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晨当我像往常一样在花园中散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昨天狂风之中落难的小生灵，就好像我的守护天使在冥冥之中指引着我一样，我没有像平时那样只是围绕着宅子走一圈，而是走到了宅子的纵深处。那儿原来是一个家畜棚，现在用来堆粪肥。正当我沿着分隔沃尔特家和我家的矮墙行走的时候，我在地上发现了一个深色的东西。可能是一个松果，但又不是，因为它很有规律地抽搐着。我出去时没有戴眼镜，所以只有在靠近时才发现原来是一只百舌鸟。我冒着摔断股骨的危险才抓住了它，因为我刚要抓住它，它就往前跳了一小步。如果我年轻一点的话，只要一秒钟就可以捉住它，但现在，我的行动太迟缓了。最后我灵机一动，解下了头上的一方头巾，盖在它的头上，我就这样把它裹回了家，并把它安放在一个鞋盒子里，我在里面放了些碎布条，在盖上戳了几个洞，其中一个足以让它把头伸出来。

在我写东西的时候，它就在我面前的桌上，我还没有给它吃东西，因为它还是那样焦躁不安。看着它这样，我也跟着不安起来，它受了惊扰的目光使我感到局促。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小仙女来到凡间，全身光彩夺目，令人眼花缭乱地往冰箱和电炉之间一站，你知道我会向她要什么？我会向她要所罗门王(1)的魔戒，那个可以帮助世界上所有动物进行语言沟通的宝物。这样，我就可以对百舌鸟说：“不要害怕，小东西，的确我是个人，但我确实怀着良好的愿望，我将照顾你，给你吃的，等到你复原时我就放你飞走。”

现在回到我们自己身上，上次我打了一个拙劣的油煎鸡蛋薄饼的比方之后，就和你做了一个短暂的告别。我肯定你生气了。人年轻的时候总喜欢表现得高调，尽管看起来有些荒唐，想做一些大得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你在离开之前不久，在我的枕下放了一封信，希望我能理解你在这儿感受到的种种不自在。现在你走了，我可以告诉你，这封信除了让我看到你的不自在之外，我什么也没有读懂，所有的东西都是如此之迂回晦涩。我是一个单纯的人，我所处的时代与你也不同。如果有一件东西是黑的，我就说是黑的；是白的，我就说是白的。我凭着日积月累的经验，凭着认识事物的真实性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根据其他人，抑或世俗的准则去判断。当你开始扔掉那些控制你的东西，舍弃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的时候，你就走上正道了。很多次，我发现你的那些信非但没有帮助你解脱，反而使你陷得更深了，你就像在乌贼吐出的一团墨汁中挣扎逃亡。

在决定你的远行之前，你给了我另一种选择。你说：“我去国外一年，或者找一个心理医生。”你还记得我态度强硬的反应吗？我对你说：“国外你可以去上三年我也不管，但心理医生那儿，你一次也不能去，我不允许你去，就是你自己支付费用也不行。”你对我这样近乎极端的反应很震惊，你原以为提出去看心理医生是给我一条退路，使我少受一点打击。虽然你没有明说，但我知道，你心里一定在想，我太老了，已经没有能力理解你的苦心，而且我也太闭塞了。然而你错了，我在童年时代就听说了弗洛伊德(2)。我父亲的一个兄弟是医生，曾经在维也纳求学，所以极早就接触了他的理论。他对此非常感兴趣，每次来我们家吃饭都试着说服我的父母相信该理论的效力。“你永远也不可能让我相信梦见吃面就意味着我怀有对死亡的恐惧。”我的母亲一脸怒容地说，“如果我梦见吃面，只能说明我饿了。”我叔叔向她解释说，这种顽固的想法来自受压抑的情感，这是一种模糊地表达对死亡的恐惧的方式，因为面条不是别的，而是代表寄生虫，而这些寄生虫总有一天会繁殖得到处都是。然而无论他怎样说都无济于事，你知道听到这儿我母亲说什么？她在沉默了片刻之后，用她女高音般的嗓门大声问：“那么，如果我梦见通心粉呢？”

而我对精神分析家的反感倒不完全是因为这件童年轶事。你的母亲近十年工夫都在接受一个精神分析家的治疗，直到她死也没有间断，我不知道这个人是有真才实学的，还是所谓的挂名行医的江湖郎中，但是这毕竟给我提供了一个了解她日常生活的途径。说实话，最初她什么也没有对我说，而你知道对这些事情要进行职业性保密。而我一下子就察觉到的原因是她一下子变得极端依赖别人。一个月后，她的全部生活就围绕着她和医生之间的约会及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转了。“忌妒。”你将会说我。也许是有些吧，但这不是主要的。使我真正感到不安的是，看到她重又沦为一个新东西的奴隶，起先是政治，随后是她和那位先生之间的关系。依拉莉亚在她于帕多瓦逗留的最后一年遇到他，事实上在她回来之后，每星期要去的也是帕多瓦。当她告诉我这件事后，我有些惘然，我说：“你觉得有必要跑那么远去找一位好大夫吗？”

一方面，希望求医能把她从致命的囚笼里解脱出来的想法多少给了我一点安慰，在内心深处我对自己说，如果依拉莉亚能向某个人求助，这已经是一大进步了。另一方面，我深知她脆弱的本性，担心她看不准人，担心她盲目地付出她的信赖。要看清楚别人的内心，总是一件表面很微妙的事。“你是怎样找到他的？”我问她，“是谁给你介绍的？”而她只是用耸耸肩来回答我。“你想知道？”这样说了一句后她就以长久的沉默来阻止我的询问。

虽然在的里雅斯特，他和她住在一所房子里，但我和她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就是每星期至少在一起吃一顿午饭。自从她开始接受治疗以后，在这种两个人的场合下，我们之间的谈话就只是些不自然的表面文章。我们谈着城里发生的事或者天气；如果城里什么也没有发生，正巧又是好天气，那我们就几乎无话可谈了。

在她去了三四次帕多瓦后，我觉察到一种变化。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相对无言，而她开始提问题：她想知道从前的一切，关于我，关于她的父亲，关于我们的关系。在她的问题里我听不到一丝好奇：她的口气就好像是审问犯人；她总是把问题重复好几遍，坚持要知道最小的细节，对一些她能记事之后发生的事，她不断暗示着她心中的疑问，她的记忆简直惊人。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仿佛不是在和我的女儿谈话，而是面对着一个竭力要我服罪的警官。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我说：“你直说吧！你想知道些什么？”她望了我一眼，目光里含着淡淡的嘲弄，然后她拿起一把叉子，在旁边的瓶子上敲了一下，当瓶子发出“叮”的声响的时候，她说：“我只想知道一件事，什么时候，为什么你和你的丈夫破坏了我所有的梦想。”

那顿午饭是我最后一次容忍这种盘问，回答那一连串充满火药味的问题，以后的一个多星期我打电话对她说，她照样可以来，不过不是来审问我，而是我们好好谈一谈。

我做贼心虚吗？的确，我做贼心虚，有许多事我本应该告诉依拉莉亚的，但是我觉得把如此微妙的事在她的审问般的高压下吐露出来是不对的，我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后果。如果我落入了她的圈套，而不是使我们两个成人之间开始一种新的关系，我将永远负有责任，而她也成了永远不得解救的受害者。

几个月后，我又对她接受诊治的事老调重弹。那时候她已经发展到整个周末都和那个医生待在一起，不见踪影；她瘦了很多，谈话间神色仿佛梦呓，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我给她讲祖父的事，讲他和一个精神分析家的初步接触，然后装作无意中问她：“你的医生是属于哪一个医学流派的？”“什么也不是。”她说，“或更确切地说，他是自成一派。”

到那一刻，那原本只是有些担心的情绪一下变成了深深的真切的焦虑。我设法得知那位医生的名字，经过简短的调查，我发现他根本不是什么医生。我最初对诊治所抱的一点希望一下子破灭了。当然不是他没有学历证明他的行医资格本身使我对他不信任。如果治疗是切实有效的，那么即使在起始阶段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总该看到好转的情况远大于最初的副作用吧。慢慢地她或许还会疑惑，或许还会有所反复，但终将走上自觉的大道。然而，依拉莉亚却逐渐地对周围的一切都丧失了兴趣。那时她结束学业也已经好多年了，她什么事也不做，连仅有的几个朋友也疏远了，她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以昆虫学家般执着的精神沉迷于观察自己的内心活动。她的世界就围绕着她晚上做的梦，或是一句我或者她的父亲在二十年前对她说的话运转。看着她的状况一天天恶化下去，我束手无策。

只有在三年之后的某几个星期里，我仿佛又看到了希望，复活节后没几天，我向她建议一起去旅行，使我惊喜的是，依拉莉亚没有反对，而是把眼睛从盘子上移开，望着我问：“那我们能去哪儿呢？”我说：“你想去的地方，任何一个我们想到的地方。”

就是那天下午，我们俩不耐烦地等着旅行社开门。以后的好几个星期我们一家家地询问，希望能找到一个合我们口味的地方旅游。最后我们选中了希腊。定下来的日期是5月底。旅行前的准备工作把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前所未有的，她整天想着旅行箱的事，生怕忘带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为了抚慰她，我为她买了本备忘录：“把你要用的东西写在上面。”我说，“等你把它放进箱子后再在边上打个叉。”

晚上入睡前，我后悔自己没有早些想到一次共同的旅行是弥合我们的关系的绝妙方法。旅行前的一个星期五，依拉莉亚打电话给我，态度生硬，声音响亮。我猜她是在一个电话亭里。“我得去一次帕多瓦。”她说：“我最迟星期二晚上回来。”“你一定要去吗？”我问，但她已经挂断了电话。

直到星期四我都没有她的任何消息。2点钟，电话铃响了，她的声音有些犹豫，一方面已经决定了，一方面又有些悔意。“对不起，”她说，“但我不能去希腊了。”她等着我的反应，而我也在等待着。过了一会儿，我说：“我也很遗憾，不过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去的。”她听出了我的失望，试着给我一些解释：“如果我去的话，我就是逃避我自己。”她喃喃地说。

你可以想象这是一次怎样无奈的旅行，我努力听着导游的讲解，提起对风景古迹的兴趣，事实上我一心一意想的都是你母亲，不知道她以后的生活到底会怎么样。

我对自己说，依拉莉亚就像是一个菜农，在把菜种下去之后，在看到它们发出了新芽之后，就开始害怕有什么东西会把它们毁掉。为了防止坏天气的破坏，她就买了一块防水防风的塑料布盖在上面；为了防害虫，她喷了许多杀虫剂。她不停地这样做，白天黑夜没有一刻不想着她的蔬菜以及怎样保护它们。然而一天清晨，当她掀开塑料布的时候，却发现它们全都枯死、腐烂了。如果她让它们自由生长，它们中的一部分还是会死去，但是另一部分却能存活下来，在她种下的蔬菜旁，会长出一些风或昆虫带来的植物，其中可能有杂草需要除去，但也可能会有一些能开出鲜艳的花朵以点缀色彩单调的菜园。你懂吗？这才是生活，我们要从容大度地接受我们的生活：一心关注着自己自幼以来性格形成的过程，丝毫不注意周围发生的一切就意味着虽然在呼吸，但心却已经死了。

依拉莉亚过分的自我束缚，扼杀了她的心灵之声。和她谈了多次，我甚至害怕提及这个词。在她十多岁的时候曾有一次我对她说：“心灵是精神的中枢。”第二天早晨我在餐桌上发现一本翻开的词典，词典翻到“精神”一页，“精神”一词的词条用红笔划了出来：酒精，浸水果的无色**。

心灵在那时使人一下子就想到单纯、平凡的东西。在我年轻的时候人们还常常能自然地引用它，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谁也不会用的专有名词了。仅有几次它被引用的时候也只是提及它的不良作用：不是完整的心脏，而是冠状动脉的局部贫血；一种轻微的动脉疾病，然而它作为人的灵魂的中心这一点却不再被提及。很多次我自问它被排斥的原因，“相信自己心灵的人是愚蠢的。”奥古斯托常常引用《圣经》里的话说。为什么是愚蠢的呢？难道是因为心灵像一个着火的房间？难道是因为里面一片浓烟，有黑暗也有火光？人的大脑是现代的，但心是原始的。因此一个注重心灵感受的人，他的想法必定接近人的动物性，而注重理性的人才更接近生命的更高境界。但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呢？如果事实恰恰相反呢？如果正是这一极端的理性主义在侵蚀生命呢？

在从希腊的归途中，我逐渐养成习惯每天早上都在油轮驾驶舱里度过一段时间。我喜欢悄悄地望一眼舱内，看一眼雷达和所有能告诉我们船正驶向何方的复杂装置。在那儿，有一天我望着在空气中颤动的天线突然想到人也越来越像一只收音机，只能靠外来的一组电磁波来协调自己。

虽然刻度盘上标着各台的频道，但当你拨动旋钮，听到的却不是一个台或两个台清晰的声音，而是各频道混在一起的嗡嗡声。我有一种感觉，过度用脑会造成这种现象：在所有的真实中，理性只能引导我们抓住有限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常使我们困惑，因为它只能用言语描述，而描述的偏差往往非但不能带给我们开阔的视野，还把我们禁锢在原地转圈。

心灵的知觉苛求静谧。年轻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现在我懂得当我在这个寂静无声的家里走来走去的时候，我就像一条鱼游弋在它的水晶缸里。这就像用一把扫帚或是用一块湿布擦地：如果你用的是扫帚，扫地的尘埃扬起来然后又回落到你周围的家具上，但如果你用的是湿布，地板就被擦得又光又亮；静谧就像湿润的抹布，能擦去遮蔽光泽的尘埃。大脑是言语的奴隶，它的所谓节奏就是那些纷杂的思绪，然而心却不同，它能呼吸，在所有的器官中它是唯一能搏动的，而这种搏动使它能与自然的呼吸相共振。有时候，整个下午我会由于心不在焉而让电视开着。即使我不看，声音也在房间里缠绕着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神经紧张，难以入睡。连续不断的声音，各种各样的喧哗是一种毒品，一旦我们对它们习惯了，它就变得一刻都不能缺少了。

现在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今天我写的这几页就像我用不同的烹饪配方混合制成的一只蛋糕，用一点杏仁，然后是鲜奶酪、葡萄干和朗姆酒，加些萨伏伊饼干和蛋白杏仁甜饼的制作方法，加上巧克力和草莓，总之就像那种我曾尝过一回的名叫“新潮熟食”的难吃东西，是一种馅饼？也许，我想如果拿给一位哲学家看的话，他肯定会忍不住像那些小学老教师一般在下面划满了条条杠杠。“不合逻辑。”他将批道，“内容离题，论据不足。”

如果落到一个心理学家手里就更不要说了。就我和我女儿失败的关系，就我阻碍了她的一切，他简直可以写一篇评论文章。不过就算我阻碍过她，现在又有什么要紧呢？我曾有一个女儿，但我已经失去了她。她死了，是撞车而死的。就在她发现那个她以为给她带来了许多不幸的父亲并非她生父的当天撞车死的。那天的情景就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展现在我的眼前，所不同的是没有用放映机，而是直接投影在墙上。我清晰地记得以后的每一幕，哪怕是细节。什么也没有从我的记忆中消失，所有的东西都存在于我心里，无论是在我睡着的时候，还是在我梦中，它们都在我的思绪间抖动。哪怕我死了，它们仍将这样抖动。

百舌鸟醒了，不时地把头从洞中伸出，有力地发出一声“啾”。它好像在说：“我饿了，你拿什么给我吃？”我站起来，开了冰箱，看看有什么东西对它合适，看到什么也没有，我就打电话给沃尔特先生，看他是否有一些小虫子。一边拨号，我一边对它说：“你好福气，小东西，你是从一只蛋里孵出来的，在第一次飞上天之后就忘了你父母的样子，这是你的福气啊！”

(1) 所罗门王，古代以色列一犹太王国国王（约公元前971至公元前931年在位）。大卫之子，以智慧著称。

(2) 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医师。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