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二十二年，朱棣病逝于北伐归途之中，朱高炽奉遗诏即位并改定明年为“洪熙元年”。然而朱高炽在位时间还不到一年，就在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五月，因病去世，随后太子朱瞻基即位，是为明宣宗。然而宣宗在位也只有十年的时间，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正月便因病去世。就这样，大明朝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接连失去两位最高统治者。不过别看朱高炽和朱瞻基在位时间短，然而他们却开创了大明朝乃至历史上有名的盛世——“仁宣之治”。当然“仁宣之治”的出现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但是“三杨”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可小觑。由于朱高炽和朱瞻基两位皇帝对“三杨”的信任，所以在仁宣两朝，“三杨”的地位得到提高并且全方面地参与了大明朝的各项政务之中，正所谓“仁宣之间，政在三杨”。可以说，“仁宣之治”中也倾注了“三杨”不少的心血。

在之前也已提过，朱棣在位时期曾搞了许多大动作。不过由于郑和下西洋所带来的收获和朱棣所采取的各项鼓励农业发展的措施等，使得其在位时期虽然大动作不断，但是老百姓的赋税并没有增加多少。然而事情要一分为二看待，赋税虽然没有增加，但是老百姓的徭役却增加了许多，毕竟当时朱棣的很多大动作都是需要大量人力的，再加上天灾人祸，也使得老百姓疲惫不堪。因此在仁宣两朝，“三杨”针对当时由于朱棣在位期间大动作不断而导致民力凋敝的社会现实，主张与民休息、勤俭节约。

“三杨”之中的杨士奇更是多次上书仁宣二帝要注意与民休息、勤俭节约。比如杨士奇在得知“惜薪司传旨征枣八十万斤”之后便主动面见朱高炽进行劝谏，认为这些虽然是宫廷每年要用的，但是还是感觉太多了，现在诏书才刚刚下达，肯定还没能收集齐，所以希望皇帝能够减免一些，最后朱高炽也同意了杨士奇的建议，最后只征收了四十万斤。除此以外像什么“下西洋宝船、云南取宝石、交趾采金珠、撒马儿等处取马，并采办烧铸进供诸务”这些在杨士奇看来是铺张浪费的活动，全部在杨士奇的坚持下被停止。宣德五年的时候，杨士奇又借朱瞻基下诏体恤灾民的时机，趁机劝皇帝免除部分穷苦人家的税收，朱瞻基也同意了。除了劝谏皇帝要勤俭节约，关心民生之外，杨士奇和杨荣还以身作则，当时朱高炽在位时曾让杨士奇和杨荣等人“食三禄”，也就是拿三倍工资，但是杨士奇和杨荣坚决反对朱高炽的这一决定，认为他们“受二俸”就已经很过分了，怎敢再增收一份俸禄以增加国家和老百姓的负担。在他们的坚持下，朱高炽最终取消了这则命令。

事实上，在上述论及“三杨”关注民生的同时也展现了他们的另一个特点——敢于进言。但是“三杨”中进言的方式方法也不同，杨溥的进言多以密奏的形式进行，史载“尝密疏言事。帝褒答之，赐钞币。”朱高炽还钦赐杨溥弘文阁阁印，并且在赐予阁印的同时还嘱咐杨溥，以后有什么建议，就写下用这个印封好交给他就行了，自己对杨溥寄托了很大期望。由此可见，杨溥在当时也是积极进言、敢于直言的，只不过由于其多是采取“密疏言事”的形式，也就使得史书上对于杨溥的进言记载不多。而对于杨荣的进言方式，史书中则有详细的记载，也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杨荣并不直言，而是通过暗示、提醒的方式来轻点皇帝，因而他的话也最容易被皇帝接受。杨士奇则是最传统的仗义执言，有什么就说什么，而且不达目的不罢休，比如一次在劝谏朱高炽时，朱高炽可能有一些小执着就没同意，而杨士奇坚持多次上书并且等到大半夜，直到“待庭中至夜漏十刻”，朱高炽都看不下去了，同意了杨士奇的提议，这时杨士奇才退下。同时，杨士奇也积极保护朝中那些因直言而被怪罪的大臣，比如在朱高炽监国时曾忤旨的御史舒仲成、“言事不密”的大理卿虞谦、“以言事得罪”的大理少卿弋谦等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言路的顺通。

此外，“三杨”也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举荐。针对科举考试中录取者大部分为南方人这一情况，出于巩固统治的考虑，杨士奇建议科举取士的人才应该兼顾南北两方，并给出了具体实施方案，即以后科举考试的试卷在封皮外书写南北二字。如一科考试录取一百人，那么就南方六十，北方四十，这样使得南北人才都能够被朝廷吸纳，这也使得从洪武年间开始闹腾的“南北榜”事件有有了一个比较完美的解决办法。之后，杨士奇还曾建议即使是罪犯之家，如果后代中有才华的子弟，朝廷也应当本着公平公正的心去录用。杨溥在和朱瞻基讨论人才问题时也曾建议，要严格举荐机制，规范科举过程，这样就不愁没有人才了。

除了在人才选拔上“三杨”提出了各自的建议，在人才举荐上“三杨”也是不遗余力。比如在英宗时期打赢“北京保卫战”的于谦不仅曾得到过杨士奇的推荐，而且在政治上也得到了“三杨”的鼎力支持，史载“是时居政者三杨，素重谦，朝请夕可，是以得行其志。”杨荣也曾举荐时任越府长史的周忱为“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周忱也不负众望在江南地区推行“济农仓之法”从而保证了江南地区顺利地渡过第二年的大旱。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杨士奇和杨荣还曾“试吏部引进庶官六十八人，录其优者：知县孔友谅，进士廖庄、胡庄祯、宋琏，教谕黄纯、徐惟超，训导晏升七人”。除了以上种种，仁宣时期一改永乐时期的严刑峻法也与“三杨”的建议有关，其中杨士奇更是多次借自然灾害之际上书皇帝要以“敦用平恕，务求情实”的方式来解决“刑狱冤滥”的问题。

“三杨”除了在内政上积极进言献策之外，还参与到了大明朝的皇室纷争之中。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八月，一直对皇位念念不忘的汉王朱高煦终于铤而走险起兵造反。朱瞻基起初计划派遣阳武侯薛禄率兵平叛，但是杨荣极力主张朱瞻基御驾亲征，从而达到“今出不意，以天威临之，事无不济”的效果。朱瞻基最终采取杨荣的建议，而此次平叛的结果也和杨荣预料的一样，朝廷军队一路旗开得胜，朱高炽被迫出城投降，叛乱顺利平定。

然而就在大军返程途中，户部侍郎陈山向朱瞻基举报“汉、赵二王实同心”，也就是说朱瞻基的三叔朱高燧也有不臣之心，并建议朱瞻基干脆趁机把朱高燧也一勺烩得了。对于陈山的这一建议，“三杨”之间发生了分歧，杨荣极力赞成陈山的建议，称“山言国之大计。”杨士奇则反，认为这种事情不能证实，也没有证据，如果就此把朱高燧抓起来，不合适啊。双发为此爆发了激励的争执，杨荣对着杨士奇厉声说道：“这是国家大事，怎么能磨磨唧唧，况且朱高燧与朱高煦勾结是经过锦衣卫证实的，有确切的证据。”

杨士奇则针锋相对地回应道：“锦衣卫拿出的那些东西能算证据吗，谁会信！”由此也可见当时的锦衣卫在大臣心中是多么声名狼藉。随后杨士奇又寻求蹇义、夏原吉两人的支持，但是两人也隐隐约约地站在杨荣一方。杨士奇只得又去劝说杨荣道：“太宗皇帝（朱棣）只有三个儿子，除去仁宗（朱高炽）外，皇帝只有两个亲叔叔，现在已经抓了一个证据确凿的朱高煦，如果再把朱高燧也抓起来，天下人会怎么看皇帝。”但是杨荣仍不肯退步。

在此时只有杨溥和杨士奇是同一阵营，杨溥看到此情此景知道这件事只能由皇帝来做最终的决定，于是对劝杨士奇说，他们两个去求见皇帝，希望能够化解此事。然而没想到这件事被杨荣知道了，于是杨荣抢先去见朱瞻基，而等杨溥和杨士奇想要跟着进去的时候，却被门卫阻拦住了。眼看事情在向着杨士奇和杨溥反对的方向发展。不过好在朱瞻基稍后又召见了蹇义、夏原吉，两人向朱瞻基汇报了杨士奇和杨溥的意见，权衡之下，朱瞻基还是觉得杨士奇和杨溥的意见更加中肯，最终放过了朱高燧。事后，朱瞻基曾不无感慨地对杨士奇说道：“赵王所以全，卿力也。”在这里要指出的一点是，“三杨”虽然在出兵袭赵一事上有着较为尖锐的对立，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维护大明朝的统治，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争。

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明宣宗朱瞻基驾崩，皇太子朱祁镇即位，是为明英宗，次年改元正统。“三杨”则成为明英宗的辅政大臣，但是“三杨”却在英宗一朝遇到了自己政治上最大的对手——宦官王振。最初由于张太皇太后的存在和对“三杨”的支持，所以王振对于“三杨”的冲击还不是很大。并且在和王振交锋时，相对于“不惮触忤”的杨士奇和“性恭谨”的杨溥，“警敏”的杨荣总能以曲线救国的方式来消弭王振的冲击。

比如王振曾以“三杨”都已“高年倦勤”为由暗示“三杨”要让位给别人了。对此，杨士奇的反应是直接给顶了回去，应答道：“老臣当尽瘁报国，死而后已。”杨荣则回应王振，他们几个人已经老了，这天下的大事确实要交给年轻后生了。王振听完杨荣的回答后大喜过望，第二天在得知杨荣推荐曹鼐、苗衷、陈循、高谷等人时也没有在英宗面前上眼药阻拦，顺利使这几人被任用。事后杨士奇曾指责杨荣胡乱说话，杨荣随后解释了自己这么做的原因：“彼厌吾辈矣，吾辈纵自立，彼其自已乎？一旦内中出片纸，命某人入阁，则吾辈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吾辈人，当一心协力也。”也就是以暂时的退让来保证入阁大臣的才能和德行，从而进一步保证朝政的稳定。

然而，好景不长，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七月二日，杨荣病逝，这就使得杨士奇和杨溥日渐孤单。紧接着，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太皇太后张氏也因病逝世，杨士奇、杨溥失去了在朝中最大的支持者。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杨士奇和杨溥二人在政治上逐渐失势的时候，杨士奇本人也因受其子杨稷的拖累而生病，并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三月十四日病逝。杨士奇去世后，“三杨”中仅剩杨溥一人还在朝中，然而他所面临的局势也不容乐观。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七月十四日，作为“三杨”中仅存的一位的杨溥也与世长辞。至此，“三杨”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了一个历史名词，而随着“三杨”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发生的便是“土木堡之变”了，大明朝差点因此结束了自己的统治。

前面说过三杨在朱高煦问题上发生了争执，那么朱高煦作为曾经皇帝的热门人选，是怎么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