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经济、政治的并存发展，使朱棣成为一个兼具“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也让后世对他做出了“永乐盛世”的评价。然而，这个盛世的背后，是复杂的，也是布满阴霾的。迁都北京、五征漠北、七下西洋虽都是永乐帝的功绩。然而这功绩的背后，却处处不透露着劳民伤财，人民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朱棣轻易做出迁都的决定，但历时十四年，才将那座气势恢宏、美轮美奂的宫殿打造完成。而打造一座宫殿的先决条件，便是人力、土地与钱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紫禁城的选址一被敲定，那么，注定贫苦的百姓就要面临流离失所的结局。和现在的拆迁种种补偿不同，那会儿的拆迁都属于“强拆”。只要在皇城范围内的民居，且又是黄土瓦片结构，只待“开发商”的一声令下，便在顷刻间夷为平地。紫禁城有多大，那么意味着被推倒的民居范围就有多广。当然朝廷也不会再管后期的安居工程，为此背井离乡的百姓不在少数。

除却迁都造宫殿的劳民伤财，因北京地处北边，离鱼米之乡的江南甚是遥远，所以每年都要花费很大的人力及物力将粮食运往北京。然而，这高得吓人的运输成本却还是要老百姓自己承担的。明朝这个”小气朝廷”倒真做的是名副其实。

朱棣的好大喜功，终究是让一众无辜的百姓为其买单。或许是天道轮回，朱棣迁都仅三月余，一场天火便将紫禁城内的三座宫殿付之一炬，也算是上天给朱棣的一种警示吧！

比起迁都，更为严重的是吏治腐败。朱元璋是著名的“乞丐皇帝”，因而他的为人也是小气的，或许是穷怕了，所以在朱元璋底下干活的朝臣无疑是拿着低收入高压力在办公的。在朱元璋看来，属下干活是应当的，给予的薪水只要不让人饿死就可以了。要知道，当时的一品大员能拿到的月俸米仅有八十七石。而随着官位的递减，至从九品官只有五石的俸禄。虽然达到了朱元璋饿不死的标准，但是这样微薄的俸禄下，官员不贪污才是一件神奇的事情。朱元璋时虽然大力惩治贪官污吏，然而因为这“小气的朝廷”，贪污事件自是屡禁不止。而后到了永乐年间，这种低廉的“用工制度”并没有得到改善，而朱棣也继承了父亲朱元璋小气的性格，永乐年间，即使为了公务出差也是要自费的。

故而，巴结上级需要钱，过日子需要钱，出公务需要钱……那么多钱从哪里来呢？自然是搜刮民脂民膏。

另外一面，因为永乐帝开创的东厂，也让一众宦官变得气焰嚣张。因是掌握着情报的机密组织，基本上是掌握了大臣与百姓的生杀大权，从这点来说宦官基本上是拥有了无上的权力。然而，我们严谨地说，宦官得势，少有不是残忍的、贪婪的，至此便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宦官敲诈之风。

敲诈的范围包括：通过利用采办、岁办的皇权，向地方勒索贡品。什么是岁办？岁办就是各地方每年要向朝廷上贡的物品，包含地方特色的特产。而采办就范围更广了。皇帝要什么，就去买什么。仅此两项，光是敲诈便可榨出很多油水，其中以岁办数量大得最为惊人。

征商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提倡的是“重农抑商”，针对商业活动的收税相当高，故而，宦官掌握税务机构后，商税更是多如牛毛，大大加重了商人的负担。

以上还只是宦官敲诈的九牛一毛，例如我们熟知的生辰纲、建生祠等，都在宦官的敲诈范围内。所以在宦官及官员的双重夹击下，百姓只剩下了被剥削的命运。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苦不堪言啊！

除了经受剥削与压榨，百姓生活的环境也是水深火热。靖难之役将原本已经初见成型的明朝经济，瞬间打回了原形。然而，这时朱棣又是要迁都，又是要打仗，又是要下西洋，尽搞一些形象工程，这一系列的决定虽然在助长着大明朝的声威，但潜移默化间却在加重百姓的负担。百姓一方面要抵御着贪污官员的搜刮，其次还要承担庞大的税赋。

因为紫禁城的营建，四处不断的征战，无数农民、囚犯都被充当了劳动力拥入了京城。其中大多都是来自河南、山东等中原地带。唐赛儿的父亲便是因此被充当徭役，被抓走的。要知道，仅营造紫禁城就耗费了30万的人工。

就这些形成了恶性循环，随着劳动力的流失，许多地方的田地也就落得无人耕种。而后又是遇上旱灾，又是遇上瘟疫，又是遇上连年的战火。朝廷更是没有半分减免税赋的打算，可以想见贫苦百姓过的是怎样的生活。食树根，食草皮，为了能够吃饱，百姓已经无所不食。然而，就这样活活被饿死的人，不在少数。抢粮、暴乱等活动也是时有发生。因此唐赛儿起义绝非只是偶然。皇帝要功绩，官员要活命，然而贫苦的百姓却已经没有活路。迫于无奈之下，揭竿而起是必然。

永乐一朝前后共达二十二年。然而，“永乐永乐”，身处在无尽的剥削与食不果腹困苦中的百姓，自然是不知道什么是永乐的。充斥在他们身边的，只有无尽的痛苦与想要生存的希望。朱棣用种种功绩，战果辉煌，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明君，一个贤主。然而与贫苦百姓所正在遭遇的悲惨生活相比。所谓的“永乐盛世”，也只能算作是属于朱棣一个人的盛世，一块经不起推敲与琢磨的“遮羞布”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