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纷争达到了**。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明朝官员迎来了大明六年一度的“京察”。京察制度自弘治时期便制定成例，规定朝廷每过六年要大规模考察一次京官，根据考核结果决定奖惩、去留等问题，京察分为南察、北察两个场区，本意是对官僚队伍进行定时清洗、保持队伍的先进性建设。但是到了晚明时期，朝纲涣散、内政废弛，京察秩序已然混乱不堪，因为考量结束后会发生大动作的裁员升职变化，所以京察制度就常常被许多心机深重之徒当作铲除对手、扶植友党的大好机会。发生在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的京察纷争正是党争形成的标志，也是晚明祸事的起源。这一年负责考察众官员的是吏部尚书孙鑨、考功郎中赵南星、吏部员外郎顾宪成等人，《明史》中有这样一句话：“二十一年京察，吏部尚书孙鑨、考功郎中赵南星尽黜执政私人，宪成实左右之。”他们为官理念相近，追求刚正不阿、秉公办事的目的，而顾宪成更是这些“ETC”（自动抬杠机）中的佼佼者，在他的大力影响之下，此次考核吏部将一大批被认为靠私人关系攀附混进官僚队伍的人罢黜惩戒，这其中有不少和阁臣关系亲密的官员，所以京察结束后，阁臣便展开了对吏部“处理不公”的反驳，在阁臣的弹劾下，万历出面指责吏部结党擅权，顾宪成帮助孙鑨上疏辩驳，却不仅没有成功，反而让万历将孙鑨、赵南星引退、革职，一些支持吏部的官员也受到牵连，受到处罚支持吏部的一众将这笔账全部算在了被京察打击到的阁臣集团头上，尤其坚信，是王锡爵指使阁臣陷害，并私自票拟给吏部扣上了结党营私的罪名。作为吏部管理人事工作的顾宪成，在这一场京察斗法之中，虽然没有和孙鑨、赵南星一起遭到贬黜，却也坚定地站在吏部的阵营，努力炮轰王锡爵为首的阁臣，他的这种行为很快导致了万历的反感，然而因为他品级不高、目标不算大，且本人为官正直、支持率较高而保留住了官职，不久后又升了职，这就是积累人脉的重要性啊！不过，顾大人并没有珍惜这次升职的机会，仅仅过了一年，在一次推举阁臣的事情中，顾宪成就因为绝对坚持自己的原则而完全站在了万历的对立面，成功吸引了万历的注意，万历勃然大怒，果真将顾宪成革去了官职，驱逐回了老家。

回到故乡无锡，顾宪成过上了相对轻松的平民生活，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知识分子背负的家国责任，虽不能居庙堂之高为君王扫清天下事，却也能处江湖之远而先天下之忧而忧，这个不甘沉寂的人在弟弟顾允成以及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帮助下，重新修筑了宋代遗址东林书院，成为一个靠讲学为主的先生，与他政见相同的高攀龙、钱一本等都来东林书院讲过学。他们讲学的内容并不仅仅限制在学术讨论和文化研究，更多的是针对现实，讽议朝政，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从前在官任上不能细说的话题，在东林书院可以放开手脚，酣畅淋漓，所以被革职为民的顾宪成虽然离开了钩心斗角的官场，却没有结束他和那里的联系。久而久之，东林书院就吸引来一大帮志同道合的士人学者、富户乡绅，俨然一个中上阶层群英荟萃的政策研究所，虽然参与者身份鱼龙混杂，却有着求同存异的信仰，他们坚信自己是一个呼唤主流正直的群体，是这个时代的救世主，缭乱的人际关系却在朝堂之上体现出默契的一致，在言官吵架的时候划出明显的阵营，他们都是东林书院的忠实学子，他们需要团结争夺自己的权力。

顾宪成在东林书院将学术研究和时政分析开设成了公益课堂，书院开设的目的、理念，正如他自己为书院写下的那副著名的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因东林书院倡导的浩然正气、刚直不阿精神与当时社会主流的价值观相吻合，讲学者提出的广开言路、仁爱百姓、减免税收的主张也备受朝廷官员推崇，东林书院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发展到后来，虽然它只是一个讨论实学、发表见解的非官方平台，却实实在在掌握了整个天下的话语权，天下自诩清流高洁的士大夫都想加入东林一派，而阿谀奉承、唯利是图之辈则被东林学派不屑一顾，很快，仅仅以学术交流平台自居的东林书院，悄悄变成了一个文化人的风向标，到了朝堂之上便逐渐有了个更霸道的名字——东林党。在朝中，但凡附庸东林书院主张、与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等人政治志趣相同者，便都能算作东林党成员，他们以文人风骨、士大夫气节为自我约束目标，誓与离经叛道、祸乱朝纲者为敌。东林党成员在晚明朝廷中逐渐拧成了一股重要势力，自认为是混乱朝政中的一股清流，而与东林党成员政治意见相左者，便形成了其他小圈子，与东林党对抗，比如万历统治后期的首辅沈一贯、方从哲，就都是浙党成员，除此之外以为首官员籍贯命名的团体，还有宣党、楚党、齐党等，这些小众党派力量比较弱小，所以经常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实力强大的东林党，为了在朝政中掌握更大的主动权，无论是东林党还是其他党派，都想方设法将自己人推举到重要的职位上，或是在具有争议的决策问题上联合起来把舆论往自己有利的方向猛带节奏，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党争的不良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