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万历年间长达数十年的国本之争，就让我们充分领略了文人党派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气势，顾宪成，还有其他一批气势汹汹的言官跟皇帝斗争，互相斗争。其实在立朱常洛为太子这件事上，大家基本上是同仇敌忾跟万历在斗法，但是别忘了，万历为了躲避他们这些言官的口水，更多的时候是在怠政，朝臣们最主要的带节奏方式——上疏、奏议送进紫禁城，都像送进活死人墓里面一样，毫无回应。为了充实生活，他们只好展开了互喷行动，争论话题依然是马上立太子还是慢慢来。争论的主题没什么意义，完全没有面红耳赤争个十年的必要，但是争论什么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争，是吵，是宣扬话语权，只要能吵出来输赢就行，这样才能体现出来优势，才能搞到更多的权力——其实这就叫党争。

东林党人虽然一贯标榜正气凛然、文人风骨、不畏强权，看似坦**，却也有着难以忽视的局限性。他们的君子品格、宁死不屈，都是在君王的绝对专制之下才存在，一旦争论的矛头指向君王本身，再强硬的东林党人都会露出谦卑之资，莫敢僭越。在顾宪成表现异常突出的京察风波中，事实上下令贬黜吏部孙鑨、赵南星的就是万历本人，王锡爵虽与他们有过嫌隙，但断然不敢越过皇上私自票拟，反而为了息事宁人几番上疏万历，求对吏部从轻发落，也多次致信与顾宪成解释他并无陷害之意，但是顾宪成等人还是将责任都推给了以王锡爵为代表的阁臣。对于万历来说，整治吏部之事的是非黑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最痛恨大臣抱团行事要挟他，此次执意发落赵南星等人只是为了抑制大臣们“圈地自重”，但是东林党人却不愿意面对和承认这一事实。到了后来，不管东林党人再怎么不满皇帝旨意，也会为其寻找一个“奸佞进谗蛊惑”的借口，只敢将口诛笔伐的攻势对准其他大臣本身，这种黑白不分的愚忠思想与其激浊扬清的道德理念委实相悖，对上卑微唯诺对下重拳出击，东林党驰名双标实锤。

不过，东林党的声名远没有停留在晚明朝堂之内，东林党集聚效应的出现，还给整个晚明社会带来了很多深刻影响，顾宪成讲学之初并没有想到会形成后来那般燎原之势，东林书院却出人意料地变为了主导朝野舆论的中心，这首先影响了晚明的政治局势。东林党议开晚明党争的先河，带动朝廷大臣形成组团行事、结党营私的风气，虽然顾宪成本身痛恨擅权行为，但后来的东林党人并不能做到事事两袖清风、舍身卫道，反而多次仗着人多势众支配朝纲，影响决策，这不仅破坏了晚明时期官僚系统的正常秩序，也破坏了主政部门各司其职、相互独立的健康状态，更是开了用舆论绑架朝廷政治之风，导致长期的政局混乱、官员队伍四分五裂。以至于后期，“东林党”已经变成了一个梗，只要是和东林党当年特点沾边的东西，都能拿它做代名词，无论知识分子有何是非，别问，问就是东林党，所以有人说，天下之亡，实亡于东林。此外，东林党本质就是明代愤青+公知，擅长绑架舆论带节奏，人人坚信世人皆醉我独醒。但是在他们当中究竟有多少人的言论称得上客观有益、服务现实，那就不知道了，从东林党早年合力抨击张居正，到东林元老邹元标晚年痛哭祈求恢复张居正改革的诸多措施，还主动为张居正平反请谥，就说明用舆论带节奏绑架朝纲并不是什么好事。可惜东林党个个都是节奏大师，怕不知几十年带偏过多少头脑单纯的“小朋友”。这种披着正义勇敢的外衣逆天而行的行为看起来很酷，往往就会掩盖了它本质的过失，哪怕这些主张于国计民生根本无益，人们也会鉴于其精神可嘉而不忍苛责，这种人多了，公共思想文化很容易走上一条极端的不归路。

不过，东林党倡导的乾坤清朗、人心向古之风，还是有利于整肃朝廷、教化人民，东林党成员大都追求为人正派，为官清廉，能够互相监督、互相效仿，推行心怀天下的忧思情怀，这的确让晚明乌烟瘴气的朝政之中多了一抹难得的清丽之色，鼓励了自古以来中国士大夫精神的传承和发扬。东林书院讲学、议政的新风尚也引领了明清时期文化交流传播的潮流，带动起城市到乡村广泛思考、自由议政的先进氛围，在许多经济发达的南方城市，学术探讨、坐而论道蔚然成风，这不仅有利于知识分子队伍的壮大，还能促使社会文化向多样性、民间化发展，带动思想界的变革。

这是一个兼有正反两面性的复杂团体，东林党的出现是明朝士大夫阶层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也许他们一开始只是想给自己定一个道德模范的标杆，却不小心改写了一段难以言说的王朝末代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