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朱棣对朱高炽的过分“重视”说到底还是由于皇权天然的警惕性。皇帝有自己的势力，而太子作为未来的皇帝身边也有自己的小集团，太子势力强盛必然会对皇权有威胁，但另一方面皇帝又不能不让太子培养势力，否则权力将不能顺利交接。有了不同的集团就会造成竞争，自古以来皇帝与储君的权力相争，父子喋血朝堂的案例屡见不鲜，尽管后来随着皇权的强大这种矛盾关系有所调和，但却不能根本解决。

朱棣就陷入了这个矛盾之中，他是皇帝不假，但朱棣在外期间经常或外出征战或巡视北京等，总之经常不在正牌首都南京待着。皇帝可以外出，但全国汇聚到南京的政务需要有人处理啊，于是朱棣就让太子监国，替他处理政务。太子如果处理得不好，朱棣自然是要大发雷霆的，但即便太子行政得当，朱棣还是会感到不快，因为太子越能干，追随他的人就会越多，朱棣感到被架空的威胁就会更大。所以我们会在史书中看到朱棣经常做出一些自相矛盾的举动。朱棣每次出征前都要赋予朱高炽相应的理政权力，根据朱棣的指示除了文武官员的升降，藩属国的朝贡，边境军队调拨这几件大事需要向朱棣请示以外，其余的政务全都由朱高炽自行处理。

看起来朱高炽的自主权很大，然而多疑的朱棣又不断对朱高炽的行为加以限制，比如朱高炽处理政务就必然要接触大小官员，但朱棣为了防止百官和朱高炽私下勾结，又特别规定但凡太子与大臣见面必须在公众场合，而且大臣不能单独与太子见面，必须结伴才行，并且这一切都需要有专门人员进行记录，以方便朱棣随时查阅。前内阁首辅解缙就是违反了这一条，被朱高煦趁机告发，最后被迫害致死，而解缙之死很难说没有朱棣杀鸡儆猴的成分在里面。

杀鸡儆猴之后，就该敲山震虎了。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朱高炽因看不惯朱棣的宠臣——刑部尚书刘观的贪赃枉法，便趁着朱棣在外出征的时候对刘观加以训斥，没想到消息很快通过朱棣在南京的耳目传到了朱棣耳中，因为这远在漠北的朱棣派遣使者传诏书回南京，严厉地批评了朱高炽：“文武群臣皆朕所命，虽有小过，勿遽折辱，亦不可偏听以为好恶。”就是说所有的官员都是朱棣一手提拔的，即使他们有什么过错，朱高炽也没有资格动他们。

仅仅是几句训斥便受到指责，可想而知朱高炽的监国生涯有多艰难。而这样的案例在朱高炽监国期间不胜枚举，甚至早在靖难时期，朱高炽就差点因为朱棣的猜忌而横死。靖难时期，当时留守北平的宦官黄俨支持朱棣第三子朱高燧，他多次指使党羽在向朱棣汇报北平情况时趁机诬陷朱高炽，最后更是声称朱高炽已经投靠了建文帝，并且要占据北平来反抗朱棣。朱棣本身性格多疑，在这种情况下更是对朱高炽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因而他询问朱高煦怎么看这则消息。

朱高煦的回答可谓杀人诛心，明面上他虽然说朱高炽这个人很仁孝，应该不会做这种事情的。但他又提醒朱棣，朱高炽和堂兄建文帝的关系很好，潜台词便是朱高炽很有可能会投靠朝廷。正好这个时候建文帝也采用了方孝孺的离间之策，派遣使者给朱高炽送过去一封书信。黄俨一看觉得自己这次抓住朱高炽的把柄了，于是赶紧派人到前线去向朱棣汇报。眼看朱高炽就要玩完了，结果这个时候朱高炽的使者也来了，并且这名使者还带来了建文帝的书信和使者，而且建文帝的书信还没有启封。最终朱棣看望信之后才大呼：“几杀吾子”。“几杀吾子”这几个字表明当时朱棣真的对朱高炽动杀心了。在朱棣的严防死守下，朱高炽既要妥善地处理朝中的大小事务，又要给朱棣的亲征做好后勤保障，还要时刻提防越权行为招致朱棣的不满，长期下来本来身体就不好的朱高炽在朱棣的高压下变得“忧惧成疾，面无人色”。

朱棣明白朱高炽最大的支持者就是文官集团，所以要想压制朱高炽的势力就必须分化他与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但实话实说朱棣的手段并不怎么样，通过强制手段来限制朱高炽与文官的关系，表面上看双方是得保持一定的距离了，然而既然朱高炽主要负责处理政务就必然要与大臣接触，而且他又是未来的皇帝，不管朱棣再怎么严防死守依然会有众多的追随者聚集到朱高炽身边的。所以即便朱棣有意地清除一部分大臣，却依然不能阻止朱高炽支持势力的壮大，而朱高炽为了保护自己支持者的安全，有时也会被迫和朱棣杠上。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是朱棣的亲信，都察院的主要职责是监察弹劾百官，因而凡是朱棣看不顺眼的官员，就由陈瑛来上奏弹劾，而这期间不少忠于朱高炽的官员就是被其扳倒的，所以朱高炽对陈瑛极其厌恶。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一次朱高炽终于抓住了机会，向朱棣痛陈陈瑛的罪状，并表示此人罪大恶极必须严惩，以儆效尤。或许是陈瑛公愤太大，也或许是要安抚朱高炽，朱棣最后放弃了陈瑛，陈瑛因罪下狱，最后被处死。

朱高炽就是在这种与朱棣既有合作又有对抗的氛围下走完了他的太子生涯，在这二十多年间，朱棣手握皇权居于最高位置，始终在为了找寻皇帝与太子之间的平衡而苦苦思索。而朱高炽虽然处于弱势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地位越来越不可动摇，因而其也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反击，文官集团对他的支持也越来越坚定。朱棣找不到合适的替代者，也只能在更加严密的监视中听之任之。

朱棣在位期间，为了证明继位的合法性，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不断上马大型工程，修《永乐大典》、营造北京、亲征漠北、收复安南、下西洋等，要办好这么多事，就涉及大量的关于后勤、营建、漕运、水利、人员调配等方面的协调、管理和组织，但朱棣是个甩手掌柜，仅凭朱棣一个人是难以完成这些的，所以就需要一个强大的执政班子。而朱高炽和文官集团的出现恰好满足了这个需求。

特别是在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后，朱棣看出来次子朱高煦难当大任，而三子朱高燧只擅长阴谋，连次子朱高煦都不如，朱棣要想打造盛世最合适的助手只有长子朱高炽，可他又担心太子权力过大对自己产生威胁，因此，朱棣在位后期他一直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他知道太子羽翼已丰，自己应当要放权了，但另一方面皇权的特性使得他又要继续打压朱高炽。

比如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朱棣曾经规定朱高炽监国时，朝中和地方各级别文武官员如果犯罪，朱高炽都可以过问。到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次子朱高煦被赶出京城后，没有了牵制朱高炽的人选，朱棣马上加大限制，改为大小文官但凡有罪，五品以下的官员，朱高炽才可以过问，四品以上的必须要请示朱棣后再做定夺。不但免去了朱高炽管辖武臣的权力，还限定了管辖文官的品级。并且，朱棣还安排最信任的密探胡濙（负责调查建文帝下落）调查朱高炽是否有不轨的行为，好在胡濙虽然是密探但也是文官集团的一员，在汇报朱高炽的情况时，只报告好的方面，朱棣这才逐渐对朱高炽放下心来。在不断地监察、试探后，逐渐老去的朱棣开始放手给朱高炽权力。

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朱棣曾向朱高炽表示，日后朝野大事朱高炽可以自行处理，不必什么都向自己汇报，但转头又把朱高炽的主要支持者杨士奇、蹇义、吕震等高级官员下狱，虽然只关押了十天就释放出来，可朱棣的矛盾心态也显露无遗，国事已经离不开朱高炽，但皇帝的疑心病也还继续存在。

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2年），在第五次亲征蒙古的归途中，朱棣甚至表示朱高炽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处理政务的水平已经足够了，自己打算返回京城后将国事全部交给朱高炽，而自己安享晚年。可见到了这个时候朱高炽的储君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就连朱棣本人都乐于接受了。当然朱棣最后并没有等到退休的那一天，他在北征归途中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西北），而朱高炽则顺利继位，成为明朝的第四位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