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下了雪，早上我睁开眼睛发现花园里一片白茫茫。布克疯狂地在草坪上跑着，跳着，叫着，它用嘴衔起树枝然后把它们抛上半空。晚些时候，拉兹曼太太来看我，我们在一起喝咖啡，她邀请我一起过圣诞夜。“您成天做些什么？”走之前她问我。我耸耸肩回答说：“没什么，看看电视或者想些事情。”

她从来不向我提起你，并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话题，但从她的口气里，我听得出她把你看作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现在的年轻人，”她常说，“都没有良心！也不如以前那样懂得尊重别人了。”为了不让她继续说下去，我表面上同意了她的看法，然而在我的内心我深信，良心永远不会变，只是少了一点虚伪，仅此而已。年轻人不是天生的自私自利者，就像老年人不是天生的圣人一样，一个人的深沉或是浅薄不是由年龄，而是由每个人走的路的不同所决定的。我记得不久前不知在什么地方看到一条美洲的印第安人的格言，它说：“在评价一个人之前，应该先穿着他的鹿皮靴走上三个月。”我非常喜欢这句话，以至于把它抄在了电话旁的活页记事本上。从外观来看，许多东西是错误的，不合情理的，甚至是疯狂的。超然事外的人很容易误解局内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而只有那些当局者和那些穿着他们的鹿皮靴走上三个月的人才能理解他们的动机和情感，也就是他们突然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的内在因素。理解源自谦恭而不是基于知识和经验的夜郎自大。

你在读了我的故事后会穿上我的布鞋吗？我希望你，希望你会跟着它们长时间地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然后在花园里多转几圈，从核桃树走到樱桃树旁，从樱桃树走到玫瑰旁，从玫瑰走到花园深处的那棵讨厌的黑松旁。我希望你会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乞求你的怜悯，或是希望得到死后的解脱，而是因为你和你的未来会从中得益。知道自己从何而来，知道自己身后的历史是我们能问心无愧地向前走的第一步。

这封长信，我原该写给你的母亲的，然而我却写给了你。如果我什么也没写，那么的确，我这一生真的可以看作彻头彻尾的失败。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走过之后不曾认识到它们就相当于白活了一生。不要以为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就到我为止，每一次相遇，每一件小事都包含着它自身的意义，而当我们能像蜥蜴在换季时蜕去自己的旧皮那般抛却我们的过去时，我们也就完成了对自身的认识过程。

如果在我将近四十岁的那一天，我没有回忆起我的希腊语笔记本上的那句话，如果我没有在人生的那一点画上一个句号，那么我必定会重复犯我一直在犯的错误。为了赶走对埃内斯托的回忆，我会一个又一个地寻找情人。为了找到一个与他相同的人，为了找回我的过去，我会试上几十次。然而世间却永远不会有这样完美的相似，越来越失意的我却不能罢手，也许当我变成老太婆的时候身旁仍荒唐地围着一群大男孩，或者我也许会恨奥古斯托，恨他的存在使我错过了做出果断决定的机会。你不知道，不面对自己的内心，只是一味地逃避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的事。问题的外因、借口总是存在的，而要承认内在的过错或者说只由我们自己承担的责任却需要勇气。但我已经对你说过，这是唯一能使你成长的方法，如果生活是一条路，那么这条路只是在不断上升着。

直到四十岁的时候，我才明确该从哪里起步，而不知道哪里是我要去的地方则是更长的一段心路历程，其中充满艰难，却令人激动。你知道吗，现在从电视里、报纸上我常常可以读到越来越多伪君子的言论，越来越多的人不知从哪天开始逐渐开始追随他们的生活准则。而各式各样的能人圣者，各种各样捍卫社会安宁、宇宙和平的招数的泛滥却使我不安。它们通常是一种迷惑与茫然的触角。归根结底——甚至不能说归根结底——我们又将迎来一个千年的结束，即使日期只是我们约定俗成的惯例，它激起的恐惧却依然故我，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什么可怕的事情的发生，所有的人都愿意做一些心理准备：于是他们去向那些伪善者咨询，加入各种能帮助你找回自我的流派，在往来了一个月之后，便目空一切地声称可以辨别预言家的真伪，这是多么巨大、多么普遍、多么可怕的谎言。

唯一存在的无知，唯一真实的可信是自己的良知。要找到它，你必须处在静谧之中，一个人静静地待着——在一片不毛之地，浑身一丝不挂，周围什么也没有，就像你已经死去。起先你什么也听不出，你只感到恐惧，慢慢地在内心深处，在遥远的地方，你开始听到一个声音，一种静谧的声音，你会被它的平淡无奇所激怒。这事很令人奇怪，当你等待着听到最伟大的事情时，出现的却是极其渺小的事情，它们是如此渺小，如此平淡无奇以至于你想大叫：“怎么，这就是所有的一切？”而那个声音会对你说：“如果生命自有它的意义，那么它的意义就是死亡，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在它的周围回旋。”好一个发现，此刻你将观察到一个可怕的，以死亡作主题的发现。它告诉你即使是人类的最后一个后代也会死去。这是真的，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事实，然而思想上明白是一回事，心知道又是另一回事。完全不同，当你的母亲用她傲慢的态度冲我说话时，我曾对她说：“你使我的心受尽折磨。”而她则笑着说：“不要让人笑话了。”心只是块肌肉，你不跑的话它是不会感到难受的。

在她懂事之后，很多次我都试着想和她谈谈，向她解释使我疏远她的那段心路历程。“的确，”我对她说，“在你还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忽视过你，我生了一场大病，如果我带病照看你的话，我的病情也许会恶化。不过现在我好了。”我说，“我们可以交谈、讨论，一切从头开始。”然而她不愿接受：“现在是我身体不适了。”她说，以这种方式拒绝交流。她憎恨我内心逐渐重获的宁静，想尽一切办法要破坏她，企图把我拖进她的日常烦恼琐事之中。她认定她生来就是不幸的，她自我封闭，自怨自艾，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她自以为命中注定不幸的想法。理想上，她当然说希望幸福，而事实上，她的内心深处，早在十六七岁时就已经把一切改变的可能拒之门外。当我慢慢地以某种方式向她敞开我的心扉时，她却无动于衷，她就像一个明知天上会掉下瓦片来的人，双手放在头顶，等着它们掉下来把她砸死。我重获的宁静激怒了她，当她看见我床头柜上的福音书时，她说：“你想得到什么安慰？”

奥古斯托死后，她甚至不愿意去参加葬礼。在奥古斯托的最后几年中，他患了严重的动脉硬化，常常一个人在家里走来走去，像孩子般自言自语，而她根本不能忍受他。每当他穿着拖鞋，出现在某个房间门口时，她就冲他嚷道：“先生，您要干什么？”他走时她十六岁，从她十四岁起就不再叫他“爸爸”，他是在一个11月份的下午死在医院里的。一天之前，因为心脏病发作，我们把他送进了医院。我在病房里陪伴着他，他没有穿睡衣，只在背上披了件白大褂。医生们说危险期已经过去了。

护士刚送来晚饭，他好像看见了什么东西似的，突然起床，走到窗前。“依拉莉亚的手，”他眼神暗淡地说，“这样的手，这个家里再没别人了。”然后他回到**，死了。我向窗外走去。窗外下着细雨。我吻了他的前额。

十七年来，他从未流露出一点痕迹，一直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

已经是中午时分了，阳光下积雪正在融化。家门前的草坪上原本被白雪覆盖住的黄色的枯草又一块块地露了出来，树枝上的雪也一块块地往下掉着。奇怪的是，随着奥古斯托的死，我意识到原来死亡本身带来的痛苦是不同的。刹那间我感到在这个空间里曾说过的话一下子变得真实并开始不断膨胀。这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没有门，没有窗，没有出路，留在那儿悬而未决的东西就永远留在那儿了，留在你的脑子里，和你在一起，就像一层厚厚的雾把你裹在里面，使你不知所措。奥古斯托知道依拉莉亚的身世但却没有告诉我这一事实把我推入了一个万分沮丧的境地。那一刻我多么想和他谈谈埃内斯托，谈谈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谈谈依拉莉亚，我想和他谈很多很多，然而一切都不可能了。

现在也许你能理解为什么我一开始就对你说：死亡使我们感到沉重并不因为死者的躯体消失了，而在于我们和死者之间还有许多没有说明白的事。

就像埃内斯托死后一样，在奥古斯托死后，我也曾在宗教中寻找过慰藉。那时我刚认识了一个德国的基督教徒不久，他也只比我大一岁，察觉到我对宗教的困惑，在见了几次面后，他建议我们在教堂以外的地方见面。

因为我们两个都喜欢散步，我们决定一起去远足。每个星期三的下午，他都会穿着登山鞋，背着登山包来接我，我不太喜欢他的脸，他的脸轮廓鲜明，表情严肃，就像一个山里长大的男人的脸。起初他神父般的说教使我害怕，我对他说的一切都是欲言又止，我怕制造丑闻，我怕招来无情的宣判。然后有一天，当我们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的时候，他对我说：“你知道吗？这样只会伤害自己。”从那一刻开始我便卸掉伪装不再撒谎，在埃内斯托死后我第一次向人敞开了心扉，说着说着，我就忘记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来自教会的男人。与我认识的其他神父相反，他既不对你说教，也不对你进行泛泛的安慰，对那些最常见的启示性的虚情假意他竟是外行。他身上有一种威严的东西，这使他最初使人难以接近。“这只能产生痛苦，”他说，“但你要敢于直面痛苦，任何一个逃避痛苦和独自悲痛的人都注定要失败的。”

他用“胜利”“失败”这些战争词汇来描述一种无声的纯粹存在于内心的战争。对他而言，人类的心灵就像是大地，一半被太阳照亮，一半存在于阴影中，即使圣人的心中也不是到处铺满阳光。“至于身体这个简单的事实，”他说，“我们处在树荫下就像两栖的青蛙，一部分在水下生活，另一部分在岸上。活着就是要意识到这一切，懂得它们，并为之而奋斗，使阳光不因为树荫的覆盖而消失，不要以为有谁是完美无缺的，”他对我说，“不要以为有谁的口袋里装着现存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要怀疑一切，除了你的心告诉你的一切。”我被他的话深深吸引住了，我从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能把长久以来在我心中震颤，却又无法理清的东西表达得如此完美的人。他的话使我的思想变得成熟起来，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一条路，我重又有了走下去的勇气。

他会时不时地从背包里拿出一两本对他而言非常珍贵的书。在我们休息的时候，他就给我读上一两段，他的声音清晰而严肃。和他在一起我接触到了俄罗斯修道士的祈祷文，那是心灵的演说；使我懂得了《圣经》福音书中至今仍使我困惑不解的篇章。在埃内斯托死后的那些年，我的内心的确曾走过一段路，但是这段路仅止于对我自身的认识。在那段心灵的历程中，突然之间我发现一堵墙挡在我面前，我知道在墙的另一边路会更宽、更光明，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逾越它。一天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中，我们躲进了一个岩洞。“怎样做才能有信仰呢？”我问他。“无须做什么，它会自然而然地来的。其实您已经有了，只是您的骄傲阻止您承认罢了，人们往往考虑问题太多，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了，事实上只是非常害怕而已。如果顺其自然的话，该来的东西总会来的。”

在这些散步之后，在家我越来越感到困惑不安。我已经对你说过，他令人不愉快，他的话使我受伤。许多次我都想不再见他，于是在星期二的晚上，我对自己说，现在我就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别来，因为我身体不好，然而事实上我却没有打。星期三的下午，我穿着登山鞋，背着包准时在门口等他。

我们的远足持续了一年多，终于有一天他被调离了职位。

我对你讲述的一切也许会让你觉得托马斯神父是一个高傲自负的人，他的言辞和世界观一定激烈而狂热。而事实上他不是，他的内心是一个我所遇到的最宽容、和蔼的人，他不是上帝的战士。如果说他的性格中有一种神秘的东西的话，这种神秘主义也是具体的，依附于日常生活的。

“现在，我们在这儿。”他总是这样对我重复说。

在门口，他给了我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张明信片，上面是山中草地的风景，明信片上用德文印着：“上帝在我们心中。”背后他写着：“坐在栎树下的不是您而是栎树，树林里的是树，草坪上的是草，在众人之中便是与众人在一起。”

“上帝在我们心中。”你还记得吗？这句话当我在拉奎拉做一个不快乐的新娘时就曾使我震惊。而那时候，闭上眼睛，我的目光滑进我的内心时却什么也看不到。遇到托马斯神父后，情况改变了，虽然我还是什么也看不见，但却不是绝对的失明，在黑暗深处开始有一点点微光，在极短的瞬间我时不时地能记起自己。那是豆点般的、微弱的光线，只是一个小火苗，轻吹一口气就可以熄灭它。而这却使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轻松感，不是幸福而是感到愉悦。不是心情愉快、兴奋，我也不再觉得自己睿智，不再高高在上，在我心中滋长的只是一种平静的对存在的意识。

草在草坪上，栎树在栎树下，人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