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超额发行。大明宝钞的发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朱元璋建国之后，元朝的残余势力退居漠北，史称“北元”，但北元的势力依旧十分强大，为此朱元璋曾八次进行北征，希望打垮北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后盾作支撑，出征的粮草，胜利后的犒赏三军，这些都需要钱，而明朝初期缺的就是钱，尤其金属货币严重不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朱元璋想到了发行宝钞，确实宝钞的制作成本相比它的价值不值一提，而宝钞的发行又可以解决财政问题，为军事行动买单，一举多得。就在朱元璋发行宝钞的当年，明朝组织了第三次北征，可以说宝钞的发行奠定了北征成功的基础，因为据统计这一次北征胜利后，朱元璋光赏赐就花掉了价值千万两白银的宝钞，如果这些赏赐全部换成白银，明朝政府是无论如何都拿不出来的。

除了军事行动，宗室、功臣的食禄，以及各级官员的工资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宝钞支出，比如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宗室藩王藩食禄就支出33.6万贯，而随着宗室人口的增长，这一数字也在不断攀升。相比于军事行动这样的临时支出，发给俸禄这样的常规支出累积起来更是惊人。如果朱元璋之后的皇帝能够好好整顿这些支出，宝钞或许还不至于如此迅速地贬值，然而朱棣登基后，五征漠北，南伐安南，这些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无一不需要宝钞买单。靖难之役更是造就了一大批领取宝钞的勋贵，大明的财政负担一步又一步地加深。

为了满足如此庞大的需要，朝廷就必须不断印制宝钞，洪武时期平均每年都要发行515万锭（一锭约合五贯）宝钞，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大明宝钞更是发行到了1500万锭，此后的永乐朝比起洪武末年有所回落，但也在每年千万锭左右。而要知道以滥发纸币闻名的元朝，在其经济尚未崩溃的年代，每年发行纸币多在150万锭以下，两者一对比就知道明朝的宝钞滥发到了什么程度。总的来说大明宝钞的发行主要基于明代国家的财政开支，并不是立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其发行目的不在于便民，而在于财政需要。加上朝廷也未对其发行量进行限制，导致宝钞存在超发的现象，堪比民国的金圆券。

其次是准备金不足。中国的纸币起源于北宋时期四川的“交子”，最初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存款凭证（类似于后世的银票），而且还是民间商户自发组织的。随着交子影响的逐步扩大，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的需求也日益突出，遂由朝廷接手承办。然而无论是民办还是官办，准备金制度一直是纸币的必须制度。我们知道，现代货币的发行一定要以一定数额的准备金作为基础，发行准备金制度是当代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在金属货币制度下，货币发行以法律规定的贵金属作为发行准备。通俗地说，就是你发行10贯的纸币，国库里至少得有一两银子存在那儿，这样纸币才不会贬值。由于中国古代白银不足，所以多用铜钱来替代，当然效果是一样的。持有纸币的人可以在需要的情况下到政府指定地点，将纸币兑换成金属货币，当然需要扣除一定的手续费。这种制度在宋朝产生并被后世所继承，元朝虽然滥发货币，但是在准备金这一方面做得相当好，在其公信力丧失之前，一直是按规定办事。

而到了朱元璋这里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朱元璋不懂经济规律，他只是发现纸币实在是一个好东西，不用什么本钱，只要在一张纸上印上几个字，就可以当真金白银使用，换来实实在在的财富，还不用背加赋的骂名，实在是无本万利的好买卖。然而他忘了纸币能当钱用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拿出一定数量的准备金，朱元璋认为国家的公信力就是最好的准备金，因而大明宝钞从发行的那天起就没有准备金。

不光如此，朱元璋进一步规定，大明宝钞是不可兑换的纸币，即持有者无法将其兑换成金属货币，相反民间持有金银者可在政府指定地点兑换宝钞，这样一来金银等贵金属只有向政府单向流通，怎么看都像是空手套白狼的行为。现代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只有达到以下两个条件才可以不依赖准备金而发行纸币：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足以应付一定数量的纸币流通，则无须准备金。二是人们必须相信政府会持续地紧守有限制地发钞，以及维持币值的原则。但在明朝显然这两个条件都不能达到，相反政府不顾经济规律，超额发行纸币，进一步打乱市场行为。

再来是信任的破产。既然发行数量超标，准备金制度也没有，那能让宝钞流通的就仅剩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了。按理说明朝刚刚开国，不比日落西山的元朝，正是欣欣向荣的时候，朱元璋治国对待百姓也还行，普通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应该爆表吧。但没想到朱元璋不按套路出牌，前面说了宝钞发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因而宝钞的发行流通特别奇葩。朝廷印制的绝大部分宝钞是不直接投入市场的，有明一代宝钞主要是由皇帝来作为特殊用途，打胜仗了，犒赏一下军队啊；今年的新科状元看着不错啊，给点宝钞；番邦属国来进贡了，赐些宝钞；哪个省闹灾了，赶快下拨宝钞。其中赏赐无疑是宝钞最大项的支出，据记载仅在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一年内，朱元璋在各种场合赏赐大明宝钞的总数额就达9500万贯，而这一年政府的收入只有2000万贯，也就是说政府的支出比收入多出来足足7500万贯。本来皇帝如果不发行，那么这些宝钞就只是废纸，但现在因为皇帝一句话，全国就必须承认这多出来的7500万贯纸币是有价值的，有购买力的。而显然整个大明一年的商品生产根本无法供应这多出来的宝钞的购买需要，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供不应求，而宝钞就只有继续贬值的份了。

朱元璋及其后世的皇帝想不通，为什么民间冒着杀头的危险也要使用金银甚至实物交易，都不愿意使用样式精美、便于携带的宝钞，难道朝廷的信用在升斗小民面前就一文不值吗？但殊不知正是皇帝自己带头违反货币制度，随意滥发货币，罔顾市场规律，使得明朝政府由始至终都没有制定出一套系统的发行大明宝钞的制度。而这无疑打击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继而丧失了对宝钞的信心，这一切可以说是皇帝们的自作自受。

最后是假钞和旧钞问题。尽管大明宝钞的印制已经相当完善和精美了，但那只是相对来说。事实上由于纸币制造制度有限，古代纸币的防伪比之于今天那真是天差地别。大明宝钞的制作材料虽然标准很高，但是桑树皮纸也不是很难得，纸币的模板等也多是木制，民间仿制起来还是有机会的，加上，随着明代手工业的发展与进步，必然会有人打起这方面的心思。至迟在洪武末年，市场上就已经流通相当规模的假币了，尽管朝廷多次下令严惩制造假钞者，但在丰厚的利益驱使下，这一行为依然屡禁不止。说来好笑，最终假币问题得以解决竟然是由于真钞已经无限贬值，制造假币已经无利可图，这才使众多造假高手退出了这一行业。

假钞问题已经对市场伤害巨大，而更大的伤害还来自朝廷自身。现代纸币最讲究耐用性，但古代中国纸币的材质根本不符合这一条件，这就使得宝钞用久了之后自然会出现破损、污迹，成为旧钞，而这会影响到宝钞的使用。明朝政府也想到了这一点，故而制定了“倒钞法”，就是在各地设置专门的机构回收旧钞，规定只要是真的宝钞，凡票面金额文字可辨认的均应继续流通使用，有破损的则由政府回收，然而实际操作起来，官府只收换破损的新钞，至于破损的旧钞则是哪凉快哪待着去吧。这样一来无疑是在向民间宣告旧钞等同废纸，这加速破坏了人民对大明宝钞的信心。民间对宝钞本来就不多的信任进一步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