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就是人事调整。朱高炽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甚至都不是操办朱棣的丧事，而是将已经被朱棣关了将近三年的原户部尚书夏原吉释放出来，并官复原职，夏元吉出狱后立刻成为新朝的领导核心的一员。以此为信号，朱高炽向朝中大臣们和天下的士人们传达了这样一个消息，那就是他登基之后的为政风格将与其父朱棣截然不同。那么为什么释放夏原吉就代表着朱高炽将会推行与朱棣迥然不同的措施呢？

这就要回到夏元吉为什么会被下狱了，夏原吉是因为反对朱棣北征而被下狱的。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计划再次北征草原，打仗打的就是后勤保障，夏元吉作为明朝的户部尚书这一块是归他负责的，然而年年征战给了明朝朝廷财政相当压力，而夏元吉是知道这一点的，所以当朱棣召见夏元吉咨询后勤问题时，夏元吉以“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为理由反对朱棣出兵，夏元吉认为北征劳而无功只不过空耗国力，之前是这样，这次一定也是这样，与其如此还不如与民休息的好。之后觐见的工部尚书吴中也反对朱棣出兵。

一个负责后勤、一个负责工程，两位重臣全都反对朱棣出兵，朱棣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由于夏元吉反对最激烈，因而朱棣一怒之下将其下了大狱。不过虽然夏原吉说的话惹得朱棣不高兴了，但是正所谓“忠言逆耳”，夏原吉的这番话一定程度也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众所周知，朱棣统治明朝的这二十二年里明朝大动作不断、大项目接连上马，北伐蒙古、南征安南、迁都北京、六下西洋、大兴土木等，这些每一项都能够名垂千古的壮举竟然在短短二十二年间纷纷开工。固然通过这些举动朱棣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永乐盛世”，但却也给明朝造成不小的负担。

前文说到郑和六下西洋给大明朝带来了不小的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众的经济负担，但是这种种大动作下，除了经济负担以外，人力负担和人员伤亡也是不容小觑的。换句话说，朱棣统治时期大明就像一台超负荷运转的机器，一旦彻底超出大明朝这台机器的承受范围，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顺带提一句，这一情况也是朱高炽后来制定国策时的一个出发点）。

夏原吉等人的劝谏就是想提醒朱棣不要重蹈隋炀帝的覆辙，而朱棣也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做自己，不在意他人的眼光。由此我们可以将永乐朝后期的政治势力分成两拨，以夏原吉等人为代表推崇“守成”策略，希望放弃好大喜功的行为，换取实实在在的利益，恢复过度透支的国力；而以朱棣为代表的一派则坚持“开拓”政策，要用赫赫文治武功来体现明朝的昌盛。虽然“开拓”这一派人数很少，但是行不行，说你行你就行，有了最高统治者朱棣的支持，反对派夏原吉等人被惩处，代表了开拓派压过了守成派，而现在夏原吉的释放则代表守成派压过了开拓派，也是在宣示大明朝的国策将由开拓转为守成。

其次是国家政策的调整。随着夏原吉被重新起用，朱高炽也开始对朱棣在世所制定的种种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首先体现这一点的便是朱高炽的即位诏书。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几乎每位皇帝即位之时都会颁布即位诏书，并且大赦天下，而在新皇登基所颁布的即位诏书宣告着新朝的到来，其中一个标志就是诏书中涉及的政策变动。朱高炽的即位诏书也不例外，在夏原吉的建议下，朱高炽在即位诏书里正式宣布“罢西洋宝船、迤西市马及云南、交阯采办。”所谓的“宝船”便是郑和下西洋的船只，“罢西洋宝船”就代表着大明朝下西洋壮举就此终止，下西洋既然被停了，那原来的航海人员也别在船上待着了，在朱高炽的授意下，明朝在陪都南京设立了一个新的官职——“南京守备”，由下西洋活动的主要领导者郑和担任首任南京守备太监，而一直跟随其下西洋的士兵也被安排守备南京，明朝的大航海时代来到低谷期。

“迤西市马”则是指在朱高炽即位之前，由于朱棣的长年北征导致明朝十分缺少马匹，蒙古诸部是不可能将马匹卖给敌国的，于是朱棣便采取迂回政策，经常派遣官员前往失剌思及撒马儿罕等西北诸国去买马，买了马回来自然是要装备骑兵的，有了骑兵自然是要跟草原民族开战的，而现在朱高炽废除这一项政策，也意味着明朝在对蒙古三部的政策上将会有所改变，至少不会继续死磕了。

至于“云南、交阯采办”则是指明朝在当时经常派人在云南、交阯等地以官方的名义向当地商民采购宝石、金珠、香货等奢侈品，运回明朝国内供达官贵人享受。尽管这三项措施涉及的方面各不相同，但在当时都被看作是劳民伤财之举或者扰民行为，而朱高炽在即位诏书中宣布取消这些事务，也等于是再一次表明大明这架马车在他的驾驭下将要开始转向了。

在君臣关系上，朱高炽试图构建一种良好的君臣关系并鼓励大臣积极进言。这一点是吸收了朱棣的教训，朱棣在位时期一直以威权压制臣僚，导致百官十分惧怕朱棣，在其手下做事唯唯诺诺，缺乏主观能动性，而朱高炽认为这一点限制了大臣的办事能力，因而要改。比如朱高炽在即位后不久便对杨士奇、杨荣、金幼孜三人嘱咐道：“你们三人及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元吉都是先帝遗留下来的旧臣，朕刚刚继位正准备倚重你们辅导朝政。朕读史书曾看到以前有的朝代的君主厌恶忠臣直言进谏，君主所宠幸的宠臣多是些曲意逢迎之辈，这样的国家怎能不倾覆，咱们从今以后应当引以为戒。现在朕与你们交交心，以后如果对国事有什么想法，你们直言相告、但说无妨。”之后，朱高炽又赐给蹇义、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四人一人一枚银章，上面刻着“绳愆纠缪”四个字，要求他们四人如果发现有什么官员有过失，想要纠察的话，可以用这个印密封奏章，直接上书给自己，保证通畅无阻。

明仁宗的一番言论，表明自己是喜欢臣子仗义执言的，他是这么说的，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当时担任大理少卿的弋谦曾上书言事，但是词语过于激烈惹得朱高炽很是不悦，当然也只是不高兴，如果换作朱高炽的父亲朱棣或者他爷爷朱元璋，估计弋谦早就被廷杖甚至打入大牢了，乃至有生命危险，得到一个身首异处的结局。由于此时朝堂之上的不少大臣还处在“后朱棣”时代，一时没缓过劲来，以礼部尚书吕震、工部尚书吴中、刑部右侍郎吴廷用及大理卿虞谦为首的四人自以为揣摩透了朱高炽的意思，纷纷上书弹劾弋谦，想以此来讨好皇帝。而与此同时，都御史刘观也让手下的一众御史联合起来弹劾弋谦沽名钓誉，想利用皇帝的震怒来为自己争个好名声。此时众人都以为弋谦这次必死无疑了，但令人意外的是朱高炽仅仅免去了弋谦的朝参，也就是说不再让其上朝参拜皇帝，这种处罚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并且，朱高炽还指出吕震等人的行为是迎合皇帝，这种做法不可取。但是这件事到此并没有结束，朱高炽在免去弋谦的朝参之后便感觉进言的人变少了，为了鼓励大臣们继续进言，朱高炽接受杨士奇的建议，颁布了一封诏书。在诏书中朱高炽称“朕于谦一时不能含容，未尝不自愧咎。尔群臣勿以前事为戒，于国家利弊、政令未当者，直言勿讳”，这份诏书定性弋谦的进谏是没有问题的，而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于皇帝朱高炽不能容忍大臣，希望群臣不要以此为戒，继续直言。这等于是下了一份小型“罪己诏”，将这件事的所有责任全部揽到了自己身上，最后朱高炽还表示弋谦可以继续上朝，继续进谏，自己一定会吸取教训的。可以说，在朱高炽这位最高统治者的带动下，从此大臣们的上书都是正义直言，不再仅仅是一些阿谀奉承之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