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晨9点差几分的时候，沃尔特夫妇带了一小袋虫子来看我。那些虫子是他们从一位爱好钓鱼的侄子那儿要来的，是一些幼小的面粉蛀虫。在沃尔特先生的帮助下，我小心翼翼地把小鸟从盒子里抱出来，我清晰地感到它的心在它柔软的羽毛下疯狂地跳动着。我用一个小小的金属镊子从盘上夹起虫子喂它，尽管我对着它的小嘴摇晃着虫子，示意它有多么美味，可它就是不肯尝一口，于是沃尔特先生说：“你用一支牙签把它的小嘴撬开，然后用手把它的嘴张着。”然而我当然不敢那么做，我突然想起我们从前养的许多鸟，喂食时要用食物碰它们嘴的边缘。果然就像这后面有弹簧一样，我这样一做它就张开了嘴。它只吃了三条虫子就饱了。沃尔特太太已经煮好了咖啡——自从我的手受伤之后就不能做了，我们一起坐下来聊了一会儿。如果没有他们的好心帮助，我的生活就更困难了，不久他们将去苗圃买一些鳞基和种子以便在来年春天使用，他们邀我一起去，但我没有给他们明确的答复，只说明天上午9点在电话里再决定。

那天是5月8日，早上我在花园里料理那些植物，耧斗菜开花了，樱桃树上也结满了花朵。午饭的时候，你的母亲出乎意料地来了。她蹑手蹑脚地走到我的背后，然后大叫一声：“给你一个惊喜！”我吓得连扫帚都掉了。她假装出来的欢欣雀跃的样子很不自然，她脸色蜡黄，嘴唇苍白得像个病人，说话的时候，她的双手下意识地拨弄着头发，或把它们从脸上拂开，或拉扯着它们，或把一缕头发塞在嘴里。

那段日子里，她总是这样。望着她，我已经不再担心了，至少不比以往更担心了，我问她你在哪儿，她说把你放在了一个朋友家里。朝屋里走去的时候，她从口袋里抽出一小束皱巴巴的“勿忘我”，说：“今天是母亲节。”然后站在那儿不动了，手里握着花，眼睛望着我，犹豫着不知道是否该做进一步的表示。于是那进一步的表示就由我来做，我走近她，热情地拥抱她，并对她说谢谢。当我的身体碰到她的时候，一种强烈的悲伤与不安袭上我的心头，她的身体是僵硬不自然的，她的心中分明有一种陌生的抗拒，这种抗拒并没有因为我抱紧她而软化，相反变得更僵硬了，我觉得她的身体里仿佛是空的，就像冰冷的洞穴一般，呼出冰冷的空气。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想到的是你，我自问，一个小孩在一个状况沦落至此的母亲身边会怎样呢？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她的状况愈来愈糟，我担心你和你的成长。你的母亲忌妒心极重，尽量不把你带来见我。她不许你受到我的不良影响。如果说我已经毁了她，那么你决不能再让我给毁了。

是吃午饭的时间了，在拥抱之后，我就去了厨房。天气很温和，我们把餐桌搭在了紫藤架下，铺上绿白相间的小方格桌布，在桌子中央，一个小花瓶里插着那束“勿忘我”，你看见了吗？在我跳跃的思绪里，每一个细节都以难以置信的精确贮存在那里，难道我当时就意识到那将是我们的最后一面？或者，是在悲剧之后，我人为地延长着与她共度的时光？谁知道呢，谁又能讲清楚呢？

因为当时我什么也没有准备，我就做了一些番茄酱。快做好时，我问依拉莉亚喜欢何种面条，她的声音从屋外传来一句“随便”，于是我就下了螺旋形面条。当我们都在桌边坐下来之后，我问了几个有关你的问题，而她的回答却总是闪烁其词。一群昆虫在我的头顶上飞，飞进花丛又飞出来，嗡嗡的声音几乎盖过了我们的谈话声。突然间，一块黑乎乎的东西掉进了你母亲的盘子，“是只马蜂，弄死它，弄死它！”她大叫着从椅子上跳起来，打翻了一切。于是我伸手扶住桌子，我看见是只熊蜂，我说：“不是马蜂，是只熊蜂，不要紧的！”我把它弄走后，又给她添上面条。她一副心烦意乱的样子，对着面前的食物，漫不经心地摆弄着手中的叉子，把它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然后她双肘支在桌上说：“我需要钱。”桌布上打翻过面条的地方留下了一大摊污渍。

有关钱的问题早在几个月前就已提上日程了。在前一年里的圣诞前夕，依拉莉亚就对我坦白说，为了她的精神分析医生，她签了一些单据，我进一步追问，她就开始躲躲闪闪。“一些保证书，”她说，“只是些单纯的形式的东西。”这就是她的令人恐怖的态度，碰到重要的事情，说话总是吞吞吐吐。她用这种方式把她的焦虑转嫁给我，一旦转嫁完毕她就不肯再给我必要的信息，让我能够帮助她。所有这一切都掺杂着一种虐待和折磨，除此之外就是她需要别人为她操心。常常是当她不愿谈下去时，就用一些俏皮话来搪塞。

比如说“我得了卵巢癌。”而我在急匆匆焦虑地调查了一番之后，发现她只是去做了一些任何女人都要做的例行检查。你懂吗？这就像那个古老的“狼来了”的传说。最后几年她不断地编造一些悲剧性的谎言，而我早已不再相信她了，或者说相信得少些了，所以当她告诉我她签了一些单据时，我并没有留意，也没有进一步询问。我已经厌烦透了她的充满血腥的谎言。然而即使我坚持追问下去，即使我早一些意识到，事情也无法挽回，单据也已经签了，事先没有向我透露过半句。

真正的灾难出现在2月底的时候。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依拉莉亚签的单据担保偿还她的医生3亿里拉，在那两个月里她担保的企业破产了，有一个将近20亿的洞需要填补，银行开始催债。这时候你的母亲才跑到我跟前来痛哭，问我该怎么办，作担保的事实上是你和她住的房子，银行最终要的也就是这个。你可以想象当时我该有多么愤怒。三十多岁的人了，非但不能养活自己，还拿自己唯一的财产开玩笑，那套公寓是在你出生的时候我才转到她名下的。我怒气冲天但掩饰着没让她看出来，为了不给她增加精神压力我假装平静地说：“让我们看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看到她已经陷入一种彻底的麻木不仁的状态，我就找了一个好律师。我突然充当起侦探来，为了打赢和银行之间的官司，我收集了所有可能有用的证据。这才知道她那位医生一直开剂量很重的精神病药给她吃已经有好几年了，还在给她做心理治疗的期间，如果她的情绪有些低落，就让她喝威士忌。他别的什么也不做，只是一味地重复说她是老师最宠爱的学生，也是最有天赋的一个，说她很快就会成功，可以开一个诊所，以她的例子，去治疗别人。一想到这些话我就浑身哆嗦，你能想象像依拉莉亚这样一个神经脆弱、思想混沌、毫无主见的人有一天能去治疗别人吗？如果悲剧没有发生，我几乎肯定她会瞒着我去扮演这种伪善者的角色。

当然她从不敢明确地对我说出她的打算，每当我问她为什么不以某种方式把她大学文学系里学到的东西学以致用时，她总是报以狡黠的一笑，说：“你等着瞧，总有一天我会用上它们的……”

有许多东西光是想起来就已经伤感，要说出口则更令人痛心。在那些令我痛苦不堪的日子里，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这件事我从没有和你谈起过，至今我也不知道是否应该告诉你，但是既然我已决定不向你做任何隐瞒，我就全说了。你看，猛然之间我如梦初醒，你的母亲其实一点都不聪明。我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接受它的，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于自己的子女总是盲目相信，另一方面是因为她虚伪的才识和口才使她得以浑水摸鱼，蒙骗别人的视听。如果我有勇气及时认识到这一点，我就可以更好地保护她，就可以用更果断更强硬的方式爱她。保护她或许能挽救她。

然而当我认识到这至关重要的一点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当我全盘考虑了事情的复杂性之后得出结论，唯一的出路就是宣布她没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起诉指使欺骗她的人，当我告诉她我和律师做出的决定时，你的母亲一下子就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你是故意这样做的。”她嚷道：“这完全是你要夺走我的孩子的阴谋！”然而我深信在她的内心深处想看到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一旦她被认为无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那么她一生对事业的憧憬都将被毁掉。蒙着眼睛在万丈深渊边徘徊，却还以为自己在草坪上野餐。在那次发作之后，她责令我清算了律师的费用，再不许管她的事。她又自己找了一位律师咨询，并一直瞒着我直到送“勿忘我”的那一天。

当她双肘支撑在桌上向我要钱的时候，你能体会到我的心态吗？当然我明白我在谈的是你的母亲，而也许此刻你在我的言辞中听到的只是残酷的冷漠，因而你觉得你有理由恨我。但是请你记住我一开始就对你说的话：你的母亲是我的女儿，我失去的要比你失去的多得多！当你失去她的时候，你还天真懵懂，不谙世事，而我却不是！如果你时不时地觉得我谈到她的语气含着冷漠，那么请你试着去体会我有多么痛苦，这种痛苦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因而冷漠只是表面的，要感谢时空的间隔我才得以继续写下去。

当她要我为她偿债时，生平第一次我对她说“不”，“绝对不”。“我不是瑞士银行，”我回答她，“我没有这么多钱，就算我有，也不会给你，你已经到了为你的行为负责的年龄了。我只有一份房产，而我已经把它记到你的名下，如果它在你手中失去，这不关我的事。”这时，她开始啼哭，边哭边讲，但往往一句话只开了个头就又开始讲另一句，从这些支离破碎的话中我辨不出任何头绪，也毫无逻辑可言。在抱怨了十多分钟之后，她又老调重弹，数落她的父亲并强加给他一些罪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她的漠不关心。“我要得到补偿，你懂吗？”她恶狠狠地瞪着我，嚷道。那时候，不知为什么，我勃然大怒。我原来发誓要带到坟墓中的秘密冲口而出。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想把它们吞回去，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只要我能收回这些话，但是已经太晚了。那句“你的父亲并不是你真正的父亲”已经被她听见。她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简直是面如土色，她慢慢地站起来，抓住我，用微弱得勉强能辨别的声音问：“你说什么？”不知为什么，我竟恢复了平静，答道：“你没听错，我说你的父亲并不是我的丈夫。”

依拉莉亚什么反应？她转身就走，她的步子与其说像一个普通人，还不如说是个机器人。她朝着花园的出口走去。“等一下，我有话跟你说。”我用满含怨恨的声音朝她喊道。

为什么我没有站起来，没有去追她，为什么事实上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阻止她？因为我也被自己的话惊呆了，请你试着去体会，一个你如此坚定地保守了很多年的秘密，突然之间泄露了出来，在一瞬间，它就像只金丝雀从洞开的笼门中飞出，投向一个人的怀里，而这个人偏偏是这个世上它唯一不该飞向的人。

那天黄昏6点，当我仍然心神不定地在花园里给绣球花浇水的时候，一队巡警来通知我车祸的事。

时间已经不早了，我要歇会儿了。我喂了布克和百舌鸟，我吃了晚饭，看了会儿电视。我已成碎片的心灵盔甲不允许我长时间地情绪激动。为了继续写下去，我必须调节一下，重新喘口气。

你知道，你的母亲并没有马上死去，而是在生死之间挣扎了十天。在那些日子里，我每天都陪在她的身旁，希望她能在某一刻睁开眼睛，给我一个机会来请求宽恕。我们两人关在一个布满医疗器械的小房间里，一个小电视屏显示出她的心还在跳，另一个则表明她的大脑几乎停止了运转。她的主治医生告诉我，有时候病人在听了他们以前爱听的声音之后病情会好转，于是我设法找到了她儿时就喜欢的歌带，用一个小放音机一连给她放上几个小时，这种方式应该是有效的，因为放了几个小时后，她脸部的表情就发生了变化，脸庞舒展开来，嘴唇开始像刚吮过奶的新生儿一般微微地嚅动着，就像一个满意的微笑。谁知道呢？也许在她大脑深处的一小块地方还保存着童年安然的回忆，而那一刻她就在那儿找到了避难的港湾。那小小的变化在我的心中注满了欢愉。碰到这种情况，人们总是抓住哪怕是一点点的希望。我不停地亲吻她的头，重复着：“宝贝，你一定要挺过去，我们还有一大段日子要在一起生活，我们要重新开始，用另一种方式。”这样对她说的时候，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幕情景：在她四五岁的时候，我看见她抱着她心爱的娃娃在花园里走来走去，边走边不停地对她的娃娃说话。我当时在厨房里，听不清她在说什么，但是她的笑声时不时传来，笑声响亮而欢乐。我对自己说，如果她曾经快乐过，那么她一定还能快乐。为了让她重生，我们就要从那里，从她的孩提时代开始。

当然，车祸一发生，医生们就对我说过，即使她侥幸能存活的话，她的状况也不可能恢复到从前了，她有可能瘫痪，甚至只有一部分身体有知觉。但你知道吗？母亲的私心使我只祈求她活下去，而怎样活着并不重要，相反，用轮椅推她、给她梳洗、喂食，把我的一生都用来照料她将是减轻我罪过的最好方法。如果我的爱足够真诚，足够伟大，我应该能挽回她的生命，然而最后事实证明有人比我更爱她：在第九天的黄昏，她脸上淡淡的笑意消失了，她停止了呼吸。我马上就发觉了，因为我就在她的身边，然而我没有马上通知值班护士，因为我想和她多待一会儿。我亲吻着她的脸，用我的双手紧握着她的手，就像她孩提时代那样。“宝贝，”我不断地重复着，“宝贝……”然后，我没有松开手，而是双膝跪倒在床脚，开始祈祷，祈祷着，我痛哭失声。

当护士把手搭在我的肩头时，我还在哭。“走吧，过来。”她对我说，“我给你一片镇静药。”镇静药我不要，我不要任何能减轻我的痛苦的东西，我在那儿，直到他们把她送往太平间，然后我乘出租车到寄养你的一位女友家。当晚你就在我家了。“妈妈在哪儿？”晚饭时你问我。“妈妈走了，”我于是对你说，“她去旅行了，很远，直到天国。”你垂下金黄色的小脑袋静静地吃着。刚吃完你就表情认真地问我：“外婆，我们可以同她告别吗？”“当然，亲爱的。”我回答，然后抱着行李来到花园。我们在草坪上站了好久，而你向着星辰不断挥动着小手说：“再见，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