王都着重加强专制统治、强化皇权的时代，一旦权柄下移，皇帝身边的近侍将能获得远超前朝的权力。这也是如今历史学界对于明朝宦官专政频出的一个重要论断。可以说，因为朱祁镇与王振从小相处，王振朝夕侍奉，深得信任，甚至能得到英宗尊称一句“先生”，这就不得不提到王振的第二个优势。

王振确实是真的有才。前文花了大篇幅去讨论王振的入宫前的生平，尤其着重于王振是在进宫前就已经有了相当的学识，还是在进宫后才有了学习的机会。甚至在明朝中叶开始产生了许多“王振中过举人”的说法，虽然种种说法不能统一，但能说明的是王振确实读过书、通文墨、晓古今。古代中国少有不识文墨的皇帝，他们长期居于皇宫中的权力巅峰，在他们年少之时便会有精英文人来教习经书。这些能够被选为太子侍讲的人对于古今诸事可谓知之甚详，而朱祁镇在见识了这许多优秀文人后还能尊称王振一声“先生”，足可见王振的才学不浅。王振也就凭着这两点优势，终于在太皇太后去世后，脖子上的枷锁尽去，走上了他人生的最巅峰。从此开始，王振大肆打压异己，培植自己的党羽，贪财受贿，直至怂恿英宗亲征，最终导致他自己死在了土木堡。

纵观王振的一生，我们甚至感觉他没有遭受什么挫折，因为他在朱祁镇小时候就作为侍读陪伴，得到了朱祁镇最大的信任和授权，王振得到权力后也没有让权力空置，一直都亲身参与到政局当中，这中间就得分成三个部分分别论述了。

权势熏天

第一回合：王振VS皇亲国戚

王振在内廷的时间很长，这段时间也可以算是他最兢兢业业、老实本分的时候，这期间与王振关系最为密切的无疑就是朱祁镇。王振能成为朱祁镇东宫时的侍读，和他在宣宗朱瞻基时的勤诚益至有莫大的关系。在侍奉朱祁镇时的本分，为他赢得了侍奉小朱祁镇的机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朱祁镇每天和王振朝夕相伴，自然变得亲近有加，王振出色地完成了这次“任务”，终于在朱祁镇登基后走上了自己人生的辉煌。

王振和正德年间的刘瑾不同，王振在朱祁镇小时候就担负起了教官的职责，不仅对朱祁镇沉迷玩乐及时进行制止和劝谏，对其他内侍太监行为的处理上，王振也能以朱祁镇的教育为首，力求给朱祁镇创造一个尚学的环境。正是因为对英宗的种种行为，这时候的王振得到了太皇太后和阁臣“三杨”的高度赞扬。相比对待皇帝与太皇太后的谦恭谨慎，王振对待其他皇亲贵族的态度则要差得多。王振甚至在驸马都尉责骂王振的家奴后，将驸马下了狱。

从王振对朱祁镇生活学业的态度上，能看出王振在年幼的皇帝心里埋下了理想治国的种子。在英宗亲政之后，王振也没有放弃身为教职的责任。他不断纠正英宗的不端行为，与英宗共同面对来自外廷的不信任，积极协助英宗回收权力。所以就算发生了土木堡之变，英宗重新恢复权力，仍然为王振立祠纪念。因为对于英宗来说，王振多年悉心教导毫无私心，王振的“忠”更是只忠于英宗本人。

王振虽然只是一介宦官，可因为他的外在人格已经与英宗的合二为一，在勋贵眼中王振就有了一层特殊的身份，这也是勋贵称呼王振为“翁父”的原因。

第二回合：王振VS内阁

朱元璋撤去了丞相，之后的明朝君主逐步发展出内阁制。明宣宗时期的内阁，便已经有了“三杨”，只不过在那时，这三位还不如原来那般名声大噪。宣宗朱瞻基去世后，“三杨”被宣宗钦命为辅国重臣，他们三位也特别受太皇太后张氏的赏识，所以在正统朝时，这三位终于合三为一，并称为“三杨”。三位中，杨士奇有学行，杨荣有才识，杨溥有雅操。三人在宣宗时先后进入内阁，因为政见统一，精诚合作，也逐渐成了朝臣领袖。加上宣宗和太皇太后的信任，“三杨”可以说是明正统初期政治力量的绝对核心。

王振和这三位的关系博弈，也就能看出王振能否真正掌控朝局，影响整个国家了。

在宣宗时期，王振初掌司礼监。此时的司礼监虽然已经是内廷中最有权势的机构，但和外廷相比实在是不够看，区区四品衙门哪里能入内阁大臣们的法眼。加上王振是借着东宫旧侍的身份才越级上位，地位并不牢固，对比此时的“三杨”，却是深得信任，乃柄国重臣。在这种时候，王振和他所代表的势力都非常愿意与“三杨”合作，任何能够让杨士奇决断的事情，只要杨士奇没有回话，一律不议。

如此融洽的关系，后来是为何发生了变化呢？

按照历史的发展来看，应该是王振与“三杨”在政治上的分歧，不过或许还有另一种可能，这就要从明朝的皇室教育说起。朱元璋对于皇子的教育一向非常上心，给皇子请的老师更是当世精英。这些老师给皇子讲习经传，而在位的天子则对储君进行军事方面的锻炼，甚至还会将储君带在身旁，问他对国事的看法，然后两人一起讨论。这种文武双全，言传身教的做法确实给明朝前期带来了数位英明的皇帝，明朝的国力开始蒸蒸日上。可是朱祁镇在继位的时候才不过九岁，正是一个少年需要全方位成长的时候，按明朝的惯例他应该效仿的榜样就是他的父亲明宣宗朱瞻基。可是朱瞻基突然去世了，朱祁镇只得以冲龄即位，而这时的朱祁镇甚至还没有接受过多少启蒙教育。皇帝连字都认不全，那还了得？“三杨”是正统儒学的拥趸，宣宗驾崩，也让宣宗原本计划好的教育方式付之东流。“三杨”则希望英宗只学习儒学，努力成为一个“治世明君”，那些打仗的、军事的东西不学也罢。

可王振却不这么认为。按他的想法，英宗是一定要懂军事的，所以除了固定的讲学，王振还提议英宗携文武百官在点将台点将，以刺激英宗尚武的品质。这种做法无疑是与正统儒学有所不同。事情的真正恶化发生在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时的麓川之战。王振希望英宗能对南疆用兵，建立武功。而“三杨”却是主张以和为主，对祸乱麓川官吏进行严惩，然后派遣新的能臣干吏去巡守麓川。英宗在王振一直以来的陪伴下，选择了王振的提议，调兵遣将进攻云南。

自此以后，王振和“三杨”终于走向了对立。杨士奇不想看到王振坐大，便在太皇太后面前挑拨，暗示太皇太后劝英宗一起疏远王振。而王振也没闲着，同样借着“三杨”的缺点进行攻击。这个平衡在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被打破了，这一年的十月福建按察佥事廖谟因为公务纠纷，打死了一个驿丞。这本来并不是一件大事，但因为驿丞是杨溥的老乡，所以杨溥要廖谟以命抵命，但廖谟是杨士奇的同乡，所以杨士奇不同意处死廖谟。就这样二人争执不休，最后官司打到了太皇太后那里。太皇太后征询王振的意见，王振认为之所以争论不休是因为两位阁老都偏袒乡里，不过这个案件确实抵命的话惩罚太重，不处罚的话又难以服众，因而建议给廖谟贬官的处罚。这个提议得到太皇太后的赞同。

廖谟案本身并不重要，可这件案子却将杨士奇和杨溥同时牵扯了进去，最后完美解决案子的居然是“三杨”当时的对头——王振。王振的处置不可谓不妥当，更是借机暗示杨士奇和杨溥先前的处置不公，在太皇太后心里留下了阴影。这些事情发生在一起，王振在宫中的威望终于超过了“三杨”。之后王振以靖江王贿赂杨荣为借口对杨荣发难，杨荣只得从地方上返回京师申辩，最终无奈在途中病逝。“三杨”去其一，余下两人又被宫内猜忌，内阁的势力已经渐渐式微。正统七年随着太皇太后的离开，内阁失去了最大的依仗，再也无力与王振互斗。这时王振却抓住杨士奇的儿子为祸乡里的不法事迹攻击杨士奇，迫使杨士奇只能致仕还乡，“三杨”去其二，独留的杨溥彻底失去了与王振对抗的能力。

王振在与“三杨”的关系上，从最开始的唯命是听，到自己羽翼渐丰后在政见上提出反对，最后抓住一切机会将“三杨”斗倒，从而掌控了内阁，稳固了自己对外廷的影响。

第三回合：王振VS六部诸司

明太祖废相之后，外廷职能部门失去了最高领袖，六部地位迅速提高，成为皇帝直属衙门。

出于处理行政事务及完善行政体制的需要，明初诸帝不断探索尝试，直至仁宣时期，内阁体制成熟。内阁在“三杨”的带领下地位迅速提升，力压六部，成为事实上的外廷领袖。可内阁压六部的形势并不稳固，一方面是这种形势实际是“三杨”三人的个人威望，三人一旦失去宠信，内阁也将丢失话语权；另一方面，内阁的职责并没有改变，还是只能作为“顾问”的身份出现在决策层面。英宗冲龄即位时，正是历经四朝的“三杨”朝中威望最高之时，国事的决策都提前拟好，朱祁镇只是程式性地背诵的情况不可避免。随着朱祁镇年龄的增长，心智的成熟，“三杨”却没有适时调整自己的做派，朱祁镇想摆脱这种控制，想将权力实际控制在自己手上，王振便利用朱祁镇的这个心态，提议用重典治理外廷。

我们都知道朱元璋时期的明初也是重典治国，但朱元璋的重典只是对真正违法乱纪者进行严厉惩罚。而英宗时期的重典则完全是对外廷的朝臣进行打压，小错大惩，使外廷人心惶惶。被王振下狱的许多人中，就有后来土木堡之变死守京城的于谦。王振也利用外廷朝臣惶惶不安的心态将权力重新集中到了朱祁镇手上。王振在打压六部时同样辖制了言官系统，甚至因为王振的行为都是为了加强皇权，恢复朱祁镇对国家的掌控，许多言官反而会对王振表示支持。王振也利用言官的反应，将言官变成了皇帝的工具。通过影响外廷来干涉朝政，王振的权力并没有完全铺开渗透出去，此时朝中还是有许多异己虽敢怒却不敢言，如果阳奉阴违，王振自己也很容易阴沟翻船。这时培养自己势力的重要性便凸显了出来。

明初选官主要是四种途径，分别是荐举、学校、科举和荐选。这四种方法中学校效率低，难以发现高质量人才，科举培养周期太长，耗时太久，荐选一般是在职官员升迁所用，而荐举不仅能让朝廷快速获得人才，并且因为这些人才相对成熟，颇受明初诸帝的喜爱。所以王振和英宗便利用荐举的办法，为自己在外廷快速培养了一批属于他们的政治骨干。如果单纯批评王振此举是“任人为私”那可就太小看王振和英宗了。王振荐举的许多人中不乏政绩突出之辈，这些人在地方上时都做出了非常好的成绩。比如江西的石璞在任时严肃整顿，使江西的风气蔚然一新；还有在任陕西的王文，也获得了“在陕五年，镇静不扰”的高度评价。

成也战争，败也战争

可以说为王振的一生最后盖棺论定的主要依据就是他经历的两次战争。前文说到了麓川之战，王振与“三杨”在战事上产生分歧，最后因为对王振的宠信，朱祁镇最后决定力排众议，发兵卫疆。麓川之战的直接后果就是守卫了南疆的安宁，但这是用国库的空虚换来的。

而之后的土木堡之变，则是王振参政的顶峰，也是王振对朱祁镇进行“武治”教育最后的尝试。中原和蒙古关系一直是明朝的心头难题，从明朝建国开始，朱元璋为了对抗蒙古的残存势力，就制定了严密的策略。永乐时期，朱棣一改洪武朝的守备政策，五次亲征，展示了明朝强大的武力，也确实将蒙古势力逼退到了漠北。

可到了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不过十二岁的英宗没有受过自己父亲在军事方面的教育，朝中势力又是正统儒教，对外用兵并不积极。从正统三年一直到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瓦剌不仅统一了蒙古，还形成了巨大的向外扩张的势力，并且终于在明朝统一中原后开始南下。在王振鼓吹英宗效仿成祖御驾亲征后不过一月，英宗亲征的部队在土木堡遇袭，朱祁镇被俘，王振被英宗护卫所杀。

王振能“荣登”明朝第一位权阉，根本上就是这次土木堡之变，王振挟帝亲征，导致英宗被俘。

虽然御驾亲征对于明初的皇帝来说并不是件稀罕事，但在英宗时期却应该区别对待。朱元璋和朱棣本就在马背上征伐一生，他们也确实具有雄才大略，有超人一等的胆魄。朱高炽虽然骑不得马弯不得弓，但他在靖难之役时，死守北平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之后的朱瞻基更是曾多次随朱棣远征漠北，有朱棣这个祖父的悉心教导，朱瞻基又并非愚钝之人，宣宗朝时的亲征也是取得了瞩目的表现。

可朱祁镇和他的长辈们有很大的不同，他并没有受过长期的军事教育，也没有马背上征战的经历。再加上王振之前对朝臣的打压，将许多将才下狱不用，也为英宗亲征留下了隐患。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明英宗时期军队的战斗力实在不堪一击，瓦剌军南下时，明军就像纸糊的一样，一触即溃，几次交锋几乎全是不战而逃。所以客观来说，王振在土木堡之变中应负责任，但绝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身上。

再见王振

王振一生并非像我们平常所认识的宦官那样，只为一己私利罔顾法纪，王振对于权力的欲望更多的是和朱祁镇重新集权捆绑在一起，这从朱祁镇复位后对王振的评价也能看出来。王振的存在，他的行为对于文官集团，对于士大夫来说是需要批判和立为反面的，但他对于朱祁镇来说无愧是自己的大伴。

如果没有“土木堡之变”，王振的一生或许会很完美，而朱祁镇的皇帝生涯也会顺风顺水，但是历史没有“如果”，这一切全都在土木堡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